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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天琪:他死了,但依然不自由

廖天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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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6日訊】趙紫陽先生的去世在國內外引發了不小的震蕩。中共政權如臨海嘯,事前事後進行了嚴密的部署,軟硬工夫兼施,壓迫威脅、綏靖安撫,無所不用其極。同時控制媒體,調動警力民兵,“疏散”某些“危險勢力”。目前看來,似乎塵埃稍稍落定,胡溫輩暫時又度過了一道難關。

對這位被“革命吞噬”之子的蓋棺論定上,大陸內部許多知識界的有識之士和海外的民運“精英”們,對他推崇備至,讚美之聲高聳入雲,認爲他是個具有道德勇氣的偉人,付出了自由甚至生命的代價,拒絕對專制政權妥協讓步。他的高風亮節使他成爲可以載入史冊的中國現代史上和國際共産運動史上的一位人道主義的改革家。

八十年代期間,趙紫陽在鄧小平的授意之下,以總理的地位推動了中國的經濟改革。他很快注意到經改寸步難行,掣肘的原因在於政治體制,因而於1987年10月中共13大的政治報告上提出:“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當時他已經接替了被罷黜的胡耀邦的總書記職位,政經權力雙雙在手,又有握有軍權的鄧小平的支援,趙說出了這樣具有普通常識的人都能說出的話。但是必須承認,他的這番話,在“政治和平演變”這池死水中,如春風乍起,誘發了陣陣漣漪。

毫無疑問,令人們最受感動的是趙紫陽在1989年北京民主運動時的表現。他提出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同時在大勢已去,黨內“革命元老”們已經決定要動手屠城的時候,他良心發現,帶著眼淚去向尚蒙在鼓裏的學生和市民“訣別”。面對絕食得奄奄一息的青年人,和群情激憤,沒有一毫私念的樸實民衆,想來任何置身其中的人都會動感情的。趙的眼淚沒能攔阻坦克和機槍,卻斷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趙紫陽拿著話筒,像個受傷的家長,向兇手求情,不要傷害自己的子女。一位在中共的宦海沈浮的第一號人物,也會真的動感情,發慈悲,這是人性的動人之處。

從那一刻開始,趙紫陽跟中囯共產黨破裂了。從此他被打入冷宮,遭到軟禁,直到去世。趙紫陽拒絕匍匐爬行,回到權力的腳下,這種對中共絕對權力的蔑視,在中共黨史之中幾乎是絕無僅有的,這是他的難能可貴之處。這一段漫長的15年時光中,趙紫陽在等待,也許開始時,眼見蘇聯東歐的共産政權一個個垮臺,他還存一絲幻想,自己選擇了正義和正確的道路。鄧小平死了,江澤民繼任之後,趙紫陽應該知道自己的時代是真的一去不復返了,但他依然沒有能夠徹底地跟自己的過去,沒有能跟中共血腥的半世紀統治真正決裂。時間在等待中虛度了,如果他利用這段時間寫下回憶錄,將自己從五十年代以來,在執行党的政策時,對人民所犯下的罪責如實地記錄下來,並表示懺悔,那麽他就真的無愧被稱爲是一位有勇氣和道德的英雄,一個高貴的人。作爲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改革派總書記,趙紫陽對於當年摸著石頭過河的經濟改革,和尚未發動,就已經擱淺觸礁的政改,和八九運動中共上層的幕後操作,定然了然於胸,他如果能夠將這些事書寫下來,哪怕暫時先束諸高閣,藏諸名山,等待自己百年之後再發表,都將是巨大的歷史貢獻,中國人民將會真正的感念他,敬重他。

1989年中國的八九民運被血腥鎮壓,同年11月,柏林牆將倒未倒之際,東德的共党頭目何內克和他的接班人克蘭茲在最關鍵的那一刻,雖然軍隊已經調度到位,醫院血庫裏也準備好了血漿的庫存量,以應變鎮壓時刻所製造的傷亡,但他們畢竟下不了毒手,不敢也不願動用武力來鎮壓自己的人民。沒有人因此對何內克心存感激,更沒有人稱他爲人道主義者。相反地,人們向他討舊債,要他爲幾十年來被槍擊死亡在柏林牆下的逃亡者償命。

南斯拉夫的吉拉斯(1911-1995),在二戰期間同納粹法西斯英勇鬥爭,戰後不久,三十來歲的他被選入南共政治局,是鐵托的心腹,被提拔爲副總統,真是權力、地位、榮譽、財富集於一身。但是吉拉斯到了蘇聯會見了史達林之後,對共産制度産生疑慮,於是他毅然挑戰恩主鐵托,批判共産制度的專權,提倡政治多元化,並於1954年發表了那本震撼了共産世界的名著《新階級》。爲此他不僅被罷官,還判刑9年,從此開始了漫長的拒絕謊言和同權力鬥爭的囚徒式生活。鐵托死後,他雖然得到“平反”,但是他繼續同前共產黨人所利用操縱的“民族主義”對抗。這位唐吉柯德式的人物才是真正擁有高尚品德和超人勇氣的英雄。

是否共産主義文化深度地摧毀了中國人的道德良心和正義感,因此一般國人發現一位具有良心和品德的共產黨員立即視若天人,尊爲聖賢(李慎之就是一例)。趙紫陽的棺木上覆蓋著黨旗,在中共高官贈送的花圈圍繞下,被送進八寶山公墓。雖然這是中共在安撫人心作秀,但是趙公地下有知,是爲能重回黨的懷抱感到安慰呢?還是覺得受到侮辱,惱怒共產黨死了也不放手?顯然不是後者。否則他會生前做出交代,只願做一個普通的公民,將骨灰盒運回老家安葬。我更尊敬普通公民趙紫陽,也更愛一個死後完全自由,不再屬於共產黨的趙紫陽。

有一些人想要保護趙紫陽故居,並籌建趙紫陽紀念館。的確,一個沒有哀思的民族是一個精神上貧血的民族。然而,君不見中國的神州大地上,遍佈了多少“偉人”的銅像,某些城樓上甚至還挂著死人的遺像和活人的肖像。名山大川的岩壁上也不乏某些(並非騷人墨客而是)“政治家”的“墨寶”。但是抗日戰爭中死去的幾千萬中國軍民,至今還沒有幾個大型的紀念館,更別說理當遍佈全國各地的小型紀念碑了。中共瘋狂政治運動下慘死的幾千萬同胞,至今也還只是一個不十分準確的數位而已,那些一村村遭到大饑荒而死絕了的村民,那些被拖去一排排槍殺的地主、反革命,還有那些因“政治原因”被自己鄰居街坊殺死、掏心、吃掉的同胞,他們的紀念碑在哪兒?五十萬遭殃的右派分子名單在哪兒?文革紀念館充其量也還只在網上,而人們已經感激不盡了。要建立紀念館,先爲受害的同胞們建吧,共產黨員還得往後站。

多年前筆者到波蘭去,印象最爲深刻的不是什麽美輪美奐的皇宮和異花燦爛的蕭邦公園,而是遍佈華沙大街小巷中,一塊塊鑲嵌在路中間、路邊上和牆上的小銅塊兒,上面刻著人名和他(她)的生死年月日。只要一看日子,就知道這是一個死於納粹暴行下的華沙人。早晨行人匆匆,但是總有人在不礙交通的小銅塊兒前面放一朵花或點燃一小支蠟燭。散步一小時,能見到十幾處這樣的小花和燭光,心靈爲之洗滌一清。

中國人,請爲每一個在非正義的暴力下冤死的生命憂傷,只有這樣的哀思才能化爲一股正義的力量,只有這樣的哀思才能埋葬中共的殘暴政權。

(作者爲《觀察》評論員)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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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2-06 12:3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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