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家族(37)—右派的下場

老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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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24日訊】 一九六八年四月份的一天早晨,全體教養員大集合。然後由管教幹部帶隊,向蘇理莊進發。

一出大門口,就看見路邊兩排全副武裝的士兵,槍口朝向我們教養員。隊伍最前面是一輛軍用卡車。車的廂板上一名士兵扒在上面,手握機槍,成射擊姿態,左右兩名士兵半跪兩側,一人手端子彈,一人手扶子彈箱。

隊伍的尾部同樣是三名士兵,不過機槍是支在駕駛廂的頂部。我們無法多想,只能跟著隊伍朝前走去。我們要去的地方是蘇理莊就業人員大院。

一進大院,看到已經坐滿了人,在席地而坐的就業人員最邊處,是一隊穿著工作服的婦女。

我當時非常驚奇。這些女人是幹什麼的。旁邊的人告訴我,這是婦女教養隊。這時我才知道,原來八三廠還有女性教養員。

大院的正前方早已搭起了臺子。上方用紅布拉成橫幅,上面寫著:“堅決鎮壓一切反革命分子!”兩側是“坦白從寬”和“抗拒從嚴”!

當兵的排成一列,端著槍朝向我們。兩側仍然各為三名士兵趴在地上,擺出打機槍的樣子。

今天是宣判大會。大會由王村分局局長做宣判。

“把反革命分子×××(我忘記了姓名)、反革命分子黃建國押進會場!”

第一個被押進來的是一名五花大綁、嘴裏塞著布團的女人,黃建國是戴著手銬,由兩名士兵給架了出來的。

據說那個女人原是濟南某醫院的一名醫生 ,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送到教養隊的。同黃建國一樣,享受著:“教養員有期,右派無期”的待遇。

做為生命戴體的人,在高度思想壓力和恐怖的生存環境中,精神的承受能力畢竟是有限的。尤其是女人,僅僅因為講了幾句不中聽的話,竟然就被強行關押十年,再強壯的人也可能出現精神問題!

這個女性就是在這裏患了精神病的。精神一不正常講話就不正常。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但是,文化大革命偉大統帥毛澤東可不管你什麼精神病不精神病的。

黃建國簡直是變了一個人。原來健壯的體格、清秀的臉龐,如今只剩下了被人皮包著的一具骨架。據說:自從絕食以後,他沒吃一粒糧食。之所以能活命,完全是強行鼻飼使生命得以延續。

他(她)們兩人被架上了台後,女性被士兵按低了頭,彎著腰。而黃建國則是癱跪在地上,兩邊被士兵架著……。

宣判開始了。“反革命分子×××,對抗改造,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咒駡共產黨,依法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反革命分子黃建國……”王村公安分局局長剛要宣判黃建國,黃建國突然兩眼向上一翻向後倒了下去,“趕快搶救!”

醫生跑過來看了看,立刻從藥箱取出強心針,對他進行了搶救後,什麼話也沒說地退了出去。

“把反革命分子×××, 押赴刑場,執行槍決”。局長宣佈:“把反革命分子黃建國帶回醫院妥善治療”。

黃建國被抬出了會場,根本沒法宣判,可能也永遠宣判不了啦!

從此,黃建國的身影從教養員的目光中消失。

他,即不在教養所,更沒在蘇理的醫院。究竟去哪裏,這個答案只能是王村公安分局局長最清楚了……。
……

一九六八年七月前後,山東省共產黨機關報“大眾日報”登載了一篇題為:“反擊右派翻集團的猖狂進攻!”

這篇文章公開點了我的名。把我列為山東省右派翻集團的首犯。說什麼我“串通青島市公安局局長×××,山東省公安廳廳長×××(這些人的名字我記不起來了),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瘋狂進攻,翻案”等等,不一而足。

這真是公開地捏造事實。

進教養所以前,我只不過是青島勞動服務公司的一名小小的工人,別說廳長、局長,就是科長、職員我都不認識。

山東省黨的機關報,公然撒謊、造謠,面不改色心不跳!我還是第一次領略!

於是,我成了教養所眾矢之的的人物。大會點名,小組批判,彎腰低頭……,總之,只有批判者的怒吼,而無我絲毫辯駁的權力。事實上我很清楚,在強權面前,我是沒有任何道理可講的。只有忍耐和聽天由命了。……

有一天收工的時間,我找到負責我們組的管教幹部許某把報紙報導的情況跟他說了。他笑了:“我們也知道你個小小的勞動服務公司工人,不可能認識那麼高的領導人。你好好認識自己在文革中都幹了什麼就行了!”

從此,我的批判會就宣告了一個段落。

又一個逃跑者

他叫徐露古,是從二分隊調到一分隊的。據說:他是北京政法學院三年級學生,青島市人。入所前,他向人民文學出版社投寄了一部名字叫“夕陽”的文學作品,內容是描寫三年人為的災難的。

因為在一九六二年中央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早已講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這個結論,他認為寫這篇揭露現實的書是沒有問題的,於是他光明正大地把作品寄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

寄出一個星期了,他正焦慮地等待著回音的時刻,公安員警卻來到他家,把他拘留了。

學法律的學生,當然懂法律。在獄中,他跟審訊員展開激烈地辯論。結果,被關押三個月後,就關到了西寶山勞教所。

他的長相很有學者的風度。但一到二分隊跟小偷、流氓生活就免不了受到這些人的嘲笑、欺負。他也不太在乎。但是有一點是他是公開的不認罪。

在教養員中,不認罪者大有人在,而且全部都是政治犯。但大家心照不宣,誰也不會當著別人談自己的案情,更不公開喊冤。管教幹部注重的是你的刑期內的政治學習和勞動表現。因為他們的工資所得和福利待遇都出自教養員的勞動產量的收入上。

公開喊冤就意味著不服管教。既然不服管教,那就要整你,制服你!為此,他確實吃了不少苦。小偷、流氓跟知識份子的教養員本來就不在一個水平上。前者,多為生活困難上不起學,淪為小偷、流氓。後者因為多說話,亂寫文章而獲罪。

論講道理,所有人都不是徐的對手,可是論拳頭,是個人就能把他打得鼻青眼腫。

管教幹部實在沒有辦法,只好把他調到一分隊來了。

大概在一九六九年初,上班之前他偷偷地在身上穿上了自己的便裝,外面穿上工作服,跟著大家上中班去了。

也是在晚上十點鐘左右,管教幹部開始到處尋找徐露古,一直找了三個多鐘頭,始終沒有找到。

大約過了四五天,北京的公安部向西寶山勞教所打來電話通知,於是徐被幹部從北京用手銬帶了回來。原來他到北京上訪,公安部看他還在刑期內,讓他回來,通過上訴解決問題。他利用學到的法律知識,把公安部的人駁得無言以對,於是打電話來,讓幹部領了回來。

既然回來就要勞動。他雖然同樣跟著下井,卻是坐在地上不幹活。班組的產量是按人頭定的,完不成任務就要挨批受罰,沒有辦法班長找到管教幹部請求減產。

頭兩天管教幹部考慮到他有思想情緒,就答應了。第三天,換了一名姓賈的幹部。這是教養員公認的野獸。老賈到了工作面,同時帶了三分隊兩名體格健壯的教養員,來到了徐露古的工作面上。

拿起一根扁擔,硬是把徐露古兩雙臂膀呈水平十字狀,用繩子捆在了扁擔上。

然後,兩名壯漢抬著徐的兩臂,另一根扁擔吊著裝滿礦石的大筐,後面一個人抬另一頭,四個人同時抬向礦車。

這樣整整幹了三天,終於屈服了。但是,他的屈服僅限於幹活和不說話。而對於強加給他的罪名卻一直到給他平反的前一天也沒有承認過。(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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