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0日訊】(據中華網3月10日報導)由茱麗葉•比諾什和薩繆爾•傑克遜主演，約翰•布林曼導演的影片《顱骨國度》將於3月11日在北美地區公映。這部電影曾參加去年的柏林電影節影展。
《顱骨國度》以南非作家安提耶•科洛戈的同名紀實小說為藍本，講述的是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活動。這一委員會讓犯下種族暴力罪行的人在他們的受害者面前懺悔罪行，指望就此彌補種族隔離給人們帶來的心理傷害。與小說不同的是，電影增加了發生在一名南非白人女性廣播員安娜•瑪蘭（由茱麗葉•比諾什飾演）和一名《華盛頓郵報》的黑人記者朗斯頓•惠特費爾德（由薩繆爾•傑克遜飾演）之間的愛情故事。
茱麗葉•比諾什昨天剛過完41歲生日，儘管這位法國女演員的容貌已經不復當年青春可人，但演技卻日臻醇厚。這一次，影片最光彩的部分，全部集中在她所扮演的南非白人女性安娜身上。這位勇敢的女性在那些以自己種族的名義犯下的罪行面前的所想所感，用影片導演布林曼的話來說，就是能夠“努力聚攏人心，重新獲得愛。”
茱麗葉•比諾什為了拍攝《顱骨國度》，花了一年時間做前期準備，並與同名小說作者———她在影片中的角色原型安提耶•科洛戈會面交流。親自感受種族隔離制度給南非帶來的創傷。
導演：約翰•布林曼
編劇：安提耶•.科洛戈（原著） 安•皮科克（劇本）
主演：薩繆爾•傑克遜、茱麗葉•比諾什、布蘭登•格利森
1995年，美國黑人記者朗斯頓•惠特費爾德去南非採訪“真理及和解”委員會，這是前聖公會大主教迪斯蒙•圖圖領導的種族隔離調查組織，他們聽證的目的不僅是要弄清楚那些野蠻的犯罪，還要與受害者一起與種族主義者做鬥爭。在這期間，他結識了一位南非白人女記者安娜•瑪蘭，她也正在為電臺做聽證會報導。兩人在種族隔離時代的尾聲中，開始了一段黑白戀情。……
原型：
安提耶•科洛戈讓我得以親自感受南非這片土地
記者：在這部電影正式拍攝前，你有沒有跟安提耶•科洛戈（AntjieKrog）———你角色的原型（也是同名紀實小說的作者）———見面交流過？
茱麗葉•比諾什：是的，我去見了安提耶•科洛戈。她非常慷慨大方，花了一周時間親自帶我訪問當地一些小鎮和山區。她為自己的國家感到自豪，希望和我一起分享。所以我能得以感受南非這片土地———不僅僅是它風景如畫的外表，還有它在種族隔離時期遭受的創傷。
記者：南非這些年變化大嗎？
茱麗葉•比諾什：有變化，但還不夠大。有些小鎮的居住環境非常擁擠，條件惡劣，很多地方沒有錢辦學校。
準備：
電影推遲了4年才正式開拍。而我則花了1年時間做研究
記者：你為了扮演一名南非人，都做了哪些準備？
茱麗葉•比諾什：首先要說的是電影推遲了整整4年才正式開拍。所以我有一年時間來做前期準備。這樣很好，因為這個拍攝計畫太大了，是需要花費時間研究的，不可能在一兩個月內做好準備。當我最初開始研究工作的時候，我感受不到這個角色本身和南非種族隔離制度有什麼確切的聯繫，找不到那種“責任感”。
但最後我找到了這種感覺，她是有責任的，她必須要對那個時代負有責任。對我而言，這個感受的過程像是一段漫長的“瓶頸”，需要獨自通過，很困難。而身為法國人，在我涉入這個話題之後，我發現法國和阿爾及利亞之間存在著類似的問題，因此我還專程趕往阿爾及利亞，和那裏的人民交流、道歉。我必須要這麼做，因為我感到了歉意。
記者：你去阿爾及利亞都做了些什麼？
茱麗葉•比諾什：我發現當你強烈想要做成某件事的時候，它就一定會實現。我有一位朋友正在做一部關於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所犯罪行的記錄片。片子裏很多真實的歷史片斷令我看了感到憤怒。我還拜訪了當地的一些記者，採訪了他們。當時正好有位導演邀請我參加阿爾及利亞40周年獨立慶典，於是我就和他們一起，在那裏呆了3天。這3天讓我覺得不舒服，因為戰事給這個國家帶來的傷痕仍然歷歷在目。
我很想將自己置身其中。因為這場戰爭是一個當代話題，你必須將自己置身其中，才能使它變得更可信。對我而言，身為法國女人，我感到自己不得不去面對前人犯下的罪惡。
收穫：
作為一個白人，我感到有責任要站出來，說出自己想說的
記者：你也做了關於南非種族隔離時期的調查嗎？
茱麗葉•比諾什：我看了很多讓人無法忍受的錄影資料，有時候真覺得自己沒辦法再繼續這麼做下去……還有很多聲音資料，雖然語言不通，你仍能從中體會到共通的人性———當然這其中也包括那些犯下罪行的人。這些東西在我腦子裏凝結成一個大問號：人怎麼可以在罪惡的路上走得那麼遠？然後我就必須得做很多調查工作，研究那段歷史，這些都意味著我要成為一個南非人。
記者：這段時間你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茱麗葉•比諾什：在我研究這段歷史的時候，接觸到了“Ubuntu”這個詞（古非洲語，意即對他人仁慈），突然間有所感悟！我們的生活總伴隨著恨意。我必須要演這部影片，這像是某種古老而傳統的召喚，我必須要說點什麼。作為演員，我有某種優勢，可以選擇我要的片子，傳達我認為有效的生活方式；而作為一個白人，我更感到有責任要站出來，說出自己想說的。
合作：
一開始約翰總是按照他的理解角度拍攝，不許做其他嘗試
記者：和其他片子相比，這部電影有沒有加重你身上的責任感？
茱麗葉•比諾什：我覺得這部電影對我來講很獨特。因為當你到了南非，才會深深感受到這部電影的重要性，那裏的人們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需要看到這部電影。
記者：它有沒有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你？
茱麗葉•比諾什：很難說清楚改變了什麼。但我知道它觸動了我。突然間做演員成了如此有意味的事，我似乎理解了為什麼我要做這個工作———儘管以前也能理解，但這一次意味著更多。
記者：和導演約翰•布林曼（JohnBoorman）合作得如何？
茱麗葉•比諾什：這個拍攝計畫是約翰•布林曼嚮往已久的。這也是我想拍這部電影的原因之一。他很多年前就想做這件事了，但一直苦於無人投資。
當我們開始第一周拍攝的時候，約翰總是按照他的理解角度拍攝，不允許做其他嘗試。那時候我想：天啊！我做了那麼多研究調查工作，難道都白費了嗎？不能再這麼下去！於是我跟我的助手講，我想放棄了，如果約翰再這麼一意孤行地拍下去，結果將是一部爛片。然後助手說我應該親自跟約翰談談，要給他時間，向他解釋。
所以之後我很快約他一起吃晚飯，席間我說：“約翰，我覺得很痛苦，你不給我空間，不允許我進行嘗試，完全只用一種視角，這樣太糟了。”約翰回答：“雖然我是導演，但對我來說這是你的電影，我希望你能開心。從下周開始，如果你想進行不同的表演嘗試，你就做吧。”
於是在後來的拍攝過程中我們就這麼做了。不過John從來不會問我要不要進行別的嘗試，都是我主動要求的（笑）。當一個演員覺得自己是在被導演“生拉硬拽”的時候，那感覺非常恐怖。
感想：
你必須活著、慶祝生命。不應再增加它的傷痛
記者：這部電影有沒有改變你對記者這一行業的觀點？
茱麗葉•比諾什：安提耶•科洛戈其實是一位詩人，她不只是做報導，她覺得對人們的思想更負有責任，而記者通常只是事件和人之間的溝通者。
記者：回到起初的問題，你想通過這部電影告訴觀眾什麼？
茱麗葉•比諾什：你必須要有信仰。你必須要面對痛苦和不安，這樣才能成長，才會變得更好。
記者：投入這麼大的精力和感情去演這個角色，你最後是怎麼從戲裏走出來，得到放鬆的？
茱麗葉•比諾什：我可以告訴你，在南非那些小鎮子裏，人們載歌載舞，生機盎然，那是他們渡過難關的方式。而我有女兒，我姐姐也有孩子，我也經常會帶著他們唱歌跳舞。因為人必須活下去，不能陷在恐懼中。你要認清困境，面對它，鼓起勇氣挺過去。你必須活著、慶祝生命。世界已經很痛苦了，我們不應再增加它的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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