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5日訊】幾年前，我在網上寫了些文章，介紹了幾個不幸者在反右、在大飢荒、在文革中的種種經歷，目的是想記錄歷史。我感到歷史是不應該忘記的，我無法記錄宏觀的歷史，一個時代的歷史。但是，我能夠記錄一個人的歷史，一個家庭的歷史。一個個人，一個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它們的歷史是社會的歷史縮影。我相信，記錄它們，也許是有意義的。歷史如河流，天天在變化著，不把當年的河谷、河床記錄下來，它會變形，會消失。不記錄歷史，歷史也許會變成一筆筆糊塗帳。
這樣的文章也有人讀。不久我收到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的一個讀者的信，說她對這幾篇文章有興趣，希望能建立聯系。她還告訴我，她在網上建立了一個文革死難者的網站，這是一個文革不幸者的信息庫。她認為，每一個生命都是珍貴的，每一個死亡也應該被珍重。她也認為，歷史不應該被淡忘。她的這個網不容易進入，但我看過她的網站，這是一個規模巨大的網，我深為她所做的工作的龐大、艱難和價值所震驚。一個女子獨自挑起了這樣一種工作，一個人尋訪三四十年前被打死、殺死、斗死、折磨死、自殺死的許多早已被歷史掩沒的景頭，為他們（她們）寫史，這是一種極為困難繁瑣的工作，更何況由於極左思潮仍然流行著，文革實際上並沒有完全被否定，文革的發動者仍然被作為偉大的英雄，不幸死去的人，許多人沒有真正地平反，活著的親屬仍然不敢大聲的訴話那悲慘的往事。我在為一個文革受難者一家寫史的時候，開始他們請我寫，但是，如實寫來後，他們擔心了，一家開了一個會，感到風險太大，得出結論說，這樣做會禍及子孫，終於將材料全部銷毀。這才覺得可以放心了。當局的心態，不希望說文革，更不希望說文革殘忍的事情。雖然中央有徹底否定文革的說法，不准研究、不准反思、不准批評怎麼能徹底否定文革呢？文革史、文革戲發表都很難，文革博物館更是禁區。我深深知道文革研究之難，因此，很為這個陌生朋友的工作所感動。
後來，她又對我所寫的傅雷有興趣。傅雷是我的同鄉，他先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與妻子雙雙自殺。他飲藥而亡，妻子上吊而死，死前他們用小楷認真寫下了後事，交待了保姆的生活補助費和工資，留下了二人的火葬費，對別人寄放在他家中的物品，也一一作了交代，安排好後事後，才靜靜地離開這個世界。妻子在看到丈夫死後，用布結了環上吊。當天她被斗後，衣箱被封了，因此特地借了一套干淨衣服上路。為了怕上吊時凳子發出聲音，因此她在地上鋪了棉被。他們的死表現了一種夫婦平靜地共赴黃泉的淒美。這樣優秀的人，這樣高尚的家庭，不得不走向毀滅，正說明了文革的罪惡。她來信要這個資料。我從電子郵箱中傳給了她。
過了好長時間，她來信說，她出版了一本書，叫文革受難者，但文革雖然發生在國內，但這樣的書在國內無法出版，也無法閱讀。我在網上也無法讀到這本書，與文革有關的文章書籍，常常被封堵著。我感到有一張無形的網，張開著，封鎖著。文革似乎成了一個木納伊，被一層一層地包裹著，不讓人看到它的猙獰面目。我有時想，是不是由於當年清查四人邦的殘渣余孽不夠徹底，是江東弟子們在處處保護著文革，不讓人說文革呢？
2005年春天，我游學美國，看到了一大堆看不到的書。其中有一本就是她的文革受難者。從余英時等學者寫的序言中才知道，作者是1979年全國高考文科第一名，是一位女狀元。她後來出了國，讀了博士，又在大學任教。書寫得很詳實，真實地記載了許多平常小人物的災難的經歷和死亡的故事。讀來令人沉重，令人反思。
作者在書中說，她聽說過一個難忘的故事。文革中有個老實人，被打成了反革命，在勞改隊放牛，從此與牛交了朋友，關的是牛棚，被人們稱為牛鬼蛇神。後來，有一頭牛因為太老了，被殺了，就在河邊老柳樹下殺了。從此，牛群不願意走那邊的路，也不願意吃那邊的草。一到那邊，牛就吁吁地叫著，淒涼地悲鳴。她由此想到了人，文革死了那麼多人，少說有幾百萬。但是，人們已經漸漸淡忘了，與年輕人說起，他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似乎是編造的故事。從這個角度講，我們不如牛那麼記得清，不如牛對同伴有感情。
在牛的精神的感動下，出於道義感，她開始做文革死難者的研究。她是自費的，麻煩是自找的。找人，調查，有時找不到人，有時還有人攔阻。有時人們不肯說，有時人們記不清她。但她默默地收集，梳理，終於積累了許多資料，她還發現文革的死亡有兩個高潮，一個是初期的破四舊運動，一個是70年代初的清理階級隊伍。當時，打死的、自殺的人很多，據說是紅色恐怖。人類歷史上，類似的事件不多。從這一點上說，毛澤東說是史無前例，確實是不錯的。那時的火葬場屍體堆積，焚屍爐日夜冒著黑煙，許多人沒有名字，沒有經過審判，沒有親友送行，沒有留下骨灰。那年頭，人是不當人的。我深深地感動，我也關過牛棚，也隔離過，也當過牛鬼蛇神，類似的經歷容易引起我的回想和共鳴。那個經歷成了我終生的陰影。這是一種心理的沉積，想忘記也忘記不了。不過，相比而言，我在最困難的時候，還是遇到了許多善良的領導和群眾。好幾個領導其實是很保護我的。他們一個工人在我最孤獨的日子裡處處照顧我，從此成了終身的朋友。一個女工因為抄寫我的大字報，也成了知音。但是，我卻沒有這種歷史義工的意識，倒是讓一個孤獨的女子負起了這個歷史的重負。
我發現，她是完全自願地做這個工作的。她說，她是一個歷史的義工，她做的這個工作是業余的，是她自己想做這個工作，沒有人請她做。
我還發現，她是用一種新的人的理念在做這個工作。古往今來，歷史不是寫的帝王將相，就是寫的名人大人高人富人。而她所記的，有工人，農民，保姆，家庭婦女，中小學教師，普通干部……她認為，每一個生命都應該被珍重，每一個死亡也應該被尊重。
這個義工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教授王友琴。她所做的工作，是一種非常有意義的工作。她所記述的歷史，是一種新的歷史，是一種更加人性的歷史。更加真實的歷史。她不是為了自己，也不是為了某個人或某群人，而是為了國家，為了那些不幸死於浩劫的人。她的這種義工精神，是一種多麼偉大的精神啊。
歷史是需要許多義工的，社會是需要許多義工的。許多工作需要更多的義工來關注，來參預。我也願意做一個勤勤懇懇的歷史的義工，盡管我知道，做一個義工也不容易，有些人也並不喜歡歷史的義工。
轉載自《網路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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