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與制度創新 (27)

—中國大陸的憲政民主道路
張祖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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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波:1957年右派向中共進諫事件。這一事件已過去40多年了,當事人有不少已作古了。好在留下了大量文字材料,使後人瞭解起它來不致於太困難。從已公佈的材料來看,至少有兩點是可以肯定的。其一,這一事件是毛澤東和中共引發的,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是一件「引蛇出洞」的「陽謀」。其二,在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中,有一些並不真是右派,有的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還是地地道道的左派,只不過是在中共召開的會議上按照黨的要求,給黨或基層黨的官員提了一點小小的意見而已。

據說有人連意見都沒提,只是因為基層黨委要完成打「右派」的指標;或者在會議中間忍不住去了一趟廁所,就被打成「右派」。這些都不在本書的論述之列。1957年的2、3月間,毛澤東相繼發表了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和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公開表態動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給黨提意見。之後不久,《光明日報》編輯部改組,4月1日,著名的自由派人士儲安平就任總編輯,取代共產黨員常芝青。在一系列資訊的鼓動下,後來被中共打成「右派「的知識份子紛紛出來「鳴」、「放」。較著名的有章伯鈞、羅隆基(後被稱為「章羅聯盟」,實乃無稽之談)、儲安平、浦熙修、章乃器、徐鑄成、費孝通、曾昭掄、錢偉長、吳景超、黃藥眠、葉篤義、潘光旦、錢端升、沈志遠、陳仁炳、彭文應、孫大雨、陸詒、王毅齋、馬哲民、韓兆鶚、潘大逵、譚天榮、林希翎、葛佩琦、李慎之等。

如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交通部部長,時任農工民主黨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報》社社長的章伯鈞在5月21日由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整風座談會上發言說:「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這就是著名的「政治設計院論」。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森林工業部部長羅隆基則在3月份召開的全國政協會議上指出,中共在幹部使用上存在「宗派主義」的錯誤。他還提出:由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成立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過去「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偏差,它還將公開聲明,鼓勵大家有什麼委屈都來申訴。他的這個主張以後被稱為「平反委員會論」。儲安平則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發言指出,黨群關係不好的「關鍵在‘黨天下’」。他認為‘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他的言論當然被稱為「黨天下論」。其他人也都發表了不少中肯的意見或建議,如提出應對產生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不合理的制度進行大刀闊斧地改革;應該加強民主建設;思想應絕對自由;應重視發揮知識份子的作用;反對外行領導內行等等。

這些意見與建議,無論在當時,還是在今天來看,都是合乎情理的。但卻遭到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的嚴厲打擊。據有關部門公佈的數字,在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運動中和1958年的反右「補課」中劃定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為53萬多人(有人說實際上大大超過此數)。現今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當年就曾被打成右派,在被記者問到當年的感受時,他答道:「因為這種經歷十分痛苦,所以不願回憶!」(大意如此)當時中共中央曾專門發出《關於在工人、農民中不劃右派分子的通知》,並規定:在農村中,對於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不叫右派分子。由此可見,劃右派僅限於知識份子之內。而當時全國的知識份子才不過五百萬人;也就是說,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已占到知識份子總數的百分之十還要多。更為嚴重的後果是:

「沒有人再提意見。

通向‘大躍進’的道路打開了。

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打開了。」

(朱正著《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P542)

第二波:1976年的「四五」運動。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以後,中共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影響下,接連不斷地發動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如: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1959年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運動;1962年9月至「文革」的「四清運動」和1966—1976年延續達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由中共黨內的左派分子(以毛澤東為首)發動的這些政治運動搞得民不聊生,天怒人怨,終於在1976年初以周恩來去世為契機爆發出來。因其於4 月5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被鎮壓,故而史稱「四五運動」。這場運動名義上是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實質上是反對左傾路線,要求民主與法制,要求進行政治經濟改革。

早在「四五」運動之前,全國各地就已有不少人站出來公開聲討以江青、張春橋為代表的中共黨內的極左勢力。如發生在1974年11月廣州市北京路的署名「李一哲」的《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大字報事件(最早提出「民主與法制」)、1976年2月重慶鋼鐵公司的白智清張貼大字報批判極左思潮事件、1976年2月北京中央廣播事業局的竇守芳張貼小字報痛斥「四人幫」事件以及稍後發生的太原楊國珍張貼大標語、哈爾濱何慶華發表******、福州劉宗利的大字報事件、武漢鍋爐廠200多人召開大會指名批判江青、張春橋、貴陽制藥廠李洪剛等7人的大字報事件等等。「四五」運動實際是在3月下旬從江蘇南京最先爆發的,隨後,幅射到全國各地。規模最大影響也最大的還要數北京。僅4月1日至4月5日,北京地區自發的參加者就達到幾十萬人。

由於運動的矛頭直指毛澤東的夫人、寵臣以及由毛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晚年的毛澤東在聽完彙報後,當即將運動定性為「反革命」活動,(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悼念周總理,是反對我老毛,罵我秦始皇、我比蔣介石還殘暴。炮打江青、春橋、洪文,他們的總後台就是我老毛。」)並下令進行鎮壓。於是當局出動了員警和工人民兵,手持警棍和大棒,對運動的參加者進行了血腥的鎮壓,之後的一段時間還搜捕了許多運動的參加者。「四五」運動雖然被壓制下去,但此後僅半年,毛澤東就去世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邦」被捕並受到的審判,「文化大革命」隨之告終。

第三波:1978—1980年的民主牆運動和1980年高校民主競選運動。1978年11月「四五」運動(當時又稱為「天安門事件」)獲得平反和當年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之後,從1977年初就已出現的大字報驟然增多。其內容也發生了轉變,在陳述個人不幸和申訴家庭冤屈的大字報中開始出現表達政治意見的成份。起初,再次複出的鄧小平對此是支持的。1978年11月26日,鄧小平在接見日本民社黨委員長佐佐木良時說:寫大字報是正常現象,是我國形勢穩定的一種表現......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寫大字報。群眾有氣要讓他們出。(見1978年11月28日《人民日報》第1版)1978年12月初,鄧小平在中法貿易協定簽字儀式上又表示:「大字報運動會繼續,因為那是件好事。」鄧的講話公佈後,出現了一波政治參與的熱潮。北京發生了人數達到兩萬的政治集會,上海的政治性集會規模據說最多時達到15萬人。

集會群眾強烈地要求肅清極左路線的流毒,大力推進民主改革。隨後,自發結社和民辦刊物大量湧現。第一份張貼在位於北京西單的「民主牆」上的民辦刊物是《四五論壇》(1978年12月26日),緊隨其後的是《今天》、《群眾參考消息》等。到民刊的全盛時期,全國共有民辦刊物60多種,僅北京地區就有40多種(還不算各大學學生社團創辦的刊物)。這些刊物對民主思想的啟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時也為以後的民主運動提供了大批人才。初期的民辦刊物的編輯部往往也就是社團,而自發成立的社團也都擁有同名的刊物。最早的社團是貴州啟蒙社(1978年10月成立)和北京的「中國人權同盟」(1979年1月1日成立)。此後還有「興中會」、「社會主義民主促進會」、「上海民主討論會」、「振興社」、「解凍社」等。

政府起初的態度是既不予以登記也不予以取締,使之處於一種半合法狀態。之後不久,鄧小平的態度的轉變,他在197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說,「四大(注:指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從來沒有起過積極的作用」,並要求司法部門從重處理,3 月6日和3月29日,上海和北京先後發出地方性的「通告」,禁止在公開場所和建築物上張貼大字報,不准出售「反動」書刊;其後全國其他地方也相繼頒佈了同樣的規定。最後,中共以鎮壓手段(將魏京生、劉青、任畹町、徐文立等人判刑)和取消憲法中的「四大」權利,強行將其禁止(外省市的民刊一直撐到1980年)。(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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