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3日訊】最近有兩個關於音樂人的新聞引起了我的興趣，一個是中國搖滾樂教父崔建在蜇伏了六年以後，「安靜」地推出了自己的第五張專輯《給你一點顏色》﹔另一個是橫跨港臺兩地的歌手羅大佑在台灣公視「UBU硬地音樂展」演唱《阿輝仔飼著一隻狗》和《綠色恐怖份子》兩首歌，臺聯的立院黨團炮轟其謾罵元首，並要求公視道歉。
兩岸三地的音樂人中，除了齊秦那永遠在高音區遊走高貴旋律讓我靜心欣賞外，對於崔建和羅大佑，我對他們歌詞中蘊涵的思想性的關注則遠遠大於了他們用以承載思想的旋律。不是所有人都要做思想者，而且大多數音樂人都跟思想無關，尤其是現今港臺音樂界這種生產線式的音樂環境下造就的所謂音樂人。
在崔建的音樂裡，思想的影子無處不在，如果說在一九八七年發行的第一張專輯《新長征路上的搖滾》還算是青春叛逆、個性張揚的浪漫主義作品的話，此後的九一年的《解決》，九四年的《紅旗下的蛋》和九八年的第四張專輯《無能的力量》則是完全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了。其中《這的空間》等幾首歌的歌詞還被編選進《中國百年詩歌經典》。
即使在音樂之外，崔建也一直在發表他的各種思想，從提倡健康生活到發起真唱運動，從抨擊那些脫離生活的酸歌甜曲到直接呼籲音樂人的社會責任。
不管崔建自己承認不承認，顯然他已經承擔了一個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而且其對於長期思想被壓制的中國大陸的社會影響力可以說是難以想像的巨大。我至今記得以前在國內聽崔建音樂會時，那些在現場待命的如臨大敵的中共警察，和當《一塊紅布》的旋律響起後，那掛在近在咫尺的漢子的臉上的淚水和我自己已經模糊的雙眼。「那天是你用一塊紅布，蒙住我雙眼也蒙住了天，你問我看見了甚麼，我說我看見了幸福，這個感覺真讓我舒服，它讓我忘了我沒地兒住…..嘟啊…….嘟……」一塊紅布蒙上憂傷的眼睛，清晰的吐出震撼人心的歌詞。
與《一塊紅布》一起收錄在九一年《解決》的專輯裡的另一首歌《最後一槍》，雖然「六四」剛過太敏感，歌詞沒能全部發表只保留了最後一句。但在吉他等樂器的反覆鋪墊中，在小號低沉的傾訴往事中，彷彿聽到一顆流彈擊中胸膛發出的玻璃般破碎的清響。「一顆流彈打中我胸膛，剎那間，往事湧在我心上，呵，最後一槍！」蒼涼悲愴。
在聽過了崔健的第五張專輯《給你一點顏色》後，終於證實了我的一個判斷﹕現在，這個勇敢的音樂人開始害怕了。最近幾乎在每一次的訪談中，崔健都只強調他在音樂上的追求，並自己帶頭輕賤自己的歌詞。他不厭其煩地說，「實際上，我在音樂上花費的時間要比歌詞上花費的時間多得多」，而他在歌詞上的工作「更多的是使之更音樂化一些，怎麼讓它更好聽，把詞位置改換，放甚麼樣感覺的字更好聽，還包括口音的選擇，讓語言好聽，都是為了音樂性。」在新歌《紅先生》中，他乾脆唱道：「歌詞像是你，歌曲像是我，它們並非不能分離。」在最近的一次訪談中，崔健承認在《給你一點顏色》的創作過程中，「對歌詞、歌名進行了調整，把灰色、敏感的東西剔除掉」，「這是一種平衡」。在另一次訪談中，他談到有一些音樂人不要歌詞，因為「那樣更安全一些」。至此當年勇敢的「回去砸了那些破盒子，回去撕破那個爛旗子」（《盒子》）的中國搖滾樂之父，表現出了現今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相同狀態﹕不跪下就說不出來話了。
相比之下，另外一位曾被兩岸不同政黨都禁過的歌壇「教父」羅大佑，近來卻對準台灣的執政當局火力全開，從《綠色恐怖份子》到《阿輝仔飼著一隻狗》，毫無顧忌的在言論自由的寶島，不斷批評台灣的政治現狀，在兩岸三地出盡風頭。這個當年唱著「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黃色的臉孔有紅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西風在東方唱著悲傷的歌曲」的「單純可愛」的羅大佑，對台灣的「民主暇疵」表現出了極度的關切。他認為：「台灣的歷史發展到現在，。。。。。已經遇到一種瓶頸，這個島能不能再繼續美麗下去？我希望能喚醒更多人，把這個島的良知喚醒過來，對政府扮演民間監督的作用。」多麼希望他是對大陸的中共政府說這番話。但是對於一個用坦克和機槍鎮壓請願學生的政權、一個讓愛滋病病毒肆意氾濫的政權、一個聽任無數奴隸勞工在礦難中喪生的政權他卻說﹕「大陸經濟起飛，文化自然會慢慢開放」。聰明的羅大佑先生，現在他多麼的知輕重明進退。難怪每一次舉辦演唱會，被中共操控的大陸「主流媒體」均作重點報導，其待遇直追宋祖英之類的主旋律歌手。
面對大陸的「商機」，當年那個寫歌暗喻「侏儒」鄧小平屠殺學生的單純可愛的羅大佑已經死了。今天的這個奸商，既不會對天安門母親表示同情，也不會關心大陸飽受蹂躪的工農大眾的命運。他已經淪為一個為中共點綴歌舞昇平表象的小丑。
想一想，不得不跪下講話的崔建們怎麼看羅大佑﹖被長期壓制思想的大陸人怎麼看羅大佑和與羅大佑有異曲同工之妙的連宋大陸之行﹖
大陸與世界分開得太久了。外面的人不瞭解裡面，裡面的人不理解外面。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