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4日訊】（大紀元記者浦慧恩綜合報導）近期中共搞「和諧」論的同時，全國上下又推出紀念長征70年的宣傳。應了毛澤東的「長征是紅軍最好的宣傳工具」。與此同時海外媒體不斷報導出毛澤東誇大了長征的距離，而實際路程可能還沒有二萬五千里的一半。旅居英國的紀錄片製作人孫淑芸「長征」在採訪了超過40位紅軍老戰士後，逐漸剝開裹在「長征」身上的神化外衣。
*『長征』70年 北京書店一片紅
近日北京書店一片紅，據亞洲時報報導，書店特別為有關長征的書刊設置了專櫃，報紙上都刊登著紅軍老戰士的回憶，電視裡則播放著以長征為主題的電視連續劇、記錄片、大型文藝晚會，各媒體加足馬力造勢宣傳。
中共於1934至1936年間完成了歷史上最長的軍事撤退，從江西瑞金到陝北延安，中共指全程達兩萬五千里，故稱作「二萬五千里長征」。中共認為，這是他們對抗國民黨政府所取得的偉大勝利。時至今日，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中依然少不了「毛澤東率領紅軍、躲過蔣介石軍隊重重封鎖、爬雪山、過草地，最終在甘肅勝利會師」等的中共式灌輸。
由於網絡的發達，突破網絡工具的使用，很多中國網民看到目前網絡上流傳的海外作家和西方作家對尚在人世的紅軍的調查和訪問，目擊者揭露中共歪曲長征真相，中共在長征的一些醜陋的事件也被公開曝光。很多中國人看到這些調查後，非常痛苦，也很震驚。
上海一位姓陳的大學生告訴她在海外的朋友：「你知道從一出生就被欺騙後突然發現被騙的感覺嗎？你知道中國人突然發現過去被當作真理的東西原來是謊言的感受嗎？長征帶給中國人的傷害比紅軍還要痛。」
* 長征距離虛報
2002至03年間，兩位英國作家李愛德（Ed Jocelyn）和馬普安（Andrew McEwen）重走了長征路，並訪問多位老紅軍和目擊者。在隨後出版的《紅色之旅：384天重走長征路》一書中，他們指出：「出於自身的需要，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完全歪曲了長征故事。毛澤東的作用被神化了；好像整個長征中，就是他一人在挽救紅軍，瓦解蔣介石的重重封鎖。」他們認為，毛澤東誇大了長征的距離，而實際路程可能還沒有二萬五千里的一半。
| 一位退伍軍人老太太在一個紀念長征郵票開張典禮上（Getty Images) |
*剝開「長征」的神化外衣
雖然長征已過去70年，必要時中共雖時拿來為其宣傳。旅居英國的紀錄片製作人孫淑芸(Sun Shuyun)在今年出版的《長征》(The Long March)一書中暗示，既然中共依然看重長征的神話色彩，也說明它並未準備重新評價這一事件的歷史意義。為長征的歷史意義蓋棺定論的毛澤東已逝，但中共的「建國傳奇」依然在為新時代服務。她說，「長征精神」已灌輸給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
「怕苦, 想想長征兩萬五；怕累，想想先烈受的罪。」這些話灌輸給中國百姓就是為實現其黨設定的任何目標，「加快國家的工業化」，「實現人口大國的糧食自足」，「經濟上追趕西方」，「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造」，「人類送入太空」等等。
雖然中共依然利用「長征」在為其黨宣傳，但孫淑芸在採訪了超過40位紅軍老戰士後，逐漸剝開了裹在「長征」身上的神化外衣。她發現，隱藏在這段歷史的背後的醜陋事實。在那些老戰士眼中的歷史，卻不約而同地與中共的版本出現了不一致、甚至是明顯分歧。這不得不令人深思。
| 一群裝扮的「紅軍」去北京博物館觀看長征７０週年展覽（AFP/Getty Images) |
*落伍女兵被軍閥部隊強姦
首先，中共的版本給很多人留下的印象是，當時的農民非常踴躍，都是排著隊要加入紅軍。實際上，紅軍沒有這般魅力，綁架和威脅才是徵兵擴充的慣用伎倆。甚至一些女性軍官有時還不得不出賣色相來招募新丁，以免因不能完成自己的徵兵任務而受到懲罰。當時紅軍士氣極為低落；因此，雖然按軍法逃匿要遭槍決，士兵依然大批地逃走。孫淑芸估計，在湘江的一場戰役中，就有3萬人下落不明，大部分可能是當了逃兵。
很多人相信，紅軍所到之處，均受到了當地百姓的夾道歡迎。事實遠非如此。在長征中，紅軍不但受到國民黨軍隊的追殺，還屢屢被地方軍閥騷擾。在經過偏遠村莊和貧瘠之地時，疾病開始肆虐，逃兵現象越來越嚴重；這些都讓紅軍更焦慮不安。
在糧食短缺、氣候惡劣的中國西部，若用鴉片從當地村民那裡換不來糧食，紅軍便直接動手搶。藏民們所受的苦難更為慘重，據說不少人因紅軍沒收了犛牛和穀物而被活活餓死。即使中共作出幫助藏民翻身做主人的承諾，卻始終未能驅走藏民對紅軍的憎恨。一位老紅軍對孫淑芸說，他們當時與藏民交戰的次數，遠多於對付國民黨隊伍的次數。藏民們受到如此深重的苦難，就連毛澤東和鄧小平後來也承認紅軍（1946年改稱人民解放軍）虧欠他們太多。
| 一位老者在北京博物館裡觀看長征７０週年紀念展覽（AFP/Getty Images) |
*『長征』帶來的傷害遠比紅軍更痛苦
不過，我們也絕對不能低估當年紅軍本身經歷的困苦。孫淑芸說，紅軍戰士的經歷，甚至比中共歷史所講述的還要悲慘。
由於裝備不夠，很多人在嚴冬裡被凍死。戰士們不得不吃掉皮帶和步槍的槍帶，以免餓死。在如此的情況下，紅軍放棄了病號和少年兵，甚至還有嬰兒。而最慘的莫過於女兵。
在北京的一次談話中，孫淑芸流著淚講述道，極端惡劣的條件令不少女戰士不育，一些落在大隊伍後面的女兵還被軍閥部隊強姦，這些事後來卻被中共否認。
在孫淑芸的書中，最令人寒心的事實，要數中共（特別是毛澤東）在30年代進行的多次政治清洗。可以說，早在掌握政權之前，中共就已暴露出殘忍的鎮壓傾向。 1931年的一次血腥清洗，奪去了約2萬人的生命。孫淑芸認為，正是這些無情的清洗政策，大大削弱了紅軍的實力，以至於它無法在1934年保衛自己的瑞金根據地，並最終被迫開始長征。
她寫道：「隨後40多年毛澤東迫使中國百姓進行的多次『長征』，所帶來的傷害遠比紅軍長征更痛苦，且更持久。我們承受這些痛苦，部分原因是我們絲毫不知道紅軍長征的真實原因，也不知道瑞金根據地崩潰的真實原因。在被套上明亮的光環後，長征背後的教訓並沒有被汲取，直到今日仍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