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大規模毀棄農作物的瘋癲行為，後人覺得不可思議。民以食為天，農民難道不知道不收穫就沒有飯吃嗎？人的生命系於糧食，為什麼會任其爛在田地裏，甚至犁掉、燒掉呢？
直接的原因是沒有人收莊稼。一九四九年共產黨進城時，中國的產業工人人數約為四百萬，以後每年增加一百萬左右，勞力主要來源是農村。可是一九五八年一個大躍進便從農村抽調了兩千多萬勞力去搞工業，職工人數比五七年增加了兩千五百五十多萬。（注１：《經濟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期薛暮橋的文章。）大量工廠運轉不靈，每日賠錢，招去的新工人坐吃山空不說，農村勞力一下減少了六分之一左右。按照張聞天在五九年廬山會議上的發言，「這（兩千多萬）還僅就縣以上的招工而言。縣以下究竟招了多少，還不清楚。」此外，為了煉鋼、找礦、修水庫，大辦這個、大辦那個，大量勞力離開了農業生產。
以山西為例，全省農村只有一半勞力幹農活、這其中又只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是男勞力。（注２：山西《黨史文彙》一九八六年第三期第二十頁。）其他各省也是大同小異。譬如，四川當時的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一九六二年（其時已升為西南局第一書記）在四川省人大會上曾說：「五八年公社成立，男勞動力大批外調，婦女說只是『人民母社』．．．．」可見問題到了何等程度。
說「人民母社」的不只是李井泉一個，當時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就說過公社是「人民母社」、「搞早了」、「搞糟了」。（注３：「批判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籌委會」發行的《戰報》，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劉仁也「到處散佈說：『人民公社辦成人民母社了。』」（注４：《戰報》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由此可見，中共的的高級幹部對此不滿的不在少數。
一九五八年秋，彭德懷坐車路過甘肅某處，看到已成熟的莊稼無人收割，便下了車進村找人詢問。當時他不見男人，只見婦孺，找了半天才找到一個老頭，因為青壯男人全去煉鋼了，全去了還沒達到公社指定的必須參加煉鋼的「人頭指標」。由此推斷，甘蕭問題必定比山西還要嚴重（後來餓死人的數字也證實了這一點）。
同一年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回到三十年前與朱德、毛澤東、鄧子恢等人一起「打土豪分田地」的閩西地區。他一路上看到稻子長得很好，已經成熟，可是在地裏收割的只有老人和孩子，不少田裏穀粒已經撒地，公路上卻走著一隊隊的背著背包的「鋼鐵大軍」，都是些青壯年。他在龍岩決定自己去割稻子，當地的地委、縣委書記們聞訊，只得也跟著去割稻。張問他們：「明年你們還吃不吃飯啊？多麼好的稻子糟塌掉，怎麼對得起群眾啊？」福建省委接受了老首長的意見，才決定暫停煉鋼，放青壯農民回去收稻子，但這時已經有許多糧食被毀棄了。
另一個原因是成立人民公社之後，上面又指示辦公共食堂，糧食不再分給社員。共產黨這樣做，本意是要將整日圍著鍋臺轉的婦女解放出來，因為又要找礦，又要煉鋼，又要修水庫，男勞力無論如何不夠用。而且這又是實行平均分配的最佳途徑，大家都要在一個鍋裏吃飯，吃飯不要錢，多少可算是過共產主義生活，所以強制性地要求社員一律到食堂吃飯，社員也就都入了食堂。既然收穫的糧食除了上交國家便是送到公社食堂去，社員家裏一粒米也得不到，他們只有吃飯幹活的份，對收穫的多少也就遠不如有糧可分時那麼關心了。
人們也許還是要問：男勞力為什麼不跑回家去收莊稼？當幹部下令將白薯犁掉、將稻穀燒掉時，農民為何不拒絕執行？為什麼不造反？回答是高壓恐怖政策發揮了威力。譬如據當時的政府副總理薄一波回憶：一九五八年秋冬之際，河北徐水縣宣佈進入共產主義的同時，「還實行『全民肅反』，自上而下分配抓『壞人』、『消極份子』的數字，限期完成，送去勞改。」（注５：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
「消極份子」這帽子同右派份子一樣，是沒有標準的，可大可小，可方可圓。只要公社幹部認為你對大躍進態度「消極」，就可以把你抓去勞改。當時的情形常常是這樣：公社召開大會，說要放畝產多少多少斤的「大衛星」，有人站出來說是吹牛，辦不到，於是立即被指為「反對大躍進」，當場用繩子捆綁起來。公社幹部捏著農民的命把子，打死個人直如捏死個麻雀，「人民公社社員」就如農奴一般，毫無人權。如河南省西平縣放了一顆畝產七千三百二十斤小麥的「衛星」。這本是編造出來哄人的，自然有人出來抵制，結果對這顆「衛星」的態度成了擁護還是反對大躍進的分界線，凡不跟著起哄的抓起就打，全縣竟打死了三百多人，打傷的更是成千上萬。（注６：見蘇曉康著《烏托邦祭》。）古今中外暴政成百上千，找不出一個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的。
至於分配抓人的數字，這同反右派時下達指標一樣更是厲害十分。即使人人都積極躍進，相比之下總有懶些的或者體質弱些的，總有對吃地瓜藤子、住地窩棚表示不滿，發幾句牢騷的。雖然幹部明知他們不是壞人，也夠不上「消極份子」的格，但要在限期內完成上級分配的數字，便只好將他們抓去充數。
在這種情形下，誰敢從煉鋼爐旁溜回家去看老婆孩子？誰敢從找礦的山上下來去收莊稼？收不上糧食大家都沒飯吃，對大躍進「消極」卻是一個人倒楣、一家子受罪。這樣，農民們也就聽任幹部們胡搞，聽任農作物在田裏爛掉，甚至服從幹部的指揮，將好端端的糧食毀掉、燒掉，未作任何有效的抵抗。
如甘肅省通渭縣六月間調了二萬三千民工去修水利工程，一萬三千赴外縣煉鋼，共占勞力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九月，調五萬勞力搞「水土保持工程」；十月，調二萬五千人繼續此工程，六萬餘人「深翻土地」。結果到地裏去收稻的只是老弱婦幼，大量稻子爛在地裏或凍壞在地裏，連該下種的冬小麥也誤了農時沒有種夠。過了一年，該縣餓死、外跑十多萬人，這是後話。
其實，即使是幹部也明白糟塌糧食要受報應，來年斷糧，他們的官也不好當。但是他們人在江湖，沒勇氣去制止那暴殄天物的罪行。譬如河北省的張家口地區地處關外（長城以北），過了重陽地就凍上了，由於百分之八十的勞動力在山上採集鐵礦石、砍樹、煉鋼，結果大部份秋糧都被凍壞、黴爛在地裏了。地委第一書記葛啟不敢把在山上採集鐵礦石和砍伐樹木的農民哪怕調一部份回農村，他對人說：「假如我這樣做，馬上就會落得個『破壞大躍進』、『反對三面紅旗』的罪名，被撤職查辦。這倒也沒啥，我本來就不想幹了，罷官更好！但來接替我的職務的那位新任地委書記，還是非這樣辦不可，這是黨中央的決定，毛主席的決定，誰都抗拒不了的！」
儘管人人都怕得「反對大躍進」的罪名，總還是有倒楣的，只是由於農村的社員都是無名之輩，無人將其受害的故事記述下來。幸而在城市裏有些人因為在農村中發生的事而受難，從那些例子中我們可以瞭解，在那瘋狂的年月中，正常人是如何倒楣的。
遼寧省財貿部門有位共產黨員張成仁，一貫對黨忠心耿耿，從部隊轉到地方機關，年年當模範。大躍進了，黨支部召開大會，要求大家「向黨交心」，他便響應號召發言道：「我們家鄉有些人到上級去『報捷』，說是一個晚上打了十二眼井，實際是幾尺深的坑，根本出不了水。這不是虛報、瞎扯嗎？」他的心是交出來了，卻被鑒定為黑的。攻擊大躍進就是攻擊黨，他因此被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開除黨籍，被送去勞改了。
當時，因「攻擊大躍進」而身陷囹圄的不知有多少。作家、《北京日報》編輯從維熙成為右派後被逮捕，在京郊土城收容所等候發配勞改場時便遇到過一位：「他來自清華大學，五九年因書寫了一張攻擊大躍進的大字報，以不戴右派帽子的反動份子的身份進了土城。」在江蘇省徐州市，原東北林學院教師李志正化名寫了兩封致當局的信，抨擊大躍進的做法，被查出後，蹲了七年牢房。
正由於說實話的要坐牢，人們便以沈默對待各種各樣的荒唐事，至多只是在親朋好友之間議論一番。名演員新鳳霞去河北勞動，親眼見公社幹部們指揮社員連夜將幾畝地的麥子移到一塊田裏，點上大燈，開起風扇猛吹（怕密不透風，悶壞麥子），然後向上吹噓說密植帶來了豐收。她回到城裏，將此事告訴名作家老舍，老舍忙叮囑她：「你千萬別跟人說呀！」為何不能說？因為密植是毛澤東的號召，他於五月間的中央會議上說：「密植就是充份利用空氣和陽光。現在不是反浪費嗎？就應該把空氣和陽光的浪費也反掉。陽光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你們都不利用！」（注７：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於是全國各地便競相搞密植，越植越密，越密越革命，到處都是在搞新鳳霞所見的那種把戲以應付上級。老舍說得一點不差，要是新鳳霞公開揭露這種把戲，一定會和上述那位共產黨員一樣，落個「攻擊大躍進」的罪名而墜入地獄。她的丈夫吳祖光剛戴著「右派」帽子去了北大荒的勞改營，她若也遭批鬥，送去勞改，他們的家就毀了。
老百姓彼此之間還可以說真話，對於當官的則敬而遠之，小心翼翼的管住自己的嘴巴，絕不說實話。自一九四八年二十六歲起就給毛澤東做秘書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田家英是四川成都人，聞說成都郊區的崇義人民公社放了一顆「畝產稻穀二萬四千斤」的大衛星，便於五九年初率一個工作組到那個公社去調查。當時那裏的農民已經在餓肚子，可是每當田家英問「產量既然這樣高，為啥子公共食堂吃的稀飯澇清」時，總是得到這樣的回答：「豐收不忘節約嘛！」他問了許多人，可是沒有一個人對這位「從毛主席身邊來的」人說實話。直到農民們見他幾個月中始終不吃公社給他安排的小灶、每日與農民吃一樣的飯，脫鞋下田割麥子，同社員一起拉大車，逐漸相信他是自己人之後，才告訴他糧食產量其實只有幾百斤，由於上級時吹了牛，上級要征糧，公社幹部便將應用作社員口糧的糧食拿去湊數，公社食堂當然就只能給社員喝稀湯了。
一九八六年六月初，即田家英于文革前夕以四十四歲的壯年自殺二十周年的時候，《光明日報》一篇祭文給我們留下了這樣一個歷史鏡頭：「田家英叉著手，抑望著『公共食堂萬歲』的大幅標語憤憤的說：『公共食堂萬歲，嘿，我看恐怕是公共食堂半歲！』他的話把旁邊的群眾嚇了一大跳。」當時，公共食堂簡直就是共產黨的兒子，反對食堂就等於反對黨。五九年張聞天在盧山會議發言說：「你（指農民——作者注）要退出公共食堂，（公社幹部）就不給你糧食，而且要鬥你。」可見，在公共食堂制度下，農民已無半點人身自由。同公社對農民的控制相比，地主對佃戶、雇工的控制就算不得什麼了。想要退出食堂的人反正無計領回自己的那份口糧，只得乖乖地一日三次上食堂去吃大鍋飯，雖說白白挨一場鬥，但畢竟未受皮肉苦。而當時的實際情況卻比張聞天所說的更嚴重，社員們動不動就挨幹部的打。
譬如海南島文昌縣城郊公社規定：挑土，每日完不成三百擔者打；積肥，每日完不成一千擔者打；插秧，每日完不成二畝者打。此外還有：挑土擔子不滿者打；不出勤者打；小偷小摸者打，而且要打到快沒氣了才往公安局送。（注８：見廣州外語學院韶山公社紅衛兵於一九六七年七月編印的《搗毀黑省委，揪出林李明》小冊子。）
當時的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曾說：「用秦始皇的辦法完成任務，十天搞個小水庫，很可愛，但有血腥味。」（注９：一九六○年六月十二日廣東省委會議。）
陶鑄說的「血腥味」，就是指大躍進瘋狂歲月中無數善良老實的農民被幹部捆綁拷打的事。單以甘肅為例，一九五八年決定從岷縣截洮河水、引至數百公里外的慶陽縣，沿途各縣均調集了兩三萬精壯勞力投入此巨大工程。但是此工程是中共幹部拍腦袋的產物，從未經由專家設計過。幹到一九六一年，工程終以失敗告終，期間累死、餓死、砸死、病死，以及受不了苦役而逃跑、被抓回來後關在黑屋子裏活活餓死的不知道有多少，僅僅在離工地沿途某處不遠的一個大坑裏就胡亂掩埋了幾千具民工的遺骨。
中共中央高級黨校黨委書記楊獻珍對打人一事深惡痛絕，他曾經憤憤的抨擊那些打人的幹部：「有的幹部把老百姓剝得乾乾淨淨，和西藏的奴隸差不多，就差剝皮。對群眾不是打就是罵，比日本人罵厲害。為什麼有的幹部敢於這樣這樣嗎？因為他有個名正言順的藉口，就是搞『共產主義』。」（注１０：一九五九年六月與河南省及撫順市黨校人員座談的講話。）
毛澤東與陶鑄、楊獻珍的看法就很不一樣。農村幹部打人、捆人成風，毛知道得很清楚，但他卻這樣說：「組織軍事化．．．．有些地方營長可以打連長，打人、罵人、捆人，還有辯人，辯論成了一種處罰。這是對敵人的方法。．．．．已經打了，也不要到處潑冷水。以後不再打了，以後改正也就算了。因為他打人也是為了完成國家任務，說清楚群眾是會諒解的。」（注１１：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在河北邯鄲地區對幹部的談話。）
毛雖不贊成打人，可是他從未想過法律應當保護人民不被打。作為共產黨的主席，明知黨員幹部以老爺對家奴的手段對待百姓，卻放縱寬容，非但不主張制裁，反以「打人也是為了完成國家任務」為其辯護，唯恐給積極搞躍進的幹部們潑了冷水，可見他對「違法」一詞毫無概念。按毛的邏輯，以往千百年中官府徵稅、抽丁，也是「為了完成國家任務」，杜甫寫《三吏》、《三別》倒是給「地方幹部」潑冷水了。
由於打人、捆人可以不受懲罰，「以後改正」也就成了一句廢話。這也就是為何一九五八年之後中共農村基層幹部照舊打人、捆人的原因。
一九六○、六一年間，已因「反黨」而下臺的彭德懷元帥的警衛班中一位戰士的親屬向彭訴苦道：「下邊的幹部比過去的地主、保長還凶，動不動就打人罵人，這日子怎麼過啊！」可以說，當時全國各地大致都是如此。
直到一九六一年春，劉少奇夫人王光美隨劉一起去湖南調查，發現打人風同五八年相比絲毫不弱。她後來這樣記述當時所見道：「打人，罵人的現象很普遍．．．．動不動就用專政手段，什麼機關都可以打人捕人，沒有個章程。」（注１２：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為此劉少奇將管政法的幹部找去責問：「下麵隨便打人，甚至打死人，你們知不知道？管不管？」但他這個堂堂的國家主席除了空泛地提議設立「人民法庭」之外，卻拿不出任何有效的辦法制止公社幹部隨意捆、打社員的風氣。
在這號稱「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度，真正淪為無產階級的農民反而成了什麼機關都可以打、抓的對象，主要原因就是毛澤東對甚屬下黨幹的放縱。
在大躍進之前，法院系統至少還存在，雖然法院時時要聽命於當地的黨委，但形式上的尊嚴總還保持著，現在則要「多快好省」，法院就成了多餘之物。「全國有相當一部份基層人民法院，甚至少數中級人民法院、個別高級人民法院與公安、檢察機關合併了，法院的工作實際被取消。．．．．有的地方甚至實行檢察長、公安局長或法院院長，檢察員、公安員或審判員可以互相替代的所謂『一長代三長』、『一員代三員』的工作方法，一個案件從偵察、起訴到審判，由一個人包到底。．．．．有的地方把案件交給行政機關派出的工作組、工作隊去辦。事後，寫成判決書，送法院蓋個章、辦個手續就算完事。」（注１３：引自《謝覺哉傳》。）
全國範圍內，執法者普遍不依法辦案，律師制度于一九五九年一月正式取消，人民生活在沒有法律保護的社會中，一旦被誣、被冤、被補，那就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只有蹲在監獄中盼天亮。
說起來，那些胡判亂捕的事都是下面的幹部搞的。譬如「全民肅反」這個口號，是徐水縣委發明的，其實不過是按毛澤東的指示辦事外加一點創造罷了。毛在十一月間說，一九五七年右派份子鳴放，「地、富、反、壞乘機而起，所以青島會議開捉戒、開殺戒。湖南鬥十萬，捉一萬，殺一千，別的省也一樣，問題就解決了。」（注１４：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武昌會議。）
由此我們可以明白，為什麼一九五八年那些荒唐絕頂的行為能在全國通行無阻。全國二十九個省、市，拿湖南的數字乘以二十九似乎過多，打個七折，全國就鬥了二百萬，捉了二十萬，殺了二萬。這一鬥、一捉、一殺，「問題就解決了」。這是真的，毛澤東沒有吹牛。這本是歷代統治者消滅不同意見的慣用手法，毛後來將之歸納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不過是套了件馬克思主義的外衣而已。
中共在一九五八年搞的階級鬥爭是多方面的。一是批判、鬥爭一九五七年抓的五十萬右派，然後逐一加以處置。譬如四川重慶市一次就送往長壽縣農場三百九十二名右派份子，這支隊伍的主要成份是重慶這個大城市的教授、學者、工程師。同時送去的還有一百九十名「曆史反革命」，其中有多少冤案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當時全國都在大幹這個、大幹那個，右派份子則整日挨鬥。原《人民文學》雜誌的副主編秦兆陽自一九五七年成為「大右派」後，即一直是批判、鬥爭的對象。《人民文學》歸中國文聯（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黨組織領導，那裏不須辦這辦那，只要辦人就行了。整人、鬥人便是那裏當權派的聯業。中共當局正需要在社會上製造點火藥味，因此對秦的批判是全國性的。中共的新華通訊社向全國發佈通訊電文，各地報刊紛紛刊載，點名批判這位「插在文藝界的一面修正主義白旗」，說他「誣稱」黨「拿謾駡代替說理，拿扣帽子當作鬥爭」，又揭露「他經常和劉賓雁（《中國青年報》記者，反右時被打成右派份子）通信，談『內心深處』的話，互相發洩對黨的仇恨和不滿，互相鼓勵反黨的『勇氣』。」
秦兆陽與劉賓雁的通信顯然被抄了（或者被迫交了），報上登出其信件的片段，並作出結論，說他「反對的不僅是文藝界，而是整個黨、整個社會」。
秦兆陽受不了無休止的批鬥，有一天藉口上廁所，從會場跑開，到了中國文聯的樓頂上，想一縱了之。就要抬腿之時，他的目光落到了前方雄偉的故宮上。他猶豫了，在那裏站了半個小時，終於沒有跳下去。回到會場時，鬥爭會的主持劈頭喝道：「到哪裡去了？是不是想自殺？」當了二十年共產黨員的秦兆陽聽到這種沒有人性的斥駡聲，止不住當眾痛哭了一場。秦兆陽沒有再試圖自殺，但是確有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在那大躍進的日子裏通過廁所的視窗或者樓頂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除了早在「反右」鬥爭中「揪出」的右派之外，一九五八年又搞了一場「反右補課」。這又是毛澤東的決策。他在三月間發動大躍進的成都會議上說是「整風沒有整好的，要補課。」而當時整風已完，唯餘反右，因此所謂「補課」，只是中共各級當權派審查、計算其管轄的部門是否完成了該抓的右派指標數，少一個也要補上。各級黨委為免「反右不力」，自己遭清算，便紛紛抓無辜湊數，以超額完成抓右派指標為榮。說是「補課」，其實只是簡單的補充名單而已，決無任何意義上的「課」可言。
譬如，北京一所醫院裏的青年醫生王賢才，曾說過蘇聯醫學不見得最先進，不應該只學蘇聯一家。一九五八年要「補課」，該醫院須補充三名右派，王便於六月底被補成了「右派份子」。
一九五八年補的「右派」，又有一些大躍進獨特的色彩。如前人民解放軍的一位將軍曾昭科，轉業至湖北省水利廳任副廳長，五七年冬帶領幾百名下放幹部到湖北紅安縣，上山開闢林場，因無力阻止為燒炭煉鋼而前去砍樹的人群，不得已而抄起了槍，打算藉此制止砍樹的浪潮，不料被說成是「擋鋼鐵元帥的駕」，成了「右派份子」。這種右派，同五七年因鳴放而被指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毫不相干，只是共產黨組織圖方便，順手抄頂現成的帽子扣到他頭上罷了。
浙江永嘉縣主管農業的縣委副書記李雲河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合作社和社員都要實行包產到戶》的社論後，積極在本縣農村推行包產到戶，並搞了一個推廣包產的經驗總結。大躍進的鑼鼓一響，他便被批判為「積極主張『包產到戶』，積極提倡『多勞多得』，堅持資本主義道路——已墮落為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戴上右派帽子之後，他被送到一家小工廠當燒飯師傅，直到八十年代直接寫狀子向鄧小平申訴之後才獲平反。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及五八年的「補課」，全國共有五十五萬多人成了右派，他們全都是中國稱為「人才」的人。譬如北京大學就有七百人被戴上「右派份子」和「極右份子」的帽子，另有八百人受到不同的處分，總共占北大學生、教員總數的百分之二十，遠遠超過了中央規定的百分之五的指標。右派學生被送往北大荒勞改農場，有的甚至被送入監獄，被槍決。這種大規模地迫害無辜的行為，在人類歷史上實在是屆指可數。
一九五八年批判、鬥爭的右派及「補課」追劃的新右派，為什麼基本上都是知識份子呢？因為中共認為整個知識份子階層屬於資產階級範疇。而所以將他們劃歸「資產階級」，又是因為他們要說話，要對中共的治國之道發表意見。為了將他們改造成共產黨政權下的順民，當局再次在全國高等院校和科學研究機構發動了批判「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運動。中央候補委員康生在一次大學校長的會議上說：「現在對知識份子的壓力還不夠，逼得也不夠。必須強迫他們下鄉，去勞動改造。如果他們已經感到四面楚歌，就再給他們加點壓力，再逼他們一下，讓他們來個八百楚歌。」（注１５：引自林青山著《康生外傳》第一五七頁。）這壓力很快就奏效了。
上至科學學院的各研究所所長，下至一般的大學教授，差不多個個都在批判會上登臺自我檢查，或承認自己「是個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或檢查自己給學生上課是「與社會主義競爭，與社會主義搶學生」；或痛斥自己「最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或承認自己「腦子裏百分之九十八是資產階級思想」。這樣一來，這些大學者、大教授就只有老老實實接受批判改造的份，沒資格對國事說東道西了。對毛澤東來說，這些人也就因此而「便於領導」了。對此，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曾作過一番說明：
「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從前年整風起，一直到去年一整年，著重於批判，這是完全必要的，因為他們翹起尾巴。在反右鬥爭之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中間有些人的尾巴還在翹，無非是說我們不行，非他們不行。此外，我們的路線也不合他們的口味。所以，不進行批判，不打這個仗是不行的。打這一仗的結果，批判的結果，效果很好。」（注１６：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日在上海市委工業會議上的講話。）
鄧小平說一九五七、五八兩年整肅「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效果很好」，的確是事實。五八年荒唐的大躍進持續了那麼久，中國的知識份子幾乎無人出頭予以批判、抨擊。作為社會的一個階層，勇於肩負社會責任的幾十萬人被鬥爭、被遣往勞改營之後，其餘占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知識份子，或隨風起舞，或保持緘默，敢於公開對「三面紅旗」評頭品足的可說沒有。就這一點而言，反右及其「補課」，對中共來說正是「完全必要的」。中共大規幕整肅知識份子，鄧小平是毛澤東的主要幹將。鄧至今不願否定「反右」，正是出於不願否定自己的私心。
有些人雖未成為右派，卻也一樣做了一九五八年階級鬥爭的犧牲品。譬如著名的武俠小說家還珠樓主（李壽民），由於一九五七年中共號召人民「鳴放」期間，一一婉謝了登門採訪請他給共產黨提竟見的記者，因而未落網當上右派。五八年六月初，他奉命在兩個月內整理、改編了十五出舊戲本子。可是當他正廢寢忘食地埋首寫作時，突然受到官方雜誌對他的批判：《不許還珠樓主繼續放毒》。受此打擊、刺激，他當晚便突發腦溢血，左半身癱瘓，從此未能下床，直到六一年初完成口授長篇歷史小說《杜甫》後第三日溘然去世，年五十九歲，恰與杜甫同壽。
在中共執攻後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中倖存下來的宗教界人士也遭了殃。在遼寧大連市，當局決定將一座教堂拆掉改為工廠。因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教堂當然也歸「國家所有」，控制了市政府的中共官員便認為他們有權處置教會的財產。身兼政協委員、人大代表頭銜的牧師竭力反對，結果是蚍蜉撼樹，教堂拆了，他落得「反革命」帽子一頂，被送進監獄，三個月後瘐死獄中。
青海湟中縣的塔爾寺馳名中外，是西北地方最大的寺院，也是藏族人民舉行宗教活動的聖地。大躍進了，當局不說取消宗教自由，卻說「宗教制度改革」，將塔爾寺革了命，關閉了。主持該寺的藏族活佛卻西被送到青海省水電設備廠去「改造」，二十多年後後方獲共產黨許可重入寺門。塔爾寺一關就是二十餘年，成千上萬的藏族人民失去了舉辦佛事的聖地，連他們的聖人也被趕去勞改，如何能不痛恨執政的漢人？
一九五九年西藏叛亂的原因很多，箝制篤信佛教的藏民的信仰自由，不能不是原因之一。其實，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三月發動大躍進時，鑒於四川西部的藏民已搞過叛亂，便曾頗有預見地說「西藏不安心，．．．西藏完全可能出亂子，上層人物心在印度、英、美，對我們是敷衍的。」（注１７：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成都會議。）可惜他既知人心不穩，非但不採取解救措施，反而封人家的聖地，抓人家的聖人，好像存心逼人家造反。中共在五八年的所作所為，與五九年的西藏叛亂有直接的聯繫，這是顯而易見的。
上述幾例只是零星的「階級鬥爭」，雖然為害不淺，受害者的數目也不少，但畢竟不是中共中央指令搞的運動，波及面也就有限。而一九五八年的「拔白旗」運動就不同了，由於毛澤東親自下了命令，這就成了繼反右之後的另一場大規模整肅無辜的運動。
五月間，毛澤東號召「看到白旗就拔，灰的也得拔，灰旗不行，要撤下來，黃旗也不行．．．．等於白旗。」（注１８：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八大二之會議。）於是全國的共產黨組織聞風而動，在未成「右派」的人群中再度搜尋可作為「白旗」、「灰旗」拔除的人物，一大批人就此遭了殃。
鞍山鋼鐵公司下屬煉鐵廠的廠長陸達，由德國學成歸國，是治金專家，因主張工廠由廠長負責，犯了「反對黨的領導」，「搞一長制」的忌，成為「白旗」被「拔掉」了。只因他與現總理李鵬經歷類似，也是中共早年烈士的遺孤，受到周恩來等人保護，未被送去勞改，且在周安排下回到北京，還能隨聶榮臻元帥外出調查「大煉鋼鐵」。不過，連有陸達那種背景的人都不免被「拔」，知識界、技術界有多少人挨整也就可想而知了。由此也可明白，李鵬說他當時對大躍進「想不通，又不敢對別人講」，實在是正常得很，誰人不怕挨整呢？
自美歸國的醫學博士宋儒耀，回國後開創了整形外科。五十年代初朝鮮戰爭期間，他率隊赴朝，醫治了大批傷員，曾榮立大功一次。一九五七年反右他未落網，大躍進時卻成了「白旗」，成為當時中國最年輕的「反動學術權威」。此後整整二十年，他被剝奪了操手術刀的權利。
大躍進本與軍隊無關，但五月間，政治局委員、軍事學院院長劉伯承元帥奉命到京接受批判，軍委擴大會議批判了他一陣「教條主義」之後，整個軍隊，特別是軍事院校也普遍搞起了「插紅旗、拔白旗」運動，整肅了一批幹部，特別是軍隊中的知識份子。
「拔白旗」運動並無新意，無非與中共歷次搞的政治運動一樣，好人挨整，無辜蒙冤，拿張聞天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廬山會議上的發言來說，「他們當時被當作白旗拔掉了，現在證明是紅旗。」細數毛澤東製造的整人運動，無一不是紅白混淆、人妖顛倒，每個運動都是一場災難。其實，他的黨內同僚很多不贊成他的統治手法。譬如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就於一九五九年初召集全國各地主持教育、宣傳、出版工作的幹部開會，公開同毛澤東唱反調，說：「紅旗可以插，白旗、灰旗不要拔。」只可惜各地黨的幹部中靠整人邀功、升官的大有人在，所以「拔白旗」運動照舊搞得熱熱鬧鬧，繼反右之後又摧毀了一批中華民族的精英份子。
應當說明，由於「白旗」、「灰旗」的定義含混，遠不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那樣明白，這帽子也就不如「右派」那麼可怕。雖然受的苦難因人、因地而異，總體來說，「白旗」們的處境沒有右派那麼悲慘，家破人亡的事也少些。大學裏的白旗教授們受的處置就不如右派教授那麼惡劣，大批右派教授被剝奪授課的權利，或進了勞改營，而白旗們——如北京大學一級教授傅鷹，就未受處置。南京工學院院長汪海粟、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兼黨組書記劉少儻是江蘇的兩面大白旗，不過二人只受到留黨察看的處分，比右派們受的處置輕很多，儘管他們犯有「庇護右派份子」、「默認和同情右派謬論」的錯誤。
還有一些情形，「白旗」只是落後的代名詞，夠不上是嚴重的罪名。譬如一九五八年湖南省糧食估計產量比周圍省份都低，老受中央批評，按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的說法，叫「被插過白旗」。但抗日戰爭前後給毛澤東做過秘書的周小舟仍然深得毛的信任，被「插白旗」似也並不嚴重。他後來罹禍是因為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支持彭德懷，與五八年的「白旗」並不相干。一九六六年文革伊始，他以五十四歲的盛年自殺身死，時間正選在毛澤東的生日那一天，那又是後話了。
在不同時期給毛澤東作秘書的周小舟、田家英，一個不滿十五歲即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二十剛出頭便成為北京的大學生領袖；一個幼年失怙、自學成才，不足十六歲便奔赴延安，十九歲便在中共的「最高學府」馬列主義學院當教員。兩人都是在二十多歲時就當毛的秘書，本來都可以成為中共的棟樑。不幸先後自殺身死，時間都是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一死於北京，一死于廣州，一北一南，起因卻都是大躍進和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所以，要講清一九五八年之後那段人禍的歷史，不能不費點筆墨，將廬山會議前後中國形勢交代一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