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5日訊】大學教育應該是緩解社會不公、彌平社會斷裂之“遠水”，“遠水”未必能救“近火”，但它本身不能成為“近火”，反過來炙烤社會不公，激化社會矛盾。
要駁倒楊氏，應該先讓一步，承認他的個別論據也並非妄說。如中國大學生在中學時代訓練題目做得好，也做得多，知識基礎比美國學生紮實。凡有國外校園經歷者，大多不會反對這一點。
但這畢竟是現象。造成這一現象原因之一，中國學生從幼兒園開始，普遍接受的是應試訓練。應考一流，創新則成反比，越往上暴露得越充分，以百弊易一利，這是落後，不是成功。楊氏羅列今日大學教育公認有三項目的———“教育學生，服務社會，尖端研究”，同樣沒有說錯。他能說最後一項很落後，也承認了一點事實，承認一點是一點。不過這樣一來，能夠支持他“中國大學非常成功”這一論點，也只有前兩項了，可惜這兩項站不住。
且說第一項“教育學生”。楊氏迴避了文科，舉出的都是理工科實例，以此推論大學教育非常成功，可謂以偏概全；即以理工科論，一方面肯定基礎教育，一方面則承認尖端研究落後，也暴露邏輯矛盾。如果基礎教育沒問題，怎麼會出現尖端研究落後？楊氏以中國經濟落後、起步較晚來解釋這一矛盾，這是說不過去的。
即以楊氏自己的教育經歷為例，西南聯大畢業與赴美研究獲獎，其間不過十年，飲水思源，他不會不承認前者與後者的聯繫，而西南聯大教育之成功，首先與教育體制有關，並不是經濟支撐。倘論經濟條件，能夠出現的是反證：今日大學所獲經濟條件——無論是國家投入還是家長所付高昂學費，與西南聯大所處的上世紀四十年代的中國，不啻霄壤；為甚麼那時能出現楊振寧、李政道、袁家騮，而今日卻乏善可陳？
說到文科教育，則更為沉痛。楊氏不是珍惜中國傳統人文教育嗎？傳統之沉淪，一蟹不如一蟹。以我文科任教二十年的感受，這裡能說的只是一句：上世紀90年代不如80年代，本世紀不如上世紀（“文革”及此前極左時期除外），現今博士生只抵舊時大學生，大學生則不如高中生。至於包括理工科在內普遍意義上的大學人文，看看北大、清華校長前不久如何主持連、宋講演，聽聽那些學生在校園網上貼出的現場感受，蒙羞足矣，毋庸多說。
再說另一項為社會服務。首先看學費：10年間學費猛漲20倍，人均國民收入增長不超過4倍；世界最高學費在日本，若以實際支付能力計算，中國學生承擔的費用是日本的3倍；供養一個大學生，中國居民在城鎮需4.2年純收入，在農村需13.6年純收入，西部地區則需35年的純收入；25.5%的學生已表示“不願再升入大學”，原因是“家庭負擔不了上大學的費用”，在校貧寒子弟已有自喻“楊白勞”，學校為“黃世仁”。
其次看教育機會是否公正：沿海與內地錄取名額嚴重失調。以今年為例，全國高考招生報名人數總計867萬，錄取率55％，北京、天津、海南等地預計錄取率超過70％，而廣西、貴州等地44％，遠低於全國平均數。與此同時是重點大學地方化，清華在北京一市所投名額，年年超過蘇、皖、川、鄂四省總和，20年不變；同樣分數在北京能上清華，在內地省市則連普通高校都落榜。百姓無奈，遂有“高考移民”之“創新”，延至今年，終於爆出海南省當地家長與移民家長在大學門口對峙互罡的醜陋鏡頭，斯文掃地。即使沿海都市佔盡錄取名額便宜，考生較易入學，多半也是直奔白領、金領專業而去，以致人多壅塞，難以就業，造成另一頭過剩。
為提升畢業生“簽約率”（教育史上又一“創新”名詞），各級校長新增公關性“社會服務”，焦頭爛額，窮於對付；與此同時，社會所急需的各項實業崗位、技術職位，則普遍出現招生困難，幾近斷流。
大學教育應該是緩解社會不公、彌平社會斷裂之“遠水”，“遠水”未必能救“近火”，但它本身不能成為“近火”，反過來炙烤社會不公，激化社會矛盾。
今日大學與社會如有“聯繫”，不是“成功”，更不是“非常成功”，而是怨聲載道，危機重重。楊氏為之叫好，只能說他與這個社會的“聯繫”實在特殊，已不知社會基本感受。
與之對照的是錢學森。不久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去醫院探望，錢氏病榻陳言：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這也是一句話，是對中國大學成功與否的另一種判斷，卻是面對現實說出的真話。耄耋之年，直言可貴，即使過去說過一些過頭話，人們都可原諒。
楊氏也是科學家，“文革”期間也說過一些不該說的話，人們也不是不能原諒。但在今天，信息基本暢通，說真話並不需要付出太大代價，還是那樣說話，則匪夷所思，令人失望。他本人是否總結教訓，不重要，也不必苛求。重要的是，我們自己應從這一個案培養起自尊自信，以平常心平視各類海歸名人。這也是教育，是自我教育，倘如此，則吾民幸甚，教育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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