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鳳琳:從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想起

更新: 2005-04-20 05:15:46 AM   標籤:tags: 文化

【大紀元4月20日訊】1972年11月16日在巴黎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十七屆會議,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旨在喚醒世界各國對自然與文化遺產的重視和保護,與會的締約國取得廣泛共識,為保護人類遺產制訂了明文規範,莊嚴承諾:竭盡全力維護自然及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和”完整性”。這是全球普遍重視自然景觀和文化遺址的一項具體聯合行動。

以後每一年接受各國提出申報,經委員會派出專家學者嚴格審核評估,一旦通過獲准列名「世界遺產名錄」者,立即享有國際援助、技術支持、免受戰爭和人為破壞等多項禮遇,同時對提升地主國國家聲譽及國際地位、提高人民文化和道德素質、擺脫認知差距與落伍形象,都產生積極正面的作用。

然而極其諷刺的是,就在那一年,在中國大陸,不但談不上對文化遺產的維護,反而倒行逆施,一場對我國美好傳統文化的掃蕩,在當時正進行得如火如荼,規模之大、破壞之鉅,空前未有,與世界各國採取的保護行動,形成鮮明對比。自1966年以來,進行了前後十年的「文革」浩劫,究竟殘殺了多少無辜生命?毀壞了多少文物古蹟?斲傷了多少文化精神命脈?恐怕是永遠無法估算的歷史之謎,也是人類永遠無法彌補的歷史傷口。

整整延宕了十三年,中共政權終於於在1985年,對聯合國做出回應,加入《世界自然文化遺產公約》組織,開始對劫後餘生的自然文化遺產進行清點,提出申報,截至2004年七月,已核報成功、被列名為世界遺產的景區,包括早已名聞中外的秦兵馬俑等以及之前鮮為人知的一些遺址古蹟,總共有三十處。

列入世界保護名錄的景觀,猶如一夕之間戴上國際認證的榮冠,成為全球矚目焦點,很快便帶來另一項更大的附加價值─該地變成觀光客旅遊的熱門景點,短時間內為地主國帶來十分可觀的外匯收入,基於這一點,中共當局目前仍在積極推動各地古蹟文物的還原與修復,試圖為這泱泱古國爭取更多的名額,不僅因為可以借此洗去一絲文革的污名,提高一點國際形象,最重要還是從實質的經濟利益方面去考量。

令人感到遺憾與不解的是,當硬體措施全力展開,由上而下,絕大多數人傾心專注於有形建物、自然景觀等遺產的復原時,卻嚴重忽略另一種無形的文化資產,隨著改革開放腳步,正在快速的流失當中。現代的中國,繁華表象下的人心,極度敗壞,貪婪自私、腐化頹靡,城鄉貧富差距,有如天淵之別。下層階級的農民工人,生活苦不堪言,上層徇私牟利者,卻官官相護,奢靡浮誇、虛矯成風。

中國藝術研究院建築藝術研究所研究員蕭默博士,在《中國的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一書的序言裡說道:「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人們驚異地發現,已經失去或遺忘了太多的東西,人情味、精神需求、文化傳統、藝術性、民族特徵、或鄉土意識、、、,這些曾代表著,”美好”的觀念,很大程度上已經被冷落了而被某種”純技術”觀念和片面的”現代化”所取代。」這是一個知識份子的洞察與良知呼喚。究竟”文化遺產”所代表的深層涵義是什麼,僅僅是修復有形可見的歷史古蹟和文物景觀,夠嗎?難道無形的精神資產、倫理傳統不算人類遺產、不需要重建?

這個普遍現象在強調現代化的中國內部十分嚴重,反映在對待已列名為「世界遺產名錄」景觀的態度上,像四川成都青城山、樂山大佛、雲南麗江古城、湖南張家界等,為因應大量蜂擁而至的遊客,周邊闢建了許多豪華別墅或人工設施,不但嚴重破壞自然地貌與生態環境,也大大違背了世界自然及文化遺產保護公約制訂的初衷。使文化遺址淪為賺取觀光外匯的搖錢樹,一邊做著文化硬體遺產的表面修復,一邊又為了經濟效益,極力縱容貪欲橫流;民間許多官商勾結的案例,追根溯源,都是有跡可循的,所謂「上行下效」,豈是偶然?如果中共當局仍著眼於現實利益而不及時警覺,無異是殺雞取卵,不但將面臨聯合國每隔六年的一次檢查考驗,有遭到被除名的危機;而且這種名為維護,實則破壞的作法,也可能再次背負千古罪人的惡名。

文革的禍害,殷鑑不遠,可惜權力的滋味總使當權者一再重蹈覆轍。一徑想恢復文明古國的威望,但做的全是表面工夫,對傳統文化裡善良敦厚的人性價值棄如敝屣,對人權和信仰的普世精神全面封殺。這樣一個充滿矛盾的政權,只要其”兩面手法”的伎倆一天不改,中國的災難將永無止息。我們衷心寄望民間廣大的有識之士,同心協力發揮正義的力量,從修復善良的人心著手,把祖先遺留下來的精神文明、倫理道德好好重視起來,那才是古蹟遺址獲得真正保護的最根本之道。

2005/3/10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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