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1日訊】（大紀元記者金沙編譯報導）中國電影以前可謂是被西方功夫迷所青睞，但自從李安的《臥虎藏龍》在西方發行以來，中國電影則真正在西方主流社會盛行。最近出版的一本新書，通過採訪中港台的導演們，透視中國電影的發展歷程。
這本書的作者是麥可‧伯瑞(Michael Berry)，書名是《用形象說話：採訪現代的中國製片家》(Speaking in Images: Interviews with Contemporary Chinese Filmmakers)。這本書由多篇作者與中港台著名導演的訪談實錄彙集而成。這些中港台的名導們表達出三個非常不同的中國社會，由於不同的政治情況，深遠的影響了現代中國電影的藝術走向。從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門的大屠殺，到台灣1950至1980年代的白色恐怖，到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的最低潮，《用形象說話》研討政治和海峽兩岸的關係怎樣塑造出三個中國電影的獨特風格。
全書開篇是與中國導演謝晉的訪談。從第二次世界大戰﹑1949年中國淪陷於共產黨﹑1960和1970年代無政府狀態下的文化大革命﹑1989年天安門民主訴求的致命鎮壓，以及中國踏入21世紀後幾乎無法停止的經濟爆炸，在20名受訪者中，謝是唯一一個親身經歷過中國這些轉變的導演。
謝於1923 年出生在四川一個富裕的銀行家家庭中。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他的名字被列入黑名單，從1964到1973年間沒有製作過一部電影。他製作了60年的電影﹐這是他 最消沉的一段時期。一直到今天，這段空虛的年代依舊帶給他夢魘。「我的父親服安眠藥自殺，母親跳樓，我不得不用自己的雙手把他們的屍體移走。」謝告訴伯瑞：「人的本性被摧毀，朋友和家人彼此出賣，整個時代是個悲劇，所有的中國人都是犧牲品。」
對於活下來的人們來說，文革實在是一段難以忘懷的日子，雖然第5代的導演們，如包括張藝謀在內的1982年北京電影學院的第一屆畢業生，當時只是小孩子，但這段時間的記憶依舊深深刻在心裡。「在那個大悲劇中﹐人性赤裸裸的暴露無遺，」張藝謀說：「人性中所有的弱點都暴露出來了。」
與張藝謀同屬於第5代著名導演的還有田壯壯和陳凱歌，他們對中國控制藝術和創作自由的嚴厲政策表現出少有的﹑坦率的批評。《馬賊》和《藍風箏》的導演田壯壯告訴伯瑞說：「我決定還不如替任何僱用我的人工作，反正我無法製作我自己的電影。」
香港的發展是一種非常不同的氣氛。自從1950年代初期，香港就開始表現出它是中國電影的心臟，而1970和1980年代香港的新潮更加建立起它是這個地區電影企業的翹楚，邵氏兄弟影業公司﹑ 國泰影業公司和金禾影業公司 都在導演陳耀成稱為「借來的時間」下蓬勃發展。
藝術創造在中國被壓制，卻在英屬香港殖民地開花，一直到1997年中國控制香港的前幾年時才開始衰退。 他們的生活會有什麼變化？當回歸的日子越來越近時，香港的導演們問自己：政府會把對付中國製片家的嚴厲限制強加給香港嗎？陳果告訴伯瑞說：「我們對於正在發生的事情感到一種悲劇的無助。」同樣的焦慮表現在已經退休和仍在工作的香港導演胡安﹑關錦鵬﹑陳可辛和陳耀成的身上。
台灣緊隨著香港的新潮，在1980年代的早期出現了新銳導演侯孝賢和楊德昌。他們的作品充滿微妙的藝術性，帶起了新台灣電影運動。作為書中「台灣之聲」的兩位特出人物，他們各自訴說在國民黨統治下白色恐怖時期的成長經歷。侯在台灣南部郊區，楊在台北大都會。「那個時期自我的創造很受壓，」楊德昌說：「他們沒有安全感﹐對於他們統治的合法性沒有信心。」
1980年代國民黨的統治逐漸放鬆，台灣電影企業也和香港成為勢均力敵的局面。「隨著新台灣電影的到來，各種抑制被解除，」侯孝賢說。新台灣電影為後來的新銳鋪好了路，如吳念真﹑蔡明亮﹑張作驥和李安，他們的訪談都紀錄在伯瑞的書裡。
也許最能代表台灣的導演就是李安。和台灣一樣，李安對自己的身份也弄不清楚。「雖然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是我還是懷疑我的身份，」他說。「我不知道我到底屬於誰。」李安非常的美國化：在紐約受教育，是少數支配好萊塢大預算賣座電影的中國導演之一。作品如 《理智與情感》﹑《綠巨人》和最近的《斷背山》。李代表亞洲電影既恨又希望變成的東西：美國化。
儘管地區各異，每一個訪談都表現出相同的一點：中國的製片家對美國電影和好萊塢票房領導地位表現出越來越多的譏嘲，然而他們似乎全都渴望成為好萊塢的一員，能夠融入主流，從「亞洲」電影的限制中解放出來。
例如在台北，大多數的電影廣告都是宣傳好萊塢的影片，只有很少的亞洲電影得到相同的宣傳，更別提台灣製作的電影了。只有功夫電影如張藝謀的《英雄》和李安的《臥虎藏龍》，這些中國製片家才能夠吸引當地的觀眾。李安說，他驚恐地發現，為了多賣門票，《臥虎藏龍》在台灣竟然被宣傳為好萊塢出品的影片。
伯瑞在書中通過與名家的訪談中也提出未來中國電影事業需要努力解決的題目：中文電影要成功的話，必須獲得亞洲觀眾的信心，中國導演必須樹立他們的信譽，成為可以跳出功夫影片的製片人。中國電影是否會在全球市場上繁榮和進取，還要拭目以待。
在這本568頁的書裏採訪的20位電影中人裏有兩位女性：香港導演許鞍華和台灣劇作家朱天文，不過後者被壓縮到只有一章，還是和她的長期合作人導演侯孝賢共同分享的。伯瑞在序言中風趣地說，這個缺點不是他的錯，而是華人在這個企業中男女失去平衡。
《用形象說話》這本書提供了關於中港臺電影名家的第一手鮮活資料，包括他們的夢想﹑激情﹑動機﹑經驗和政治觀點。伯瑞稱他的書是「外國觀眾能夠直接聽到中國電影企業工作者心聲的稀少機會之一」，也是一本提供讀者深入瞭解中港臺的政治環境是怎樣塑造過去﹑現在以及將來華人文化圈的獨特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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