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牆的監獄 (7)

——中國生存現狀白皮書
夏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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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老的亞洲大陸,無論是印度、日本、蘇俄或是阿拉伯世界的學者,都曾對自身的文化危機作出痛切的反思,為難以復原的民族主體扼腕悵歎。對於在全世界勇奪貨幣經濟成果,在經濟上躋身世界強國,一心“脫亞”的日本,這樣的反思尤其具有定義性的意義。這無疑是一個吊詭的現象:當日本的西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一種虛脫式的幻滅下,“什麼是日本的實質”成為日本學者痛切思索的命題。而在殖民的烙印深入骨血的印度,自身作為一個“傷痕文明”的隱喻形象地昭示了這文明古國受創甚深的情結。當阿拉伯世界為了抵抗西方現代文明的侵淩而激發出原教旨意味濃烈的穆斯林宗教復興運動,以西方科技文明為主導的這一場資本主義現代化所隱含的內在毀滅傾向至此表露無遺。

由於其在資本、共產主義兩大陣營冷戰時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也由於其地處歐亞大陸的雙重身份,共產黨解體後的俄羅斯對於資本主義和工業文明的批判具有特殊意義。出於對自身民族“救世”使命的信念,俄羅斯哲學家投注了極大的精力去思索另一種文明的軌道,一種“後現代”生活的可能。雖然,我們必須強調,由於沙皇時代對亞洲的侵略,更由於前蘇聯在共產國際所起的極為負面的作用,對於它所揭櫫的又一個獨斷的“體系” 我們難免生出本能的不信任。然而越來越明顯的是,尋求新的生活方式已不再是一個孤立於任何民族,卻是關乎所有人類未來命運的迫切問題。

這些來自世界文明同一條河流兩岸的另一文明體系 – 東方文明的反省,不言而喻,具有不可磨滅的意義。這樣的反省並不限於特殊地域:事實上,這一反思的背景是深度和廣度正在不斷擴大的,來自不同領域、國族的學者、哲學家對現代化的思辯。對於以科技文明與社會福利為主導的“現代”,學者們接續十九世紀以來的質疑,重新思考它對人類命運的真正意義。而由於資本主義已成為人類文明史上第一個主宰全世界的體系,它所形成的文明狀態,或者更貼切的,文明危機,迫切需要深入分析。

“物”的解魅

這是一個十分嘲諷,然而使人清醒的悖論:在這“後共產主義”時代,資本主義並沒有進入如某些人所預測的,從今而後所向無敵,凱旋而歸的時代。恰好相反:對於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批判正進入更全面,結合著宗教、道德及自然環境一起思考的更高範疇。對於已經面臨可以預見的,自身毀滅之最後命運的人類,這其實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社會學家華勒斯坦甚至語重心長地預言:在普遍的民主化、生態危機及非農村化下,第一次,資本主義進入了真正的,不可逃避的危機。

為了同時從馬克思主義和資本主義脫魅,我們需要對這兩大主宰現代人類命運的體系進行更根本的剝析。在《生產的鏡子》裏,法國學者鮑德里亞犀利地指出了馬克思主義和資本主義如出一轍的,對於生產本身的執迷。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無論多麼敏銳,並沒有從以生產原則為主導的思維本身祛魅;與資本主義殊途同歸,他依舊(無論多麼無意識地)深陷在人必須通過製造 – 而非自身的存在 – 來實現人之價值的迷思之中。

俄羅斯哲學家同樣指出了資本與馬克思主義的共通之處:工業文明是這兩者共用的驅動器。無論是貨幣經濟或共產主義,都奠基在工業科技超前發展,不知休止的邏輯上,而這兩大陣營實力的擴展和它們在科技上的成果是同步的。

在理論和實踐上,無論是資本或馬克思主義都不能逃脫生產、價值的目的論。人必須通過塑造、改變世界來完成自己。人唯有通過不斷的工作來定義自身,以獲得意義。帶有強烈目的性的唯物主義史觀正是種意識的展現。而在共產主義的實踐裏,“人”更成為自然物資的一部分,被馴化、鞭策、碾碎,以從中獲取最高(無疑,從精神的角度而言卻是最低)的轉換價值。作為“物”, 人成為這一場歷史實驗的集體解剖對象。對人所秉持的工具目的論態度使得在共產極權(以及貨幣經濟)下,一種無為而自得的生活態度退位給以佔有、鑄造為先導的驅動力。更有甚者,“物”,在唯物論的陰影下,遮蔽了所有肉眼不可見的事物的價值。

以這樣的理解為背景,或許我們能通過對工業文明及現代性弊端的透析,再度考慮長久以來被失衡地放置在天平另一端的,信仰及精神的意義。人們不得不承認,過去幾世紀現代文明的發展並不代表一種進步,相反的,卻標誌著人類道德的衰退以及人與自然背景的斷裂。在這道德節節退敗和迫在眉睫的各種危機之下,人類開始了對人的生命,對人所生活於其中的世界的重新認知。這樣的努力,我們必須強調,隱含了一個深具時代意義的大轉向。

從十六、十七世紀開始,天文學和科學革命性的發現徹底改變了人類的宇宙觀。自理性主義之後,神學已逐漸退居認知領域的第二線。在人類的新宗教:科學的君臨下,宗教被迫從理性認知的領域抽身,轉而統領經驗主義、神秘主義的地域。然而在永恆的變化裏,理性、科學,甚而至於人本身,在時間奧妙的透視鏡下發生了始料未及的突變。為了彌補我們破綻百出的世界,為了拯救我們荒漠的生活,神學不再被排斥在新一輪的認知範疇之外,卻再度與獨佔鰲頭了兩個多世紀的科學 – 不乏辯證意味地 – 賦予人類認知更完善的切入點。

在更深一層意義上,由於神學所遙遙指向的,對於空間與時間最為曠遠的啟示,它將為陷入絕境的現代文明帶來無法預估的契機。對於原本被視為工具的,斷裂的時間,學者漸漸抵達了一種更為謙遜的態度,更為遙遠、長程的視境。在歷史出乎所有原先設計的發展下,人們再度體悟到時間之為一切的主人。這種迷途而返的認識所暗示的,事實上,是歷史(與人類命運)的神秘、不可主宰。

從以上的種種變化來看,人類文明的大轉折已呼之欲出。在1989-1991年共產世界骨牌效應般的瓦解後,資本主義現代化也已同樣走到了自己的盡頭。當人類開始以一種覺今是而昨非的,更開放的態度去重新認知這個世界,先前我們所討論的,關於資本主義、馬克思唯物主義與佛教對於物質的態度在本質上的分野將帶給我們不可忽視的啟迪。

魯迅在一百年前預言神思/唯心一派將成為二十世紀的主流思潮。他的預言沒有兌現—反之,世界朝他預期的相反方向而行。可以說,我們都是這現代文明軌跡不幸的見證人。難道在二十一世紀的肇始,我將以一己之悲願,螳臂擋車似地預言精神信仰將與自然聯手反撲,扭轉人類現代文明崎嶇自毀的道路?生活在後現代的這個時刻,恐怕唯有置一切時代潮流于身後的人才會有如此不合時宜的膽量。然而一切又昭示著我們不得不鼓起勇氣,把科技文明挾持整體人類進入的二十世紀拋棄身後,帶著所有它在身上烙下的慘痛記憶另闢蹊徑。

傾斜的主體

讓我們回顧在過去近兩個世紀裏中國所走的道路。從1840年到2005年,這個文明古國的自我定義無疑是伴隨著強烈的危機感而來的 – 其自我界定是一系列對於西方列強兵臨城下的一種緊急應變,以及繼之而生的一連串可以預見或完全在意料之外的化學反應。即使當以中央帝國為囊中物的西方帝國主義偃旗息鼓,人民共和國繼續和它的假想敵角力,無時不為自己終於登上世界舞臺而歡慶鼓舞。不可否認,世界的權力結構正在重組,而超級大國間明裏暗裏的角力從來沒有間斷。然而我們若是誠實地深究這過於高調的自我慶祝,將發現它無疑是出於一種強烈的自卑而生的極度自尊。這個民族情結表現在處處以西方標準、西方生活方式馬首是瞻的潛伏心理,縱使有時候,出於被放大了的民族自尊,這種心理是以反面的敵對態度表現出來的。

在這個古老民族對於外來文化缺乏抵抗力,更缺乏從容大度的吸收力的現在,不該忘記民國的知識份子在上個世紀初對傳統與現代化/西化之間前後失據的窘迫和兩難。在清庭最初的負隅頑抗之後,知識份子對於西方體系或是全盤接收,或是表面上各取其長,實際上各得其短的效顰,是我們無法再重蹈的誤區。而魯迅對於時人“重物質”、“輕精神”傾向的預警,和他借鑒西方世紀末氛圍以及西哲自身的批判精神對現代化物質文明提出的銳利反詰早已不幸言中。

從清廷對西方列強入侵傲慢的抗拒,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漢字不亡,中國必亡”對傳統及父族的激進反叛;從人民共和國建國後近三十年的鎖國自閉,以及在由極度怨恨而生的顛狂下,企圖通過由全國收集而來的鍋盆、鐵器煉出鋼鐵以求“超英趕美”,到今天全方位的改革開放、鼓勵外資及迅速西化(看一看李陽的瘋狂英語,託福及留學率和各地的麥當勞),我們走了一條多麼曲折迂回的現代化道路。在頑強抵拒了西方數十年之後,上海再度高高掛起了巨幅洋人圖像的廣告,淮海路上殖民時期的西洋建築在夜裏點亮了盲眼的霓虹,浦東平地拔起一棟棟後現代風格,如同由外太空空降而至的摩天大樓,成為名正言順的文化、經濟殖民地。歷史的嘲諷還有什麼更甚於此?

直到今天,我們依舊為一種大民族主義所惑,充滿了缺乏審慎思辯的激情。不能不認清,在這激越的民族情感後面有多少是根植于長久以來的挫折感和心理上的補償作用?我們得趁時間沒有完全消失前看清楚,從十九世紀下半葉到二十一世紀初,中國擁有一個傾斜的主體。這個傾斜的主體在今天,由於人民的主體和精神處於集體囚禁狀態,無法獲得良好的矯正。相反地,我們變本加厲地以一種文化上的自暴自棄和國家意識形態下的大民族主義相結合,成為一輛左右轅馬朝相反的方向撕扯,失效的雙駕馬車。

從十九世紀開始,老大自滿的中央帝國被驟然曝露在亞洲以外的世界,被迫承認在它自身之外的優異文明,而不得不以一種羞辱之情面對自身遲到的命運。在今天,已成為世界大國之一的共和國再度面臨一個巨大的玩笑:歷史峰迴路轉,突然之間,它成為僅存的五個共產主義國家的龍頭,鉚足了勁一心要把這血脈承傳下去。當六四成為1989年橫掃共產世界的那場劇變中一個具有定義性意義的環節,當從東柏林到布拉格,從華沙到莫斯科,人們歡慶著共產極權的瓦解,締造了天安門廣場上驚動全世界的壯烈場景的中國人民,還有那挺立在這場景中央的坦克青年王維林,卻悲劇地再度成為了共產極權的禁臠、犧牲。也就是說,我們再度錯失了與世界一起邁步前進的歷史機緣。

中國共產黨困獸猶鬥的掙扎,它拒絕在政治體制上文明化、民主化的一意孤行,再度使它在人類社會成為一個遲到者。一個背對歷史的化石。以一百年前的辭彙來說,即它再度使自己面臨被“開除球籍”的危險。只是這一次,這個古國為了延長自己已到期限的壽命而付出的代價不多不少,恰恰是其全體國民的尊嚴和人格。是一個國家據以贏得全世界尊敬的精神文明和道德力量。(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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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可否認,晚期資本主義所呈現的,物質的超/非真實性現象和佛教對物質世界的徹底割離有本質上的差異,然而終極而言,這兩者所觸及的物質與非真實之間的張力同時指向了一種對物質的懷疑與不信任(後者對佛家而言尤其如是) ---即指向物質對更深層真實的消解這樣的物質懷疑主義。在這裏,佛教所指涉的深層真實無疑是形而上的彼岸世界,而資本主義則沒有明確的指涉,因為在這裏,虛實和真偽彼此替換,真實和虛假之間的疆界已被抹除。這或許是更大的虛無主義,因為物質所抹除的不是另一個世界,而是真假兩者與區分它們的可能性的同時抹除。
  • 在這裏我試圖做的是把我們的世界倒轉過來,把潛藏最深,最黑暗的事實首先呈現在眼前,在確定我們看見了那不輕易示人的,充滿了蠻荒和辛酸的平行世界後,再來好整以暇地描述那我們生活於其中的表像世界 - 讓我們承認,那無疑是另一個蠻荒世界。
  • 出於人盡皆知的原因,我們過早失去了文化上的平行世界,直到現在,沒有重拾再建它的勇氣和能量。偶爾,在這裏或那裏冒出來的搖滾樂裏,我們聽見了匕首般的憤怒和暴力傾向,聽見了屬於我們的生命的一些無法說出口,一出口就如引爆一整個彈藥庫般,充滿了恥辱之情的基本常識。
  • 2003年被稱為公民維權年。在這之前,中國並不缺乏民間群體運動。1976年天安們廣場上的“四五運動”是一場人民自發的非暴力反抗運動;文革剛結束後出現的西單民主牆是以文字進行反思的,以智性為先導的運動。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百萬學生、工人、市民、知識界參與的從靜坐、絕食、大遊行到民主講壇一波接一波波瀾壯闊的運動是一場震驚全世界的,偉大的民主運動。這場運動遭遇的殘酷鎮壓使得公民運動在中國受到了不可磨滅的蘄傷。
  • 一舉切開黑暗真實核心的,或許是我每天接到的一個從遙遠的牢獄打來的電話。那是一間為隱形的空間武器所打造的監牢。空間武器日夜的襲擊是一步步把人圍困的,一封沒有文字,沒有日期的死亡判決書。但人們就連肉眼可見的真實都能矢口否認,或視而不見為了讓自己活下去,對表像三尺下的真相更是心安理得地視做絕不存在,那麼對於肉眼無論如何看不見的心靈控制和無形的空間武器又如何願意聆聽,即使那是在全世界各地悄悄漫延的,一種企圖從肉體到心靈全方位控制人民的新武器?即使那是一個如果我們不阻擋、不揭露它,將以偷天換日的高妙手法一步步塑造人類未來生活的,越來越機巧的高科技隱形機器?
  • 我們所知的世界正在經歷一場海變。根據所謂的歷史終結論,人類的歷史在共產世界於上個世紀末的雪崩後進入了單一向度的,以資本主義現代化為主導的後歷史時期。即使不同的體系依舊存在,而局部的衝突因此仍然不可避免,然而一切已定調,不會再有真正的歷史事件給人類文明帶來新的衝擊。
  • 何以為死者悼?這一次,我們的哀痛太沉重。人所不能、不該承受的,像一塊巨岩低懸在我們頭頂,試探我們承受力的臨界點。死者的遺憾何其深重!看,那些在逝者靈堂上空盤旋,迎接他、向他致敬的六四亡靈。他們等待了很久了。和我們一樣,他們的耐心沒有止盡。不同的是,他們無時無刻沒有忘懷。他們潔白的靈魂停駐在那一夜,唯有我們在經歷了那個永夜後繼續朝前走,一直走到了今天。我們以為自己能把過去包裹在一匹雪布裡把它遺忘,繼續走下去,直到路的盡頭。而路,怎麼會有盡頭呢?直到我們內心隱藏的最嚴密的那一部分溘然長逝,我們以為這條漫漫長路一無止盡。如今圖窮匕見,這路到了盡頭了。
  • 深長的老胡同裡,一座青磚的四合院緊閉兩扇紅漆剝落的木門。暮色中,那紅色似一抹暗淡的血。胡同底鑽出個漢子,一身白布裁的,奇形怪狀的袍子,袍子上拿紅筆寫了幾排濃密的漢字。這樣的白袍怕是走遍了國土南北也找不到。漢子手握了卷厚厚的,舊得發黃的紙在空中揮,一口濃重的東北口音喊:“總理,我們看您來了。您受冤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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