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躍進”到大饑荒 (一)

更新: 2005-07-25 03:15:36 AM   標籤:tags: 丁抒

一、 人類史上絕無僅有的人禍 
 
一九八四年,有幾位學者在英文《人口與發展通訊》上著文指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國的大饑饉是人類歷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1)對這一點,當代嚴肅的學者、歷史學家都已予以肯定。問題是,它的來龍去脈如何?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大躍進期間中國餓死了多少人?

毛澤東在世時,一直嫁禍於老天爺,將那場深重的災難歸咎於“三年自然災害”。如今,當年的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終於說出了真話:“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和一九五九年‘反右傾’後的繼續‘躍進’,給我們國家和民族造成了嚴重的災難。”“‘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運動造成的。”(2)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也說:“國家赤地千里、餓殍遍野的慘像完全是我們黨造成的。”(3)另一位中共黨內有識之士、一九五九年時任毛澤東兼職秘書的李銳則評述道:“高舉‘三面紅旗’,高指標,瞎指揮,一平二調,造成國民經濟大破壞,餓死成千萬人,這是中外古今歷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4)

由於毛澤東在世時,那場慘絕人寰的大饑荒一直是碰不得的禁區,究竟多少中國人失去了生命,至今未有定論。直到現在,這個數字仍然是個禁區。官方出版物對此含含糊糊,語焉不詳。如中國科學院一九八九年發表的國情報告這樣說:“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約一千五百萬人,成為本世紀中國最悲慘的事件之一。”(5)即便是嚴肅的黨史專著,也或者籠統地說“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四千萬人左右”(6),或者含糊其詞地說“人口非正常死亡數千萬人”(7),不願予深入探討。

迄今為止,認真研究這個數字的學者仍然不多。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學的學者金輝想清理那筆糊塗帳。在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對餓死的人數作了深入探討後,他得出結論:“僅僅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可能達四千○四十萬。”(8)但是刊登了此一研究成果的上海《社會》雜誌卻受到黨的干預,金輝受到處分,該期雜誌被勒令停止發售,雜誌社遭“整頓”。大饑饉中的死亡人數再次成為學術討論的禁區。

本文作者以中國政府近年公佈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對一九六○年前後的中國人口作了仔細的計算,結論是:非正常死亡數在三千五百萬左右。(9)除非中國政府更改一九六○年年代人口統計資料,這個數位將經得住歷史的檢驗。

縱觀中國歷史,一九四九年中共上臺執政之前的“兩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發生二百○三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死亡了二千九百九十一萬多人。”(10)而毛澤東一個“大躍進”,餓死的人就多於兩千多年間因自然災害而死的全部人數的總和,這是怎樣的一場浩劫!且讓我們看看它究竟是怎麼發生的吧。

二、 “大躍進”引發的災難

毛澤東於一九五八年三月發動“大躍進”運動,到年底時,中共中央發表公報,宣佈糧食、鋼鐵的產量都翻了一番,實現了特大躍進。從此“大躍進”和“總路線”、人民公社一起,成為中共的看家法寶“三面紅旗”,“大躍進萬歲”也喊了整整二十年。

“大躍進”,對於落後挨打了一百多年的中國人來說,本是個美妙的字眼。“又是大國又是窮國,不躍進行嗎?落後二百年,不躍進行嗎!”(1)毛澤東這樣說當然不錯。問題是他個人的功名欲壓倒一切,他企圖通過幾個運動、幾場人海戰役就改變中國二百年的落後,在他有生之年就超過英國、趕上美國。早在一九五七年,黨外人士張奚若(時任教育部部長)和陳銘樞(前國民黨政府廣東省省長)就曾批評他“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他反駁道:“什麼好大喜功啊,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還是反動派的好大喜功?”他聲稱他就是“要好大喜功”。(2)

超英趕美,這並非不可能。可是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宣佈的“三年基本超過英國,十年超過美國,有充分把握”(3),卻是大謬。當時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軍隊總參謀長黃克誠說:毛澤東“想入非非”,“想在自己手中把本來要幾百年才能辦到的事情在幾年之內辦到”。(4)此評語可謂一針見血。

其實,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完全是虛假的。就工業而言,正如副總理薄一波所說:“一九五八年的工業生產增加百分之六十六,看起來這像是大躍進;但是如果分析一下這百分之六十六的內容就知道……國家花費了寶貴的原材料,製造出大量的廢品,現在都塞滿了倉庫,還要開支保管費。這能算大躍進麼?”至於一九五八年生產的“一○七○萬噸”鋼裏,有三百多萬噸是鄉下人砸鐵鍋,城裏人拆鋼窗、卸暖氣管,用“土高爐”煉出來的,什麼用處也沒有。薄一波一九五九年說的“一九五八年煉出來的三百萬噸土鋼,至今還埋在草裏”(5),正是大實話。

那一年剛好老天爺幫忙,農業豐收,但糧食產量比一九五七年僅增加百分之三點四,比前五年的平均增幅百分之三點八還略少一些。(6)談不上是“躍進”,更沒有“大躍進”。可是誰都怕“反對三面紅旗”,誰都怕當“大躍進消極分子”,全國上下虛誇吹牛成風,糧食產量層層加碼,匯總到中南海,就變成了翻一番。一九五八年的農業大躍進就是這麼來的。

一九五八年全民煉鋼,農民丟下農活去“找礦”、“煉鋼”,大量成熟的莊稼爛在地沒有收入倉,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拋撒。譬如四川省“拋撒、浪費的糧食約占總產量的百分之十左右……當在二百二十萬噸以上。”(7)河南省更為嚴重,竟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糧被毀棄在地裏未收穫入倉。(8)又因中共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農民完成國家糧食徵購任務之後剩下的才是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飼料糧。徵購量隨產量走,一九五八年的徵購數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二百十五億斤,全國農民的人均口糧減少了二十一斤。(9)個別地方,如河北省張北縣,一九五八年的糧食產量“被近四倍地虛誇”,“使國家徵購任務成倍增加,而實際產量與徵購數幾乎相當。”留給農民糊口的只是一些土豆。(10)

虛報不那麼嚴重的地方,若象往年那樣幹稀搭配、攙和蔬菜,也能勉強維持一年。可是八月間全國一窩蜂地成立人民公社,“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生產”的口號風行南北,公社食堂在無計畫用糧的情況下肆意浪費,有的地方甚至搞吃飯比賽,“放”了幾個月後,糧倉也就空了。所以饑荒的到來只比大躍進晚了半拍,從一九五八年秋開始,不少地方已出現了“非正常死亡”。譬如一九五八年秋天,安徽靈壁縣的三個鄉餓死了五百多人。(11)

一九五八年的“大煉鋼鐵”、“大辦水利”,農民成為奴隸、役工,農民的生命賤如螻蟻,“被驅不如犬與雞”。在“早日進入共產主義”的旗號下,有些許多地方竟然高喊“寧教人死了,不教紅旗倒!”“寧死九十九,紅旗不丟手!”(12)許多人勞動過度、營養不良,逐步拖垮而死。中國最大的省份四川,一九五八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數超過了一百萬!(13)

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天,許多地方已處在饑饉的邊緣,發出了餓死人警報。按薄一波的說法,一九五九年四月初,僅山東、安徽、江蘇等十五個縣統計,就有兩千五百萬人“無飯吃”。(14)

在這種形勢下,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元帥出頭“為人民鼓嚨胡”,在七月廬山會議上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大躍進提出質疑。可是他因此而被打倒,毛澤東就勢發動“反右傾”,整肅了一千多萬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15),形勢極度恐怖。正如當時的江蘇省省長惠浴宇(他的弟弟、湖南省委書記周惠是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所說:“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稍有點政治閱歷和身份的人都遄遄不安,或噤若寒蟬,或謹慎言行。”(16)因此中共各級幹部唯恐“右傾”帽子落到自己頭上,誰也不敢為“無飯吃”的農民大聲疾呼。

中國這塊黃土地,歷來是豐、平、歉年交替。在連續兩年豐收後,一九五九年是個平年。再加上一九五九年春播面積比一九五七年減少了九千萬畝,以致年產量只有三千四百億斤(17),比一九五八年減少了四百多億斤。然而,各地為了表示自己擁護大躍進,不惜再次吹牛虛報糧食產量。如廣西上林縣,秋收一結束縣委就將各公社、生產大隊的幹部集中開會,要下面報告產量,凡虛報高產的得獎,如實報告的則扣以“右傾”、“反三面紅旗”的帽子,報不到縣委要求的數字就不散會。基層小吏敵不過縣大人,只好亂報產量。結果全縣本實收一點四四億斤,卻報了二點五七億斤。(18)這樣,匯總到政府總理周恩來那裏,糧食總產量就多出整整兩千億斤,變成了五千四百億斤。又是個“特大躍進”!

於是繼續高徵購。計畫分到各省,誰也逃不脫。農村沒那麼多糧食可交。徵購計畫又必須完成,怎麼辦?

“反瞞產”!

早在一九五九年初,毛澤東就曾擬檔批發全國:“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19)此後,凡收羅的糧食不足上級規定數,就一定是基層幹部隱瞞了產量,私分了糧食。於是“反瞞產私分”,拼命從農民碗裏奪糧,全國一律,沒有例外。結果留給全國農民的的人均糧食(含口糧、種子糧、牲畜飼料糧)比一九五八年還少一百餘斤。(20)

對擠了農民的口糧這一點,毛澤東十分清楚。他下達指示:“告訴農民,恢復糠菜半年糧。”(21)“糠菜半年糧”餓不死人,但實際情況是,“反瞞產”、完成國家徵購數之後,許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連糠都沒有了。從十一月尾起,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饑饉就籠罩了全中國。

“反瞞產私分”是導致大饑饉、數千萬人餓死的關鍵一步。農民成百成千萬地餓死的慘劇與“反瞞產私分”同步發生。當時人口七千萬的全國第一大省四川是個典型。本來一九五九年實產糧食一五八二萬噸,可是在“反瞞產”過程中“撤換了大批堅持實報糧食產量的幹部……‘查’出大量並不存在的糧食”,於是省委公佈說產了三千五百萬噸,結果國家徵購數高達百分之四十九(一九五八年以前平均每年僅徵購百分之三十一)。剩下給每個農民的糧食只有一百三十九公斤,比全國農民平均留糧數低四分之一以上。(22)去掉種子、飼料糧後,口糧已所剩無幾。餓死人是註定的了!

宜賓市委在“反瞞產”運動中鬥爭、捆打了兩千五百多名基層幹部,將該市所屬農村的十六萬農民的平均年口糧壓得只剩一百餘斤。結果三萬八千人農民冤死,差不多每四個農民中就有一個成了大躍進的犧牲品。(23)

仁壽縣,縣委書記把全縣的公社幹部召去開大會。會上將公社幹部一個個輪流叫上臺,讓民兵抽打,逼問“把糧食放到哪里去了?招!”幹部們吃不了皮肉苦,只得胡亂報個地方,說藏了多少糧食。農民僅剩的一點糧食交出去後,便只有餓死了。四川省委書記閻紅彥帶領工作組前去處理,並發放了五百萬斤救濟糧,可是一百一十萬人按人頭分,一人不足五斤,制止不了死亡潮。到一九六一年底,仁壽縣人口比大躍進前的一九五七年少了二十六萬,除去一九五八年底十一個人民公社六萬餘人劃給威遠縣以及少數外流者不算,多數餓死了。(24)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澤東在成都主持會議、發動大躍進時,曾興致勃勃地驅車到灌縣都江堰參觀,感歎道:“灌縣是個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喲!”就在這自古以來從不曾被饑饉光顧的好地方,餓死了四萬多人。同在成都平原,與灌縣為鄰的崇慶縣,也死了約三萬五千人。(25)

從重慶沿長江而下,行不多遠就是以“鬼城”著稱的豐都縣。那裏八點七萬人“非正常死亡”,差不多每六個人就死了一個,成了名符其實的鬼城。沿江再往下走,以“巫山神女”聞名的巫山縣,因“大煉鋼鐵”使“成熟糧食多爛在田裏”,從一九五八年就開始餓死人;先後餓死了五萬七千人,每六個半人中死了一個。(27)

大邑縣,死亡率更高,每五個人裏就死了一個!井研縣,每八個人裏死了一個。新編《井研縣誌》說,一九六○年“人口死亡率超過歷史最高水準”,正是實話。(28)

四川的非正常死亡遠超過任何一省。如今官方發表了完整、清晰的人口統計數字告知天下:一九五八至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數分別為一零三萬、二五八萬、三百萬、一二五萬、二十六萬。整個大躍進期間,四川餓死的人數高達八百十一萬,每九個人就死了一個!(29)

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是大躍進的積極分子。毛澤東的秘書、成都人田家英聞說成都郊區放了顆“畝產稻穀二萬四千斤”的大衛星後,曾於一九五九年初率領一個工作組到那個公社去調查,弄清了真相:糧食畝產只有幾百斤,上報時吹了牛,上級要征糧,公社將本應用作農民口糧的稻穀拿去湊數,公社食堂只有清湯稀飯給農民填肚子。一九五九年七月廬山會議前,從武漢到九江的船上,田家英對李井泉說:“現在可是有的地方餓死了人。”李井泉卻滿不在乎地答道:“中國這麼大,哪朝哪代沒有人餓死!”(30)

如今,四川死了那麼多人,李井泉應負全責。但他成功地用幾個替罪羊頂了罪。譬如雅安地區死人太多,不處理不行了,李井泉放過地委第一書記何允夫,下令將榮縣縣委書記姚清逮捕,判刑八年,該縣科、局長全部撤換;並逮捕了一百七十名公社社長、書記一級的幹部。李井泉的老上級、一手提拔了李的鄧小平一九六○年春到四川時,在全省縣委書記會上說:“四川的工作,中央認為滿意,是全國工作做得比較好的(省)。”同樣餓死了成百萬人的甘肅、河南、山東、安徽等省的第一書記都被撤了職,唯獨餓死了八百萬子民的李井泉是個例外,不僅安然無恙,而且當餓死人的災難還在繼續時,李井泉就官升一級,成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掌管雲、貴、川三省。這也算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奇跡罷!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上,四川省的工作部曾就餓死人的嚴重問題向李井泉發難,李不得不在四川組的小會上作檢查。檢討通不過,鄧小平兩次到四川組去為他開脫:“該檢討的都檢討了,就是那麼多問題。四川出的問題,中央也有責任。”鄧下令停止追查李井泉個人的責任,說“會議再不能這樣的繼續開下去了”,李再次輕易地混過了關。(31)四川餓死八百萬人的事就成了一筆糊塗帳。

廣西壯族自治區在第一書記韋國清領導下,于一九五九年九月開始“反瞞產”。他親自坐鎮桂林地區臨桂縣指揮,一場令人髮指的搜糧運動遂遍佈廣西。

韋國清的“反瞞產”成績巨大,譬如龍勝縣,一九五九年糧食徵購數竟然高達一九五七年的三倍半!留給農民的口糧甚至一天不到四兩糧,結果當然是把人活活餓死。(32)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報》刊登的廣西環江縣水稻“畝產十三萬斤”的特號新聞,是柳州地委第一書記賀亦然一手導演炮製的。到了一九五九年,為了搜刮糧食上交,賀亦然聲稱:“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區也要爭個第一!”結果“反瞞產”搞得如此徹底,有的農民家裏僅剩幾把米,不得不藏進尿罐裏以免被搜走。為讓“私藏”了糧食的農民有糧也吃不成,環江縣馴樂區委甚至下令“滅火封鍋”,逐門逐戶將爐灶貼上封條,連取暖的火也一律滅掉。在寒冬臘月裏,區委派民兵夜間巡邏,見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許多農民挖得野菜、剝得樹皮也不敢煮食,活活成為餓死鬼。(33)

餓死可以,外逃不行。民兵把守鄉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饑民外逃。環江縣水源區委甚至追捕到相鄰的河池縣,將二百多名男女老幼用繩索捆成一長串,押送回鄉。當忍無可忍的饑民到水源區糧管所搶糧時,區委書記韓祖文不僅不開倉放糧,反下令開槍鎮壓,事後還誣稱被槍殺的饑民是“反革命分子”。(34)

從一九六○年初開始,環江縣餓死了三萬多人。“不少人家絕戶,不少村莊絕村……最後竟然出現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開擺賣人肉。”賀亦然的豪言壯語沒有白說,柳州地區真的得了全廣西第一:死人十六萬!(35)

但是,“反瞞產”運動是韋國清直接指揮的,他親自坐鎮的桂林地區臨桂縣五通鎮,七、八千人口也餓死了三分之一,死絕了一百多戶人家。所以一九六一年五月柳州地委開會討論對賀亦然的處分時,韋國清為賀開脫,“建議中央、中南局對賀不作組織處分。”(36)這樣,賀雖丟了地委第一書記的職,卻升官當上了廣西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賀在文革中被打倒,但文革後說是受四人幫迫害,平反升官,當上了廣西自治區區委書記。)而升任柳州地委書記處書記不久的原環江縣委書記洪華則被當做替罪羊拋出,判處五年徒刑,並死在了勞改農場。奉命槍殺搶糧的農民的環江縣水源區委書記韓祖文則判了十五年。

廣西共死了多少人!據一九六七年“廣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團”發表的《給毛主席的一封信》透露:“韋國清自己承認的數字”是三十多萬,但廣西“公安廳廳長鍾楓揭發,起碼有五十萬。”(37)

死人嚴重的另一個省是安徽。鳳陽縣是個典型。鳳陽縣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產量是一點五億斤,但縣委宣佈“我們在總路線的照耀下,奪得了農業生產的全面大豐收。糧食總產四點○五億斤……”報了高產就得多交糧食,縣委擠社員的口糧。擠不出來,便“反右傾”、“反瞞產私分”。鳳陽縣委在十月間召開全縣幹部大會,開始了空前野蠻、殘酷的“反瞞產私分”運動。社隊幹部奉命成立“查糧突擊隊”,挨家挨戶地搜查。翻箱倒櫃,挖地鑿壁,找不出就打,僅一個小溪河公社就有三千多人被打,一百○三人被打成殘廢,還有三十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設的勞改隊。(38)

一個月後,便開始餓死人。該縣殷澗公社黨委書記在化名“石求明”給毛澤東寫的信中說:“據我知道的三個公社四個莊子的人口死亡情況是極為驚人的。一個死亡占百分之五,一個占百分之十一強,一個占百分之十五,一個占百分之二十多。……有的村子幾乎無人了。……我親眼看到,住在我們臨淮關上的招收起來的被大人丟棄的兒童約有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名左右。”一九九○年,中國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郭書田說:“根據我們八十年代初考察過的安徽省鳳陽等縣的情況,當時餓死的人大約占全縣總人數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萬鳳陽農民餓死在那場人為的饑饉中。(39)

餓死了四分之一左右人口的縣還有宿松、濉溪、靈壁、渦陽等縣。《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的老家全椒縣,官方坦誠公佈,該縣一九六○年“人口非正常死亡四萬餘人。”每六個人就死了一個。(40)

安徽死人如此嚴重,震驚了北京。安徽發生吃死人肉的事件,但當局力圖封鎖消息封鎖消息,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說法。但最後中南海還是知道了。但問題究竟到什麼程度,中共中央卻不十分清楚。所以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處理安徽問題時,劉少奇曾在安徽大組會上說:“吃死人肉就是‘特殊政治事件’,只有第一書記和公安局長知道,其他書記和常委都不知道。這種態度是不行的。”“我問你們死了多少人,你們說向中央報告過了,一百一十幾萬,誰相信?你們心中有數,可就是不說老實話。……你們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實說出來,再隱瞞要開除黨籍。”(41)但很可能他始終沒有弄清安徽死了多少人。

其實,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連安徽省委也說不出準確的數字。直到一九七九年,省委內部還有三個不同的估計數:三百多萬,四百多萬,五百多萬。三百多萬是個下限。(42)

貴州山區地勢偏遠,貧窮落後,俗稱“天無三日晴,地無三裏平,人無三分銀。”一九五九年僅生產了七十億斤糧食,可是省委上報說產了一百五十億斤,並要在十月前完成徵購任務三十八億斤。(43)農村嚴重缺糧,糧食收不上來,省委認為基層幹部一定隱瞞了產量。為逼迫他們認為隱瞞了糧食的基層幹部就範,省委通知各縣“先吃自己的,後吃國家的”,規定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和一九六○年一月不得發糧食給公社食堂。同時提出一條別出新裁的口號“捉鬼拿糧”,對基層幹部審訊拷打,逼迫他們交出糧食。結果造成“貴州死人事件”。其中最嚴重的是遵義地區、畢節地區和銅仁地區。

遵義是所謂“革命聖地”,以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此地開會、毛澤東奪得領導權而聞名。但毛澤東革命成功十年後,遵義卻成了人間地獄,農民成批成批餓死。有些地方,全家全家的死絕,成堆成堆的埋人。本書作者朋友的一位親戚,全家八、九口僅一人活了下來。一九六○年春,貴州省檢察院將遵義分院報告的餓死人、人吃人的情況寫進簡報,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反映。省委聞知,下令即刻收回,可是晚了一步,北京還是知道了“遵義事件”。四月間,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帥孟奇打電話要貴州省委監委彙報遵義死人的情況。可是省委書記李景膺卻將監委寫的報告收去,未交到中央。一九六○年七月三日,李景膺向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彙報“遵義事件”,說遵義地委“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可是李親去遵義處理事件時,只將幾個縣委書記撤職了事,而將地委書記李蘇波上調到省裏當了計委副主任。(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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