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4月11日下午三時正，從上海浦東國際机場飛赴洛杉磯的東航747客机開始在跑道上滑行。我的座位正好在机翼前的舷窗邊，只要頭部貼近小舷窗，我就能看到离机身不遠的、安裝在机翼之下的巨大圓形气筒。跑道伸向遼闊的田野，憑遠處景物向机后疾退的速度，我知道飛机滑行越來越快了。我極力縱目遠眺，向那片處于東海之濱的大地投以最后的一瞥。
坐在旁座的輝輝對机外的一切不感興趣，他已用机上提供的棉花團子塞住耳朵，被安全帶牢牢系住的身體深埋在座位里，默默閉上眼睛。他自小暈車，第一次坐飛机心里也就暗存著恐懼，特別是對升空的片刻。我也是第一次坐飛机，靜文的二哥特為給我配了盒速效救心丸，還給我塞在伸手就可拿到的外套口袋里，但是，我心里絕無疑懼。坐進暖烘烘的机艙座位，我就脫去了外套和毛衣褲，此時只覺得全身既輕松、又舒服，連輝輝遞給我棉花團子我都沒要。我感覺到飛机在突然發力，并轟響著加速升空。我只顧俯瞰著漸漸被拋向机后的海岸，根本沒有感覺到胸口和耳鼓有什么壓力。机頭前方，藍天空闊，一碧如洗；下方即是濁浪翻騰的万頃東海。我知道，我已經和自己守了58年的中國大陸相分离了。
99年送靜文赴美的時候，我并沒有多去想自己的去留。因為這种事情由不得自己，即使想去，也沒那么容易，所以用不到自己預先去想。靜文簽好證之后，我和她一起到省城向鄺海彤和欽文告別，同時請欽文幫忙，到地下外匯市場調換1千美元，欽文私下問我：“靜文走后，你作何打算？”我說：“如果靜文能在美國站住腳，就設法將輝輝帶出去。”他又問：“你呢？”我不假思索地說：“我不去，我到那邊能做什么呢？”欽文道：“一家人總得在一起嘍。”那時候，“一家人總得在一起”還不是我的行事准則，我的准則正好与此相反：為了尋求突破，一家人必須勇于打破現狀，接受分离的挑戰，即使沒有任何人能夠給你打包票：這种分离究竟會持續多久？不過，“我不去，我到美國去能做什么？”這話倒也不是假話。在可能性并不明朗之前，我不止是對朋友們這么說，而且，對靜文和孩子，甚至是對自己，也這么說。靜文行前，我与她談得較多的一個最富有魅力的設想是：她在美國進一步取得帕特森先生的好感与信任，逐漸說動他全權委托我們，作為他的作品在中國大陸翻譯出版的代理人。我可以保證，每年譯出他的一部作品，并為他物色一家實力比較雄厚，可以進行長期可靠合作的國內出版社，并根据實際情況，作出有利于他不斷開拓中國市場，增進他的長遠利益的經濟安排。我一心想做主動權握在自己手里的翻譯家，靜文赴美將會有助于實現這一愿望，使我感覺到鼓舞的前景倒是這個。
只要能在美國立足，靜文是要把全家人都帶過去的，但那時她也不想多談這個話題，因為她知道，決定性的因素是事態，而不是愿望，說也沒用。靜文走后不久，我請她姐姐靜芝他們來吃飯，靜芝對我說：“靜文是要你一起去的。你不去，難道一家人就這樣分隔在兩地？”我看她這么認真，就說：“現在，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控制心態。這事絕對性急不得的。你想想，要是靜文能在兩年后安排輝輝出去，這已經算是非常順利，非常好了，若要輪到我，起碼還得再等兩年吧？我至少得等四年，這還是最好的情況。你說是嗎？”靜芝完全贊同地說：“等四年是起碼的，要是四年能走，那就太高興了。”我說：“是啊，所以我絕對性急不得。再說，現在輝輝還在我身邊，有他需要我料理，輝輝走后，我就成一個人了，日子會更難過。我必須有充分的思想准備。”靜芝朝我看著，微笑著發出一聲嘆息后說：“所以，我們在家里常說，你送靜文出去的決心真大。說實話，若是左老師，他就辦不到。”
靜文的二哥在自己家也對她二嫂說：“若我是天心，我絕不會放靜文去的。”他當然認為，我這個險冒得太大了，只要往難處多想想，會令人不寒而栗的。但是，我自己從來不是一個瞻前顧后，左思右想，因而舉棋不定，裹足不前之人；要做的事情，一旦決定就再也不去多想了。我當時那种破釜沉舟的決心，在送別靜文時是有所表現的，可以說，將要遠別的恩愛夫妻很少會如此行事：在靜文臨行前的几天內，我們只是忙于做准備工作，忙于告別親友，到晚上兩人睡在床上，竟然除了躺著談話之外，從未有過難舍難分的擁抱与親吻，就像靜文要去的地方只是附近另一個城市，而不是越過整個太平洋。送靜文去机場那天，靜文的二哥和三哥安排了兩輛車，一輛中型面包車，一輛轎車，我本想 靜文、輝輝和我三人同坐一只三人座位，但待我上面包車時，靜文身邊的座位早被她的兄姐們占去了，我只好坐在离她稍遠的前部座位里。不過，我并沒有為此感到傷心，我只是側轉身子坐著，使自己始終看得見靜文。靜文是99年8月28日走的，那時，上海浦東机場尚未建成，國際航班還是從虹橋机場開出的。檢票前，大家簇擁著靜文，与她拍照与話別，我直到最后才与靜文站在机場大廳的欄杆邊上合拍了一張照。將近要排隊檢票時，靜文上廁所回來，突然想到自己一直背在肩上的手提包，著急地問：“我剛才交給誰了？”在我周圍的人都說不知道。靜文急忙又赶到廁所那邊，因為兩個侄女都不在眼前，有人說，她們倆也去上廁所了。此刻，那只手提包是天底下最重要的東西！護照、机票、健康證等等出國所需的證件都在包里。連我這個每臨大事心里不會發慌的人也有點慌兮兮了，幸虧遠遠看到靜文和兩個侄女從廁所那邊往回走時，靜文肩上已背著包，原來她剛才是將包交給侄女元元了。靜文來到我們中間時，我就沖著她說：“你要記住，從現在起，無論到什么地方，這只手提包都不能离身！”我簡直說得聲色俱厲，只是靜文并不在乎。靜文就要推著行李車進檢票門了，她和十几個送行的親人一一握手道別，二兄和姐更是千叮万囑。輪到輝輝時，已与靜文差不多高的輝輝与母親緊緊擁抱，靜文邊抱住輝輝，邊用手拍了拍他的背部，囑咐了几句，然后才向我伸出手。邊上不知誰在大聲說：“也來一個呀！”可是，我們只是輕輕地握了握手。靜文對那人說了一句：“他是男子漢大丈夫，不來這一套的。”就轉身推著車子進去了。眨眼間靜文的身影就不見了，這時候，我心里才真正襲來一絲悲哀：怎么沒有好好与靜文告個別啊？
其實，在我的內心深處，還是有軟弱之處存在的。送走靜文之后的第一天晚上，我獨自睡在我們的大床上（睡前我問輝輝，是想跟爸爸一起睡呢，還是仍舊一個人睡？輝輝說他還是睡在自己小房間里吧），起先倒并不怎么覺得空落落，不一會便睡著了，但不知睡了多久，就開始做起那個在婚前多次做過的老夢來了：我突然想起，已經很久沒有見到靜文了，也沒有得到她的任何信息，啊，靜文在哪里？我的心在惊問。于是，我就到處去找，去找，但是我無法找到，無法找到……當我在痛苦的失落中醒來時，發現玻璃窗已經透出微光，是凌晨時分了。盡管已經意識到是在做夢，可我還沒有完全清醒，我仍然在夢境中載沉載浮，想像著身邊沒有靜文的無盡歲月，直到我猛然警醒過來：這還了得！靜文乘坐的飛机此時可能還沒到洛杉磯，這條路才剛剛開始走呢！我極力鎮住自己，摸出枕頭下的手表看了看時間，就要到6點了。我索性起床，去洗浴缸里昨天臨行前靜文洗澡換下的一條連衫裙、一條內褲和一只胸罩。那是靜文在家最后一次所穿的衣服，我要把它們保存起來，作為記念。
所幸這個夢后來就不再做了。靜文到美國之后不久就告訴我，她可以在學院圖書館的電腦上發Email，于是，我馬上去買了一台新電腦，上了网，每天早上一到店里就看靜文發來的信，并給她寫信。我每天都用心給輝輝准備飯菜（靜文走后沒几天，輝輝就主動要求晚上和爸爸一起睡了），每個周末都叫孩子給媽媽寫信，由我在電腦上打出，發給靜文。輝輝有次對媽媽說，媽媽走后，他的生活水平一點沒有下降，爸爸搞得很好，叫媽媽放心。此外，我還經常請靜文的兄姐們來我家相聚，讓靜文在約定的時間里打電話到家里，和兄、嫂、姐、姐夫以及侄儿女們一個個直接通話。總之，在前景尚不明朗的近一年時間里，我和輝輝都生活得不錯，与靜文的聯絡渠道極為通暢，使她在美國毫無后顧之懮。
靜文离開時，輝輝剛升入高中，靜文簽證辦手續之類的事，都是在他念初三時完成的，所以，他已經完全懂事了。輝輝不是一個容易被人駕馭的孩子，即使与比他年齡大點的同伴在一起，他往往也會在其中起主導作用，他從小就不怕与任何人打交道。他的直覺很准，他与大人接触時，會因人而异，自然而然地采取不完全相同的方式，并且效果極佳。他很小的時候，柯云龍有次對他說：“輝輝，你長大了，你爸爸的店就給你了，好不好？”他脫口就說：“這么小的店，我才不要呢！”云龍伯伯故作惊訝地問：“那你要什么呀？”輝輝不假思索地說：“起碼像關城大酒店那樣的！”關城大酒店是改革開放后關城所建的第一座高層大樓。盡管他年齡不大，但我确實認為，在他的性格中，冷靜的控制力要比我強，而且比我精明。在上好初一之后那年暑假，他抓到一只非常好的蟋蟀，我小時候也很喜歡抓蟋蟀的，但可以說，我從來沒有抓到過這么好的。他給我看時，我惊嘆道：“呵，這么好的蟋蟀，不容易抓到的！”他說：“這只蟋蟀賣給人家，要几百塊錢呢！”我說：“你怎么知道？”他說：“我已經給內行人看過了。”過了一天，他問我：“爸爸，你小時候養蟋蟀，最長可以養到几時？”我說：“養到冬天。”他又問：“到冬天會怎樣？”我說：“冬天一到，蟋蟀就沒有力了，大腿會一只只掉下來，最后就死了。”他又追著問：“我那只好蟋蟀呢？”我說：“當然也會死掉。”過了一會，我看他小心打開蟋蟀盆蓋，端詳著那只蟋蟀，沒有出聲，我就問他：“輝輝，這只蟋蟀能賣几百塊錢是真的嗎？”他說：“當然是真的。”我就說：“那么，爸爸有個建議：這只蟋蟀你還是賣掉上算。現在已經近開學了，你自己養著沒意思的。”他一時沒有回答，我也不再多說什么。下一天，我在店里電腦上翻譯東西，只見輝輝領著一個20多歲的小伙子走了進來，他到我身邊，輕聲對我說：“爸爸，我和這位哥哥到里面談點事。”說著，他就去打開內室門，招呼那個小伙子進去。兩人到里面后，他又把門輕輕關上。我想他是在處理那只蟋蟀了，可我并不想介入，我只是始終坐在外面電腦前，搞自己的翻譯。此時，靜文正好上街走過，進來看看。她站在我身旁，望著里面的玻璃門問：“誰在里面？”我說：“輝輝。”靜文又問：“在做什么？”我說：“他和一個哥哥談點事，不要去管他。”靜文走后又過了好一會，輝輝送那個小伙子出來了，一直送到店門外，他才進來。輝輝走到我身邊時，我邊繼續打電腦邊輕聲問：“蟋蟀處理掉了？”輝輝說：“嗯，那個小伙子出了三百元。”我表面上不動聲色，嘴里也沒說什么，可心里在想：嘿，這小東西在經營上倒真有點天賦！一切在小聲中進行，我除了感受得到他們在做交易之外，几乎沒有听到他們在說什么！輝輝喜歡課余自由活動，對學校一天到晚要學生讀書，連周末也不肯放過，越來越產生反感。盡管在媒體上要求減輕學生負擔的呼聲甚高，但學校在只以考試成績定乾坤的現行中考与高考體制下，根本不敢將學生的課業負擔減下來。于是，不按上級教育領導部門規定，延長每天上課時間，周末要求學生到校補課等非合法行為就成了學校的司空見慣之舉。在他念初三時，有個星期日，學校正給學生補課，突然听說由市教育局与關城報紙、電台等媒體組成的檢查團要到學校里來檢查。學校領導只好馬上把學生放掉，并通過廣播要學生們离校時只走后門，不可走前門，以免碰到檢查團，并要求每個班級將事先准備好的，符合上級規定的作息時間表挂出來，把事實上在實施的延長上課時間的作息時間表藏起來，而且還教學生，在遇到檢查團的情況下，如何以假話回答他們的問題。學校的這种偷偷摸摸的做法將輝輝的反抗心理完全激發起來了，他偏偏不走后門，而是大模大樣一個人從大門走出去。第二天，他受到班主任的責問，并要他寫檢查，但他根本不怕，他反問道：“我是到學校里來讀書的，是完全光明正大的，我為什么不能走前門？學校是教育人的地方，教人誠實是教育的根本，學校教學生說假話，這是錯誤的，要寫檢查的應該是學校！”班主任和學校領導還想壓他，用給他處罰來威脅他。輝輝毫不畏懼地對他們說，如果學校給他處罰，他馬上就向媒體投訴，讓社會來評評理！對孩子這种既倔強，又能抓住事理，确保自己在沖突中取胜的個性与本領，我和靜文都暗自贊賞不已。但是，我們也都知道，在中國，有這种個性的人，前程是會有危險的。所以，我們在知道這件事之后，并不對輝輝有所指責，但也不加以鼓勵，我們只是更加認識到，讓輝輝早日到美國去，那是多么重要！靜文在上海獲得簽證那天，她一出領事館就給我打電話，報告喜訊。我得訊后，也馬上給家里的輝輝打電話（那時正值暑假）。我永遠忘不了的是，他一听到這個消息，就對著電話大聲喊叫起來。從這一聲喜極而發的叫喊，我鮮明地意識到，孩子是真正懂事了。他已經知道，媽媽出去將會改變他的未來！
我相信這個孩子的直覺。2000年中國新年除夕夜，我和輝輝在靜芝家吃了年夜飯回來，父子倆坐在長沙發上，共同思念著靜文，那時靜文在美已經將近要半年了。我忽然試探性地問：“輝輝，你覺得你自己要到什么時候能夠到媽媽那儿去？”輝輝想了想說：“我看，到我讀高二時。”我看他說得那么認真，就像确有其事似的，其實，那時候這事壓根還沒有影儿呢。但神奇的就是，他确實是在高二上學期离開中國的，他的預測沒錯！當我們知道靜文已經為我們辦好了赴美申請的那天晚上，輝輝睡在我身邊，一本正經地問我：“爸爸，媽媽要你和我一起去，你去嗎？”因為我此前總說不去，現在既然媽媽說我也要去，他就得問問我的打算了。我說：“媽媽叫爸爸去，爸爸當然要去的。”他突然如釋重負，語調變得輕松地說：“噯，這才對了！要是爸爸不去，一家人都要心挂兩頭了。”孩子說得對，包括以前欽文所說，一家人是必須生活在一起的，除非万不得已。
我的決定一下子改變過來了，毫不費什么力气，因為那是天經地義。不過，我到美國去能做些什么？這仍然是首先跳上我心頭的最重要的問題。而且，我現在必須對它作出明确的回答，不容拖延。
當時我正在搞翻譯，肖克平教授安排我和省少儿出版社簽訂了一項委托翻譯合同；同時，省翻譯家協會一位副會長也為一家省外出版社約我譯一本書，但是，我知道到美國搞英漢翻譯不行，我希望自己到美國之后能夠從事寫作，雖然這條道路也極為狹窄。搞寫作是我的宿愿，記得上初中時，語文老師要我們說說自己的理想，在輪到我時，我不知天高地厚地站起來說：“我要像魯迅先生那樣，用自己的筆為國家和人民服務。”那是在反右之前，加上我年齡尚小，所以還可以單憑自己的性之所近來談個人理想。但現實生活很快使我陷入痛苦和不平之中，我在痛苦和不平之中睜大眼睛摸索和追尋，堅持著自己的抗爭。我不因為被拋棄而气餒，不因為被禁錮在狹小的生活天地里而變得目光短淺，也不因為年歲日增而變得生命力与勇气日漸消退。如果讓我搞寫作，我要寫的就將是我的心所體驗到的這一切。我絕不會為了成為作家，而去寫迎合強勢集團，違背自己的信念和良知的東西。這就注定了我不可能在中國以寫作成果成為作家，而只能以翻譯家的身份成為作家協會的成員。但這并不表明，我不想說什么話！我有滿腹的話要說，那是多年來積存在心底里的，完全屬于我自己的話！當然那也是時代的產物，但那是由我的自由意志所決定，以我的全部身心去堅持、去維護的東西。
侄儿小易知道我們打算去美國之后，不止一次勸說我們打消這個念頭，因為他在美國生活多年，深知外來人在美國謀生有多么困難。輝輝大學畢業之后到美國深造，走他曾經走過的那條路，那是可以的，只要輝輝有這能耐，但像我那樣的年齡，加上我這樣的身體，到美國就是自討苦吃了。他說我們在國內基礎已經不錯，維持一個中上生活水平是不成問題的，根本犯不著冒險，离親別友，棄家遠行，到一個完全陌生，必須從負起點做起的地方去。我們知道他的好意，但我們沒有接受他的勸告。我們認為，小易是按照生活的一般邏輯來考慮問題的，而這正是我們一貫不屑采取的方式。我想，靜文到美國，年齡還不算大，憑她的能力，是能夠打開局面的，無非是要比國內辛苦些，小易只是考慮到我的困難，所以才不支持靜文去。對輝輝來說，到美國無論如何都是有利的，越早則越是有利。至于我一人，即使到美國成就不了任何事，那又怎樣呢？我們冒的險實際上并不大，我并不看重自己手里的一個小經營部，一份尚不穩定，也不能體現我的全部价值的翻譯工作。我始終感覺到自己還處在追求的起點上，我從來沒有像我所向往的那樣，邁開闊步向著自己的目標勇往直前過。我總是在迂回、在等待，過一种我在其中必須持有很大保留的生活。我內心里實在非常渴望离開這种生活。現在，我可以离開了，就讓我利用這段時間寫出一本書來，作為我在中國生活了這么多年的總結，并為到美國從事寫作而作好准備！
從我确知自己將赴美國之后的半年多，是我一生中工作效率最高的一段時間，我不僅完成了已定的翻譯任務，還寫出了上面那本以我自己為主人公的小說。為了赶時間，我把我的經營部交給了老友柯云龍。我將電腦搬到自己家里，盡可能不受干擾地翻譯并寫作，將買菜做飯，料理好輝輝的生活當作休息和調濟。我沒有把寫小說的事告訴任何人，臨行時，我把拉出來的打印稿和一塊錄有全稿的磁盤悄悄裝進了行李箱。
靜文和我出國都是很體面的，靜文到上海乘飛机那天，關城日報在頭版發了一條消息，標題是“華靜文成為我市第一位赴美女訪問學者”，靜文的二哥是關城日報編輯，他特為在我們發車送靜文到上海去之前，到社里拿了几份當日的報紙，讓靜文在行前看到。一個星期后，關城日報又發表了一位女記者對靜文的采訪記，并配發了靜文的一幀非常瀟洒的風景照。我行前被評為“1949-2000年關城市勞動模范”，名單正好在我臨行前的一天刊登在關城日報上，我自己并沒有看到，是來為我送行的老同學告訴我的。我們以自己的工作成績和美好家庭贏得了人們的好感，但是，我們在一般人心目中建立起來的形象并不是完整的，涉及政治禁區的東西我們沒法跟別人講。現在，我總算有机會在關好的門后用文字將它說清楚了。如果我能以這樣比較完整的自我表白而榮獲關城市勞動模范的稱號，那我就高興了。若果能如此，那我們或許就用不到想走了。可惜的是眼下不行，我寫了那本小說稿之后，還得有安全顧慮，我不能隨便給人看；將稿子放進行李箱，似乎是在做一件冒險的事。我的心是在行李箱通過机場出關檢查，從滑道口出去之后才完全放下來的。
此刻，我和輝輝已經在空中了，已經离開了某种勢力范圍，不管前程如何，我的安全顧慮總歸徹底消除了。這是一种很好的感覺。
克林頓總統說，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將會成為一個以美國為領導的，全部由民主國家組成的世界。在蘇聯和東歐共產党國家解體之后，說這句話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但是，對渴望在中國實現民主的人士，這句話也帶有歷史的無情的一面：美國對中國實現民主化并不性急。美國目前只要對共產党政權可能的越軌行為保持強大的嚇阻力，對中國的事態發展保持強大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又通過誘導，使中國逐步融入世界大家庭，越來越多地接受外部世界的經濟和政治影響，那樣就行了。中國的民主化將是一個各种因素自然消長的進程達到某种臨界點之后的必然結果。美國是一個抱有堅定的長遠戰略目標的偉大國家，它的任何一位總統都意識到，自己只要完成其中一個時段的工作就可以了，因此無須為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究竟還需要十年、二十年、乃至四十年，五十年而著急。美國不歡迎任何不合時宜的過激派！我不可能到美國去做民主斗士的，盡管我內心深處最渴想看到的莫過于中國實現民主。現在，我只能是到美國去看看，看看是不是能夠通過中文寫作走出一條路來，如此而已。就連這樣一個小目標，我也不知道是否真能實現，因為我對美國，除了它的崇高理念，此外便所知無几了。我就像此時我所乘坐的飛机，正迎頭向一片茫茫云海飛去。除了靜文正在彼岸等待我們之外，我看不見自己的任何明确的可喜前景，這是我必須為离開中國而付出的代价。不過，我此時正在開始飛越太平洋，即使就只為了這次飛越，我也樂意下這樣的大注！何況，到美國后我畢竟還是能夠作出嘗試的。
飛机鑽進了云海。我叫輝輝向窗外看，可他還是蜷縮著身子，閉著眼睛，似乎只有這樣才能防止暈机之類的事。媽媽不在家的這一年半時間，輝輝明顯長高了，而且也更加懂事，更加自信，更加意識到去美國對他的重要了。他有次睡在床上和我閑談時說：“爸爸，我看，我的同學中絕大多數已經沒有創造性了。”我知道他所說的沒有創造性指的是什么，那是一种個性被壓服的狀態，于是我問：“你呢？”他語气堅定地說：“我當然有。要是我失去了創造性，失去了個性，那到美國去也沒有用了。”輝輝在學校里朋友很多，行前，他們送給他的禮物多到沒法全部帶走，他在酒店舉行告別宴會，有二十多個同學來參加。我們登机前，他背著一個大背包已經走進擋住送行者的屏障了，但他又重新回身，走到屏障外面，向那么多給我們送行的親友深深鞠了一躬，以示惜別。但他此時縮在座位里的那副樣子，又使我覺得他還是個孩子。我希望到美國之后，他那恐車病會不翼而飛。靜文在我們到達之前，已考到了駕駛證，買了一輛二手車，她說輝輝到后馬上就要學車的。
可以感覺到飛机在云海中向上爬升，不一會，它就從云霧中鑽出來，向云層之上的高空飛去。云層之上的天空在斜陽照耀下，呈現出一片晶瑩耀眼的碧藍之色，飛机下方則是一望無際的平展展的雪白云濤，一直伸展到天際盡頭。從此，航程中的景色就不再改變了，唯有漸漸臨近的暮色，使上面的天空与下面的云海十分緩慢地改變著顏色。
机艙前部挂著的電視机屏幕上，早已出現了一幅顯示飛机航程的畫面，代表飛机的那個小小的紅色箭頭正在向著日本海岸緩緩靠近。飛机飛臨日本前，空中小姐給旅客們分發晚餐，晚餐有中式和西式兩种，我和輝輝要的是西式：一塊牛排、一只三明治、一小盒乳酪、一塊巧克力、一小盤色拉、一只桔子、一杯礦泉水，等等。輝輝吃晚餐時精神好多了，他已經有把握地知道，他不會暈机了。晚餐吃完，舷窗外的天空已完全暗下來了，屏幕上的紅箭頭已离開日本，向著遼闊的太平洋挺進了。机外已沒有什么東西可看，輝輝叫我關上舷窗，兩人閉起眼睛，希望在不知不覺的睡眠之中，打發飛越大洋的一整夜。我和輝輝都睡得很安穩，我在夜間只醒來一次，上了廁所后繼續睡覺，再次醒來，拉開舷窗一看，天已經亮了。屏幕上應在紅箭頭后面的亞洲大陸已不見蹤影，一幅北美地圖已經出現在箭頭前方不遠處。一万一千几百公里航程，只剩下最后的兩千公里了。不過机外的景象沒有改變，依然藍天在上，白色的彌望皆是的云層在下，只是太陽還未出來，天空与云海的色彩還不那么明亮耀眼而已。處身于這樣的高空之中，會給人以單調和寂廖之感。我不時縱目搜尋，想看看天上是否有其它飛机飛過，但遠遠近近不見一點机影，整個廖廓的天宇間只有我們所乘的飛机在發出平穩的、毫無變化的低沉聲音，在旅客們不知不覺間向前飛行。后來，我總算看到一架飛机，在不遠不近之處，朝与我們相反的方向飛去。那只是徐徐而過的一個机影，它無聲無息，象是一片剪紙，不會給人任何實感，它的出現甚至令人更加感覺到天宇的冷凝与寂廖。下方的云層很象是一片無際的雪原，向任何一個方向看，都不可能看到它的盡頭，也不可能看到任何生命的跡象。這時候，我分外真切地感覺到承載生命的地球的神奇，感覺到自己所愛的親人的無比寶貴。輝輝還在睡覺，我想，這時候靜文或許已經醒來，正准備要去机場迎接我們了！我們就要來到她身邊，出現在她眼前了！我們在洛杉磯會合，這即將成為現實！一時間，我簡直有點不大相信這是真的，而不只是一個恍惚的美夢。真要感謝上帝，我們只分開了一年半時間，要比預期順利得多！說實在，實現這一步談何容易，這是靜文的不世之功！是她取得了帕特森先生和其他几位重要人士的強有力支持，我和輝輝為她感到驕傲！親愛的，我和輝輝就要投入你的怀抱了！
机艙里又漸漸活躍起來了，輝輝醒來后也去洗了個臉。空中小姐在分發早餐時說，飛机將在7點1刻降落。電視屏幕上那個不斷前行的紅色箭頭，就要射中緊貼美國西海岸，赫然標示著洛杉磯英文字樣的小圓點了，飛越太平洋的壯舉即將完成。
飛机降低高度比較緩慢，時間拉得較長，不象升空時使人感覺到有一個短暫的突然發力過程。飛机徐徐下降，傾斜的机頭大約成15度角向下鑽進云層，又慢慢從云層里鑽出來。我叫吃好早餐后又縮在座位里繼續打盹的輝輝快往舷窗下看，我說已經可以看到下面的大海和前方的陸地了。可這孩子毫無好奇之心，他什么都不想看。像格子棋盤似的洛杉磯出現在机翼下，一塊塊深黃色的房屋与綠色的草地已隱約可見，接著便可看見在一條條主干道上川流不息的汽車，就像細小的爬虫在向前攢行。從空中看，高爾夫球場、大體育場的輪廓顯得特別清晰。當飛机飛越過一條最大的主干道時，我看到它每邊都有八個車道，一共是十六車道，其寬闊可以想見，正在行駛的車輛首尾相接，看上去宛若游龍。洛杉磯給我的最初印象就是地域寬廣，飛机在市區上空飛行了好一會才到達机場。
飛机在跑道上滑行，后來又在停机坪上緩緩行駛時，出現的景象令我有點感到意外。低矮簡陋的小屋在机場四周隨處可見，机場上堆放著一攤攤雜物，也顯得有些零亂。我与輝輝從下机口進入机場大樓時，心態都極為平穩，只覺得眼前的一切平常而又平常。輝輝現出一副見慣不惊的鎮定模樣，臉上神色端凝，這孩子性格中天生就有沉的一面，此時，他或許正在為迎接新挑戰而作著心理准備吧，可以說，在整個航程中，他從未有過任何孩子气的天真表現，沒有浪費過自己的任何精力。如果要他寫一篇以“飛越太平洋”為題的旅行記，他肯定不會寫得很好，但是，我相信，在他內心里必定潛藏著什么，潛藏著什么能使他在美國實現長足發展的基質。那是我和靜文給予他的，需要他自己去努力加以開發的東西。靜文把他帶到這片偉大的自由國土上來了，且看他如何作為吧！
在美國，我的腿疾可以使我和与我同行的人處處得到照顧，在机場大樓進關辦手續時，我就深深感受到這一點。有人引我和輝輝進專用電梯，有人領我們去各個辦事柜口領行李、辦所需手續。我發現机場工作人員大約有一半是東方面孔，不會講英語的中國人也不會遇到任何困難。放著書稿的那只行李箱和其它行李都完好無損，輝輝將箱子一只只堆放到小行李車上。
靜文說，我們的進關手續辦得真快，她沒有想到我們這么早就出來了。是啊，我們也沒想到這么容易就見到了她！當輝輝推著行李車，肩上背著那只紅色的大旅行背包，邊照顧著我走上出口處的坡道時，我們一眼就看到了正站在上方坡道口跟人談話的靜文。她身上仍穿著國內帶來的米色風衣，發式也沒有改變，我只是覺得她那側轉著的臉消瘦了點，并顯得有點疲勞。
“媽媽，”輝輝欣喜地叫道。
靜文轉過頭來，臉上一陣惊喜：“啊呀，心肝，你們已經出來啦！”
靜文緊緊擁抱住輝輝，分開時与她差不多高的輝輝，此時已經比她高半頭了，這一年半正是孩子長得快的時候啊。“呵，總算把你們盼來了！讓媽媽好好看看，”靜文雙手攏著輝輝的胳膊，仔細端詳著惊嘆道，“呵，這么高了，肩膀也寬多了！”
“我一米七八了。”輝輝說。
“媽媽怎樣，媽媽老點了吧？”靜文高興地問。
“一點不老，跟原來一個樣。”輝輝和我异口同聲地說。
“呵，我們也擁抱一下吧。”靜文擁抱住我說，“我們又在一起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