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

【大紀元2月28日訊】（大紀元記者李大衛專題報導）《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是由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真相研究小組召集歷史、法政學者共同參與，歷時年餘而完成。這本書針對二二八事件當時政府決策層面、執行層面、「半山」份子、社會團體成員，以及新聞媒體工作者等相關人員的責任歸屬問題，進行深入分析，是繼1992年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之後，探討事件責任歸屬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在這份責任歸屬報告中，將二二八慘案的發生，分為元凶、次要責任者、共犯與連帶責任者，所以從決策者、軍政者、情治人員、甚至半出、社會團體、新聞媒體，都有其相關的責任。

雖然事件的當事人今天已大多不在世上，但是責任的追究仍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民主政治就是責任政治，民主政治的出發點就如同邊沁所說：「政府是必要邪惡」、「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敗」，所以權力需要「制衡」，行政、立法、司法必須要「三權分立」。

那麼當無辜善良的百姓受到公權力的欺凌時怎麼辦？也就是當政府殺人時，當政府犯罪時，該怎麼辦？雖然責任的追究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但只要不是採取暴力報復的手段，所有在公眾領域的理性討論、學術研究、歷史反省、與司法審判，不論其結果如何，都是值得嘗試的，都會是台灣走向成熟民主社會的過程中，極為珍貴的經驗與教訓。

這也是告訴世上掌握權力的領導人，如果為所欲為，甚至以權力欺凌、殺戮善良無辜的老百姓，不僅會被人民所唾棄，尚且還要下台負責，並面臨司法的審判。

反觀中國大陸，到現在已經是2006年了，共產黨掌握政權已經快六十年了，「禁忌」仍然一籮筐，甚且愈來愈多。從這本《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的出版所帶給人們的省思，「六四」的歷史真相，也必然是中共政府所必須要勇敢面的。1947年的二二八，1989年的六四，乃至於1999年的720，都是屬於「政府犯罪」、「政府殺人」的確實案例。

二二八在走過悲情的六十年後，終於走到「追究行為人責任」的這一步，而法輪功學員在嚴酷迫害尚未結束時，就成立了「追查國際」，以「和平理性」與「訴諸法律正義」的方式，在全球範圍內追查涉案者的犯行，追究犯罪者的罪行，其勇氣與智慧，不僅令世人欽佩與感動，也為世界文明豎立了不起的典範！

以下我們就為讀者導讀這本站在檔案證據的基點上，釐清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的研究報告。

一、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

國民黨長期以來，將二二八事件定位為台灣人要當家作主，脫離中國的叛國暴動，參與者是暴民、亂民。但近數年來二二八史料公開與研究成果，指出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因素才是爆發二二八事件的原因。1947年2月27日的緝煙事件，只是引燃火山爆發的導火線。是國府治台政策不當，引起民眾抗爭，而要求改革的運動。國民政府不思改革之道，反扣以「叛亂」之名，從中國派兵鎮壓，實施清鄉，逮捕槍決知識菁英和民眾。事件之後，國府掩蓋事實真相，嚴密監控異議份子，造成無形的恐佈氣氛，致使二二八成為台灣社會的最大禁忌。

二、蔣介石是事件元凶，應負最大責任

主要論點在於：事件發生前，蔣介石透過黨、政、軍、特等單位的報告，已掌握台灣訊息。事件發生後，許多台灣組織透過不同管道，向中央呼籲不要派兵來台，並要求懲治陳儀，赦免參與民眾，但蔣介石仍然選擇在3月5日指派21師師長劉雨卿率兵赴台鎮壓。3月8日，軍隊到台灣後，立即展開屠殺和清鄉的鎮壓工作。

事件後蔣介石非但沒有懲處陳儀處置不當，反而擢升他為浙江省主席，下令屠殺高雄市民的彭孟緝也高升為台灣省警備司令，這就表示蔣介石也認同他們兩位的鎮壓屠殺的作法。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唯有蔣才能決定派兵來台，也唯有蔣的支持，陳儀等才敢漠視台灣民意，任意非為；也唯有蔣的默許，軍隊才敢任意逮捕，不經審判，槍殺無辜。因此，這份報告認為：蔣介石是事件原凶，應負最大責任

三、陳儀、柯遠芬、彭孟緝等軍政人員應負次要責任

陳儀、柯遠芬、彭孟緝等三人自始至終主張鎮壓，只是陳、柯兩人在援軍未到之前，故意採取妥協態度。其實在事件開始，陳儀即向南京政府呈報，要求派兵鎮壓。此三人應負起鎮壓台灣人民的責任。陳儀更因施政不當，用人不明，造成社會亂象，要負起更大責任。

四、張慕陶、史宏熹、劉雨卿是鎮壓行動的共犯。

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整編第21師師長劉雨卿，此三人雖是執行任務，但不分青紅皂白屠殺民眾，縱容部下從中掠取錢財的行徑，是鎮壓行動的共犯。

五、情治人員的責任

情治人員調查進步人士、製造黑名單、到處捉人、秘密殺害，因此被殺害的人民不下千數。在事件中推波助瀾，做為日後羅織罪名、逮捕、槍決的證據，應負起共犯責任。

六、半山的責任

所謂半山人士，是指出身台灣，在日治時代前往中國，加入國民黨，在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工作的人。在事件後，有些半山受到統治當局的倚重，實際參與鎮壓行動，成為鎮壓的共犯。如軍統局台灣站長林頂立、曾任新竹長的劉啟光、事件後接任警務處長的王民寧等。清鄉工作的進行，多流傳是因半山的協助，軍警才能羅列名單，逮捕台灣菁英。

七、社會團體與媒體工作者的責任

國民黨接收台灣之後，黨政軍特各種勢力進入台灣，相互搶奪地盤、從事黨國不分的派系鬥爭。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操控社會團體，打壓異已。

媒體責任方面，中央通訊社作為國民黨的黨營機構，也負有為中央收集情報的職責，其所傳達的訊息對於蔣介石派兵的決定，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應負起報導不公、曲解真相、傳達錯誤訊息的責任。

八、線民、告密者、構陷者的責任

線民、告密者、構陷者提供情報資訊，擴大加深二二八事件的傷害程度，有其應負的責任。但情治單位及主政者未加查證，即採信片面之詞，以致釀成禍害，其責任應該重於線民、告密者、構陷者。

九、二二八事件造成的傷害

台灣菁英受此摧殘，幾乎傷亡殆盡，死亡人數據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小組估計約18,000至28,000人，但迄今仍無法掌握確實數目。倖存者則銷聲匿跡，不敢再過問政治。

十、人權與社會正義

二二八是台灣史上的最大禁忌，遲至1980年代，台灣民主鄉動蓬勃發展之後，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才公開挑戰國民黨的威權。雖然過程中充滿衝突、對立與緊張，終獲致三大突破的成果。一為政治禁忌的突破，二二八不再被視為叛亂、暴動；二為歷史禁忌的突破，從此二二八得以公開研究，台灣史研究從此已無禁忌，可以挑戰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的歷史觀點；三為文化禁忌的突破，文學藝術家不再逃避，敢以二二八做為素材，創作出代表台灣文化特色的作品。這三項突破使得二二八成為台灣的重要文化資產。

政治上可以談和解，但歷史不能以和解來解決問題。本報告逐一檢討二二八事件鎮壓屠殺人民的元凶及相關者，是希望社會正義與歷史公道能經由這個事件的反省，真正落實於台灣。

民法學者黃茂榮和刑法學者陳志龍指出，二二八事件的鎮壓者，不只有歷史責任，也有民事與刑事的責任。二次大戰後，猶太人追究納粹屠殺的責任，是世人面對歷史事件極好的教材，台灣歷史也需要這樣的反省，人權與社會正義才能真正在台灣生根。(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