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6日訊】
三、
在陳寅恪的晚年，中國文化天崩地裂，陷入深重危機﹔傳統價值化成游魂，無所附麗﹔中國知識人遭遇史無前例的暴政，身家性命無處安頓。作為留守禁苑的冷眼旁觀者，陳寅恪以替中國文明招魂為志業，心系歷史生命，成為文化託命人。
陳寅恪雖然多次聲明不過問政治，但這句話的全部含義，只有在政治無所不在的極權主義體制下才能真正讀懂。陳寅恪晚年的生存狀態和心態，在他贈吳宓的一聯詩句中表現得淋漓盡致：“讀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猶是去年人。”其實，作為專門研究中國中古政治史的學者，作為一家三代“在清季數十年間，與朝野各方多所關涉”，並且祖父因戊戌變法而被慈禧賜死的世家後代，飽讀史書的陳寅恪不僅洞悉中古政治，而且熟知晚清的朝章國故世情民隱，因而能洞察近代中國數十年政治社會興廢的關鍵。他深知“歷史就是昨天的政治，政治就是今日的歷史。”仔細研讀他在1949年以後所寫的大量隱晦的詩文，不難發現，他的政治洞察力蘊藏其中，富於遠見卓識。實際上，陳寅恪並非高踞象牙塔中不諳世事的學者，而是一位身居書齋睥睨天下的臥龍式的人物。
1948-1949年之交，中共兵臨北京城下，正如馮友蘭所說的：“寅恪先生見解放軍已至北京，亦以為花落而春意亡矣。故突然出走，常往不返也。”他與胡適同乘一架飛機離開北京到南京，後又至上海。1949年1月19日乘船由上海抵廣州成為嶺南大學歷史系、中文系教授，1952年院系調整，嶺南大學與中山大學合並，陳寅恪遂成為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自此之後他就再也沒有返回北京過了。而胡適卻決定繼續去國流亡，他留下三句話作自己離開大陸的注解：「在蘇俄有面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面包也沒有自由。」當時毛澤東曾帶給胡適的一個口信，說：「只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但胡適聽後，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產黨的那一套！」但是，陳寅恪到廣州後，他沒有如胡適一樣繼續再出走，沒有聽夫人之勸赴香港，也沒有聽朋友之勸浮海赴臺灣。其原因在於，他認為自己素與國民黨無關，而在當年他深感「廣州既不能守，臺灣也未必足恃。」當時他把臺灣與廣州等地大體上是同等看待的。年老體衰的他已厭倦逃難，不想再遷移折騰了。他還因此與夫人發生過嚴重爭執。
但是，僅僅一年之後，陳寅恪就後悔了。而在這一年內所發生的最重大的事件，一是朝鮮戰爭，另外一個就是中共實施的知識分子改造等洗腦運動。他開初所以未能去國遠走浮桴於海，除了前面所說的意態消沉和避秦無地之外，也由於他對共產黨統治下的生活還缺乏實際的了解。但是一年之後他已深深地領略到其中滋味了。他有詩雲“……金毆已缺雲邊月， 銀漢猶通海上潮。 領略新涼驚骨透， 流傳故事總魂銷。 人間自誤佳期了， 更有佳期莫怨遙。…..”.至於他所領略的是何種透骨的「新涼」，而當時流傳的又是哪一類驚心動魄的「故事」，凡是經歷過當年事變的知識分子，以及了解中共建政初期的精神洗腦殘酷鎮壓的人士，是可以還原歷史圖景，而想象出來的。詩中所述的諸如海上潮通、佳期自誤等語，其所指也是相當清楚的。
他既留守廣州，命所注定，其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原則勢將同“政教合一”的北京政權發生正面沖突。然而，也正是在這樣的人文困境中，陳寅恪迸發出了他一生最為奪目璀璨的精神光輝。
1953年，中共控制的中國科學院設立歷史研究所。郭沫若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長，範文瀾任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擬聘請陳寅恪擔任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長。為此，中國科學院特派陳寅恪過去的學生、時為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的汪籛前往廣州說服陳寅恪北上任職。
汪籛身揣中科院院長郭沫若、副院長李四光的兩封親筆邀請信赴廣州時，以為此事勢在必得。不料，陳寅恪看完郭、李二人信後，雖未回絕，卻提出了擔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長的兩項條件：
一、允許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
二、請毛公、劉公給一允許証明書，以作擋箭牌。
（所謂“毛公、劉公”，即指毛澤東、劉少奇）。
陳寅恪在《對科學院的答復》中詳細闡明了自己的觀點，他說：“我認為研究學術，最 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因此，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習政治。不止我一個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系。怎樣調查也隻是這樣。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証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引自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20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版）
陳寅恪提出的條件，擲地有聲，在當時中國可謂驚心動魄，膽大包天﹔但絕非率性衝動，頭腦發熱，而是深思熟慮後的坦蕩胸襟，也是“威武不能屈”的書生本色。此事有關學術自由，而無關個人意氣﹔有關立身處世的原則，無關黨派意識的好惡。從而凜然不可犯，彪炳青史。
在歷史轉折的關頭，陳寅恪最後未能去國避秦而滯留廣州，誠然，這使他個人後半生命運遭遇暴虐，陷入赤色王朝的血雨腥風之中。然而，中國歷史上殘酷荒誕的這一頁，也因此而獲得了一位身在現場的偉大史家的忠實記錄和嚴肅審判，並得以留存在了人類文明史冊上。
四、
陳先生當年未曾浮海去國，以及當年一些與他有類似經歷和心態的知識分子留在大陸，有其可以理解的當時的歷史氛圍以及對國民黨政權的失望的原因，也由於某些無法預測的偶然歷史事件發生，加速了北京政權的全面閉關鎖國。事實上，中共加入韓戰，終於導致臺灣與大陸的長期分立是任何人事先都無法估計得到的。在陳先生撰寫《柳如是別傳》期間，這種分立局勢已完全明朗化了。他回顧當時未曾早謀脫身，不但不勝感慨而且更不免愧對陳夫人的膽識。
余英時先生在分析陳寅恪1953年所寫的一首詩時指出：「試讀《葵已(1953年)六月十六夜月食時廣州苦熱再次前韻》一律的前半段： 墨儒名法到陰陽， 閉口休談作啞羊。屯戎尚聞連湞水， 文章唯是頌陶唐。湞水指朝鮮，此時韓戰尚未結束(停戰協定要到同年七月才簽字)，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控制已加緊到了無法透氣的地步。他們無論屬於何家何派，都變成了閉口的「啞羊」，除了歌頌共產黨之外，再也不能發出別的聲音了。」這對於視思想學術自由為生命的極其敏感的學者兼詩人陳寅恪而言，其精神所受窒息的痛苦是難以言傳的。再加以他晚年“失明臏足，棲身嶺表”，更強化了其一生的悲劇色彩。正是所謂“奈何天地鐘美於斯，而摧辱至於斯極哉！”
但是，在如此心靈泣血的磨難中，陳寅恪並未放棄自己的文化使命，在文網森嚴舉世滔滔風雨如晦的險境中，他在一旁冷靜地觀察和預測國運的走向。並用詩文隱晦曲折但忠實嚴正作了歷史的記錄，其中他對世事的預感有時是難於置信的準確，從而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歷史文獻和精神遺產。這確是「驚天地，泣鬼神」之舉。
譬如，在1965年，剛剛從餓殍遍野的大飢荒熬出頭的中國，人們在慶幸當局總可與民休息，太平幾年了。然而何曾料到，毛澤東的意識形態卻日益膨脹，一個巨大的陰影正在潛然而至。先知先覺的陳寅恪已在為國勢危急而憂心如焚了。他於1966年《丙午元旦作》有句雲：“一自黃州爭說鬼，更宜赤縣遍崇神”，五個月之後，一場浩劫突兀而降，他的預言竟成現實！
而陳寅恪自己，在這場大劫難中，並不屑於做策略性的閃避，而是以他特有的的沉靜、雍容與堅韌，獨自堅守住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尊嚴。最後，1969年，一代中國文化大師，在舉國瘋狂焚燒文化的熊熊秦火中涅磐了。
這是中華文明的悲劇。這是中國現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幕。
眾所周知，作為一位文化保守主義者，陳寅恪在有關文化問題的觀點上，與胡適不盡相同。但是，兩人在根本問題上卻頗有默契，特別是在思想自由、學術獨立等價值立場上是心心相印的。在歐美，從根本上說，保守主義隸屬於自由主義大傳統。在洛克、亞當.斯密、休謨、弗格森、阿克頓、麥迪遜和海耶克等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中，現代以自由為核心價值的文明是從傳統中歷史地自然的演化出來的。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雖然蘊含內在張力，但在一些根本立場上是協調的、相互支援的。唯其如此，我們才不難理解何以陳寅恪與胡適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能夠互為援手，相互默契了。
如，一九四○年三月五日蔡元培先生在香港逝世後，中央研究院院長繼任人選問題頗為中國知識界所矚目所關心。陳寅恪當時就曾聲明，重慶之行只為投胡適一票。就在那次院長繼任人事件中，陳寅恪大發學術自由之議論，甚至明確表示：我們總不能單舉幾個蔣先生的秘書吧。無可置疑的是，胡、陳二人對「思想自由、學術獨立」的拼死追求，他們對共產意識形態的清醒深刻的認識與拒不合作態度，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生死以之的感情，無不令人動容，並使他們相互敬重，且足以成為自由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和諧共處的基石。
這是中國當代自由主義者和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共同精神財產和象徵符號，考慮到胡適與陳寅恪在現代中國知識界的典範性與象征性，他們之間的精神聯系和深刻共鳴昭示了現代中國精神的整合方向——自由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的合流。這也是他們給中國知識界留下的最主要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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