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邪惡軸心》(53) 第九章(九)

如何在二0二五年之前消滅世界上最後的獨裁者
馬克.帕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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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灣及附近國家:從君主制到民主

從伊朗和伊拉克沿著波斯灣西岸南下,是六個君主制的國家,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地區。把伊朗帶入綿延整個波斯灣東岸的民主陣營,將為自由和穩定開創一個著力點,並增進能量使這個地區的民主有所突破。在伊拉克的民主突破,則可進一步強化民主陣營的策略運用。波斯灣西岸的六個君主制王國,也已波濤洶湧。

地處戰略要塞的科威特已步入「部分自由」國家之林。按照定義而言,科威特還不算是完全民主的國家。以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為例,在五十個席位中伊斯蘭主義者占二十席的科威特議會,仍以微小的差距否決了賦與婦女同等的政治權。但是我們別忘了,美國及法國的婦女是在一九二○年及一九四七年——也就是在這兩個國家的民主革命之後的一個半世紀,才分別獲得選舉權。令人振奮的是:科威特容許「伊斯蘭主義者」參與民主政治運作後,長期延後的人權核心問題得以公開處理,而極端主義和封建主義也能互相妥協。無疑地,婦女在科威特將會有選舉權,而且是經由說服和建立共識所達成,而非經由暴力才實現的。(編注:科威特國會已於二○○五年五月十六日以三十五對二十三票通過修改選舉法,賦予婦女投票與參選的權利。並由總理任命首位女性部長)二○○二年,巴林(Bahrain)也和科威特一樣,進入「部分自由」國家之林。一九九九年三月,五十一歲的哈麥德酋長(Sheikh Hamad bin Isa al-Khalifa)在其鐵腕統治四十年的父親過世並由他繼位後,即著手改革。哈麥德酋長放寬了新聞審查,取消了非常時期的統治,允許流亡者回國,對無國籍者授予公民身分。在二○○一年二月的婦女也能參加的公民投票中,巴林人通過了憲政改革,包括建立一個直接投票選舉的國會。在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婦女第一次參加投票和競選國會席位。然而,巴林政府對新國會的立法權範圍尚未確定,而反對派的什葉派(Shiite)也杯葛了那次的選舉,認為那只是一場表演秀。二○○二年二月,哈麥德酋長恢復了自己的王號,並宣佈巴林為「君主立憲」的國家。

在卡達(Qatar),塔尼酋長(Sheikh Hamad bin Khalifaal-Thani)已經開始逐步推行和緩的政治改革,並在二○○二年宣佈他的承諾,要把國家變成一個民主政體,以符合全面參加「民主政體聯盟」(Community of Democracies)的標準。卡達在一九九九年成為第一個實行普選權和直接選舉的波斯灣國家。在一個地方諮詢委員會的選舉中,有數位婦女參加競選,但都未成功勝選。目前還在籌畫建立直接選舉產生的議會。在當局不再公開管制媒體的情況下,阿加澤拉(al-Jazeera)半島衛星電視熱烈地報導人權及其他有爭議的話題,使其附近鄰國政府大為惱火,儘管該電視臺惡毒的反美偏見對民主國家在那個地區的利益是個不小的威脅。

順著波斯灣西岸繼續南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UAE)是又一個「不自由」的國家,但是已經開始經歷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變革,有了政治變革的基礎。雖然阿布達比(編注:Abu Dhabi,UAE的首都)的那哈揚酋長(Sheikh Zaid ibn Sultan an-Nahyan)和其他共同統治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六個酋長尚未像科威特的酋長那樣允許政黨和其他的民主機構的存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已經從貧窮弱小的數個沙漠酋長國變成了一個現代化且富有的國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在二○○二年的聯合國發展計畫報告中,以其生活品質、實際收入、預期壽命及教育標準評估,被列為世界前矛之國。「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列為「阿拉伯世界中網際網路最普及的國家」,它擁有大約十四萬三千個網路用戶。婦女被平等對待的程度幾乎超過所有其他的阿拉伯國家。

在位的三十一年中,喀布斯(Sultan Qabus ibn Said al-Said)把阿曼(Oman)從一片貧窮的沙漠變成了現代化的國家,擁有現代化的基礎設施、社會服務、公用設施、醫療系統及學校,堪與西方世界媲美。與此同時,阿曼面臨一個王位繼承的難題,因為喀布斯是波斯灣諸國領袖中唯一沒有子女的,他也還沒有推薦出繼承人。國王只給了國民很少的政治權利,只實施了他在一九九六年所頒佈阿曼真正的第一個憲法中的幾條。他允許婦女投票給純粹顧問性質的「馬利撒爾.束拉」(Majlis al-Shura)委員會,他在立法和公共政策問題上會向「馬利撒爾.束拉」諮詢。有數位婦女在一九九七和二○○○年的選舉中當選。

沙烏地阿拉伯大概是最具壓迫性的現存君主制國家,其兄傳弟的王位繼承方式註定了這個國家由一系列年老多病的王室成員來治理,他們試圖避開社會壓迫和經濟凋零的問題。做為一個背逆潮流的神權支柱,紹德王室(House of Saud)仍然以「清靜派回教徒」(Wahabist Islam)著稱,投入巨額傳播這一教派的教義。儘管有此一宗教維繫,沙烏地面臨的最大威脅來自于日漸強盛的國內回教極端分子,這些極端分子的所作所為包括提供參與九一一事件中大部分的恐怖分子。

在尋找如何把民主引入沙烏地的途徑時,王朝的素質既帶來問題,也可能帶來解決方案。無論如何,(統治者)要于危機四伏的不穩定的王權、回教極端主義、傳統與現代中尋求穩定。有跡象顯示,目前正在進行之中。據說瓦利王子(Prince Wali bin Talal)與王室中其他人討論過如何才能減少國內的不滿情緒,他主張取消言論限制,甚至提到了把國家導向有限民主的可能性。要求給予沙烏地人民更多自由的壓力正在增加,若非西方老是討好那裏的獨裁者,這種進步當會大為加速。

在波斯灣的東南西三方向,還有其他五個君王統治國家。新上任的年輕國王統治約旦和摩洛哥。這兩個國家都被「自由之家」歸類為「部分自由」的國家,也就是說,性質上比起世界上其他君主制統治的國家更自由一些。國王阿布杜拉二世(King Abdullah)於一九九九年其父(譯注:胡笙國王)死後掌權,一直把約旦的經濟當做他的首要問題;他繼承的王國有高達百分之二、三十的失業率,蔓延的貧窮與公認腐敗而缺乏效率的官僚體系。他必須設法維護那不穩定的國內平衡,力爭回教分子和阿拉伯國家主義者的支持,同時又要努力限制這兩種力量的影響。總體來說,約旦在容忍異見方面比其他波斯灣國家進步;比如說,猶太教和基督教都是被合法承認的信仰,而且也在持續的要求政治和經濟變革的壓力下做了一些改革。

摩洛哥的國王默罕默德六世(King Mohammad VI)也是在一九九九年掌權,一開始就面對高失業率、貧困和文盲的挑戰。反對派的伊斯蘭主義者(Islamist)正在利用這些獲得窮人的支援。他父親實行的漸進而有限的邁向民主制度和市場化經濟,雖然產生了一些效果,但是中央集權以及腐敗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這個君主制的合法性。截至目前,默罕默德六世政府在經濟和政治改革上的記錄好壞參半。默罕默德六世國王在二○○○年做出承諾,要把他的國家變成君主立憲制,但是仍然還未能排上明確的改革時程。
亞洲有世界上兩個控制最嚴的君主制國家:汶萊與不丹。汶萊蘇丹哈遜納(Haji Hassanal Bolkiah Muizzaddin Waddaulah)的權力幾乎不受限制,自從登基以來就一直實行緊急處分令。腐敗和權力濫用招來越來越多的公眾追究與不滿。不丹的汪曲克國王(Jigme Singye Wangchuk)繼續在這個喜馬拉雅小國維持著嚴密的控制,關押追求民主的異議人士,不允許不丹人民成立政黨、民間組織和工商聯合會。在非洲南部的史瓦濟蘭,恩史瓦帝三世國王(King Mswati III)受到來自於工商聯合會要求民主改革的壓力,這些聯合會從強大的南非工商聯合會得到支援,因此恩史瓦帝三世通過頒佈法令來統治。

針對所有這些君主制國家,包括那些相對來講可以容忍的(例如約旦),我們的目標必須是幫助他們過渡到君主立憲制。有一個很值得探討的意見,就是召開一個首腦會議並最終成立一個君主制國家聯合會——「走向民主君主制國家聯合會」(Monarchs for Democracy)——世界上殘留的君主制王朝,藉此可以交換經驗,並探討走向君主立憲制之路。在「民主政體聯盟」(Community of Democracies)的主持下,經由對話應當能從過去充滿動態變革的數十年裏得到很多經驗,因為很多君主制王國已經走過了這一轉變。在不少地區,這一動態變革仍在發展中,例如在阿富汗,前國王紮希爾(Mohammad Zahir Shah)現在寄身於合法選舉出的新人物之中,在倡導全面民主化。在保加利亞,原來的國王沙克斯柯堡(Simeon Saxe-Coburg-Gotha)在二○○一年六月在完全公平自由的大選中成為總理,他大概是有史以來第一個被選舉出任國家公職的前君主。泰國國王最近幾年也曾數次出面干預,以保護泰國的民主。一九九九年泰國軍方壓制並向要求民主的示威者開槍,蒲美蓬國王(King Bhumibol)把軍隊首領與最著名的改革倡導者同時傳來,持平地訓斥一番,給和平重返民主之路一個開端(注34)。在共產黨政權統治下的寮國人失去他們的國王,為了滿足對王族的渴望,寮國人通過能在寮國收看到的三家泰國電視臺來觀看泰國的蒲美蓬國王。曾經把寮國最後一個國王趕走的共產主義者,現在正向寮國一個早先的君主表示效忠。美國大使哈特維克(Douglas Hartwick)觀察說,「他們在國王和領導階層之間建立一種關係(注35)。《華盛頓郵報》報導說,在柬埔寨,瓦契哈公主(Norodom Vacheahra)因批評總理(及獨裁者)洪森脫穎而出,成為王族中最為直言者。」(注36)

在歐洲的君主立憲政體中,西班牙的卡洛斯國王(Juan Carlos)在西班牙向民主過渡的初期階段以及面臨阻止整合過程中的挑戰,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西班牙是一個傑出的例子,它拋棄了強權統治以後,經濟和社會飛速增長,在驚人的短時期裏就縮短了與其他歐洲國家間的巨大差距。西班牙在過去和現在都與北非和中東關係密切。卡洛斯國王與許多中東的君主保持友好關係,有可能帶頭組織他們共同思考成為現代政體的關係問題。

摩洛哥與約旦的兩位年輕國王,可以是這樣一個初期對話的理想候選人。如前文所說,這兩個國家已經被「自由之家」評等為「部分自由」的國家,而且這兩位國王明顯在思考變革之路。酋長制的科威特、卡達和巴林,也是理想的初期對話夥伴。巴林的君主已經自稱是立憲君主,儘管他還有一段路要走。卡達已表示對「民主政體聯盟」(Community of Democracies)的極大興趣,包括願意做有關民主的討論會議的東道主。

阿曼王國和沙烏地阿拉伯代表著更大的挑戰。但即使在這幾個國家裏,也有一些王族成員似乎可與之對話。亞洲的立憲制君主,包括日本的皇儲及其做過外交官的夫人,應當可以與汶萊和不丹的君主對話。泰國國王大概能主持這個討論。史瓦濟蘭只能參加更大範圍的對話了,因為在它那個地區沒有明顯的區域對話者。

君主立憲制的立論是很難阻擋的。在全球多元化的文化和環境下,這些君主經由參與合作走向立憲制,從而保全了他們的財產、特權以及他們家族繼續做王族的權利。他們的選擇乃是在某種程度上,介於如法國、俄國皇室般在暴力中滅亡,或者像日本、泰國、尼泊爾、英國、北歐、西班牙等等許多皇室一樣成為得以繼續存在的立憲制中的一個角色。會有各式各樣的方式和結局,有些在今日甚至是無法想像的。有些中東問題專家認為,波斯灣地區的眾酋長和約旦與摩洛哥的國王可以像保加利亞的沙克斯柯堡國王那樣贏取公平自由的競選而執政。從總體上衡量,這並不是個好方式。因為民主的精髓是國家領導人既能當選也能敗選,而立憲制的君主則希望並且也能夠永遠佔據王位。當然,這過程必須謹慎進行。那些拒絕尊重包括容忍異己在內的民主規則的回教徒政治團體,將不得不被排除在政權之外,直到其改變自己為止。在這一方面,土耳其的經驗可供借鑒。我們知道,回教徒可以成為好的民主人士:今天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回教徒生活在民主國家,並積極參與民主政治。如果在回教徒極端主義黨派和溫和黨派之間投票,絕大多數回教徒會投給溫和派。只有成功地在中東地區爭取到更多的回教溫和派教徒,才有可能成功過渡到君主立憲制。而這個更大範圍內的努力要想成功,這些君主王朝就必須有高瞻遠矚的願景,同時有實質的進展來實現這種願景才行。

即使是沒有君主王朝經驗的民主國家,也有發揮作用的地方。第一,為舉行這樣的對話,美國和其他國家得找西班牙政府和卡洛斯國王以及其他立憲制的君主,說服他們來做帶頭人;第二,我們可能不得不對中東和其他王朝施加有力的影響,讓他們認真對待這個對話的努力;第三,在所有需要具體工作的領域——從起草憲法到法治再到公民教育——我們都有一些世界級專家和組織。當然了,專門人員的來源是很多的,其中包括住在民主國家的回教徒。(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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