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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荒唐的年代 我殺了自己的父親

馮驥才(天津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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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 30歲 女 T市兒童醫院醫生

  1966年8月26日紅衛兵大抄家高潮——整整3天經受非人虐待——用水果刀切斷父親頸動脈——被判「抗拒運動殺人罪」無期徒刑——12年半的監獄生活——1979年3月2日被宣佈為無罪釋放

  我是親手殺死我爹的。這你是知道了。

  前兩天我預備跟你談,我抑制不住要談,誰知昨天一夜沒睡著覺,原打算今天不談了。就是啊,一想那事,我爹我媽那天那樣,一切好像都在眼前。回憶一次等於脫層皮呀。我血壓高,怕自己受不住。想把今天這事推了,可一見到你,我又非談不可。就是啊,談出來未必不好。

  我的傷痕是無法治癒的。20年了,到今兒也弄不明白我殺死我爹對還是不對?當初判我無期徒刑,粉碎「四人幫」又判我無罪釋放。我到底有沒有罪?家裡人,哥哥嫂子都說能理解我,可畢竟是我把他弄死的。如果不是我,他身子棒棒的準能活到今天啊。當初我是救了他還是害了他?為什麼我一會兒覺得冤枉,一會兒又悔恨自己呢?那時我像是神經錯亂了,真有神經錯亂那種感覺。弄不清楚,反正亂七八糟全亂了。

  1966年8月26號早晨。不不,事情是出在8月28號早晨,26號是我家開始被抄那天。也正是在大抄家高潮時候。忽然砸開門進來一撥中學紅衛兵,說我爹是資本家。其實他根本不是資本家,只是祖上留下一所房子,樓下一間住不了的租出去。頂多夠上個房產主吧。可那時出租就算剝削,不勞而獲。稀里嘩啦就全砸了。一家人都趕到過堂上跪著去。我家都是老實人,沒見過這市面,全嚇懵了。我爹是畫畫的,解放前一張畫送到美國展覽過。紅衛兵拿著展覽證書看。好呵,你們跟帝國主義有聯繫,裡通外國,特務什麼的。我們簡直嚇死了。現在想想,紅衛兵,那麼點兒的小孩兒怎麼就把你們嚇成那樣。可那是文化大革命呀!我們一條胡同差不多人家都被抄啊砸啊打啊。說弄死你就弄死你,真嚇死人啊!又不是一砸了事。一會兒來一撥紅衛兵,一會兒又來一撥紅衛兵,一會兒再來一撥,亂抄東西,抄走一撥就貼上一張封條。書呀畫呀全弄出來堆成堆兒燒,樓裡樓外地冒煙。打26號到28號,天一亮到天黑,我和爹媽三口就給關在屋裡拿皮腰帶抽,頭髮全鉸了,還一次次架到胡同口跪在地上批鬥。不讓你有一點閒著,來回來去地折騰,人不是人啦。如果有個地方躲躲就好啦,可躲到哪去?全市都在鬧抄家,到處敲鑼遊街批鬥啊,緊張死了,緊張到極點了,所以我們才不想活了。

  剛才說神經錯亂,就是呀,我們當時並沒有想跳樓,可我跟我媽不知怎麼都從樓上跳下來了。事先根本想都沒想,沒路可走,逼到那兒一急,眼前那麼一黑,跳下來了。

  我大哥二哥住樓下。我爹媽住樓上。我是醫學院畢業的,在兒童醫院當醫生。我是團員,幹活拚命,還被評做先進工作者什麼的。後來隨醫療隊下農村累病了,肝炎。回家養病就和爹媽住在一塊兒。正好趕上文化大革命家裡邊這場禍事。那天紅衛兵進來大棒子一掄,特厲害啊,好像睡了一夜覺,就變成敵人啦。我們一家人跪在那兒,真不知犯了嘛罪。

  到了8月28號,整整3天我和爹媽根本沒吃嘛東西,碗都砸了。就是趁紅衛兵去吃飯的時候,拿鍋給哥哥的孩子們煮點掛麵湯。那天夜裡,我和爹媽在樓上,心想一夜過去,天一亮紅衛兵又要來了。又得挨斗遊街沒完沒了地折騰,心裡緊張,又怕,真是沒路了,死吧!我們三人商量好一塊死。當時樓裡電線全切斷,大概怕我們觸電尋死,黑糊糊。我們三人坐在樓上過堂地板上,商量怎麼死法。那天下雨,已經後半夜了。天快亮了,再不能等天亮了,快死吧。我忽然發現地上有個削蘋果的小刀,跟鑰匙掛在一起,是抄東西時漏掉的。這好像是惟一能救命的工具。我是學醫的,懂得要是拿它切斷頸動脈,空氣一鑽進血管就栓塞,馬上就死,這是最快的一條路啦。我爹問我行嗎?我說行,蠻有把握。我媽說,多虧咱閨女學醫,有這法兒。我們就商量好,先切斷他倆的,最後我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可我沒想到,並沒達到這目的。

臨死前,我三人誰也捨不得誰呀,手拉著手,不知坐了多少時候。我打小和爹媽的感情最深。爹媽打算,他倆死,叫我留下來。我說不行啊,把你們弄死,我就是死罪,也活不成。當時那樣子,想也不敢想,一閉眼就像能看見。時候不等人,天要亮了,爹媽搶著叫我下手。任何時候我根本不會殺人,更何況殺自己爹媽。可是那時,那種情況,我會做,也只能這麼做。我爹說,你幹的是好事,你是給咱們解除痛苦。一會他們再來,我們怎麼受啊。那緊張勁兒逼著我下手。

  我打地上摸著個蠟筆頭,抓著兩塊紙,摸黑寫了兩條遺書。為了家裡人和我哥哥他們,是這麼寫的——

  我們是人民公敵,為了不讓周圍的人受毒,堅決從社會上除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我原先的丈夫,在外地工作)和姓穆的兩家(這是指我大哥和二哥兩家,我不能叫哥哥,免得跟我們再牽連上)你們堅決走革命的道路,是我們害了你們。

  全國隨處可見的露天批判會場面

  我爹叫我媽先死,我媽叫我爹先死。誰先死誰就先逃命了。謙讓半天。我爹說,聽你們最後一次吧!他先死。

  我摸著我爹怦怦跳的頸動脈,一刺,就覺血熱乎乎冒出來了。我爹還說,摸摸我還有脈嗎?我說醫學上講用不了一分鐘就結束。我爹說恨不得快點沒脈。我媽說我們死了,你要幹不成自己怎麼辦?她也明白我必須一塊完,不能留。我說您結束了,我馬上也完啦。我媽就

  像接受治療那樣等著我給她做。當時我們任嘛聲音沒有,也沒有聲張,不知我二哥怎麼忽然闖進屋大喊一嗓子,像是紅衛兵來了。二哥的聲音簡直不像人聲音。他上來一把抱住我,我見做不成了,三口沒法死一塊啦,我快急昏了。猛勁掙開他,上了三樓平台一竄跳下去。根本沒想到我媽怎麼辦,更沒想到跳樓,要是腦袋朝下也就完了。耳朵裡轟一響,嘛也不知道了。迷迷糊糊過來時,印象是紅衛兵聲音。是不是,也不知道。再睜眼,已經在醫院裡。就見我爹躺在旁邊,我媽也在旁邊躺著。其實那是幻視,閉上眼不敢看哪。心裡還尋思,壞事啦,我爸爸要救活了怎麼辦呢。隱隱約約淨是批鬥的聲音。拿腦袋再想,這是女病房,我爹怎麼可能在裡頭。不相信眼裡看的是真的。只好閉眼忍著,耳朵那個亂哪,現在想,這大概就是錯亂吧。我盡量張嘴叫,可不知為嘛沒聲音。

  後來再醒過來,就有人來問案,說的嘛記不清了。

  我完全清醒過來時,聽說我媽媽也跳樓了。她是跟在我後邊,我一下去,她就下去啦。後來法院問案時告訴我過程,說你爸爸當場死啦,你媽媽呢,給我們救啦。我一聽就哭了,哭我爹死了,也哭我媽。我都摔成這樣,她那麼大年紀會摔成嘛樣,救活也殘廢啦。等到文化大革命完啦,我打監獄給放回來時,嫂子告訴我,我媽摔下來當時沒死,抬到醫院根本不給治。你知道那時出身不好的不能住院。醫院還組織出身好的病人批鬥出身不好的病人。我呢,要負法律責任才給治的。我媽給弄回家,沒幾天就死了。我爹確是當場就死了。一個禮拜後火化的。

  我嫂子說當時把我和我媽都抬到醫院,醫院一看沒我媽媽的事,就把我留下來,硬叫家裡人把我媽媽抬走。

  醫院不能給我這種人治病,很快把我轉到監獄的「新生醫院」。我是兩腿骨折,左邊小腿脛骨骨折,右邊大腿骨橫斷骨折,整個全斷。就這條腿,打這一斷,兩截骨頭叉在一塊兒,馬上變成這麼短,醫院拿20斤沙袋牽引拉開了。可把我送到監獄時,醫院非要把牽引的東西留下來,又給我的骨頭放回去,好比重新骨折一遍那樣。不就是20多斤沙袋子嗎,起碼先給我放著呀,不行,硬是放下來的骨頭又叉回去了。醫院對我真是夠那個的。那醫生啊,現在也不知他在哪兒,但願他不再當醫生了,唉。當時所謂給我治療,因為我要負法律責任。也奇怪,斷骨頭這麼拉來拉去,我一點也不覺得疼,一直也不覺得疼。眼淚也沒有,就跟死了差不多。

  到監獄時看表是11點。下午兩點監獄醫院人上班,才拿著東西給牽回去,牽引得拿大鋼針穿進再拉,一會兒放,一會兒拉。拿我真不當人了。牽引又牽錯了位,到今兒也這麼長著。兩截骨頭只連著五分之一。關節一挨就疼。這就甭提了,殘了唄。

10天後我被逮捕,銬上銬子。這是1966年9月7號。到了1968年軍管,定我為「抗拒運動殺人罪」,殺人是刑事罪,抗拒運動是政治罪,更重,所以判我「無期徒刑」。當時我想,死刑倒痛快,這不讓我活受嗎?這是我的《判決書》,你看——

  查被告×××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解放後未得到改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竟膽敢積極出謀劃策,以自殺來抗拒運動,並親自動手將×××殺死,後又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甘願與人民為敵,已構成抗拒運動殺人罪。性質嚴重,情節惡劣,證據確鑿。本院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順利進行,特判決如下:

  被告×××抗拒運動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

  軍管會的一個人對我說,你要是家庭婦女幹出這事還好點。你什麼不懂?你爸爸問題嚴重,你殺了他,就是想叫他逃避運動,想救他。所以判你「抗拒運動罪」。

  他們說我殺我爹,是為了救我爹。確實是為了救我爹。我一直在想,他們和我說的意思不一樣。我救我爹是為了不叫他再受折磨,他們說我救我爹有罪是為了再折磨他。是不是這意思?我繞糊塗了,到今兒也繞不清。

  我蹲了12年半監獄。沒自殺,就為了一個,因為我一直以為我媽沒死。我想呀,我媽怎麼活呢?說好三口人一塊死,我爹死了,我關監獄,無期徒刑,一輩子甭想再見面……我的侄子們每次來探監都說,奶奶在家啦,奶奶告訴你好好改造,爭取減刑早點回家。看監獄的人有時也問我,你娘今年多大年紀了?他們也早知道我媽早死了,也瞞我。其實我盼著我媽死,活著多痛苦。當時要是給我個信兒說她死掉了,我就把心徹底撂在地上了。

  人在監獄裡想法就不一樣了。看這人看那人,才知道社會有這麼一個角落,聚著好多人是冤屈的。何況我和他們不一樣,我是親手殺死親爹,我真抱著對爹贖罪的心,又想爭取早點出來看我媽一眼,再說特別覺得對兩位哥哥有罪。我和兩個哥哥是同父異母的兄妹。沒人能看出我們不是一個母親,都拿我們當一母同胞的兄妹。我殺死爹,他們不但不恨我,還常跑來看我,送吃的。唉呀,每次接見時,我的眼淚干了流不出來,我都傻了,見到他們沒話,不知說哪好了。我覺得特別對不起兩位哥哥。他們說,我們理解你,知道你不是壞孩子,只要你哥哥嫂子在,不會不管你。我真要贖罪呀,對兩位哥哥也要贖罪,玩命贖罪,只有拚命幹活改造。

起頭是軋縫紉。電縫紉根本不會,打頭學。很快就幹得不錯。領子活是最難軋的,啊,就是臉面上的臉蛋活,技術活,我幹得質量最高,就歸我干了,還超產。另外牆報、板報,寫寫畫畫,也爭著學爭著干,在哪兒都伸一把手幫人去弄。生產還得紅旗得語錄什麼的。現在你看我這副眼鏡,猜多少度?350,就是那時軋活時看針眼近視的。附帶還給人看病,不光給犯人看,也得給隊長、隊長的孩子,連看監獄的親戚朋友,廠裡的幹部,一叫我就去。人家信任你,不把你當敵人,就太榮幸了。夜裡睡半截覺,誰誰發燒了,誰誰肚子疼,抽風了,叫起來一弄就幾個鐘頭。第二天該怎麼上班還得接著上。沒白天沒黑夜玩命呀。這麼著,看監獄那些人就對我不錯,現在有時還帶著孩子到我們醫院來找我看病。你別笑,當時他給咱一個和氣臉,比什麼都強。誇我一句,就美多少天。

  這兒跟你提起這件事:我是1966年9月7日在監獄醫院被捕的。當時我已經結婚,愛人在北京工作。我想到天氣一天天涼了,他不少衣服東西在我家裡一起抄了。為了不連累他,我寫信給他,叫他辦理離婚手續,9月底就辦完手續離婚。可沒多久,他姐姐突然跑來送了20塊錢,還有營養品。我托人告訴他姐姐千萬別送錢送東西來了。我那時什麼也沒有,就留下5塊錢,剩下15塊請求管我的一位隊長給我娘寄去。那時不是不知我娘早死了嗎。這個隊長是個復員軍人,起初不肯,我哭著求他,後來他答應了,替我寄去。以後這位姐姐又來送了30塊錢,前後總有五六次,記得總有120塊錢,我每次都按同樣辦法,求這隊長替我寄給我娘。可家裡人一直沒回信給我,我以為家裡人心情不好,恨我。一年後對我判決了,允許見家裡人了,每次見面光是祝願萬壽無疆身體健康,學語錄,就佔去一半時間,剩下點時間光知道哭,說不了幾句話。家裡人不提我寄錢的事,我也不好問了。直到1979年出獄跟家裡人一談,才知道他們根本沒收到我寄的錢,一次也沒有。多年來我一直把那隊長當成恩人,這就不懂了。或許是郵局不給送,那時挨抄戶是不給送報送信的。可是不送也應該退回來呀!

別說,監獄裡還真有好人。有個隊長見我瘦成條棍兒。原先我胖著呢,出這事後落到90來斤。我嫂子來探監時,他偷偷塞了張營養證明。我嫂子再來帶了2斤點心,我急了,心想這2斤點心給媽吃多好,給他們孩子吃多好。外邊生活也難著哪。在獄時,一個月零花錢才一塊五。我沒花過,除非買點手紙肥皂,啊,牙膏,牙膏一筒要用幾個月。盡勁省,存到5塊10塊,就給家裡捎去。沒有家裡親的熱的我還活個什麼,我對他們有罪呀,在那情況下我力所能及使出最大力量來,也算是贖罪的一種方式吧。

  那時候監獄也學習、批判。我就常常狠批自己抗拒文化大革命、犯罪的事。管監獄的就叫我大會小會地講。批一批確實也好,有時自己也悲觀,輪到一批自己,說自己受黨那麼多年教育,應該相信政府相信政策。要是相信政策,嘛事不都過來了嗎?一批我就相信政策了,活著有勁了。爭取表現突出點,早點出來也好報答報答。你別說,玩命干也管事。1972年給我減刑有期10年。打無期徒刑改到10年算最寬大了。一算,到了1982年就能出來,有盼頭了。到了「四人幫」一完,法院重新審理我的案子,認為我是受文革迫害,不算殺人,算集體自殺,宣佈為無罪釋放,又提前了兩年半。新的《判決書》這麼寫著:

  原判定×××的抗拒運動殺人罪,不能成立,故撤消原判,宣告×××無罪釋放,特此判決。

  我是1979年3月2日那天出獄的。當初進監獄時,我只穿著醫院的褲褂,白布帶藍豎條的。後來哥哥把我文革前存在農村醫療隊時的一小箱舊衣服送到監獄。 10年一直穿那幾件舊衣服,出來時破衣爛衫。一見面才知道我媽早不在了。真是當頭一棒啊!這麼多年沒垮了,我媽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可一出來,爹沒了,媽沒了,全完了,真要垮。

  我3月份回來後,「五一」就回兒童醫院上班。休息了兩個月。因為親戚朋友來看我的特多,再有在家反而睡不了覺,腦子裡儘是事,你說能靜嗎?原先三個人想一塊死,結果活了我一個。這滋味不好受。好多人都說活下來就算相當不錯了。那麼多大領導人,都是跟毛主席出生入死在一起的,爬雪山、過草地,照樣不也是家破人亡嗎?比你慘的不知多少,人家不照樣硬挺腰桿撐著活著嗎?

  我們單位待我不錯,那時我家房子還給人佔著沒落實,就叫住醫院集體宿舍。我是回民,吃飯難,我侄子天天提著飯盒騎車來給我送飯,每天一趟,過了好多年。我呢,醫院叫我做「科住院」。按醫院規矩,得先做「科住院」,才能升主治大夫。我反正沒家,沒別的負擔,搶時間唸書吧!監獄裡不許念業務書,現在加倍唸書,彌補啊!很快拾起來了。我負責8個病房。打一樓到五樓上下跑。早晨7點半上,晚上9點半下,一天14個小時。一天上夜班,無意覺得兩腳像踩棉花,一量高壓180、低壓 100。我說快給我打一針。降血壓硫酸鎂最快,打完半小時再量不但沒下去,反倒變200了。我挨個兒病房轉,護士們誰也不找我,這是她們互相說好的,怕我再累。這些人都同情我,尊敬我。唉,咱還說嘛呢。再加勁吧!本來「科住院」要做一年,我半年多就升主治了。

  這時,我交了一個朋友。華東紡織學院畢業的。當初是年輕有為,一個總工程師對他特別器重。反右時這總工程師成了右派,叫他揭發,他沒揭發,反而給總工程師通了信。他說咱不能昧著良心辦事。這一下把他也當右派對待。他以為自己就是右派了。這次平反,摘右派帽子,人家看了他檔案說,你冤了,你不是右派呀,糊里糊塗地當了20多年 「右派」!不給升級也不給漲工資,也不好結婚。這叫什麼事?他今年50多歲了,一直獨身,我們就結婚了。我倆有共同遭遇,說得來,他也

  挺照顧我,相互安慰吧!我二哥把他的兒子過繼給我,現在上北京大學了,學外語。最近我愛人又升做廠長。我有了個什麼都不缺的家了。

  可是至今對那段事還是不能不想。我沒法克制自己。雖說不是每天想吧,也不會忘。我總想我爹。我們醫院人說,你連個螞蟻也不敢踩死呀,怎麼突然之下就下去手呢?那時真把人逼得沒人性啦。誰會拿刀殺死自己的爹呀!換平常連想也不會想是吧?我也欠下我媽一筆債,永遠沒法還了。如果當時我沒下手,我爹我媽準能活到今天,看到今天。不怨我怨誰?我無論怎麼給自己找理由安慰自己也沒用。我又弄不明白,我到底是害了我爹還是救了我爹?當初以為救了我爹,現在總覺得害了我爹。為嘛別的事都想得明白,這事翻來覆去總想不明白。一會兒這樣想,一會兒那樣想。你說一切都是「四人幫」搞的,別人為嘛都捱過來了,我們沒有,還不是我?一想到這兒,我還是有罪,活得又沒勁了。有人說,你好好活著,才是對得起你爹你媽。一想,也對,對吧?

  我不能再說下去了,你們也別叫我說了,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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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12 4:4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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