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牆的監獄 (9)

——中國生存現狀白皮書
夏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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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時間

作為意識監控器,電視的最明顯作用之一是對時間的挾持,對記憶的鞭打。經由不斷重複播放的歷史紀錄片,人們被綁架在某一時間斷層,某一早已成為過去式的民族危機裏,而生出一種時間停滯的幻象。尤其在偏遠的鄉鎮,時間永遠停駐在解放、抗日戰爭甚至康熙乾隆的清代,讓那個時代的(偽)危機消解了我們個人生命當下切身的危機,以及我們自身的悲慘情境。這種選擇性的集體記憶在長期的灌輸下使人產生一種時間錯位的幻覺,不同的時間斷層被粗暴地接續在一起,再加上對於瞭解底層真實的渠道的封鎖,產生的結果是人們逐漸對自己所生活的當下缺乏一種完整的掌握,缺乏一種敏銳的認知切入點。通過密集的時間機器之運作,電視監控器擾亂了人們經由歷史及時間自然的流動而達到自我認識的道路。

當然,我們永遠可以站起來,把電視關掉。然而不可低估這種長期施行的,國家機器對記憶的挾持所造成的心理作用,也不該高估我們自身的自製力,或是對於這座時間機器所施展的催眠術的抵抗力。一種激越的大民族主義正是在這無意識的長期灌輸下被鑄造出來的。當人民被強迫長期面對屬於過去的民族危機,一種強烈的民族情感便不可避免地伴隨著這危機感而生。

在一個多重的真實相互抵銷、撞擊的社會,以不斷移動的影像編造另一個偽真實的電視扮演了吃重的角色。正因為每天發生的,真正的事件被即時掩蓋,電視在大量的篩選後所呈現的無害的、偽造的事件加強了它對社會意識的破壞力。在一個靈視的時刻,電視所呈現的偽真實在觀者的眼裏成為一種恐怖,它和我們所生活的真實之間存在的荒誕差距造成一種嘔吐感。

然而無法否認,長期的壓迫形成了必然的麻木。當我們進入後謊言時代,為了生存,我們對電視裏的謊言生出了免疫力。這天大的謊言超過了理性的界線,成為瘋狂的一部分。為了遮蔽這瘋狂,我們對待謊言的方式是和它融為共生體,把自己放在真假的邊界地帶,成為謊言的自動載體,和它和平共處。以一種無以名之的自虐,我們允許謊言成為真實,把我們吞噬入它巨大的機器內部,讓我們成為這瘋狂的一部分。如同一場幻術,在狂人和所有的人一樣吃了藥,痊癒之後:「看,所有的狂人 – 狂人都消失了。」

這就是我們賴以為生的狀態。這就是我們的瘋狂。這也就是所謂後謊言時代的真相。以一種消極的不抵抗、「假裝上當」的策略,我們允許謊言成為包裹自己生存空間的,呼吸吐納的空氣。無論多麼「清醒」,無論自認和它保持多麼嘲諷的距離,不能否認的事實是,經過這呼吸的甬道,謊言早已無法避免地成為我們自身系統的一部分。

在真正的歷史事件被偽造的、無關大礙的事件取代後,造成的後果是一種集體失憶症。六四佔據著這集體失憶症的核心位置。在天安門廣場上,每年敏感時期例行的消音、捉人的速度和那一夜廣場上及長安街六部口附近的血跡、彈痕、坦克履帶的痕跡被掩埋的速度等同。以無意義的新聞、外交儀式、丈量時間刻度的國家會議,國家機器企圖把在全國每個角落隨時隨地發生的真正事件埋葬。以同樣的手法,它把真正重要的歷史從人們的記憶和認知的渠道裏抹除。

直到現在,關於文革的許多事件依舊是禁區,而一些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人物(如遇羅克、趙紫陽、劉賓雁)也成為國家機器蓄意從人們記憶裏抹除的名字。當一整代流亡的作家、詩人從國內的認知領域裏消失,他們的作品無處得見就如從不存在,這件事所產生的影響是不可輕估的。人們將失去藉以界定自身的文化和歷史脈絡裏十分重要的環節。人們將無法完整地,深刻地,負責任地界定自身。他們將成為腦子裏永遠有一塊空白的,患失憶症的人。

促使前蘇聯解體的觸媒之一,正是由一群年輕的知識份子發起的,要求紀念並翔實記錄史達林時代被迫害致死的人們的運動。這個呼喚記憶的「紀念運動」揭示了記憶的必要。如波蘭詩人米沃許所說:「記憶是我們的力量。」從收集史達林時代的迫害事件開始,到走上街頭要求人們在請願書上簽名,「紀念運動」很快升級,成為遍佈蘇聯各地的碩大群體。

在另一層次上,史達林時代被捉去挖建莫斯科-伏爾加volga運河,在極度惡劣的情況下饑餓勞苦而死的五十萬囚犯同樣被紀念著。他們的一部分家屬在許多年後結集在河畔,流著淚把死者的名字和寫給他們的信放入玻璃瓶中,注視一個個瓶子逐水而去。他們是這樣解釋自己的行動的:「或許人們會拿起這個瓶子,知道這些人曾經存在。他們會記得這些名字。」「我們把所愛的人的名字送入未來。把他們的名字寫在水上。」這簡單的行動本身揭櫫了在一個一筆勾銷人的生命價值的極權國度,僅僅是提及一個名字,僅僅是呼喚一個在基本物質和尊嚴被剝奪下過早消失的生命,具有不可磨滅的意義。憑藉著這樣的行動,作為一個個體的「人」的價值被恢復了。

對於個人生命的紀念,或許我們可以說,是促使前蘇聯解體的各種相互撞擊的力量中十分重要的一環。索忍尼辛的著作在被禁三十年後在蘇聯再度出現,以及沙卡洛夫的逝世所引起的全國性的肅穆哀悼,都是1991年由於軍事叛變失敗而導致的蘇聯共產黨解體的催生劑。這些現象顯示了在俄羅斯,個人 – 尤其是具有道德能量的個人 – 生命不可詆毀的重量。在這個意義上,或許我們更能理解為什麼蘇聯的改革是以政治的民主化,以成立人民議會開始,以及為什麼這個由戈巴契夫開始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很快就在人民、礦工、知識份子的加速推動下成為自下而上的政治運動,並且終於在莫斯科婦女把鮮花插入軍人的槍管裏這個人性勝利的偉大時刻,一舉瓦解了共產黨政府。

在和蘇俄一樣幅員廣大,共產專制深入骨髓的中國,需要類似的來自個人的力量。需要彙聚來自無數個體的力量,把囚禁民族記憶的柵欄和掩蓋真實事件的帷幕衝垮。每一個民族必須完成歷史分配給自己的命運,而沒有一個民族的道路是和另一個民族雷同的。在中國,一場瓦解共產黨的運動已展開。在這巨大,充滿了時代斷層和社會矛盾的國家,事件的豐富和爆炸性正在以無法阻擋的速度增加。在近年來一波接一波民間維權運動的衝擊下,虛偽真實的外殼已被撕開了一條巨大的裂罅。記憶 – 歷史的和當代的,已浮出了此前囚禁它們的偽真實地表。捉襟見肘的共和國國家機器開始和人民一起,看見了自己黑暗的底部。

事件的反撲

在蘊藏著豐富歷史記憶的天安門廣場,2005年秋天,每天有上百人沖國旗。她們被穿綠色制服的公安捉、打、拋擲在空中的畫面裸裎在中外遊客眼前,被各色相機、攝像機記錄下來,傳到不設疆界的網路上。共產黨雇用了多少名公安來掩蓋這就在它腳底下如同滾水般沸騰的,真正的事件?為了維繫早已破裂的空殼,國家機器把真正的事件和事件後面的人驅趕、囚禁,企圖打造一個乾淨的,越來越沒有人相信的表像世界。在多方的衝擊下,很明顯,這個表像世界已接近了末日。

越來越無法掩藏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後極權主義已經抵達,甚至穿過了自己的臨界點。支持這個事實的徵兆是無數大大小小的事件熔岩一般,海濤一般湧現,衝破了表像的外殼。股民賣器官,農民賣血,冤民跳樓,煤礦工人寫遺書,信仰者絕食—-所有這些屬於個人的小故事彙集成一個巨大的故事,衝擊著濱臨最後關頭的共和國。原本在底層世界湧動的平行結構以不斷加強的力度猛烈衝擊著表像世界,把屬於我們的黑暗真相呈現在日光下。從封鎖不住的網路空間到國際媒體,從農民、工人的生存窘境到重現在廣東汕尾紅梅灣東洲村的坦克,中國驚人的真相正在以更大的深度和廣度進入世人的視野。

在這裏,或許我們可以思考一個與共產極權末日有關的悖論:施加在肉體上的暴力與精神虛無化的兩極對立。如果在對於社會整體的制約上,精神的虛無化比肉體的暴力形成更大的威脅,那麼當對人民肉體的施暴,當對人民的殺戮浮現在臺面上,甚至無法不讓這赤裸裸的暴力呈現在外人的眼前,我們是否可以說,精神上的虛無化也就相對地削弱,甚而至於消滅於無形。

然而我們遇見了一個難題:回顧歷史,正是在六四坦克之後,中國陷入了精神上的虛無。這是對於一個民族來說多麼恥辱的事實:一切正如鄧小平所打的如意算盤:「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的穩定」。這因此意味著和上面完全相反的一種可能:對待肉體的極度暴力將再度擊潰精神。如何判斷這兩種可能?

首先我們可以確定,在這十六年間,中國社會已突破了經濟改革前的封閉狀態。訊息的傳遞變得瞬息化、同步化,網路空間更使訊息封鎖成為過去。如六四時默默死去、失蹤的人在今天將通過不同的見證而被人們紀念,任何國家機器的罪行也將被及時曝露在世人眼底。火勢必穿紙而出 – 為了在世界上站穩腳跟,共產極權已不可能重蹈野蠻的覆輒而不付出代價。與此同時,國土上烽火四起的民間維權運動已進入共產黨的辭彙。這意味著此前的「人民暴動」已在整體環境的變遷下正名為不可詆毀的民主運動,就連國家機器也被迫據此而命名之,從而(無論多麼不願意地)被拖入歷史進步的潮流。一個稱呼自己鎮壓的物件為「民間維權運動」和稱之為「暴民」的國家機器,這兩者之間,無論其在表面上如何根源相繼,事實上已在時間的帶動下默默發生了質的變化。

同樣的,在各地燃燒,為了生存的草根運動和1989年主要以北京及各省學生為核心的民主運動有著本質上的差異。散佈在全國大地上的農民、工人不似為了理想而絕食的學生,卻是為了麵包挺身而出,沒有退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和歷史上各朝興亡多是老百姓為了溫飽揭竿而起的潮流是同一個模子造出來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很難以為肉體上的暴力會迫使精神再度萎靡。在這個歷史階段發生的,首尾銜接如海潮洶湧的維權運動不牽涉六四時精神層面上的訴求,而純粹是對自身基本生存權的要求。當這樣的要求受到了無情的鎮壓時,在精神已被虛空化的情況下,當生命再度受到脅迫,沒有了任何的立錐之地,已死的精神將為了最後的生存而如灰燼裏渾身奔騰著火焰的鳳凰昂然升起,奮力一搏。

這正是共產黨如今身處的困境:它已穿越了自身極權的極限,抵達了自我瓦解的地域。共黨幽靈拆毀一切,踐踏一切規則的自我保存原則把它領到了毀滅的懸崖前。對於自身不可避免的土崩瓦解的命運懷著惶惶不可終日的恐懼 – 這個生命處於極度匱乏狀態的人所特有的心虛,隨同由之而生的一系列非理性、非法、失態的行為,終將使它的毀滅成為真實。

我們現在需要的,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一個普通的,然而將成為一件掀起驚濤駭浪,把虛假的真實徹底搗穿的歷史事件。一件發生在如你我等小老百姓身上的事件。一個在公車上眾目睽睽之下被售票員掐死的小女孩。七個爬到高樓頂上集體自殺的冤民。一個無法被罷免的村長。一具在檢驗前被勒令迅速焚毀的屍體。為了同一個目的重返的坦克。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具有道德力量的人。

是無數具有道德力量的人。(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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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古老的亞洲大陸,無論是印度、日本、蘇俄或是阿拉伯世界的學者,都曾對自身的文化危機作出痛切的反思,為難以復原的民族主體扼腕悵歎。對於在全世界勇奪貨幣經濟成果,在經濟上躋身世界強國,一心“脫亞”的日本,這樣的反思尤其具有定義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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