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3日訊】
採訪緣起
我最早曉得《野草》是在成都學者肖雪慧的家裏。記得時為1995年春夏之交的下午，我和友人李亞東前往位於西南民族大學宿舍樓的肖家拜訪，閒談之間，肖學慧從書架上抽出一本詩選對我說：「你是詩人，你曉得《野草》這群人嗎？」我搖頭，肖說：「他們從60年代就開始地下寫作了。」
我暗暗吃了一驚，卻故作平靜的接過那本過時的詩集，隨手翻閱。相隔多年，其內容已經淡忘，卻還記得詩集選編者為九九。肖說：「這個九九為國民黨將軍之後，長在新中國這幾十年，吃盡了苦頭，卻突然於70年代末時來運轉，去香港找到父親，並繼承了遺產，成為某某集團的董事長。」
後來，我上海外的網頁時，讀到過九九《魂斷台北》的片段，也有些打油風格的詩，但由於20 世紀80年代留給我的現代派文學的偏見，就本能地忽略了其中透露出的某種塵封已久的頑強信息。
1999 年 5月在國內出版的《沉淪的聖殿——20世紀70年代中國地下詩歌遺照》一書為主編者的我贏得了廣泛而持久的較好名聲，但它卻對發生在皇城北京之外的若干外省地下詩歌只字不提，這不僅受限於視野及地緣政治的屏蔽，而且受限於我的文字偏見，包括「甚麼是能經得起時間自然過濾的文學」之類的偏見。
稍後，我與泊居美國的貴州地下詩元老黃翔夫妻有了電話和文字交往；日本的雙語雜誌《藍》也開始從史料的角度，做貴州，上海，四川等外省的地下文學專集；特別是胡傑先生耗費5 年時間而拍攝完工的記錄片《尋找林昭》在知識界的流傳，給了我更深的震撼。被謀殺的聖女林昭也是個應證種族災難的詩人，她和另外兩位同案詩人在60年代初就籌辦了一份刊登有泣血長詩的油印民刊。這份致使他們鋃鐺入獄，並最終引發殺身之禍的「反革命罪證」，比在1978年藉著思想解放運動和北京西單民主牆而誕生的《今天》雜誌早出現了近20年！
兩年前，通過電話和電郵，我進一步結識了泊居美國的《野草》詩人蔡楚，他目前的職務是中文獨立作家 筆會副會長，並且以早年編輯《野草》的閱歷和經驗，主管著這個國際性作家組織的網絡。在蔡楚的一再牽引下，我與住在成都另一端的《野草》主編陳墨見了面。
陳墨木訥，除了一張臉比較大，我實在看不出有甚麼特別之處。他送了我一厚疊《野草》雜誌，十六開本，每本80來頁，裝幀簡單，黑白兩色，封皮上印了些勘稱文學思想格言的話。內文排版也比較老套，油墨味撲鼻而來，且有些字的顏色還深淺不一-——由此可推斷，印刷此物的必是設備和工作人員均已老掉牙齒的不見光的小作坊。
從20世紀80 年代算起，我也稱得上是地下出版的老手了，憑直覺，我就明白《野草》及其主編因裝幀過於簡單而容易被忽視，容易將它混同於成千上萬的自生自滅的文學印刷品 ——我當時接過有陳墨親筆題贈的《野草》時，也只是隨手翻閱，瞅見目錄上除了老「野草」若干，尚添了流沙河、冉雲飛、肖學慧、王怡等熟人的名字，就隨口問：「他們也投稿啊？ 」陳墨笑了笑：「新鮮血液嘛。」我接著又問：「已辦了90多期？」陳墨答：「斷斷續續幾十年，也該有這麼多期了。」
我終於從這平淡的回答中嚼出一絲辛酸滋味。
我和陳墨有了交往，但不是太多，印象中他總是駕著一輛八面透風的老麵包車，並且樂於在文友們高談闊論之際，不吭一聲去付酒飯錢。有一次，他於茶桌旁當著眾人稱讚我的獄中詩，還說已從網上下載若干首，懇請我應允登在《野草》上——這一時期，《野草》刊登的外稿量越來越大，海內外著名的北明、貝嶺、蔡楚、萬之、流沙河、王怡、肖學慧、冉雲飛、蔡詠梅等等均成為常客，與老野草們交相輝映或旗鼓相當。海外一些雜誌也有了事關《野草》的評價，以及歷史追溯、定位 ——儘管作為老資格的民刊，《野草》也在1979年全國性的思想解放運動中上成都的鬧市區張貼過，甚至風傳被當時的成都市委取締過，但它畢竟是個風格穩健，如今印量只有100本的文學交流雜誌，我沒想到它會出甚麼事。
我曾經與陳墨開玩笑，大意是：「你和鄧懇諸兄上個世紀60 年代就開始寫地下詩，並且從70年代末到目前，將《野草》斷斷續續地辦了90多期，居然沒有問題！」陳墨的臉紅了，含含糊糊地檢討道：「有問題，有問題。 1979年，《野草》被成都市委書記楊以希定為『反動』，差點就抓人，全靠當時的省委書記趙紫陽一句話，才保全了壇壇罐罐。我逃跑了好幾次呢！」我問： 「沒有人栽進去吧？」陳墨答：「孫路坐過牢。」我問：「是辦《野草》嗎？」陳墨答：「是為六四。他在89年5月底因上人民南路廣場拍學潮照片被捕，市電台還播過。」我嘴臉可憎地笑道：「與《野草》無關？」陳墨悄聲道：「是的。」
我本想借勢抬出自己在80年代為弄地下詩刊，曾跳下印刷廠二樓突圍的革命事跡，向這位厚道得過分的老大哥吹噓一番，卻忍住了。我只隔靴搔癢地總結道：「成都的文化政策還算寬鬆吧。」陳墨愣了愣，我又補充道：「也許警察還看幾本書。」
陳墨垂頭喪氣道：「寫了幾十年，快到抱孫子的年紀了，我還沒在官方刊物上發表過東西。辦《野草》的目的無非是發出點聲音。我們這些人，經歷嗑嗑絆絆，只是覺得文學這種嗜好總比其它嗜好，例如打麻將、釣魚、東家長西家短地搬弄是非，以及整人害人來得高雅些。可我們不搞政治，你讓我們反動，也許都反動不來嘛。」
我被噎住了，反動派又不是天生的。即使令當局如梗在喉的中文獨立作家筆會，也談不上有甚麼具體的政治訴求。有一次我和遠在瑞典的筆會秘書長萬之通電話，我極力稱讚他登在《野草》上的一篇坦白自己是好色之徒的隨筆，不料他叫屈道：「這個馬虎的蔡楚！他怎麼把我的私信拿去發表了？」我笑道： 「一個人在好色和正人君子之間舉棋不定，豈不可愛？」他說：「男人覺得可愛，女人看了就很麻煩。這個沒睡醒的蔡楚！」；
真是天有不測風雲，這個好色的國際長途通了沒多久，《野草》就出大事了。大半年後，一直隱忍不發的陳墨終於在身心交瘁之際接受了我的單獨採訪，時為 2005 年2月2日下午。連續幾天的陰雨連綿，把成都變成了一個似乎永恆的冰窖。陳墨依著頭天的約定，縮頭縮腦地浮現在金沙遺址旁，那張醒目的大臉在若干個不眠之夜裡窄了許多。我們像兩個特務在細雨中一聲不吭地走著，約十幾分鐘後，鑽進了一個茶樓。封閉的單間不另收費，我們坐了下來，相視一笑。我掏出筆記本和錄音機，驀然之間，我想起了前蘇聯流亡作家納博科夫的一本書名：「說吧，記憶。」
老威：在這次談話之前，我把你送我的《野草》都找出來，從頭至尾地看了一遍，突然間覺得異常親切，因為我讀中學的時候，就有那麼一種自辦文學刊物的衝動。後來當了卡車司機，還和老同學楊然、荊紀民等油印過兩種詩歌傳單，命名為《行雲》和《詩種》——按當時的出版政策，這種未經有關方面批准的少年文學衝動就已埋下了犯罪的種子。
陳墨：我們雖然相差十幾歲，但「受害」的源頭都是文學。
老威：我在近期《野草》上讀到一個《悼念魯連》的專輯，感到有些鄂然。因為對照你們自印的《野草之路》，我從照片上認出了這人，他是《四川文學》的編輯，自己也發表過不少小說。上世紀80年代，我進《星星》詩刊做見習編輯，還在布後街2號的同一個省作協大院裡，天天碰見他。
陳墨：「魯連」是他的筆名，他的真名叫周永年，因為與本城的另一位作家同名，又更名為「周永嚴」。
老威：對，周永嚴，四川寫過小說的人都記得他，賀星寒和林文峋比他成名還晚哩。我至今記得他的眼睛，非常憂鬱，連點頭微笑時也很憂鬱。我還曾遞詩給他，他仔細看了，啥也沒說，就還回來，好像嘴巴打了封條。
陳墨：周永嚴是唯一從《野草》走向官方文壇的作家，但他的命比誰都慘。太冤了。1964年，他才16歲，就參加工作，到了千里外的屏山茶場。那地方氣候惡劣，工資非常低。前幾年，成都電視台還專程去採訪過，拍了長篇的專題片。那地方的知青，瘋的瘋，死的死，至今還有留在那兒，回不了故鄉的。周永年最早到那苦寒之地，不過半年，就因為寫「反動日記」 被同一宿舍的人告發了，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被當作典型揪出來，批鬥，並判勞教。那時的勞教比勞改還厲害，由於不走法律過場，就沒有期限。他在屏山茶場，一勞教就是12年
老威：有這麼長的勞教？
陳墨：兩三年期限滿，就強迫留場當工人，天天有槍桿押著勞動和收監，其待遇同勞教也差不多。周永嚴的身體完全給搞垮了，茶場方面覺得搾不出油水了，才允許病退回鄉。他有勞教背景，找不到工作，就進了街道生產組，與婆婆大爺們一起糊火柴盒。熬了兩三年，鄧小平復出，政治氣氛開始轉暖。
周永嚴最早化名「魯連」向《野草》投的文章是《馬克思捍衛出版自由》，寫得太好了。他引用共產黨老祖宗馬克思的原著，指出「現代國家無不把『出版自由』的條文，寫在各自的憲法上」，因為「出版自由關涉到普遍的自由，預防性的法律不應存在，檢查法永遠非法。」
老威：這些一百多年前的論述似乎是針對目前的中共當局來的。
陳墨：的確，馬克思正是一百多年前的《新聞檢查制度》的激進抨擊者，他認為新聞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前提，是支撐社會拱門的最後一塊石頭。沒這一塊基石，整個拱門就將垮掉。
在1979年的思想解凍初期，能讀到這樣的違禁文字，怎不叫人拍案叫絕？我和社長鄧墾等編輯同仁一合計，就在《野草》第二期隆重推出。當時我們趕印了 495冊《野草》，如創刊號一樣，往各處郵寄了40多份，還在鹽市口和總府街大量張貼，圍觀者連日不斷，社會反響強烈。
當時北京已開始查封西單民主牆，風聲陡緊，我們甚至做好了入獄的準備，但幾週後，居然沒事兒！《野草》又印了第三期，卻被成都市委正式定為「黑刊」，因此被迫改名《詩友》，不定期地在『地下』流傳。而魯連作為我們的主要作者之一，一直很活躍。
1980年10月19日是魯迅先生的逝世紀念日，我、鄧墾、羅鶴、徐沛在魯連獄友張仁榮的引薦下，見到了真真實實的魯連，也就是你在作協大院天天見面的作家周永嚴。自然是促膝深談，心意相通。他當時30歲，卻坐了12年的牢，在談到自己引起轟動的傑作時，他突然挺起弱不禁風的胸膛大聲說：「『檢查法永遠非法』這句在中國最反動的口號，卻是馬克思在100 多年前喊出來的！」
魯連和《野草》朋友們的蜜月持續了幾個月，卻有 「內部消息」傳來：當局查明《詩友》即《野草》的變種，已加強了對這些異己分子的監視。一時間人心惶惶，蔡楚接手編成的第27期《詩友》也不知所終。魯連此時已是《四川文學》編輯，彼此的「熱戀」自然在心驚肉跳中嘎然而止——這個匆忙劃上的省略號直到 20餘年後才重新接上。
老威：同在一個城市，20餘年沒一點聯繫？
陳墨：彼此如去了月球，音訊杳無。
老威：周永嚴在80年代還算有名啊。
陳墨：箇中滋味，一言難盡吧。總之，在2002年10月 31號，九九突然打來電話，稱已打聽到魯連下落。鄧墾立刻照圖索驥，電話那端終於傳來那久違的弱不禁風的聲音：「真沒想到……」
在文壇混了這麼多年，我們還以為他名利都有了，因為比他成名晚的好些作家都飛黃騰達，佔盡了共產黨體制的便宜。可沒料到，當《野草》同仁們邀約著去西門茶店子一棟臨街四樓拜訪時，這位昔日文友的慘狀叫人窒息。門開了，我們被一位長年累月在此看護的鄉下漢子領進逼仄的臥室，一張大床橫據了大半個房間，兩隻近一人高的氧氣瓶觸目驚心地豎在靠門的壁角，而魯連蓋一薄被，勉力支撐著斜躺床頭，鼻孔還插著一根長長的輸氧管。
老威：他才50多歲吧？
陳墨：不到55歲。20 多年前成為《野草》成員時，不過30歲；而他因寫反動日記被抓起來坐牢之際，才16 歲。人的一生就這麼蹉跎而去，眨眼間就到頭了。
老威：魯連得的甚麼病？
陳墨：多年坐牢落下的病，我沒忍心問。他夠虛弱的了，凌亂的長發，臉頰沒有一絲血色。塑料窗簾遮斷了所有戶外光線，卻阻不斷嘈雜的鬧市聲；無論晝夜，頂棚的日光燈都永遠亮著。魯連說，這也是坐牢，早年坐牢還有刑滿釋放的企盼，而現在是徹底沒指望了。
老威：我坐牢四年，無論在收審所、看守所還是勞改監獄，頂棚的日光燈都永遠亮著，沒有一絲一毫的黑暗，連夢境裡的黑暗也沒有。我想，永遠的光明就意味著無處藏身吧。
陳墨：魯連說，他已臥床五六年，除了通過電視節目瞭解外界的變化，就與世隔絕了。「幾乎沒有人來，」 他一一捏住我們的手，竟激動得大喘起來，於是又把輸氧管往鼻孔裡塞……
老威：唉。
陳墨：我們儘可能地迴避眼前，只去回憶。比如40年前在茶場勞教，魯連和廷孝、劍秋往來的情景；《野草之路》上的某一篇文章，如何記錄了鄧墾、明輝、陳墨 1964年春遊昭覺寺「題竹」的逸聞；當然，也說起《馬克思捍衛出版自由》。終於，一個多小時過去了，我們必須要告別。3個多月後，我們才曉得這就是永別！魯連是2003年3月30日夜裡11點40分去世的，我們於次日上午前往靈堂默哀，耳邊猶然迴盪著他1965年為自己撰寫的《墓誌銘》： 「死者生前輾轉於苦難/ 如今，他沉睡了/ 從此與世無爭。」
老威：魯連的一生也算《野草》的某種象徵吧。
陳墨：《野草》的多數人都如魯連，「生前輾轉於苦難」。比如鄧墾、九九、蔡楚、樂加等等，都是黑五類的子弟，當知青、社青，坐牢、打臨工，卻又不甘心沉淪，酷愛讀書，始而與文學結緣。魯連的命說不定還比其他人好些，因為他畢竟是唯一從《野草》走上官方文壇的人，享受過幾天熱鬧。
老威：你遺憾文學沒能成為你的職業？
陳墨：我已60歲，迄今為止，文學沒給我帶來一分錢的利益。
老威：據我所知，你曾經有過機會。
陳墨：我1969年就編纂過《中國新詩大概選（1918—1928）》，還通過向《詩刊》投稿引起重視，併進一步地認識了著名詩人孫靜軒。79年思想解放運動中，《野草》也曾「吐故納新」，汲收四川作協裡的開明人士組成新的編委會：主編賀星寒；編委駱耕野、萬一、鄧墾和我；藝術指導孫靜軒，可沒弄多久，風向急轉，就宣佈散伙了。
老威：黃粱一夢？
陳墨：我去文壇晃悠一圈，感覺不對勁，可能從根子上就是兩路人吧。說實話，我對同官方合作興趣不大。我，還有鄧墾，九九等人，珍惜自己的在野身份，到老不悔。做個不在官辦刊物上發表作品的在野的爺爺感覺也不錯嘛。1999年，你編著的《沉淪的聖殿》一出來。我們就四處打聽，托人買了七、八本，互相傳閱。見書上只談到北京西單民主牆，只談到從白洋澱到《今天》雜誌的那條線索，卻沒有一個字涉及《野草》和外省。就覺得鬱悶。因在《沉》書之前，公開出版過《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其編者楊鍵，中央戲劇學院教授，曾專門來成都採訪過《野草》同仁，蒐集去大量珍貴資料。我們太看重非官方的評價了。
老威：就西方對中國大陸思想和文學史的開掘研究，西單民主牆和《今天》早已成為主流；雖然法國的高行健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可魏京生和北島至今還是 「地下」不可替代的象徵符號。所以《沉》書的作用，不過是捅破了現行強權體制的屏蔽，向國內讀者展示了部份為西方所認同的歷史真相。然而，揭開一種真相的同時，是否就屏蔽了其它真相？我不敢再問下去。我受限於上世紀80年代的文化環境，當時對現代主義文學的求索達到了頂點……
陳墨：通過供黨內高級幹部閱讀、批判的「內部發行」的黃皮書、灰皮書和白皮書，《今天》派諸君接觸現代派文學比你我都早一二十年；「太陽縱隊」的張郎郎說，他們一幫人在50 年代就聽搖滾樂了，而我和鄧墾最多在啃古典詩詞或新月派詩歌。所以，《野草》和《今天》不在一個起跑線上。
老威：在對文學藝術實行壟斷及配給的社會，「起跑線」不僅僅是個創作概念，它意味著你所處的階層，有無資格進入某種特殊的文化環境。
陳墨：你的意思是《野草》在起跑線上就輸了？
老威：這是我的檢討，因為單以作品論，我更認同《今天》派。我的確忽略了作品表層之下的漫漫人生——血淚、蒙難與掙扎終會因為時過境遷而失去觀賞價值。
陳墨：作為中國大陸最早的民刊之一，《野草》幾乎要成化石了。或許在二三十年前，它站在過思想文化陣地的前沿，吸引過人們的眼球；但二三十年後，它就落伍了。其實在《野草》內部，總有分歧，一二三期社會反響巨大，大伙就情緒高漲，認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可風聲一緊，有人就要退出，甚至要抽回底稿。我曾被當局點名要抓捕，後來又因趙紫陽的一句話，陰轉晴了。《野草》好幾次由公開轉入地下，比如1979年，魏京生入獄不久，《野草》就被迫更名《詩友》，以手抄的形式流傳；至27期，終於被成都市委查明，《詩友》為《野草》變種，要清查，於是大伙作鳥獸散達十年之久；1988年，自由化氣氛濃烈，《詩友》又恢復；可不久，老《野草》孫路捲入學潮，風聲鶴唳，《詩友》又停辦；1990年10月，《詩友》又復刊。至1994年為止，共搞了81期，並在九九、羅鶴的張羅下，編了本《野草詩選》。
之後，又歇了七八年。海外成立了中國獨立作家筆會，已去國外多年的老《野草》蔡楚為創始人之一，他在負責筆會網絡的同時，搞了個《野草》網頁，作了大量的宣傳，《野草》作為存在多年的文學社，才首次引起海內外的關注。著名流亡作家貝嶺、萬之、北明、鄭義、蔡詠梅、黃翔夫婦都曾通過蔡楚和《野草》取得聯繫，熱情鼓勵。《野草》最近一次復刊後，他們，還有國內的肖學慧、王怡、流沙河、冉雲飛、杜導斌、廖亦武等良心作家都成了我們的作者。
貝嶺在《二十世紀中國的地下文學》一文中最早介紹《野草》：「在四川成都地區，60年代文革時期產生了一個重要的地下文學團體野草詩社，其中的詩人有鄧墾、蔡楚、杜九森、陳墨、馮裡、樂加等，他們相識於文革地下書市，他們的作品也流傳於當時的四川地區。」
其實我們中的許多人相識得更早，在1964年，詩社的雛形就有了。
老威：我記得蔡楚和蔡詠梅都寫過《野草》。
陳墨：許多人的論述中都提到《野草》，蔡楚和蔡詠梅的文章更有影響。特別是蔡詠梅，在民運中資格很老，她的大作在《開放》雜誌上頭條登出，《野草》的地位一下子就提升了許多。
老威：她是怎樣定位的？
陳墨：她著眼於地下文學反抗專制，追求民主自由的特質。老《野草》們傳閱後，一方面很振奮，覺得這反應了我們骨頭裡的東西；一方面卻覺得自己目前的思想境界跟不上這種評價。但是，進入歷史是每個文人的夢想，為了回應，復刊勢在必行了。
老威：有些功利色彩了？
陳墨：都到抱孫子的年紀了，才得到這麼高度的肯定，無論如何要搏一搏！可具體到復刊，矛盾就來了。我發現原來的某些老朋友，由於長期應付生存壓力：菜米油鹽，下崗問題，兒女，甚至孫兒孫女的問題，原來的稜角都磨平了。不僅不讀書不思考，連這方面的興趣都缺乏。也有人提出，應該堅持《野草》原有的傳統文學方向，外界的評論是一回事，我們不要迎合，以免帶來政治上的麻煩。
老威：你們都是幾十年的朋友啊。
陳墨：從少年一直交往到老年，現在剩下一條生命的尾巴了，人卻變得如此現實和平庸，那還不如壓根兒就沒有追求，就與社會同流合污。平庸到底，說不定到老也成富翁了。尾巴上再改變最沒意思，失敗了嘛，過去的罪都白遭了嘛。想想魯連的下場，搏一搏太值得了。
要配得起外界的評價，《野草》不能有名無實。我當時就這麼想的，要把《野草》辦成有質量、有激情、有銳氣的文學刊物，依靠老一批的原始資源已經不行。必須爭取外稿，注入新鮮血液。
我不顧一些老朋友的反對，把《野草》的門越開越大，既然我們沒有政治訴求，沒有社會改革的訴求，那不妨把嗓門放大些。逐漸，給《野草》投稿的海內外作家多了，與本地的自由派人士聯繫也密切起來，流沙河夫人吳夢華還參與了編輯，使《野草》的內容歷史性地煥然一新。
老威：你沒料到會出事兒？
陳墨：這僅僅是個話語權嘛，況且在20年前，魯連就發表了《馬克思捍衛出版自由》！然而到了 94期，果真出事了。
老威：就是在網絡上影響很大的「甲申300年成都大屠殺祭奠專號」？
陳墨：對，就是張獻忠的農民政權屠城300年的祭奠專號。這個題目冉雲飛最先提出來，他此前已寫了文章，並收集了大量的資料。流沙河也寫了文章，對當今政權把殺人不眨眼的張屠夫立為農民起義英雄表達了憤慨。
老威：沙河老師曾經說過，六四屠城之後的十幾年，他讀得最多的是記載清軍入侵的《揚州屠城記》。
陳墨：流沙河的學問和人格，對後輩的確有較深的影響。
老威：請把籌備專號的經過講一下。
陳墨：大約在2004年 6月初，我邀約《野草》的無慧、維才、雨樵，還有王怡、冉雲飛、吳夢華等下館子，在飯桌上，冉雲飛談興頗高，並在言談中隨之建議，《野草》作為本土老資格民刊，做這種關係屠殺的歷史翻案文章最合適。其他人也一致叫好，我就當場拍板，與在座的諸位約定，每人為「成都大屠殺祭奠專號」寫稿一篇，限一個星期後的同一時間交稿。
稿子很快就齊了，流沙河、王怡、冉雲飛、余傑、肖雪慧等等，清一色的川籍上乘作家的上乘之作，使《野草》抵達了幾十年來最輝煌的至高點。其「借古諷今，影射當政」，令我等拍手稱快，卻讓有關方面難以容忍。王怡的文章揭露了某地發現張氏大西政權萬人坑的史事，指出內族入侵比類似清朝的外族入侵更殘忍；余傑甚至把張獻忠和毛澤東作了比較。據說冉雲飛還借張獻忠屠城引申到了六四屠殺，不過，被責任編輯吳夢華刪掉了。
打印稿出來後，我在喝茶的時候，親手交給吳夢華，由她做最後一校。吳夢華很謹慎，所有文章中較為露骨的地方和攻擊性的字眼她都作了刪節或修改，有的還用紅筆作了記號與批注。她熬了一個通宵，在6月9號上午還給我，並翻著校稿作了些說明。
我當即送印刷廠，那是我們的一個老關係戶，一直沒出過問題。
老威：你估計是怎麼暴露的？通電話？還是人多嘴雜，走漏了風聲？
陳墨：我至今都沒弄清楚。一些老朋友說，《野草》有案底，種種情況公安局早就掌握了，並且暗中監視，看你幾爺子要幹啥。如果一直保持原有的以老《野草》為主的純文學風格，就不動你；如果要繼續糾集牛鬼蛇神，太冒靶，太出格，就隨時一網打盡。所以在出事之後，從《野草》分裂出去的一些人興師問罪，要罷免和開除我，因為正是我的一意孤行（當然還有蔡楚的遙相呼應）把《野草》引向了絕路。
我雖然萬分沮喪，卻不同意這種分析，我認為事出偶然。我想起一個細節，6月8號上午，我去取校稿，見印刷廠裡人心惶惶的。一打聽，原來那天全城的公安機關正在搞拉網清剿，名目叫「掃黃打非」，其實是搜查地下天主教的宣傳材料。
老威：這和《野草》有關係嗎？
陳墨：看上去是兩碼事，但地下傳教太厲害，當局的神經都繃緊了。那天他們出動了上萬的警力，搜查每一處個體和集體打印複印舖子，搜查每一個有印刷設備的地方。據說情報還挺準，他們終於在城南的某個「窩點」繳獲大批違禁品。
老威：《野草》算此次「掃黃打非」的意外收穫？
陳墨：也怪我的疏忽。因為我找的老關係戶搬家了，新廠址在火車南站派出所的隔壁。由於經常替派出所打印資料，民警們天天竄上竄下的。當時我認為廠家和派出所的關係不錯，印《野草》不會出紕漏，哪曉得，一查地下教會，只要帶字的東西都不放過。
老威：類似的「誤會」也在我身上演過。那是1999年3 月，我去李白故里江油。當時我帶了一沓《中國底層訪談錄》的打印稿，托一位稅務局的朋友幫忙複印。可沒想到，當這位朋友在一家理髮店門口將一紙袋複印稿交給我時，一夥便衣特務一擁而上，在大街上「人贓俱獲」。我氣壞了，頓時在警車上破口大罵。經過一個通宵的突擊審訊，原來搞錯了——當地國安局不知從哪兒得到情報：中國民主黨有大批宣傳資料在江油印，他們就把正好在這時出現的我當作嫌疑人了。我要他們澄清並精神賠償，狗日的惱羞成怒，竟反誣我「非法採訪」
陳墨：我是神鬼不覺地撞進天羅地網，可能是派出所民警一瞟見打印稿上有「大屠殺」等敏感字眼，就繃緊了。還來不及匯報，就查封了印《野草》的現場。6月9 號傍晚7點多鐘，我忙碌了一天，剛回家，武侯區公安分局的兩個刑警就腳跟腳地進門了，我被控制住，只好一籌莫展得坐在沙發上。大概十幾分鐘後，大批人馬才轟地湧進來，領頭的掏出一張沒有公安局長簽字的《搜查令》，逼我簽字，接著抄家開始……
老威：沒局長簽字，啥意思？
陳墨：顯然他們兀地遭遇《野草》，需要馬上採取行動，就順便摸了張還沒生效的《搜查令》來抄家了。
[附錄]
勇敢是信念和智慧的果實（蔡楚）
對於一個誠實正直的人來說，無論在哪種社會形式下生活是完全沒有區別的。誠實而富有進取精神的意志會為自己開闢道路。——歌德
我的床頭，放著一本長四十一公分、寬二十九公分、厚三公分的大書，這是一本由三期《野草》和八十一期《詩友》的複印件，自行裝訂成冊的地下讀物。我常常捧讀這沉甸甸的、真實地記錄著我們的心路歷程的大書，詩友們那狂躁的心跳聲（鄧墾語），那滿足於一吐為快的心理本能的衝動狀（阿寧語），那具有蓬勃的生命力的野性文章（陳墨語），都一一響於耳畔，到了眼前。
一九六七年秋，鄧墾寫出了《在那個陰暗多雨的季節》：你的歌難道只僅僅是秋雁呼喚的長空，／夜半冷月下的流螢徘徊在荒塚？／你的歌難道只僅僅是神往於一個桃色的夢？／白雲深山裡幾聲清淡的清淡的暮鐘？/不，我相信人們將真實地評價你，／正如落葉最懂得秋天，寒梅不欺騙春風，／當他們提起，在那個陰暗多雨的季節，／血，是多麼紅;心，是多麼沉重。／形象地表達了他對文革的控訴。
一九七六年，野嗚寫出《探監》：母親帶著小兒子去探監，／走過一道又一道鐵柵欄。／這監獄又深、又冷、又陰暗，／從一九七六一直連著焚書坑儒那一年……／媽媽，這兒關的是老虎嗎？／不，這兒不關老虎，關的是人權。／媽媽，人權是甚麼呀？／就是手不願在地下爬，背不願變彎。／生動地揭示了中國奴役人的勞改制度的黑暗。
一九七六年，馮裡寫出了《自由》：你在哪兒？／一個監獄接著一個監獄！／一把鎖鏈連著一把鎖鏈！／你痛苦地記在歷史的卷帖上。／你在甚麼地方？／一張書頁連著一張書頁，／一種思想接著一種思想！／你悄悄藏在人們的記憶上。／深切地傾訴了他對自由的渴望。
此外，陳墨在一九 六四年寫出的《蚯蚓》,一九六八年寫出的《零碎的愛》和《她要遠去》，一九七六年寫出了《天安門》，一九七九年寫出的《野草》，鄧墾在一九六四年寫出的《歸來啊，我的遠方的戀人》，一九七三年寫出的《當春風歸來的時候》，一九七九年寫出的《三峽》和《海螺》；蔡楚在一九六一年寫出的《乞丐》，一九七五年寫出的《透明的翅膀》，一九七六年寫出的《等待》，一九八零年寫出的《我的憂傷》；白水在一九六九年寫出的《雨夜懷友人》，一九七零年寫出的《復硯冰信》和《遲開的荷花》；萬一在一九七六年寫出的《縴夫》；徐坯在一九七一年寫出的《夜巡》和《夢》；阿寧寫出的《坑和人》和《危機是甚麼？》明輝在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八四年寫出的《溯洄集》和《文革雜詠》等。都是在這「後代難以想像的惡劣環境下」（陳墨語），詩友們曾有過的掙扎、反抗、夢想和追求的真實見證。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鄧墾和陳墨便顯露出他們的文學才華。一九六三年，鄧墾就編有自己的《雪夢詩選》、《白雪戀》、《海誓》等詩集。一九六四年，陳墨也編有《殘螢集》、《燈花集》、《落葉集》、《烏夜啼》等詩集。二人志趣相投，併合編了《二十四橋明月夜》小詩合集。蔡楚亦在1964年編有自己的《洄水集》、《徘徊集》等詩集。在那個陰暗多雨的季節裡，鄧墾周圍不知不覺地集聚起一個獨立追尋的文學群落，僅是當時居住在成都錦江河畔的就有二十餘人（後來發展成為成都野草文學社）。鄧墾說：「以詩的形式說自己想說的話。」他又說：「這土地，這人世，不平事太多。我們的最大不平，就是不慣於喉嚨被鎖著鏈子，我們的喉頭在痛苦地發癢。因此，我們唱出了這集子。」一九七二年，在陳墨的鼓動下，鄧墾把眾詩友的習作選編出一本《空山詩選》（十四人，一百五十首）。尚未油印成冊，友人某某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鋃鐺入獄。鄧墾夫人恐連累眾詩友，遂將這手抄孤本付之一炬。一九七六年，詩友吳鴻又編了一本《空山詩選》，也因文字獄之故，被迫又將這手抄孤本燒掉。一九七八年二月，《野草》的畫家苟樂加、陳卡琳（女）等人，在成都草堂小學舉辦了五十年代以來，中國成都最早的民間畫展–《二月畫展》。展出了油畫《人》，水粉畫《華表坍塌了》等數十幅作品。一九七九年三月，在陳墨的發起下，詩友們創辦了成都地區第一份民刊《野草》，並公開走向社會。陳墨說：「《野草》不僅固化了詩友間的相互影響，也使探索成為凝聚力；而想在新詩史上獨樹一幟的派別理想，也得以初步嚐試- -那就是卑賤者不屈不撓的野性，我們當然以此而自豪，並認定這便是我們人生價值之所在。」《野草》雖只出了三期，並被當時的成都市委書記正式宣佈為反動刊物而被迫停刊。但影響還是有的。為了延續《野草》的生命，七九年十一月十八日魏京生入獄剛半月，詩友們決定《野草》以手抄小報形式，並更名為《詩友》繼續辦下去。從公開轉入地下，作為《野草》同仁間聯絡感情，互學互勉的紐帶。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鄧墾終於手抄編寫完《詩友》創刊號，但至二十八期又被當局定性為黑刊。社長鄧墾痛苦地說：「我們人生這點點追求與樂趣，又被當局給剝奪了。」一九八八年二月，大約氣候適宜，鄧墾、陳墨、蔡楚和孫路共定《詩友》復刊。孫路說：「說真話，抒真情，捍衛自己的人生基本自由，用筆記錄真實的歷史和人生，已經是我們自己選擇的無法改變的道路。」
「六四」 事件發生，詩友孫路、潘家柱、滕龍入獄，《詩友》再停刊一年，九零年復刊至九三年底共出八十一期。一九九四年，詩友們集資出了本沒有書號，不能公開發行的《野草詩選》（四十五人，三百六十九首），九九年又出詩文選集《野草之路》。這種自悅自樂，相互切磋的方式至今不輟。
《野草》這個獨立追尋的文學群落，在漫長的歲月裡不知不覺地形成。她之所以能生存到今天，一方面因為她的個性極不張揚，而另一方面則是她的誠實、正直、堅定和執著起了重大的作用。在三十多年的風風雨雨中，她沒有任何綱領和章程，卻表現出極強的凝聚力。無論中國的政治氣候怎樣變幻，詩友們從未因個人的遭遇而出賣這個群落。他們都十分珍惜詩友間那種神交意會的依托感，比較淡泊地看輕文藝的功利性。詩友阿寧說：我們都不是搞藝術的人，自始自終懶得去爭甚麼桂冠。但卻是些認真生活，願意說真話的人。除了良知我們的詩不受任何的指使，我們並不企圖反映甚麼規律、趨勢，只滿足於一吐為快的心理本能的衝動，因此，我以為 「詩友」二字，當以友字為重。如果說開初的幾位詩友鄧墾、陳墨、徐坯、明輝等，故然因年紀相彷，住宅相鄰，社會背景大同小異，自然容易走到一起。但到了後來，這個群落的地域越來越寬，年齡跨度越來越大，社會職業也五花八門，藝術流派亦五光十色，從成都到滎經，從翩翩少年到耄耋老人，從工人、農民、知青、社青到學生、中醫、教師、文史研究者、企業管理人員。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雖然都沒有固定的職業和收入，卻有固定的信念–堅持抒發自由的心聲，用筆見證社會和人生中的真象，進而上升到置疑、反思和批判。陳墨說：「我們所處的社會，不但有幾千年的專制道德，還有比專制道德更吃人的共產主義道德（雷鋒就是這種道德的楷模、標準），不但有否定個人一切自由的法律（所謂的「憲法」），還有比法律更嚴酷，幾乎等於中世紀宗教的信仰束縛和凌駕於法律之上的領袖意志的緊箍咒。再加上我們這個社會發揚了人性中假、丑、惡的一面，被扭曲的人們之間的互鬥，精神生活的極度空虛，物質生活罕見的貧乏，是我們這一代所經歷的深刻的人間苦。我們不得不表現我們的苦悶（用文藝），也不得不表現我們的追求。」詩友們有的坐過牢，有的曾被土勞改，有的進過派出所，但這個陰陽互補的凝聚體（謝莊語），並未沉淪，他們在僅有的條件下互教互學，不斷豐富自己的知識，開啟自己的智能，以圖保持一個真我。陳墨說：「我們的掙扎是真實的，我們的求索是真實的，我們的反污染的搏擊也是真實的。因為我們在文字獄的陰影下堅持創作，既不為名為利，也不想贏得唾沫或掌聲，這只是我們找回一個真我的形式。」
此外，作為一個人，要想保持自己的尊嚴和獨立，就應當有對正義的選擇。因為人人都放棄對正義的選擇，那麼，由正義所保障的權利就會受制於政治，或者說受到一個利益集團的驅使。著名倫理學家羅爾斯說過：「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如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在一個正義的社會裏，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確定不移的……。」他把正義的第一原則表述為：「每個人對與其它人所擁有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體系兼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因此，我們應當具有對正義的選擇的道德勇氣。《野草》這個獨立追尋的文學群落，正是做到了這一點。
還值得談談的是《野草》的藝術追求，我們知道，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成都會議上說：「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條民歌，第二條古典，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出新詩來。」他還在一九六五年致陳毅的信中說：「用白話寫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 這是繼他指定文藝要無條件地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後，又武斷地否定了新文化運動中產生的新詩，封閉式地切斷了新詩藉助白話和世界資源以求得探索發展的道路。而《野草》斷然拒絕遵命文學。她的主要成員深受新詩史上新月派和現代派的影響，詩作風格大多有本真唯美的傾向。這明顯的是對新詩幾十年來建立起的基礎和主流的肯定和傳存。我的體會是經過反右運動後，當時的中國詩壇上除了大量的民歌體的，諸如《紅旗歌謠》之類的偉大的空話外，剩下的也只有賀敬之、郭小川幾個寥寥可數的承顏順旨派。而少數有勇氣的中國知識份子並沒有放棄他們的追求，他們除了有自己的枕頭文學以外，還私下在民間傳遞，人被批得丑不可聞，作品被貶得一文不值的胡適、徐志摩、梁實秋、戴望舒等人的作品。一九六一年，我在詩人尹一之先生處第一次見到徐志摩和戴望舒的詩作。我的感覺是中國怎麼還有這麼美的詩？繼而產生了閱讀新文化運動主將們作品的願望。於此同時，鄧墾、陳墨、白水、萬一、馮裡等詩友都不約而同地受到了中國新詩主流的影響，選擇了拒絕遵命的程序。從這裡可以看出，人對藝術美具有認同感。任何指令或打壓封鎖，都否定不了文藝作品藝術美的魅力。藝術美是超越時空界限的。
《野草》中的幾個主要成員，在詩歌藝術上的追求語言美。詩，不僅應有悟性和境界，還應強調詩的音樂性，不但要有韻，更重要的是有節奏感和旋律感。詩的語言美，不僅應表現在語言的結構上有所變化，還應強調語音語調的起伏變化，以結構和語音語調的起伏變化來烘托詩的情緒的變化。少數幾個詩友還對新詩的格律化做了一些探索，特別是陳墨的詩作和他不願在中國文藝領域內湊熱鬧的一貫態度，表現了一個唯美藝術追求者的深刻的孤獨。從他們的詩作中，能明顯地讀出中國古典詩詞天風海雨般的氣韻和含英咀華般的琢磨的影響。同時，也可以看出借鑒西方詩，受英國浪漫派和法國象徵派影響的痕跡。《野草》到了中後期，還突出地展示了藝術美的包容性。不同的流派，不同的風格在《野草》中光彩奪目，恰好驗證了「天上的星星是沒有一顆相同的」燦爛的藝術景觀。
《野草》諸友都是沒有名望的人。如今，他們中除了一兩個人被接納進官方的作協之中，其餘諸友都依然在中國大陸默默地守護著自己的精神家園。雖然，他們在功利上一無所有，然而，他們早已在精神上提前邁進了文明的門檻，他們至今仍是足以自豪的自由民。古希臘偉人伯里克利說：「幸福是自由的果實，自由是勇敢的果實！」從《野草》的歷程中，我的領悟是：勇敢是信念和智慧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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