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5日訊】(大紀元記者秦川劍橋市報導) 中國人稱自己的國家為「神州大地」﹐中國文化也與古老的傳說與神話密不可分。中華古文化中有很多部份因為太「神」而不能為後人理解﹐被批評為不科學或過時了。反思我們的文化與傳統﹐看看我們一顆「現代的」心能從傳統中體會領悟多少真諦。十二月二日在哈佛燕京大禮堂舉行的第二十一屆中國文化研討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討論中國文化的平臺。
中醫過時了嗎
台灣中央研究院台灣歷史研究所的劉士永以「中國醫學傳統與現代醫學範型可能的對話關係」為題﹐討論中醫傳統在現代醫學中可能發揮的作用。他講到古人認為「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以及「不為良相，當為良醫」。要成為一個好醫生﹐不僅要記住藥方、藥理﹐還要「上知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諸子百家、無所不知﹔陰陽推步、奇門數術﹐無一不精」。
醫生的行醫方式如出診、居家會診等幫助醫生對患者週圍的物與人有比較全面的瞭解；醫生的診所通常是街談巷議的場所﹐使醫生在信息不發達的時代能及時掌握最新的社會動態﹐瞭解疾病發生的社會環境。中國醫學傳統中這種全面立體的醫病方式顯然是值得現代醫生借鑒的。
在討論中﹐有一位在中國大陸學習中醫並行醫多年的女士提到目前國內對中醫診所的管理尚不健全﹐在北京中醫診所的醫生多為退休中醫師或通過非正規教育培養的中醫師﹐水平良莠不齊﹐有些人不講醫德﹐行醫作假﹐打擊了人們對中醫的信心﹐破壞了中醫的形像。
仁者成己愛人
「仁、義、禮、智、信」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所強調的為人之本，中文又以象形會意為主。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梁濤以「 新出土竹簡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再認識」為題﹐從竹簡中「仁」字的寫法入手探討傳統文化對這個文人修身立命之首的認識。
1993年10月，湖北荊門郭店楚墓竹簡出土。1998年5月，這批戰國中晚期以前的儒家與道家佚籍及其釋文由國家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這批佚籍的公佈，立即引起國際漢學界的高度重視，並且迅速成為海內外人文學界的研究熱點、焦點和前沿課題。這是因為老子、孔子及其後學之佚籍的問世，在一定意義上為學術界重新思考先秦學術思想史和楚國文化史提供了契機和新的資料。梁濤便是認真研讀這批竹簡的學者之一。
梁濤從竹簡中發現古文的仁字有「 上身下心」的寫法。他認為字「從身從心」，即表示心中想著自己，思考著自己，用當時的話說，就是「克己」、「修己」、「成己」，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要成就自己、實現自己、完成自己。在孔子看來，「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篇）要真正「愛人」、影響他人，必須首先要「立己」、「正其身」。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孔子提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篇）。沒有「立己」何以「立人」？不能「達己」又何能「達人」？這一思想後來被子思概括為：「成己，仁也。」（禮記 中庸）。
梁濤認為「使人愛己」和「愛人」還只是單向的，而「自愛」則是雙向的，包括了「愛己」和「愛人」兩個方面，它才是「仁」的真正內涵所在。如果說「從人從二」的「仁」字主要反映了人——我、關係的一面﹔那麼，「從身從心」的「 」字則更多反映了心——身、內在的一面，它們共同構成了「仁」的完整內涵。孔子仁學正是從這一傳統而來，包含了「成己」與「愛人」兩方面內容。
擺脫不了的連坐
北大法律學院教授鄧峰以「中華帝國的連帶責任之分化與進化」為題﹐探討了「連坐」這種因別人犯錯而受懲罰的中國獨特的律法現象。
鄧峰談到﹐中國古代的大多數時期稅收少﹐國家供養的官員數量很小﹐通常不超過六位數﹐國家機構的職能主要側重在緊急突發事件的救助上。高度發達的法律系統對這樣少數的官員有效地管理國家起到相當的輔助作用。
連坐制度在古代應用得很廣﹐親屬連坐﹐官員得為其舉薦的官員負責等。這種不嚴格區分個體責任的做法在當代也隨處可見﹐如單位制度、期貨市場的集體懲罰、要求企業的法定代表人對諸如門前三包或計劃生育的事項負責等。
為他人行為負責﹐無形中在要求人們嚴格自律的同時﹐也要求別人的行為符合規範﹐顯然與強調個人的自由與主權的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現代的律法系統應加強甄別個人信息的科學管理。
歷史悠久的玉文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劉國祥可謂玉專家﹐他在內蒙古自治區敖漢旗的興隆窪遺址發現的玉器是目前出土的最早玉器﹐已有八千年歷史。他以『中國玉文化起源發展與文明社會之誕生』為題向大家放映上百件玉器的照片﹐讓人在嘆為觀止中體會這些精美剔透藝術品背後深刻的文化內涵。
劉國祥談到研究玉其實是一個研究中國傳統社會文化、藝術、倫理、道德等各方面的過程。「東方弄玉、西方弄金」﹐玉在中國不僅僅是藝術品﹐古代對玉的使用有嚴格的規定﹐玉是神權、王權、財富、美德等的象徵。據不完全統計，中國有200多個字、詞、成語和玉字有關，這種玉石的文化現象，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比如「化干戈為玉帛」「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玉不琢不成器」等等。
文人的使命
由哈佛燕京學社研究員黃萬盛主持﹐復旦大學社會系教授孫中欣、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郁振華、華南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王秀麗及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干春松參加的圓桌討論進一步探討了對傳統的繼承及文人的使命。
黃萬盛教授強調最精緻的學術研究通過最負責的媒體來傳播最健康的文化是最理想的良性結構。反之﹐由粗糙的研究﹐通過浮躁的媒體的傳播﹐則會造成鄙俗的大眾文化。專家們也意識到中國的市場經濟導向及對意識形態的嚴格控制限制了對傳統文化的再認識及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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