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7日訊】 何兆武翻譯的那些西方學術經典，從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社會契約論》和帕斯卡的《思想錄》到羅素的《西方哲學史》曾滋養過我的青少年時代。他學貫中西，卻並無留洋的經歷，當人們驚訝他把那些艱深的學術書譯得如此曉暢、明白時，他只是淡淡地說：「我沒有留過學，就是西南聯大和清華學的基礎。主要是我譯這些有興趣。」這些譯著都是利用晚上的業餘時間偷偷完成的。毫無疑問，他作為一個翻譯家的名聲和成就都遠遠超過了作為思想史學者，但他對中西思想文化有過長期深入的思
考，有許多獨到的見解，他去年出版的講堂錄《文化漫談——思想的近代化及其他》就是一個小小的證明。
與那些他傾注了一生心力的「漢譯學術名著」相比，他的談話和講演顯得如此的淺白，如同一泓清水，乃至讓有些人懷疑這是否出自大家之口？何先生晚年耿耿於懷的是思想的近代化，是中國走向世界，無論他介紹西方文化史、講述「中學與西學」、「傳統與近代化」，還是講「五四」、講胡適，我們都能體會到他的憂慮、他的著急，也能體會到他恢弘的視野、深邃的眼光。他是如今還健在的少數讀通了西方典籍的學者之一，在他看來，所謂學並無中、西方之分，只有真、偽之分，正確與錯誤之分，學術是天下之公器，源於希臘（或埃及）的幾何學沒有理由叫「希學」（或「埃學」），源於阿拉伯的代數學也沒有理由叫「阿學」，同樣道理，源於中國的「四大發明」也不是什麼「中學」，在漫長的歷史中，事實上世界各國是相互影響的。
他深情地回憶起學生時代，聽史學家向達上課，講到中西交通史，向達特別強調中世紀中國的思想和文化受到印度的極大影響。當時作為學生的他曾貿然提問：「如無印度的影響，中國文化將是什麼樣子呢？」向達先生的回答是：「歷史當其成為過去以後，再回過頭去看，就是命定的了。」60多年後，何兆武先生仍禁不住感歎：「多年來，每當讀史書而發奇想時，總不免記起向先生這一非常之巧妙的答案，那巧妙得宛如一件完美無暇的藝術品。」
是的，歷史是已經翻過去的一頁，彷彿一切都是「命定」，那裡面有一種無邊無際的蒼茫感，一種人在浩淼宇宙中的無力感、無奈感。但正如帕斯卡所言，人是脆弱的蘆葦，任何一點力量都足以毀滅他，然而那是有思想的蘆葦，他知道自己的死亡，而宇宙什麼也不知。只有人類能書寫自己的歷史，多少悲歡成敗，多少是非榮辱，當我們像蘆葦般挺立在寒風中守望命運的起伏時，我們知道痛苦和歡欣、卑鄙和高貴。思想、學術、文化，一切都是因此而生。可惜我們的歷史常常失真、片面，何兆武先生在《文化漫談》第一講開篇就說：「傳統的歷史學著作都是著重於寫政治史，而於文化史則很少注意」。他盛讚《世界史綱》作者韋爾斯博大深遠的歷史眼光，以專門篇章介紹巴赫、莫扎特、貝多芬等作曲家的貢獻——「難道像貝多芬這樣光輝的名字在歷史上的地位竟然比不上同時代的塔勒蘭（法國外交部長）和卡斯勒累（英國外交部長）之流的政客們 的地位嗎？」
這位有歷史感的學者曾反覆說過，「歷史總是勝利者寫下來的。所以總是片面的。」「秦始皇的朝政，十幾年就完了，沒有來得及建立真正的絕對權威。他在歷史上是挨罵的角色。如果秦王朝也能像漢朝和唐朝那樣，有個三四百年。秦始皇也有為自己辯護的可能。歷史總是勝利者寫的。」何先生晚年走出書齋，與年輕人直接對話，漫談他所理解的中、西思想和文化，表達他對腳下這片土地的關懷，倡導挖掘民間的歷史，不妨都可以看作他想打破勝利者寫歷史的努力。
「歷史總是勝利者寫下來的」，這是一代學人今天的喟歎。我們可以不同意何先生的某些見解、某個具體的觀點，但在他那一代「五四」前後出生的學人身上，我們確實能看到真正的中華情結和世界眼光，他們對真知、對理想的執著，遙望他們的背影，我有時會在心中產生
疑問——那一種與他們生命同在的精神氣質正在日漸遠去嗎？(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