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7日訊】中共對國家經濟的破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
反右運動和其前發動的一系列運動使毛澤東和中共在政治、經濟和思想領域都取得了絕對的統治地位。而1957年因為頭一年農業的歉收，城市失業問題日益嚴重。而且農村集體化並沒有使國家得到更多的農產品，反而使農業停滯不前。毛和中共開始著手解決這一問題。在1957年的毛看來，工業發展的重點應該慢慢轉到投資較少的勞動密集性企業，即農業、輕工業和中小規模的重工業。這樣不僅可以解決失業問題，而且可以解決日益膨脹的人口問題。
1957年7月，馬寅初教授在《人民日報》發表《新人口論》一文，提出控制人口，得到了毛的讚許。8月8日，中共中央在農村發起「大規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以此鼓動農民的幹勁。10月9日，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上肯定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並稱之為「四大武器」。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首次提出大躍進的口號。
1958年初，中共中央做出了「全面大躍進」 得戰略決策，希望推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當年2月，《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鼓足幹勁，力爭上游》，提出國民經濟「全面大躍進」。在毛和中共看來，只要利用中國人多的優勢，調動人們特別是農民的積極性，中國的經濟就一定會有飛躍的發展。這樣，馬寅初控制人口的主張受到了批判，鼓勵多生育取代了對人口的控制。
由於經濟學家和許多知識份子在反右中被打倒，一場違反經濟發展規律的運動轟轟烈烈在各地開展起來。而反右的後遺症是，中國進入了恐懼事實的狀態。聽假話、說假話、做假事，逃避事實、歪曲事實成為世風。大躍進便是一次全國集體編造謊言的大爆發。人們在共產黨的邪靈引導下，做出了許多荒誕不經的蠢事。說謊者和受騙者同樣自欺欺人。
1958年4至9月，中共在開展了人民公社化運動。所謂人民公社就是由一些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而成，接受中共的統一領導。每個公社下分幾個生產大隊，下邊又分成若干生產小組，每個生產小組相當於以前的一個合作社或半個村莊。農民的自留地被公社收回，所有生產工具和牲畜也屬公有，統一分配。按照規定人們必須在公共食堂吃飯。
6月中旬，《第二個五個計劃要點》報告中提出新的計劃，要五年超英十年趕美。7月，全國農村有四億人在公共食堂吃飯，占當時農村人口總數的73%。7月，「衛星」不斷上天。湖北長風農業社早稻畝產15361斤。農業部公報夏糧產量比上年增長69%，總產量比美國還多四十億斤。汽車工業也發生大躍進，半年全國各地研製出二百多種汽車，不但製成了汽車，還採用了V型發動機、液壓動力轉向、自動變速裝置等先進技術，使我國汽車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8月17至30日，北戴河會議提出在1962年趕上美國，向共產主義過渡。同月，正式提出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9月，為完成全年1070萬噸鋼的指標，全國鋼鐵大躍進。城市裡，人們紛紛砸鍋賣鐵，或者自煉鋼鐵，一派熱火朝天的場面。而在農村，農民則丟下農活去「找礦」、「煉鋼」，大量成熟的莊稼爛在地沒有收入倉，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拋撒。譬如四川省「拋撒、浪費的糧食約占總產量的百分之十左右……當在二百二十萬噸以上。」河南省更為嚴重，竟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糧被毀棄在地裡未收穫入倉。
而當月更創下了人類歷史畝產最高紀錄：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稻穀畝產130435斤。在這一個月當中，中共造出了六種飛機。
11月，雲南發生浮腫病，毛澤東在批示中提醒人們不能光顧著生產，忘了生活。任務不要提得太重，生產生活要同時抓。
在這場謊言與愚行的鬧劇中，中共惡黨強制的把它的暴虐邪氣植入了全國人民的精神境界。人們高唱著「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嶺開道，我來了」的躍進歌謠，實施著「畝產萬斤，鋼產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的荒誕計劃，轟轟烈烈，經年不醒。
1960年1月1日，《人民日報》提出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3月，以政治掛帥為主旨的「鞍鋼憲法」提出。5月，中央指示，在農村中開展「三反」運動。11月7日，軍隊中開展以「兩憶三查」（憶階級苦、憶民族苦、查立場、查鬥志、查工作）為主要內容的憶苦思甜運動。
在大躍進中，即便很多人知道是自欺欺人，但是在中共的暴政下，誰都怕「反對三面紅旗」，誰都怕當「大躍進消極分子」，因此為了迎合中共高層的心理，全國上下虛誇吹牛成風，糧食等產量層層加碼。又因中共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農民完成國家糧食徵購任務之後剩下的才是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飼料糧。徵購量隨產量走，由於浮誇上報，1958年的徵購數比1957年增加了二百十五億斤，全國農民的人均口糧減少了二十一斤。個別地方，如河北省張北縣，1958年的糧食產量「被近四倍的虛誇」，「使國家徵購任務成倍增加，而實際產量與徵購數幾乎相當。」留給農民餬口的只是一些土豆。
隨著時間的推移，大躍進的惡果逐漸顯現。在農村中實行的人民公社，破壞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而且浮誇風，使農民的口糧下降。農業和農村形勢逐步惡化。
在這場持續了一年度的大躍進後，中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1961發生了嚴重困難，大饑荒席捲中國，餓殍遍野、民不聊生，造成了至少三千五百萬人被惡死的慘劇。
大躍進的後果：至少三千五百萬人被餓死
大躍進實行了一年多後，到了1959年春天，許多地方已處在饑饉的邊緣，發出了餓死人警報。1959年4月初，僅山東、安徽、江蘇等十五個縣統計，就有兩千五百萬人「無飯吃」。
在這種形勢下，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元帥出頭「為人民鼓嚨胡」，在7月廬山會議上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大躍進提出質疑。可是他因此而被打倒，毛澤東就勢發動「反右傾」，整肅了一千多萬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形勢極度恐怖。中共各級幹部唯恐「右傾」帽子落到自己頭上，誰也不敢再為「無飯吃」的農民大聲疾呼。
早在1959年初，毛澤東就曾擬文件批發全國：「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此後，凡收羅的糧食不足上級規定數，就一定是基層幹部隱瞞了產量，私分了糧食。於是「反瞞產私分」，拚命從農民碗裡奪糧，全國一律，沒有例外。結果留給全國農民的的人均糧食（含口糧、種子糧、牲畜飼料糧）比1958年還少一百餘斤。「反瞞產」完成國家徵購數之後，許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連糠都沒有了。
從11月月末起，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饑饉就籠罩了全中國。
四川的非正常死亡遠超過任何一省。根據如今官方發表的完整、清晰的人口統計數位：一九五八至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數分別為一零三萬、二五八萬、三百萬、一二五萬、二十六萬。整個大躍進期間，四川餓死的人數高達八百十一萬，每九個人就死了一個！
而廣西也餓死了很多人。據1967年「廣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團」發表的《給毛主席的一封信》透露：「韋國清(廣西第一書記)自己承認的數位」是三十多萬，但廣西「公安廳廳長鍾楓揭發，起碼有五十萬。」
死人嚴重的另一個省是安徽。鳳陽縣是個典型。鳳陽縣1959年的糧食產量是一點五億斤，但縣委宣佈「我們在總路線的照耀下，奪得了農業生產的全面大豐收。糧食總產四點○五億斤……」報了高產就得多交糧食，縣委擠社員的口糧。擠不出來，便「反右傾」、「反瞞產私分」。鳳陽縣委在十月間召開全縣幹部大會，開始了空前野蠻、殘酷的「反瞞產私分」運動。社隊幹部奉命成立「查糧突擊隊」，挨家挨戶地搜查。翻箱倒櫃，挖地鑿壁，找不出就打，僅一個小溪河公社就有三千多人被打，一百○三人被打成殘廢，還有三十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設的勞改隊。
一個月後，便開始餓死人。該縣殷澗公社黨委書記在化名「石求明」給毛澤東寫的信中說：「據我知道的三個公社四個莊子的人口死亡情況是極為驚人的。一個死亡佔百分之五，一個佔百分之十一強，一個佔百分之十五，一個佔百分之二十多。……有的村子幾乎無人了。……我親眼看到，住在我們臨淮關上的招收起來的被大人丟棄的兒童約有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名左右。」一九九○年，中國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郭書田說：「根據我們八十年代初考察過的安徽省鳳陽等縣的情況，當時餓死的人大約占全縣總人數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萬鳳陽農民餓死在那場人為的饑饉中。
餓死了四分之一左右人口的縣還有宿松、濉溪、靈壁、渦陽等縣。《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的老家全椒縣，官方坦誠公佈，該縣一九六○年「人口非正常死亡四萬餘人。」每六個人就死了一個。
其實，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連安徽省委也說不出準確的數位。直到1979年，省委內部還有三個不同的估計數：三百多萬，四百多萬，五百多萬。三百多萬是個下限。
自然條件本不算好、糧食產量不高的甘肅省，因1958年國家徵購的糧食高達產量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五而導致農村普遍缺糧，早在1959年上半年就已處處有農民餓死。六月初國防部部長彭德懷自國外訪問歸來，總參謀長黃克誠向他介紹國內情況時，就曾特別提到過甘肅的問題。八月廬山會議後反右傾，省委搜刮糧食變本加厲，收走了占當年產量百分之四十七點六的糧食。「再扣除種籽和飼料等留糧，農民所剩無幾，平均每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據當時的省委財貿部長張天珩回憶，當時「整個河西地區，日人均口糧不足六兩原糧。」僅折合四兩食用糧）整個甘肅一下子掉進了歷史上空前的大災難中。
作家麥天樞在作了大量調查後得出結論說，「隴中大饑饉餓死近百萬居民」。大躍進期間甘肅的非正常死亡在一百三十萬至二百萬之間，一百三十萬是個下限，占當時人口的十分之一。
青海同甘肅差不多。由於省委第一書記高峰「左傾蠻幹」發生嚴重的非正常死亡，劉瀾濤向鄧小平點名要求派公安部副部長王昭去青海主持工作。據劉回憶：「王昭同志到達青海時，正是春耕大忙季節。但是從湟水之濱到黃河兩岸，地裡看不到人跡，村裡看不見炊煙，一片荒涼蕭疏景象。」王即向中央報告，「要求中央火速調撥糧食，先把人畜死亡的問題煞住。」但在救濟糧送到之前，許多農民已經死去了。
青海當局公佈的死亡數僅為十二萬多，因為打了「外流」的埋伏，說1960年至1962年人口「外流」了五十四萬。而實際上全國各處都在挨餓，外流者很難討到吃食活下去，哪怕只有四分之一「外流者」死於他鄉，青海的非正常死亡數就是四十萬、占全省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五了。
當時的中共中央委員範文瀾曾說：「在大躍進中哪一省衛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災荒就最嚴重。」河南就是其中之一。該省1958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的莊稼爛在地裡未收到手，1959年減了產，當年糧食產量僅一百九十五億斤，他卻按四百五十億斤的產量作基數，分攤指標，強行徵購，完不成任務的幹部就是「小彭德懷」。各地只好靠搜刮農民的口糧來證明大躍進之偉大，將當七十五億斤交了國家。結果弄出了幾個「事件」，其中最嚴重的是「信陽事件」。如今官方的正式說法是：「『信陽事件』是指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發生在信陽地區的大批農民群眾餓死的事件。當時信陽地區所屬十八個縣（市），有十五個縣（市）出現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
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出在信陽地區，餓死人信陽也是第一。當上交完國家後，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牲口飼料糧多被劫掠而去，平均只剩下一百多斤口糧，僅夠食用四個月。潢山、光山等縣，口糧甚至不足三個月。還不到1959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斷糧停夥了。而各縣派民兵封鎖村莊，街頭、交通要道都設了關卡。農民無處可逃，只剩下餓死一途。
信陽地區的非正常死亡數，如今官方公佈的是五十萬。但這與目前已披露的各縣的死亡數不符：截止1960年春，正陽縣餓死八萬多人，新蔡縣死亡近十萬。臨靠淮河的淮濱縣，僅在1960年一年裡就餓死九萬八千人，每四個人中死了一個！在那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遂平縣岈山人民公社，四千人成了餓殍！而「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的縣（市）「有十五個」！
實際上，內部還有一本帳未公開：「第一次統計是八十三萬人……第二次統計查出九十七萬；上級估計在百萬人以上。」
……
根據海外學者丁抒先生的研究，大躍進一共造成了至少三千五百萬人被餓死的嚴重後果。中國經濟出現了大倒退。這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
人禍還是天災？
毛澤東在世時，一直嫁禍於老天爺，將那場深重的災難歸咎於「三年自然災害」。而對造成這場災難的原因的探究也一直是個禁區。
終於在毛死後的八十年代，當年參與其中的一些中共幹部吐露了真言。當年的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說出了真話：「『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運動造成的。」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也說：「國家赤地千里、餓殍遍野的慘像完全是我們黨造成的。」另一位1959年時任毛澤東兼職秘書的李銳則評述道：「高舉『三面紅旗』，高指標，瞎指揮，一平二調，造成國民經濟大破壞，餓死成千萬人，這是中外古今歷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
從中共高層幹部的真言完全可以斷言：造成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千萬人死亡的元兇正是毛領導下的中共。而正是在中共製造的恐怖中，人們為了自保，在共產黨的邪靈引導下，做出了許多荒誕不經的蠢事。聽假話、說假話、做假事，逃避事實、歪曲事實成為世風。人們在中共和自己編造的謊言接受著上天的懲罰。
中共帶給人民的除了災難，死亡，恐怖，還有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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