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6日訊】期待當代的林立果？
最近，作家出身的中國空軍副政委、前朝駙馬（國家主席李先念之女婿）劉亞洲中將，成為中共黨內引人矚目的敢言者，和軍內少壯派的銳利人物。尤其今年以來有兩個事件，一是1月份他在昆明軍區的演講《信念與道德》在網上流傳後，引起海內外輿論的注目和更多人的驚訝。二是最近的大陸反日浪潮，劉亞洲等軍方勢力籌劃的「中日關係青年研討會」被胡錦濤阻止。以他為首的10名將校連署發表呼籲，要求對外強硬、對內推動政治體制改革。這一舉動部份扭轉了近年來國內民族主義憤青們對他「親美親台」的攻擊。劉亞洲等軍中少壯，反過來成為了國內反日浪潮的標榜與奧援。
64屠殺後，當權的「黨內民主派」早就灰飛煙滅。中共黨內的異議群體無論是左翼原教旨主義的鄧力群等人，或者右翼親近自由主義的李銳、李慎之、朱厚澤等，統統都是靠邊站的邊緣勢力。十六年來，中共黨內的實權派人物，即便是直言無忌的朱鎔基，也不敢以民主派自居。但這位劉將軍卻公開激賞美國的民主制度，抨擊黨內的腐敗和專制，倡言政治體制改革。尤其是他憑著太子黨的位勢，能在軍內外頻頻發表幾乎所有中國人都不敢、也不能在公共場合觸碰的敏感話題，甚而指名道姓或含沙射影的批毛澤東、江澤民和胡錦濤等人。
如他在《中國改革的得與失》中批評說，越來越頻繁的政治高壓、輿論控制和特務統治，對底層抗議活動的鎮壓、對社團活動的消滅和對批評政府的知識份子的打壓，成為了「1999年以來當局的主要統治方式」。這種口吻幾乎與異議人士如出一轍。這使劉亞洲的聲望迅速越過軍隊大院，散播於社會。人們覺得黨內甚至軍內的民主派、改革派再次出現了。連一些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也被這種假象迷惑，稱讚劉亞洲是「太子黨的叛逆」，告訴讀者要以知識份子而不是太子黨或職業軍人的身份去看劉亞洲（樊百華《值得關注的劉亞洲》）。
年初，有人將成都軍區的一套內部書籍送我，分別是劉亞洲的5本書《西部論》、《農民問題》、《甲申再祭》、《廣場——偶像的神壇》和《胡耀邦之死》。加上網絡流傳甚廣的《大國策》、《美國論》等。我耐著性子讀完了他的大部份政論。卻絲毫不敢有樊先生那樣溢於言表的歡喜。樊先生從劉那裏看見蔣彥永醫生的勇氣，有人卻從劉那裏看見趙括的影子，聞見何新的味道。而我最現實的一種顧慮，是中共的太子黨、中共的空軍又出了一個林立果。
別忘了三十年前的空軍作戰部部長、林彪之子林立果，其實是那個時代最早覺醒的一批人。他比我的父輩更早的喜歡美國、反對獨裁，喜歡約翰列農的搖滾和好萊塢電影。因此他也比我的父輩更有與專制為敵的膽氣。林立果的《571工程紀要》，是共產中國最早的一份倡言政治體制改革和批判個人崇拜的文本，覺醒程度，其實遠高於同時代那些被我們敬仰的知識份子。毛澤東為批判林彪而硬著頭皮下發的這份紀要，卻成為啟蒙一代人的文本。
軍人干政的夢想
歷史再次雷同。在言論禁錮十數年後，捅破窗戶紙的大膽呼求再次發生在黨內，而且在軍內，而且在空軍內、而且在空軍的太子黨內。這和劉亞洲的觀點也不謀而合。在談及政治體制改革時，劉反覆強調，「中國的希望在黨內，黨內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層」（《大國策》）。在談到軍隊時，他則強調兩點，一是中國社會真正的精英，「一大部份都在軍隊」。地方上都是貪官，而軍隊中團級以上的都是精英，即使看起來像草包，「也一定是裝的」。第二，他認為越發達、越文明的國家，「它的軍隊就越是一支保守的力量」，如美國和歐洲。而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國家，「軍隊就越是改革的力量」，他舉了巴基斯坦、韓國、菲律賓、阿根廷、智利、巴西等國的例子（《信念與道德》）。並將64屠殺和越南戰爭，當作中國軍隊為改革時代做出的兩大貢獻。
而劉亞洲舉的這些國家，無一例外，都是通過軍人干政去完成民主化的。這正是理解劉亞洲的關鍵。劉說他的夢想和馬丁路德金不一樣，他有一個強國強軍的夢。我們誰沒有一個強國夢呢。但區別在於，第一，我們的自由夢永遠高於強國夢。這是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們與空軍政委劉亞洲劃地為界的地方。第二，我們自己去夢，和由軍人們替我們去夢，之間更是天壤之別。
身份的疊加，也是解讀劉亞洲現象的一個關鍵。把他理解為一個知識份子，是一種最天真的誤讀。劉亞洲本質上是軍人。他對中國社會的思考無不出自職業軍人的本位。如他為自己的言論辯護，說雖然對台灣問題存有不同看法，但只要軍委下令開戰，他就會像機器一樣絕對服從（《我願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像他講的故事裡那些戰士一樣，在朝鮮戰場上寧願被活活凍死也絕不吭一聲。這正是他對自我身份混淆的一種辯解。意思是我發表不同政見的時候是一個知識份子，但我在戰場上仍將是一個絕對服從的軍人。所以他才對在64屠殺中抗命的38軍軍長徐勤先、28軍軍長何燕然及其「操蛋的」政委深惡痛絕。但這其實是邏輯混亂的詭辯。因為軍人的絕對服從，不僅僅在戰場上。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和做絕對服從的軍人，這之間根本就是自我矛盾的。他認為抗命的軍人「操蛋」，但在比他更堅定的軍人眼裡，他那些有違軍人倫理的大逆不道之論，又何嚐不「操蛋」呢。
劉亞洲的全部思想之所以充滿了種種混亂，新與舊的揉和，左與右的跳躍。除了理論素養不逮外，根子上的問題就出在角色的混亂。不久前我一位媒體朋友去做劉亞洲的專訪。我們一起討論時，他上司開玩笑說，你第一句話先問他未來是否想做總統。我說這話應該問得更技術化，在中國的傳統政治理想中，軍人、嬪妃和太監都是不准干政的。「而你是想作一個公共知識份子，還是想做一個將軍呢」？他的發言到底是以知識份子的身份，還是以現役高級將領的身份，這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後者就意味著軍人干政的開始。
如果民間不能成為推動民主化的主力，就只能依靠部份黨內貴族的分化。而如果黨內文官系統不能形成強有力的改革派，就最終只能依賴於少壯的武將集團。由軍人喊出政治改革的最強音，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也是中國一百年以來反覆經歷的夢魘。軍隊少壯派的出現，正是今天比1989年更嚴峻的局面，也是當初日本軍國主義崛起的教訓之一，更是亞洲和拉美國家民主化過程中頻頻出現軍人干政的一個根源。經過20幾年的思想啟蒙之後，僅僅看到劉亞洲在觀念上與自由知識份子的那些相似處，或者為這些觀點出現在軍內高層的口中而感到興奮。我以為那是政治上一種最幼稚的看法。
國家主義崇拜
以前有消息說，一次研討會上，有將領向學者詢問未來出現政治動盪時軍隊進行接管的可能性。軍隊因素，始終是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最大隱患。而我們對這個隱患一直缺乏作出評估的能力。至少在劉亞洲之前，公眾完全不知道軍內將領如何看待未來的制度轉型。而劉亞洲在公共領域的亮相和迅速崛起，代表著軍內的智識階層開始公開發表他們對未來制度轉型的政見。
某種意義上，公眾害怕看到軍隊具有思考能力，就像害怕看見一支槍、一部機器具有思考能力一樣。我們和共產黨一樣，任何時候都不希望看到一個文官體系（即使是共產黨的文官體系）失去對軍隊的控制力。在公眾眼裡，最理想的局面是無論制度變遷出現何種情形，軍隊都能保持中立，就像台灣軍隊在民主轉型中那樣自我抑制。學會在未來把自己的意志順從在合法的文官政府之下，哪怕是一個臨時性的合法政府。
但劉亞洲等「太子軍」的出現，意味著軍隊開始自我思考這一切。意味著對軍隊內部這一獨立思考能力的鼓勵和暗示。這一獨立思考能力，源自於軍人們對國家的熱愛，源自於他們的強國強軍之夢。在今天，專制構成了一切有價值的事物的瓶頸，其中也包括軍隊。劉亞洲在對甲申年滿清入關的回顧中體會到，「專制是戰無不敗的，甲申之敗就敗在這一點上」（《甲申再祭》）。一個有抱負的軍人最終認識到，國家要強盛，軍隊要強盛，就非得變專制為民主不可。軍人們手握槍桿，對於未來顯然比黨內的文官體系更有勇氣和想像力，敢說「政治體制改革是最大的穩定」（《大國策》）。在2004年的《甲申再祭》中，劉亞洲痛心疾首的認為，「我們中國人這二百年來弱就弱在制度，輸也就輸在政治制度上」。在2005年10名將校反日強國的呼籲中，又幾乎原文照搬了這句話。
但劉亞洲等軍人如同robot（機器人）一樣的覺醒，不一定是值得歡迎的。其一，經過百年循環，這種民主觀不過停留在甲午海戰後維新派對於西式制度的工具化理解上。劉亞洲的思想一言以蔽之，認為民主是強國強軍之途。是強國強軍，而不是個人自由才是他的民主夢的實質。這是令人可悲的的一點，冤枉走了一百年，以真正的精英自詡的太子黨翹楚，還是執著於民主壓倒自由的老路。在軍人形成慣性的殘酷思維下，並不把個體的自由當作根本。
這是職業軍人的必然邏輯。因為在軍隊和個人自由之間，缺了一個民選政府。軍隊和政府的區別在於，軍隊不可能通過選舉產生。它的合法性只能藉助文官政府，不可能直接從分散的民眾那裏獲得。如果有一個成熟的民選政府，軍隊就不需要思考。用劉亞洲的話說就是「軍隊在政治上保守」。因此少壯軍人的覺醒和改革呼求，是中共政治合法性危機導致的一個反應。當中共的政治腐敗和意識形態的崩潰不能給軍隊一個充滿正當性的理由，軍隊中的有識之士就開始獨立思考，自己給自己提供合法性。這個理由既然不可能來自個體，就只能來自抽像的國家。當軍隊沒有一個值得自己絕對效忠的政府時，軍隊就選擇效忠抽像的國家。通過渲染國家利益、主張對外強硬來贏取民眾的支持。這就是劉亞洲思想中的國家主義崇拜的根源。
在這種國家威權主義籠罩下的民主夢，就是與老百姓的自由夢為敵的。在國家的絕對神聖和軍人的絕對服從之下，自由有利於強國就給你自由，自由不利於強國也可以隨時翦滅。軍人們的民主觀永遠是國家至上、工具論和機會主義的。這就解釋了為甚麼劉亞洲主張民主反對專制，卻又堅決捍衛64屠殺。為甚麼他認為「西方的自由化導致民主。東方的自由化總是導致暴亂」。為甚麼他主張思想多元，讓人們說話，但又強調「經營信仰，整合文化，統一國家精神是當務之急」（《大國策》）。為甚麼他重視宗教和道德，卻又認為西藏問題的實質是放棄了毛主義，讓藏人回歸了對達賴的信仰。為甚麼他批評中央集權注重地域性因素，又揮斥方遒的建議打亂劃分新疆和西藏的省界，來對付藏獨、疆獨（《西部論》）。
其實劉亞洲的民主論，更接近於鄧力群的左翼民主和激進民主。而不是李慎之、李銳等人的右翼民主。他的基本立場是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和機會主義的。劉亞洲對道德和信仰力量的強調，也帶著原教旨主義和道德理想國的氣息。他對鄧小平的政治智慧推崇備至，對市場化氾濫和私產入憲的批判則與新左派如出一轍（《中國改革的得與失》），而對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並未有過批判與反省。他對自由、憲政和法治缺乏理解，他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一是民主放權，二是勵精圖治，強化「我黨的執政地位」，二者缺一不可（《大國策》。
軍國主義的噩夢
在反日浪潮中，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擔憂總被視為一個正當性的理由。但可悲的是，今天的日本就政治制度和國內政治力量的格局而言，幾乎是全世界所有大國中距離軍國主義最遠的。而中國卻是一切大國中距離軍國主義最近的。必須在這樣的背景下來評價「劉亞洲現象」及其軍人干政的潛在危險。因為輕易而舉的，就能列出眼前無數的軍國主義症候來。
其一，中國是全世界軍事刊物最盛行的國家。幾乎每個中學男生都會翻看《兵器知識》、《艦船知識》、《航空知識》、《世界軍事報導》等，並對每一種武器和每個國家的軍銜制度津津樂道。這些刊物加上軍方控制的大量新聞媒體，是90年代以來，煽動培育大陸青年的民族主義狂熱和反日、反美、反台激情的一個重要溫床。
此外，中國也是全世界軍事話語最強盛的國家，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模仿軍事話語，行政機關模仿軍事話語和軍事管理，呈現半軍事化的特徵。所有大學生甚至一些中學生都要參加軍事訓練。「建軍節」的影響和規模遠遠超出軍隊，各地黨政部門都要組織舉行紀念活動。中央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每天都有大量軍事節目。軍隊還豢養著全世界最龐大的作家隊伍和演員隊伍。每年新年聯歡晚會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演員都來自軍隊。中國也是少數不限制甚至組織兒童觀看戰爭場面電影的國家之一。
其三，中國是全世界惟一一個將軍區與行政區劃完全重疊吻合的國家。這導致了軍隊對地方行政的宰制地位。使一切軍區實質上都是警備區，一切軍隊實質上都是武裝警察。因此長期來均以「黨、政、軍」稱呼地方當局。或有四大班子、五大班子的說法。中國也是少數在城市中駐軍的國家之一，軍隊在各大城市擁有大量地產，成為各大軍區所在城市中最大的地主。
其四，中國是全世界惟一一個將國家元首與最高軍事統帥分離的國家。國家元首的含義之一就是最高軍事統帥。但在中國，卻被分為國家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兩個憲法職位。黨治的實質就是軍國化，當兩個職位分別由兩個人擔任時，整個國家的文官體系就下降為軍事專制。
此外，中國也是全世界惟一一個在憲法上不為最高軍事統帥設立任期限制的共和國。國家主席不得連任超過兩屆，軍委主席卻可以連選連任，不受限制。
其六，中國是全世界惟一一個允許現役軍人擔任民意代表的國家。在歷屆全國人大中，軍人不但擔任人民代表，而且軍隊代表團永遠都是名額最多的代表團。儘管人口最少的省份也比軍隊的總人數要多。
在這種局面下看待人們對日本軍國主義的顧慮，就有些令人哭笑不得。而在這種局面下看待劉亞洲等少壯派將領對社會政治話題的介入。無論他們的口號是民主、法治還是國家、民族。他們迫不及待的聲音都是危險的。他們的激情包括他們值得尊敬的正義感和愛國心，都是渴望自由民主的人們必須戒備的。因此我提醒那位專訪劉亞洲的朋友，做這個報導必有負面效應。因為新聞禁錮，你無法說出完整的真相，揭示劉亞洲現象背後軍人干政、或以軍隊力量促進政治改革的危險性。於是一份有助於擴大他在民間的影響力、卻無權質疑這種影響的報導，對我們所顧慮的危險就是一種縱容。因此，質疑他在現役將領和知識份子雙重角色、雙重倫理之間的衝突和混亂，也許是惟一可行的表述。如能促使劉先生對此躬身自省，抑制自己的愛國與思辯熱情，認識到軍人的愛國之道就是政治中立之道，則善莫大焉。
如果中國的民主化一定會來，最壞的方式就是經由軍人干政和軍事獨裁走向民主化。劉亞洲的湧現使中國知識界一直擔憂卻無力探討的這個問題開始浮出海面。我們是知識份子，只有一張嘴巴，但劉亞洲們不是。他們除了有嘴，還有槍。除了有槍，還有政治貴族的牌照。用劉亞洲本人頗為自得的話說，「在軍人中我讀書，在讀書的人中我是軍人」。劉亞洲等將領代表著軍內有識之士一股充滿理想主義的潮流，在軍內缺乏淵源的胡錦濤不可能選擇彈壓，這只能激起robot們更普遍的疏離傾向。因此如果民間社會和自由知識份子不能走到黨內改革派的前面去，而中共文官集團的政治改革力量又不能走到少壯軍人集團的前面去，那麼軍隊精英們選擇干政，就必將是中國未來民主轉型難以躲閃的命運。
2005-5-5
（本文系全本首發。其刪節本同時在香港《動向》刊發）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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