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家族(27)—我的濟南生活

老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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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12日訊】我的濟南生活

按照學校的要求,我們全體畢業生於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到學校集合聽取畢業分配方案。

老師像背書一樣,先向大家講解今年的畢業分配方案跟往年的不同。原來是:青島體委擬把所有同學留在青島,去替換那些沒受過專業教育的中小學體育教師。但是,新的方案是中央高教部下達的。裏面提出:為提高縣城、農村的教育水平,今年高等、中等專業師範類學校畢業生要儘量滿足城鎮農村的要求。因此,青島體校納入山東省專業學校畢業統一分配方案內,全省統一分配!

一聽說要到農村去。同學們便議論起來。當時正值災害的一九六一年,大家去過農村,知道農村的情況,誰都不願意去。

接著,吳校長開始宣讀分配方案。他先把各地名額講了一遍,即:青島七名、濟南七名、濰坊三名……。然後從省會濟南開始。我分到了濟南。跟我一同分到濟南的還有路清森、李樹德……共七人。

我想,濟南畢竟是省會。而且坐火車八個小時就能回青島。當然心中無所謂。分配青島的自然非常高興。然而分到其他地區的同學,沒有一個高興的,甚至當場就有哭出聲來的。

校長接著宣佈:按照省裏要求,統一分配只進行一次,如果不服從分配,那麼今後無論是教育部門,還是勞動部門一律不再安排工作!

也就是說,不去也得去!那時節,中國是人在那裏,戶口在那裏,而最關重要的是,糧食、油類、蔬菜供應關係也在那裏。所以,不少同學是根本就不遷戶口,自己托朋友、熟人幹起了臨時工。有的同學乾脆在自己父母工廠中幹了起來。

我們分配濟南的同學全部由老師帶隊,於九月八日抵達濟南高教廳招待所。

九月十一日,我和楊玉堂被分配到濟南市天橋區體育運動委員會。當了一名少年業餘體育學校的教練。而楊玉堂一看體委的條件,僅僅是兩間平房,就堅決不幹,回了青島。

我的新生活開始了。

天橋體委,座落在濟洛路上,對面是山東省交通廳,天橋區本身就是一個新區。真正的濟南市是從經一路開始,直到濟南曆山為止的。

與其說天橋是市區,不如說是城鄉接合部。體委後牆外就是一片田野。但是,在這裏新建工廠多,同時還有一些建國以前的企業。如:東元盛、大華等印染廠,濟南造紙廠等等。

既然工廠多,那麼工人子女就多。因此,天橋體委的實際工作一方面是開展全區工人的體育活動,一方面就是培養少年運動員。

我一到天橋體委報到,李慶喜科長就向我介紹了體委的具體情況和任務。

天橋體委按區委編制,叫體育科。由於開展體育運動的需要,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升格為天橋區體育運動委員會。而李科長的稱呼則是由體育科的編制而來的。

體委本身原屬於天橋區團委。變成體育運動委員會後,從團委遷了出來。但是,體委自己沒有房子,被安排到天橋區文化館,按說,文化館院子是不小,大約有三個籃球場那麼大。房子也不少,與濟洛路平行的一排房子是圖書館。館內是像教室那樣,一排排的桌椅,以供人們借閱圖書,在此閱讀。

而與圖書館成門字形的是兩排房子。體委就座落在進入大門的左側,獨立的兩間房子裏。與體委並排的就是文化館。天橋體委無論從氣派上,還是從建築位置上,都不可能同青島任何一個區體委相比。正是這個原因,同學楊玉堂一進門同科長打了個招呼便堅決不幹,回青島去了。

李慶喜科長非常年輕,只有二十五歲,但他是體委全部四名工作人員中的靈魂。為人很有親和力。另外兩名,一名叫徐廣才,當時23歲,一名叫郭金誠,28歲。全部是從工廠調來的工人中的體育活動積極分子。

做為我本身的意願,是到學校裏直接當一名體育教員。因為學的是體育教育,上學時天天被人教,對於教師這一職業我充滿了神奇與嚮往。但如今到了機關工作。對外名聲很好──體委幹部。而實際上,卻是沒有真正的假期之分。這在以後的工作中就充分地體現出來。

天橋體委在濟南市體委中是一個先進集體。天橋區是一個新區,這裏集中了幾乎當時一半的工廠。而且,如濟南造紙廠、東元盛印染廠、成通紡織廠……這些工廠都有一千至幾千名工人。尤其濟南汽車製造廠,是生產蘇聯圖紙重型卡車───黃河牌汽車的有名企業。

既然工人多,那麼工人們的身體健康,體育運動就是體委必須抓住開展的一項重要內容。我進入體委以前,李科長已經通過各個工廠的工會,利用組織手段把各廠籃球優秀者集中到一塊,組成了天橋區籃球隊。這支隊伍全部安排到濟南化工廠工作。平時休息的星期日集中起來進行活動。這支籃球隊在當時是打遍濟南無敵手(工人之間)。這是體委工作的驕傲。

科長安排給我的任務是組織業餘少年體育學校。當時這項工作還沒有開展。體委專門為業餘體校刻了一枚公章,當時就交給了我。

我的第一項工作是組織區屬各個小學開展乒乓球運動。並於十一月初成功的舉辦了區少年乒乓球錦標賽。

這項比賽的場地是借用濟南體育學校(即後來的山東體育學院)的體育館舉行的。我特別聘請了區教育局的薛副局長擔任大會主席。還有一部分區委領導到會觀看。

其實,天橋區少年乒乓球運動是很有基礎的。因為濟南體校就座落在本區濟洛路的工人新村附近,有兩名參加過全國乒乓球賽區的女運動員。一名來自聊城,一名是濟南本市的。工人新村的孩子們放學以後經常來體校看打球。兩名體校運動員也就當了孩子們的業餘教練。

經過一天的緊張比賽,冠軍基本是被工人新村的孩子們奪得了。雖然學校不一定同校,但家卻非常相近,集中起來很方便。很快區少年隊就組織起來了。

大家訓練的地點選在了文化館內體委對面的倉庫內。我把倉庫整理乾淨,然後從區委要來了乒乓球台,便讓學生在這裏練起乒乓球了。

同學們練習的非常認真,當然對於運動員的訓練並不單單是你打球技術的高低,還應注意①耐力②力量③意志品質。同時還要注意孩子們的興趣。

很快,全市小學生乒乓球錦標賽就要舉行了。為了減少孩子們的緊張情緒,體委同各個學校聯繫,賽前三天運動員放假。第一天,我把全體運動員集中起來進行了一次全面的假想敵的對抗賽。這場比賽雖然是在本隊進行,但孩子們打的非常努力。像男子單打,區亞軍竟然把冠軍打了個三比零。

對抗賽後,大家圍在一起討論各自不足,然後互相糾正缺點,這一天緊張地過去了。

第二天,我組織孩子們到他們家附近的金牛山公園玩耍。這是為了分散孩子們的緊張情緒。畢竟都是小學生,聽說是玩大家來了勁。

金牛山公園是座落在濟洛路的一座小山。在國共戰爭時期,這裏曾是阻擊北方打來的共產黨的軍隊的一個制高點。大約海拔有三百米。後來經區政府規劃上面早已綠樹成蔭。在金牛山一側,是一條緩緩流過的寬約四十米的小河。水非常清潔、碧綠。

遠道的同學自己帶了飯。工人新村的同學中午回家吃飯。總之,這一天孩子們玩得非常高興。

集體活動結束時,我把大家召集起來,通知大家:明天休息,為了不影響體力,大家最好不要出去玩。明天的任務:①寫一下昨天對抗賽中自己的不足。②寫一篇今天公園遊的感想。後天早晨八點半天橋體委集合。集合時,把這兩個任務的結果交給我。

比賽是在經二路的濟南市工人文化宮舉行的。天橋區少年隊不負區人民的希望,一下子奪回了男子單打、女子單打、女子雙打和團體總分第一名。當然,這次比賽也是一次濟南少年隊的選拔賽。我們隊的四名同學被當場選中。張俊平成了區裏老師們的驕傲。

我抵達濟南已經兩個月。但濟南還有我的一個姑姑還沒有去拜訪。這就是我四奶奶所生的六姑。比賽結束的第二天,我便去了位於濟南青年公園的清繁裏的六姑家。

清繁裏是六姑夫的本家所在地。據說,幾百年來都沒有動過地方。六姑夫的房子是在他結婚後從新改建的日式平房。雖然建國後六姑夫家歷經不幸,但這幢房子仍然是他們一家居住。

建國以後,六姑又重新參加了工作。仍然在經二路的中國銀行任職。但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時,她的家庭出身,現今家中成份,註定了她必然要成為右派分子。這些情況我早都知道。但是,六姑是我濟南唯一的親人,我不可能為了工作而六親不認。

到六姑家以後,我才知道家中唯一的男孩子,表哥在兗州工作並結了婚。表姐和大表妹都到新文煤礦工作去了。家中的兩個小表妹也到濟南造紙廠工作了。總之,家中的孩子沒有一人是上過專業學校的。

六姑父雖然在建國之初被抓了進去,但不到兩年那些他曾經救過的許多老同志,紛紛為他證明從未有過惡行,因此最後被宣告無罪,回到家中。此時的六姑夫是在造紙廠裏,當了一名搬運工。整天拉著地排車辛苦勞作。

由於六姑的孩子們都已經工作了,所以家庭生活還是說的過去的。一九五六年以後,六姑把四奶奶接到一塊生活,使老人能夠安享晚年。

我拜見六姑後,他們非常高興。從此以後,幾乎每逢週末,我便要到六姑家來,一直到我離開濟南。

說實話,這是自一九五六年母親自殺後,我第一次感到了有家庭的溫暖。他們家中只有六姑夫一個男人,因此糧食不太緊張。有時候,表哥、大表姐、大表妹會從他們工廠旁的自由市場花高價買些糧食,托人或者自己帶回家中,給老人們食用。

我的到來使六姑非常高興。每次去她都給我做最好吃的東西吃。那時,雖然災害還沒結束,但經過一九五九、六0兩年的努力,有不少農村,實際上已渡過了災荒。尤其像六姑的家庭,孩子們都工作,生活自然不會有問題了。

在六姑家,除了六姑我成了他們一家的秀才。湊到一塊談天說地,總算有了個可以說知心話的地方了。

在體委工作,有時也是非常愉快的。李科長是有經濟頭腦的人。文化館的院子很大,中間建了籃球場。後來又請電工來拉上電線,變成了晚上也可以打籃球的地方。人們逐漸生活好轉了,晚上打籃球的人就多了。但籃球比賽並不能生錢,於是李科長想了個辦法。跟濟南市電影放映局聯繫了,可以經常在籃球場內放映電影。

露天電影,當然要比電影院便宜。一張票賣五分錢(當時電影院是二角錢),於是區委機關幹部及家屬,周圍鄰居及孩子們只要放映電影,總是早早排在門口買票。我們一次電影的收入少說也有二十多元。這樣,不僅解決了體育器材的補置用費,燈光球場的電費,同時還改善了我們的生活。我們幾乎每個月都要到居樂軒去小聚兩次。

大概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初,我們同院的鄰居突然給我寄來一封掛號信,告知祖母已於十一月去世,讓我回青島發喪。人們常說:“窮家富路”。我那時的工資是30.50元,若在平常年景,這個工資還是夠我一人用的。但是災害還沒有結束,我的定量一到濟南工作就變到了21斤,糧食肯定不夠。於是經常到自由市場去買高價糧,這樣一來手頭就緊張了。

沒有想到,李科長竟然把賣電影票的錢交給我,當做回家的路費。於是我第二天就回到家中。

處理完喪事,正準備返回濟南時,街道辦事處的人,找到了我對我說:“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街道食堂徵用了老太太的條案、桌椅等等東西,現在上面行文要全部退還。你看怎麼辦?”她領著我到了食堂。東西雖然還在,但被街道上的人使用後,早已陳舊不堪。不得已,只得作價十五元算是歸還了。

說到退賠,我不得不寫一下,王家祖居的變遷。

那是我考上體校,搬到學校居住以後。台西三路街道辦事處根據區委的指示要辦街道工廠 。說是這是大躍進的需要。於是先是動員我祖母遷居。祖母說:“我在這裏居住了五十多年了,我的孩子都在外面給國家效力,你們要我搬家,至少也要問問我的孩子們是不是同意!”

這麼一說,街道自然要去問了。如果不問也許還有迴旋的餘地,這麼一問以後,街道不但不商量,反而強行將老人和我大姑以及小弟弟偉偉趕到了磁山路六號的一位姓徐的私房內。

我知道此事後,立刻到街道去講理。街道主任說:“你父親被判刑,你的姑姑全部是右派,像你們這樣的家庭,給你們個地方住就不錯了。還來找我們講理?”

我說:“父親和姑姑的事,同我祖母無關,你們強行逼遷,是違犯法律的!更何況,我叔叔還在中央工作,他不是右派!”

他說:“大躍進運動高於一切。什麼合法不合法,只要大躍進需要這就是合法!”接著他拿出一封信給我看。

這封信是四叔寫給街道和大姑的。信中內容大概是:“……大躍進是毛主席的號召;母親、大姐一定要服從街道的安排!” ……

這一下子我一句話也沒法問了。

據說,祖居遷出之時,是台西三路街道辦事處派人搬的家。這些人不僅搬家,連老人箱子上的鎖都給拆了下來,說是大煉鋼鐵需要。不僅如此,連家中的鍋、菜刀……以及條案、面板……全部留下來,不准帶走。老人、大姑只得每日從食堂打飯回家吃!

而且,糧食證、菜票全部收走。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我畢業去濟南工作的前兩個月。

而王氏祖居靠台西三路的一側原來是大姑的住房,被全部拆除,建了一個“棉織廠”,而在拆的過程中,建築工人發現了一個地窖,從地窖裏取出七個園形禮士帽盒,裏面裝滿了金銀、首飾。這些貴重物品都是祖父平時送給祖母的東西。抗戰的時候,祖母到重慶避難時藏在地窖裏的。

然而,這些東西竟然被當成贓物,全部被街道沒收。

祖母找到街道要的時候,街道竟說:“這是你丈夫榨取勞動人民的血汗,應該交公!”後來,這些珠寶何去何從,就再也沒有下文。

這就是大躍進。

祖母搬到磁山路六號以後,一直精神悶悶不樂,由此而生病。一位年已八十歲的老人怎能經此折騰?!

在台西緯三路祖居的房子室內是用木板鋪的地板和天花板,冬暖夏涼,自不必說,而且不潮濕,但磁山路的房子既沒有天花板,地面也是水泥的。冬天的寒冷,夏日的燥熱,對於住慣了天花板地板房間的祖母無疑是折磨。

祖母每天一睜眼,就要叨嘮緯三路祖居,開口就是:“我要回去!”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誰讓她的子女們一個個全部不爭氣,不是犯罪分子,就是右派分子,再就是逃亡臺灣的反革命分子呢?

一直到一九六一年初,祖母就再也下不了床。她能活到八月份,全部是大姑一直料理的結果啊!

據大姑講,祖母去世的前兩個月,她的身體開始生出蛆蟲,到了最後竟然是每天大姑幫她洗兩三次澡,仍然不到一會兒,蛆蟲就又爬了出來。也就是說內臟已經腐爛了。生命不可能再延續。

祖母以八十三歲的年齡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她臨終都想回到自己的祖居,然而,她卻客死在別人的居所裏。

我同街道結算完後,分給大弟弟一部分錢,就自己回了濟南!由於乘坐的是夜間的火車,我睡著了。沒有想到,等我醒來的時候,我的行李竟然被小偷偷了去。裏面的毛衣、大衣全部丟失。下火車時,外面正刮大風,沒有冬衣擋寒,一到宿舍我就病倒了。還是小徐把我送到了天橋醫院。經急診檢查我得了肺炎,必須立刻住院。這樣一住就是兩個月。出院的時候,表妹順子給我送來了棉衣,又回到了天橋區委宿舍。這時已是一九六二年二月初。

在天橋體委我依然負責“少年業餘體校”的組織工作。大約在二月十日,在天橋化工廠上班的天橋女子籃球隊員們到體委來投訴說:“李教練有污辱女隊員的行為。” ……

李科長在次日找到了我說:“區籃球隊裏,有些不好的現象,為了加強領導,科裏決定臨時調你到球隊工作,幫助搞好隊風。”於是,我在二月十四日搬到了天橋化工廠工作。(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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