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2日訊】歐陽懿先生是我們的朋友，一介書生，性情溫順斯文。主張自由憲政的社會漸進之道。卻和其他無數因言獲罪的人一樣，因為批評政府而被四川當局扣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入獄兩年。
今年初，歐陽懿“刑滿釋放”。我們本想為他接風，但警方卻部分剝奪了他的行動自由。于出獄當日，直接從成都武力押送他回老家四川省遂寧市。恢復人身自由，本該從走出監獄的那一刻開始。但歐陽懿先生卻被強行押回老家，並被告知不得外出。
今年3月。歐陽懿先生來到成都，和我們見面。隨即前往外省訪友和尋找謀生機會。然而4月6日，他卻在被杭州再次被警方拘留。理由是“四川警方發現他不在四川，正在四處尋找歐陽懿”。歐陽懿旋即被拘押回四川。他的手機等通訊方式也隨即中斷。4月8日，四川警方以“剝奪政治權利期間從事非法活動”為名，在遂寧市將他正式拘留。
我們對這一事件感到悲哀和憤怒，為我們在國家眼裏如此廉價、如此輕如鴻毛的人身自由感到悲哀，為警方權力的無限膨脹，為近年來大陸警方處理政治案件、政治敏感人物的“黑社會化手段”感到憤怒。也為我們身在大陸、尤其是身在四川而感到悲哀和憤怒。
因為四川警方沒有任何法律上能夠成立的理由，去拘留歐陽懿先生。去粗暴剝奪他的人身權利、行動自由、通訊自由及勞動的權利。第一，“剝奪政治權利”是專制社會特別設立的一種附加刑，意味著選舉權、被選舉權以及出版、遊行等政治權利的中斷。今天的世界上，幾乎只有中國還保留著這種極權主義的刑罰。但即便如此，“剝奪政治權利”也決不包括對人身自由、對就業機會等基本人權的剝奪。一個前政治犯外出訪友、找尋工作，竟然成了“非法活動”。四川警方固然行動粗暴、邏輯荒誕，而他們提防一個前政治犯的神經卻又如此脆弱。第二，大陸的刑法也並未就違背“剝奪政治權利”的行為設立罪名。同時《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也沒有將“剝奪政治權利期間行使政治權利”列為行政違法行為，即使歐陽懿先生違背“剝奪政治權利”的規定，他也不涉及任何罪名，因此無論對他進行刑事拘留還是行政拘留，都是錯誤的。
警方在沒有甚至明知沒有法律依據的情形下，仍然剝奪一個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其他人權，我們只能把這樣的行為稱之為綁架。
我們注意到，在中國有一個越來越嚴重的傾向，就是政府開始公然用黑社會的手法對付異議人士。上個世紀90年代早期以來，政府主要用粗糙和野蠻的審判來對付政治犯，而最近幾年，一面隨著非政治領域的法治技術的發展，一面隨著國際人權壓力和海內外輿論的升溫。大陸的警方在一些認為不宜於、不容易施加審判的場合，便開始頻頻使用黑社會手段，如威脅、恐嚇、毆打、關押、收買、綁架、跟蹤、軟禁、騷擾電話、流氓肇事等等。在最高當局也開始強調不要“授人以柄、人為炒作”（胡錦濤2004年四中全會講話）的情況下。為免承擔政治責任，最近一年來，各級警方和國安當局的這種傾向就更加突出，達到登峰造極。
如每年的“六四”期間，公然綁架政治敏感人士到賓館、外地，或直接堵在其家中加以軟禁。今年趙紫陽去世後，這一趨勢越演越烈，在北京就至少有一百人以上受到警方的綁架和軟禁。這一做法甚至開始使用在了今年的“兩會”期間。如今年初民間維權人士李健在北京的大街上被便衣公然綁架，押送回家。維權人士、2003年北京人大換屆的獨立候選人杜兆勇先生，數次被警方綁架、毆打致傷，並揚言要送他進焚屍爐，要讓他全家死無全屍。去年底“三君子事件”之一的余傑先生被傳喚時也被北京警方公然威脅，要讓他“人間蒸發”。再如青年學者陳永苗在今年趙紫陽喪期和“兩會”期間，兩次被北京國保大隊強行軟禁。以至陳先生在清明節之前，被迫逃離北京去往外地避禍。
這種種黑社會手段甚至還會牽涉家人。如成都的“野草文學社”主編陳墨先生，在去年被國安抄家後，他的妻子隨即被以涉嫌經濟犯罪被逮捕，至今在審查起訴期間已被超期羈押多時。呼籲書簽名人之一、成都的廖亦武先生，從94年出獄後在警方的干擾下，就從未獲得過正常的工作機會。他的岳父在辦理護照時，被當地警方明確告知，“你女兒什麼時候和廖亦武離婚，就什麼時候給你辦”。簽名者之一、成都的王怡先生，在2004年反復受到電話騷擾，收到5封以上的匿名恐嚇信，對其本人及家人進行威脅。
越來越多的人，不但承受著傳統的牢獄之災的風險，而且承受著越發惡劣的“黑社會式”的政治壓力。警方用非法治、非程式的方式使用這些手法，從而使這些行為根本不可能在法律的名義下獲得表述和抗議的機會。而更多的因各種政治罪名獲罪的前政治犯們，那些因為缺乏知名度和國際社會關注的前政治犯，則更頻繁的受到警方肆無忌憚的騷擾、威脅和隨意的抓捕。他們落入社會的底層，成為“政治賤民”。連基本人權、基本的就業謀生都無法保障。
我們注意到，在今天的中國大陸，尤其在四川警方的眼裏，一個前政治犯，就永遠是半個囚徒。在其他省份，一些同樣具有“六四”背景的學者可能已經成為博導、法學院院長。但如成都的著名學者肖雪慧女士，自92年當庭釋放後，至今仍然不能在學校授課。“政治犯”不是一個可尊敬的、而是一個可怕的頭銜，是永不得翻身的政治賤民。在專制者眼裏，根本就沒有“釋放”一說。因為他們的邏輯是強姦了第一次就可以隨時再強姦。而社會對前政治犯的避而遠之，人們內心對政治的怯弱和恐懼，更加劇了這種警方對待前政治犯的肆無忌憚。套用一句名言，在中國做人難，做關心政治的人更難，做一個因為關心政治而坐過牢的人，就難上加難，難於上青天。
因此在他們的內心和我們的內心，也就絕無“和諧社會”可言。有的只是可恥的國家暴力，和可恥的大多數人的沉默。在這些國家的罪行面前，所謂“和諧”不過一根會思想的蘆葦，卻被踩爛在強姦者與被強姦者之間。
因此我們不為日本人憤怒，不為陳水扁憤怒。在今天，我們只為歐陽懿先生憤怒。我們只為中國這個國家、為四川這個省份、為我們自己慘澹的人權狀況感到憤怒和悲哀。
我們善意的提醒地方和最高當局，不要再愚蠢地製造這樣的憤怒和悲哀。在政治恐懼下沒有和諧。特務統治和黑社會的手段不能救國，更不能救黨。想要和諧，先把歐陽懿放了，先把楊建利放了，先把趙岩放了，先把蔣彥永放了。用新聞自由去代替特務，用基本人權去代替“三個代表”。想要和諧，就要敢於和解，就要忍受對抗。
我們也善意的呼籲中國的公眾，關注歐陽懿先生和一切中國政治犯的人權，就是關注我們自己的人權。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就是真正的愛國。如果不能表達對同胞的同情，就表達對專制者的藐視。如果不能用嘴，就用一個眼神。
我們和你們一樣，這輩子最大的夢想就是做最尊貴的人，不做最卑微的人。
然而，只要有我們的同胞還有一個因言獲罪待在牢裏。我們就是最卑微的。
因此我們向社會發出最強烈的呼籲，最饑餓的呼籲。
我們也要向每一位員警和便衣理直氣壯的發出正義的威脅：任何超出法律許可的行為都是不可諒解的。逮捕是可以辯護的，毆打是不可辯護的。拘留是可以辯護的，綁架是不可辯護的。審訊是可以辯護的，恐嚇和逼供是不可辯護的。未來的中國社會，包括今天的每一位沉默者，以及你們自己的同事、父母、妻子和子女，終會有天良復蘇的一天。那一天，他們將永不會原諒你們因為恐懼、脅從和貪婪更高的權力，而對這個國家犯下的罪行。
我們自己的國家。
王怡 廖亦武
2005-4-11
──轉載自《觀察》網站(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