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8日訊】去年十二月下旬，立法會否決了政制方案後，曾蔭權隨即赴北京述職。溫家寶總理接見他時，指示他要注意和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接見後，他對傳媒說：這深層次矛盾與政制方案被否決無關，不是在政治方面的，而是指在經濟方面。他又略作解釋，在經濟方面的深層次矛盾，是指高地價、高租金、高薪酬，以及經濟轉型中百多萬無專門技術的低薪僱員，未能提高技術以適應。
溫家寶的指示，原來的意思是否如曾蔭權所解說的呢？北京方面無進一步的透露。不過，假如香港真的存在有深層次的矛盾，這的確是一個嚴重問題，足以影響到繁榮、安定、和諧、發展。經溫家寶指示，我們也不妨來討論一下，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到底是什麼？是否只在經濟方面的？
中國也有深層次矛盾
香港是「一國兩制」下的行政特別區，是「一國」統治下的其中一制；不了解這「一國」，就無法了解這一制。所以，要研究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必須先研究中國大陸是否也存在有深層次矛盾。假如有，對香港是否有影響？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鄧小平復出，提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總政策。所謂「一個中心」，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所謂兩個基本點，就是在經濟方面的開放改革，以及在政治上的「四個堅持」。簡單來說，就是要發展經濟，以免經濟崩潰而導致中共政權垮台。要發展經濟，便取消過去的計劃經濟，代之以自由市場經濟。但知道自由市場經濟必然會激發人民對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要求，這是一定要鎮壓的。於是在經濟上走資本主義道路，在政治上則堅持一黨專政的極權獨裁。
胡耀邦和趙紫陽都是支持和推動經濟上的開放改革的，他們同時在政治上較為開明，認為也須進行改革。他們兩都被迫下台，兩人的悲劇也就是中國大陸深層次矛盾的反映。
六四後政治改革銷聲匿跡八九年六四事件後，隨著趙紫陽的下台，黨內其他開明人士都受到清洗，政治改革的聲音再聽不到了。
八九民運最初的口號是「反貪污、反官倒」。六四事件至今已快十七年了，貪污腐敗不是比當年更嚴重千倍百倍嗎？不少中共元老和要員都說過：假如再不制止貪污腐敗，便會亡黨亡國。即使說得這麼言重，貪污腐敗卻日益猖獗，已達到了中國數千年歷史的空前程度。「亡國」未必，但「亡黨」的危機將迫近眉睫。
此外，貧富懸殊、弱勢社群處境日蹙，社會矛盾深化，民眾抗爭事件無日無之，礦難頻仍，醫療和教育問題製造出無數悲劇。這是六四事件後，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所出現而正在深化的社會問題。
這些現象的出現，其根源就是經濟與政治的矛盾，也就是中國大陸的深層次矛盾。
經濟基礎與政治制度的矛盾
中國大陸堅持一黨專政的極權獨裁，必然不會讓香港走向民主化，實行普選。香港已是一個成熟的資本主義國際都會，在經濟上是高度自由市場經濟，但在政治上卻比回歸前倒退，經濟基礎與其上層建築的政治制度，完全不互相適應，這才是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曾蔭權所說的高地價、高租金、高薪酬，以及經濟轉型而勞動人口未能及時追上，這些情況除經濟轉型這一點沒有那麼突出外，其他的在回歸前不也是同樣的嗎？那時候不也是高地價、高租金和高薪酬嗎？為什麼那時候沒有成為深層次的矛盾，經濟仍然向前發展，社會仍然保持繁榮安定呢？可見，這些都不是香港最憂慮而要注意和解決的問題。
或許有人會問：回歸前的香港是一個殖民地，也沒有民主政制，為什麼那時候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不致於影響社會的繁榮安定，成為深層次的矛盾呢？
回歸前後不同的民主訴求首先，回歸前香港雖然沒有民主，但宗主國英國是一個民主的國家。總督受執政黨管轄，執政黨受國會制衡，這樣，保障了香港雖然沒有民主，但仍有自由、人權和法治。比如，那時候就沒有出現好像回歸之後那麼明顯嚴重的官商勾結，即使一些英商財團，也沒有像今天一些地產財團那樣受到政府的照顧。
其次，那時候是殖民地，是戰敗而割讓了的地方，市民享受不到政治上的民主權利，有點甘心命抵。但現在卻不同了，是公民的一分子，何況《基本法》規定了「高度自治」的呢？主權的回歸，特別是《基本法》規定了最終達到普選，這都激發了市民的民主訴求。
最後，現仍有一半香港市民是四九年後為逃避酷政，從大陸逃到香港來的。那時候，香港的自由、人權和法治，使他們如到了避難所，與大陸比較已心滿意足，不會妄想民主政制。今天的香港市民，卻害怕大陸的那一套獨裁專制搬到香港來。他們不相信北京的承諾，三次人大釋法，已令他們喪失了對《基本法》的信心。因此，他們亟望香港能有普選，有一個民主政制，去保障自由、人權和法治。
香港能夠成為新加坡第二嗎？
說到底，經濟上開放改革，政治上獨裁專制，這是中國大陸最基本的深層次矛盾。中國不進行政治改革走向民主，香港也難於走向普選和民主，因而也構成了香港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的矛盾，這就是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把香港變成新加坡第二，經濟上是高度資本主義的國際大都市，政治上卻保守專制，這是北京朝夕的夢想。但是沒有想到，兩地的地理環境不同，新加坡可以利用鄰近國家華僑的遭遇，令國人接受保守專制的制度。新加坡近年已開始，一點一點地放鬆政治上的壓制。北京有沒有看到這些轉變呢？
自回歸以來，香港的民主政制雖然倒退而沒有進展，但公民力量不斷壯大，○三年「七一」大遊行和○五年「一二四」大遊行，政改方案被否定，都說明這一點。這是新加坡完全比不上的。要想把香港變成新加坡第二，必定會激起強烈的反擊，在反擊中公民力量又會進一步發展。
歸根到底要著眼中國的進步
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唯一的方法是實行普選和建立民主政制。目前，這矛盾還未突出和激化，但不預見去注意和解決必會影響到經濟，進而危害到社會的安定。但中國大陸不走向進步，實行政治改革，就難讓香港去注意和解決這個深層次矛盾。所以，歸根到底，中國大陸也須注意和解決其深層次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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