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淵：匈奴的血緣、語言和出逃的路線

【大紀元3月31日訊】自《史記．匈奴列傳》、《漢書．匈奴傳》和《後漢書．南匈奴列傳》問世，中原社會對北方民族才有了較系統的瞭解。傳統史學中的「匈奴」，被認為是秦漢兩代「北方諸族」的代詞，而近世以西方學理為基礎的歷史—語言學者，普遍認為匈奴是突厥語民族的祖先。事實上，匈奴民族的血緣和語言還都有待於進一步研究；而它與入侵歐洲和南亞的Hun人的關係，更亟需辯證。

　　中國北方諸族之裔呈通古斯、蒙古、突厥三大語族並存的局面，是上古語言生態融合而成的較為簡單的表象。以匈奴之龐大，其語言和血緣必然混雜；說它是一個多血緣多語言的部落聯盟，或許更為恰當。而要把兩千年前的整個中國北方說成是單一的「匈奴語」或者「突厥原語」的世界，那就不僅違反了事實，而且違反了人類語種逐步減少的歷史。

　　匈奴是從河套—陰山地區發育壯大起來的，兩漢更替的時代，它分裂成南、北兩部。《後漢書》以「南匈奴」為正統，其實它是附庸東漢的一個小朝廷；河套至河西走廊的遊牧部落仍歸「北匈奴」控制。而漠北（今之外蒙）則為種屬混雜的高車、柔然、回紇等無數族落盤踞。

　　從匈奴將月氏和烏孫等西戎民族逐出河西走廊，漸次深入西域之態勢，可以窺見這些前追後趕民族，原本都是北方民族的同類，而今世西北漢、回、藏三大民族中，必然都有這些北狄或西戎的血緣。

　　司馬遷記載的匈奴，不是最初稱霸的匈奴部落，而是它立國後的廣大屬族，或不妨謂之「廣義匈奴」，因此它不可能僅僅使用一種突厥語。本文以為匈奴民族的語言更接近蒙古語和通古斯語，而它的統治部落，或曰「狹義匈奴」的血緣和語言，可能含有更多通古斯系成分。

　　匈奴民族的內涵

　　《史記．匈奴列傳》開篇即說：「匈奴，其先祖夏後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對於此中的族名，學界至今沒有準確認識。其實，「夏後」就是「回紇」（ui-ghu）；「唐虞」即是「唐兀」（tdan-ghu），亦指今山西、陝北地方，「唐虞以上」即是其正北的河套地區，其時「山戎」、「獫狁」、「葷粥」正在那裏遊牧。從讀音上看，「獫狁」（si-u）乃是「室韋」，「葷粥」（khon-dju）就是「弘吉[剌]」；而從語義上看，蒙古語的「山」字是「烏洛」，「山戎」當是「烏桓」或「烏洛渾」。

　　《匈奴列傳》述有戎狄民族的分佈態勢：「晉文公攘戎翟，居於河西圁、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綿諸、緄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因此，中原正北方的「晉北」、「燕北」，以及和黃河上游「河西」「隴西」都為他們盤踞；乃至發源周、秦兩代宗室的「岐、梁、涇、漆」，也是戎狄之地。

　　對於戎狄族名，傳統學術常以語義解釋，如「赤翟」是「尚紅之戎」，「白翟」是「尚白之狄」。於是說來，「葷粥」是否就是「食肉粥之族」，而「黨兀」就是「結黨營私之胡」了呢？我作此誇張之辯說，是為突顯以漢語語義釋戎狄族名之荒謬。事實上，即便有些族名有其漢語語義，但其真實戎名的認識，還是有待深化的語言問題，前述「山戎」是「烏桓」，即是一例。

　　說來，貌似「東方之胡」的「東胡」之名，就是一個艱深的問題，它既可能是遼東古族「屠何」，亦可能是西域古國「大宛」和「大夏」，或是西夏原名「黨兀」；山東地名「東阿縣」，新疆庫車「東胡鄉」，都是它的遺蹟。我以為「東胡」、「東郭」、「東阿」、「屠何」、「徒河」、「大宛」、「大夏」等，可能都與族名「達斡爾」或「吐火羅」（玄奘作「睹貨邏」）有關。

　　如果注重研究司馬遷擇列的這十幾個部落名的讀音，它們與北方民族族名的對應就一目瞭然了：

　　赤翟即「車臣」，白翟即「博爾吉齊」，由余即「回紇」，義渠、烏氏即「兀者」或「訛斥」，綿諸即「靺羯」或「蔑裡乞」，緄戎即「渾」，翟豲即「昭武」，大荔即「沓盧」或「吐如紇」，朐衍即「呼延」（或地名「居延」），樓煩即「陸渾」或「陸和」。

　　此中「由余」之為「回紇」，是循了yu-yu讀u-u的規律。唯「林胡」無類音族名對應，然稍解其意，則豁然釋通。清代學者何秋濤著《朔方備乘》首先辯認出滿語中「窩集者，蓋大山老林之名」的語義，故爾通古斯族名「兀者」（音同「窩集」）當是「林胡」。此言也有旁證，匈牙利語「林中人」適為erdesz。

　　「東胡」、「烏桓」屬鮮卑—蒙古系民族，「兀者」、「靺羯」屬通古斯系民族，是早已明確的結論。而突厥語「渾」（qun）是「太陽」，「呼延」（qoyun）是「綿羊」；「吐如紇」即是匈牙利姓氏Torok，也是「突厥人」的意思（Torok與Turk無實質區別）。因此，「渾」、「呼延」、「吐如紇」可能是突厥語系部落。因此，匈奴民族包含了突厥、蒙古、通古斯諸語族的先民部落。

　　《漢書》記載了一則歷史上非常著名而有趣的事件。那是劉邦去世後，匈奴冒頓單于向呂後發來一封言辭唐突的求愛信，信中說：「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游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呂後閱後大怒，要斬其使者，發兵出擊匈奴。後來群臣審度時勢，才平息了呂後的火氣。

　　信中「生於沮澤之中」這句話，對於解釋冒頓的身世很有作用，但「沮澤」長期被望文生義為「沼澤」，其語音信息卻被忽略。說來，「平野牛馬之域」何來泥濘的水澤？其實，「沮澤」並非「沼澤」，而是族名「女直」（讀ju-ji），冒頓是女直部落中人，統治匈奴的是通古斯民族。於是「冒頓」（mo-do）一字也可予通古斯語詮釋，《北史．勿吉傳》曰「渠帥曰大莫弗瞞咄」；《新唐書．黑水靺鞨傳》亦云「其酋曰大莫拂瞞咄」，「冒頓」當是「瞞咄」也。

　　我們多次注意到，「月氏」和「烏孫」就是「兀者」和「愛新」；現代國名「烏茲別克」即是「月氏別克」，張騫筆下的「安息國」就是「愛新國」。今次我們又認識到領袖匈奴的是「女直」部落，因此匈奴將月氏、烏孫逐出河西走廊，實際是以「女直」、「愛新」、「兀者」為首的部落聯盟間的鬥爭和遷徙，而通古斯民族是東北亞土著的傳統見解，也就需要修正了。

　　匈奴語中的多語成分

　　從族名上認識到的匈奴民族血緣的多元性，在語言上也可以得到證明。漢籍記載的匈奴語僅是「單于」、「撐犁」、「孤塗」、「閼氏」、「居次」、「頭曼」、「屠耆」、「甌脫」、「若鞮」等幾個字而已。然而，這幾個字卻費盡了各國學者的智慧和心機，其中以日本學者白鳥庫吉的成就最大。

　　《漢書．匈奴傳》說的「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廣大之貌也，言其像天，單于然也」。道明瞭「單于」（酋長）、「撐犁」（天）、「孤塗」（兒子）三字的語義。

　　「撐犁」，顯然就是蒙古語的「天」字tangri（「騰格裡」），我以為漢語「天」和「青」（意「天色」）二字，就是「騰」和「撐」的轉音，它們既是漢語中的北方民族語言成分，也是蒙古語民族祖先是從中原出走的證據。

　　「孤塗」的究析，須先明「孤」字的讀音。《前漢書》的西域「狐胡國」，《後漢書》記作「孤胡國」（即「回紇國」），古代「孤」字是讀「狐」的；而將「孤塗」讀「狐塗」，其語屬也就明確了。歐洲學者發現西伯利亞通古斯部落語言的「兒子」一字為kutu、gutu、uta、utu、ute等，白鳥庫吉則迅速達成「[將匈奴]視為通古斯族，則問題容易解決矣」的結論。我查鄂倫春語之「兒子」一字確為ut'er，白鳥氏的見解實在非常有道理。

　　「單于」源於「廣大」不足為奇，中原語言的「皇恩浩蕩」不也是同樣的意思嗎？但因它過早就被人訓讀作chan-yu，而後人又一味因循這種誤導，自然就找不到它的語源線索了。蒙古語的「廣大」是delger，「酋長」是darga，兩字的確非常音近，甚至可能是同根的。蒙古語g音常轉讀顎音gh，進而轉為u或f。若將「單于」讀作da-ghu或da-u，它的蒙古語源就一目瞭然了。

　　《漢書》有「昭君出塞」的事跡，那是王昭君後宮寂寞，自願出塞和親，她先嫁「呼韓邪單于」，號「寧胡閼氏」，生有一子「伊屠智牙師」；老單于死，復株累若鞮單于立，「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雲為須卜居次，小女為當於居次」。

　　「居次」是「女兒」，同今世突厥諸語之kiz一字無疑。

　　「閼氏」是「夫人」，這個平常的字卻也被傳統學術誤導了一番，唐代《史記索隱》引了一個出處不明的說法：「匈奴名妻作『閼氏』，言其可愛如煙肢也。閼音煙。」根據這個隨意的附會，戎狄語言的「閼氏」竟被訓作漢語的「煙肢」，中國學術之落後，可見一斑。其實，將「閼氏」讀作「於支」（讀u-ji），它與滿語「福晉」（fu-jin或u-jin）的關聯就立即顯現了。

　　「甌脫」出自《匈奴列傳》「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的記載。我以為它就是遊牧民族的「帳幕」或「蒙古包」，該字蒙古語謂chachir，（「察赤兒」），土耳其語謂chadir或otag，前者同蒙古語，後者正是「甌脫[格]」

　　「頭曼」，已被確認是數詞「萬」。滿、蒙二語之「萬」均為tuman，而突厥語只有「千」（min）字，「萬」字是「十千」（on min）。春秋宋國末代諸侯「宋景公」亦名「頭曼」，宋王室是商紂王的後裔，商人是東夷，tuman出於東夷—通古斯系語言的可能較大，但不能排除出自「蒙古原語」的可能性，但它至少不會是出於「突厥原語」的。

　　《史記．匈奴列傳》說：「匈奴謂『賢』為『屠耆』，故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賢」可能是「聰明能幹」的意思，上古社會「聰明能幹」的人，莫如知悉前人經驗的「歷史學家」，而蒙古語之「歷史」為「屠兀赫」（tuuh），「歷史學家」為「屠兀耆」（tuuch），「屠耆」當是「屠兀耆」。匈奴「左賢王」和「右賢王」，就是上古中原的「左史」和「右史」。

　　《漢書》說「匈奴謂孝曰『若鞮』」。「孝」是中原農業社會的文化辭，在其他的語言中很難找到準確的對應，而之於「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的匈奴民族而言，更沒有實際的意義，因此我們就不予討論。

　　綜上所述，以近代阿爾泰語的狀況來解析古代匈奴語，八個匈奴語字分屬於突厥語、蒙古語和通古斯語：

　　突厥語：居次、甌脫，蒙古語：單于、撐犁、屠耆，通古斯語：孤塗、閼氏、頭曼。

　　看來，匈奴語的這三種語言成分似無主次之分；說匈奴語是後世突厥語的祖先，實在是太草率了。

　　而「匈奴」之名何來？是頗難以回答的問題，因為我們沒有發現與之相關的北方民族族名。四、五世紀歐洲出現了Huns，南亞地區湧入了Huna，它們都是來自中國北方的遊牧民族，故爾「匈」是與Hun有關聯的。有人類學者認為，民族的族名往往是該民族語言中的「人」或「百姓」一字；因此，蒙古語的「人」字hun就是「匈奴」的「匈」，自然是一個較合理的猜測。

　　南北匈奴的分裂

　　匈奴對中原的入侵，在漢孝文帝年間登峰造極，匈奴軍直逼京畿，長安局面非常緊迫。到了漢武帝時，匈奴強人凋零，中原卻走向強盛，軍事形勢也終於逆轉了。漢朝政府在戰事大體順利的形勢下，同時開展了孤立匈奴的外交活動，張騫通使西域即是之一。《匈奴列傳》記載：「西置酒泉郡以鬲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敦煌郡。」這表明因軍事失利，匈奴政治重心開始西傾，其統治部落出走態勢露頭。

　　公元前五十八年，匈奴汗庭出了一個親漢的「呼韓邪單于」，他多次至長安朝覲。前三十三年，漢帝賜王昭君與呼韓邪，兩年後他即死去。昭君所生「伊屠知牙師」，必是呼韓邪的幼子。繼位的「復株累若鞮單于」再娶王昭君，又生二女。昭君一人夫事二單于，竟為中原和匈奴換來了一段雙贏的太平時期。

　　中原發生「王莽之亂」時，內爭也導致了匈奴的分裂。北方民族的王位繼承首先是在兄弟間進行的；而呼韓邪單于多妻多子，自復株累若鞮單於後，單于位在兄弟間傳了五次。及至「伊屠知牙師」快八十歲，還是一個儲君，可是老哥哥「單于輿」還是起了私心，死前將老弟弟殺了，把位子傳給了自己的兒子。於是一統的匈奴，也就分裂成南、北兩大陣營了。

　　《後漢書．南匈奴列傳》記載了這件事情：「初，單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以次當為左賢王。左賢王即是單于儲副。單于慾傳其子，遂殺知牙師。……比見知牙師被誅，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公元四十八年）春，[南邊]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嚐依漢得安，故慾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為籓蔽，扞御北虜。」「比」是呼韓邪單于的長孫，但他也把自己叫做「呼韓邪單于」。

　　從此，匈奴南邊八部成為中原的屏障，東漢專設了一個「護匈奴中郎將」，率軍保護這些南匈奴部落。然而，北匈奴對河套和河西，遠至西域諸國，仍有實際的控制。在南北匈奴的內戰中，南匈奴初戰有利，卻未能維持戰果；南單于庭從「五原西部塞八十里」（今包頭附近），南撤到「西河美稷」（今內蒙東勝市東）自保。順便說一下，古之「美稷」與鄰近的今世陝北地名「米脂」，均為通古斯民族族名「靺羯」或「篾裡乞」的別寫。

　　北匈奴的潰逃

　　在中原復甦和鮮卑民族興起後，北匈奴四面受敵，《後漢書》說的「黨眾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正是一世紀末北匈奴面臨的困境。然而，天災人禍又接踵而來，公元八十八年，南匈奴新立單于「屯屠何」，向臨朝的竇太后出謀劃策討伐北匈奴。於是竇憲、耿秉受命，率漢軍與南匈奴聯手，經三年討伐，北匈奴敗遁。

　　《後漢書》有了決戰的戰情：「 [永元]二年（公元九十年）……南單於復上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至涿邪山，乃留輜重，分為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右部從匈奴河水西繞天山，南度甘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單于大驚，率精兵千餘人合戰。單于被創，墮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得其玉璽，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

　　《竇憲傳》則有更詳細的記載：「[竇]憲與[耿]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稒陽塞，皆會涿邪山。……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眾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比鞮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是溫犢須、曰逐、溫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眾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

　　顯然，戰事發生在河套地區。「雞鹿塞」即今之五原，「稒陽塞」即固陽，「河雲北」就是呼和浩特以北的地方，而「天山」即是大青山或陰山，「涿邪山」和「稽落山」則是陰山山脈的兩個山名，「西海」是烏梁素海，「私渠比鞮海」是杭錦後旗境已淤塞的屠申海，「燕然山」即是賀蘭山。

　　東漢—南匈奴聯軍的戰略企圖是：多路出擊，聚殲北單于庭於陰山之南，然而北單于輕騎脫逃，竇憲、耿秉軍西追至今杭錦後旗，獲匈奴降眾二十餘萬。北單于率少數部落沿「居延道」西逃，越地廣人稀、防禦疏怠的居延塞，抵今新疆東部伊吾地區。漢軍則沿黃河南追至賀蘭山，勒石記功，軍止。

　　次年（公元九十一年），竇憲耿夔再剿，《耿夔傳》記曰：「[竇]憲復出河西，以[耿]夔……將精騎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廷，於金微山斬閼氏、名王以下五千餘級，單于與數騎脫亡，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會北單于弟左鹿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眾八部二萬餘人，來居蒲類海上，遣使款塞。」

　　「蒲類海」是哈密西北的「巴裡坤湖」早有定論，「金微山」則應是哈密、伊吾間的「扎木爾提山」（海拔4886米），這一帶是新疆東部著名的牧場。北單于逃亡後，不知所終；其弟「於除鞬」聚集殘部在巴裡坤湖周邊喘息，漢軍則屯駐伊吾予以監視；一年後於除鞬再叛，被殺。

　　公元二一六年，南匈奴呼廚泉單于從他的王庭平陽（今山西臨汾）到鄴城（今河北臨漳）去拜會曹操，曹操把他留了下來，並將他的屬眾分成五部，歷時四百三十年的「匈奴帝國」，終告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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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史籍對匈奴民族有豐富的記載，但對它的血緣和語言，活動的地域、戰爭乃至遷徙，史家還沒有一個具有宏觀格局的正確理解。《中國歷史地圖集》將「單于庭」置於外蒙烏蘭巴托；台灣學者柏陽在《中國人史綱》中說「北匈奴汗國殘餘部落，在漠北不能立足，只得向西流亡」，還將戰場「涿邪山」、「稽落山」、「燕然山」、「金微山」，定位於外蒙地區，都是非常不當的說法。其實，即便北匈奴的統治中心，也不在漠北的外蒙，而在河套的內蒙。

　　匈奴民族無疑是血緣混雜的，東胡、月氏、烏孫在它的兩側，鮮卑和山戎曾經是它的臣民。從不多的語言信息來看，匈奴語含阿爾泰語系諸語（通古斯、蒙古、突厥）的成分，說它是突厥語民族的祖先，是一個誤判，拙著《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也曾經循了這種說法，看來都須予以修正。總的來看，它人種和語言已經接近後世蒙古民族的形態；又由於通古斯部落是它的統治集團，其核心部落的語言可能更偏向於通古斯語。

　　在史前期，北方諸族就播遷到歐亞大陸的各個角落，把四世紀開始衝擊歐洲的Hun人都指認為是「北匈奴」之裔，是一種誇大了的結論。事實上，在三世紀前的一千年中，南俄草原已早是Cimmerian（吉裡迷）、Scythian（息慎）、Sarmatae（悉萬丹）等亞洲遊牧民族的棲息地，後到的「北匈奴」部落可能是凝聚它們的核心，從此他們就以Huns的名義，橫行歐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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