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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慧園裏6號的母子冤魂 (二)

——「文革」實錄之一

牛角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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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17日訊】由於本人案情與李氏母子的案情緊密交織在一起,在敍述李家下面的不幸遭遇之前,在此必須先將我個人的來龍去脈扼要地交代一下。

我於抗戰期間(1941年)出生在南京一個工人家庭,父親抗戰爆發前在青島輪船上當水手,曾經參加過有名的「二七」大罷工,還是長辛店罷工總指揮部糾察隊成員。「解放」後卻一直找不到正式工作,偶爾做點零碎生意糊口度日。1953年我母親進了南京織帶廠幹紡織工,每月工資17元。同年我父親跌傷右腿後,全家四口人就靠母親的微薄工資度日。1954年小妹妹出生,母親沒有奶水,小妹妹終日嗷嗷待哺。至於奶粉奶糕,那是絕不敢奢想的奢侈品。當時我們全家人的主食是40%苞蘆面(即玉米麵)摻以60%的豆腐渣做的餅子,父親只能將苞蘆豆簏璆峇f嚼碎後喂我小妹妹。但我這個才四個多月大的小妹妹可能從娘胎裏就帶來了資產階級追求物質享受的劣根性,居然拒絕這種我們全家賴以活命的食物!1954年底一個滴水成冰的寒冬夜晚,我這位出生後一直挨餓的小妹妹悄無聲息地死去。母親摟著她那纖小的屍體哭了一整夜。次日早晨,一位鄰居借了五角錢給我們,父親用此款托人買了一隻草蒲包裝進我的小妹妹送到了亂墳崗。

小妹妹死時我十四歲,剛上初中二年級。可能是窮人的孩子懂事早的原因吧,從我的小妹妹餓死的那一刻起,我再不相信什麼「解放」「翻身」「人民救星」之類的鬼話,並且無論這種鬼話如何與時俱進、花樣翻新!

1955年,大概是「家庭出身好」的緣故,我被保送到武漢湖北機械專科學校讀書(軍工院校),學的是水雷專業。1957年「反右」鬥爭開始,我們校長繆忍安(老先生目前尚健在,已屆九十高齡)在全校動員大會上熱情號召全體師生積極投入「大鳴大放大字報」,踴躍向党向領導向政府提意見,並再三保證不管提什麼意見、不管言辭多麼激烈,絕對不會秋後算帳。我至今記得當時他一段精彩講話:「……現在,有一部分同志不相信党的政策,心存顧慮怕秋後算帳,不敢寫大字報,不提意見。我們去動員他向黨提意見,他卻說共產黨實在英明偉大,想不出還有什麼意見可提。我認為這部分同志講的不是實話。連我們共產黨自己對自己都有意見,你們就真的一點意見沒有?這分明是對黨不同心不同德嘛……」(現在看來,老先生當年說的可能也確實是真心話)。經過這些大大小小的動員會,全校很快掀起了大鳴大放高潮,一時間到處張貼著琳琅滿目的大字報。那時我儘管對共產黨沒什麼好感,但畢竟只是一個涉世尚淺的十七歲毛頭少年,也提不出多少意見,只是隨波逐流地寫了十幾張大字報。當時學校還對每個人寫大字報的數量有指標規定,為了完成任務湊足張數,我的字往往要比別人大出一號。就這麼熱鬧了一個星期,突然間風向大變!凡是意見提得多、問題提得尖銳的師生員工,無一例外倒了黴。其中七八個「與黨同心同德」最「積極」者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那位在會上大聲疾呼要與黨「同心同德」的校長先生,卻在十餘天後就把「決不秋後算帳」的話一口吞了回去,換上一副大義凜然面孔,在全校師生員工大會上義正詞嚴地痛斥起「右派分子向黨進攻」的罪行來。

說實話,我毫無在此指摘我的老校長之意。在我的印象裏,他是一位不錯的領導,平時治校行政、為人處世都中規中矩。如今關於那場「陽謀」出臺的前後經過已為世人盡知;設身處地想一下,當時敢於違命抗旨者又能有幾人?我們那位老校長倘若不那樣做,他的上司,他上司的上司,怎麼能放過他?半個世紀後的今天,當我們回顧那些往事時,除了不堪回首的酸楚外,他恐怕還要多吞下一口苦水,如此而已 。

在運動前期由於我寫的十幾張大字報都是些人云亦云無關痛癢的廢話,我倒也安然無事。誰知臨近運動尾聲時,在一次班級會上我的發言卻撞在了槍口上,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後來的命運。在那次班級會議上,有同學借「暴露」自已錯誤思想為名提出,當初繆校長在鳴放動員大會上信誓旦旦地保證過不會秋後算帳,現在還沒有到秋後,怎麼這麼快就把提意見的打成右派了?這是不是秋後算帳,這算不算領導講話不算數?今天回想起來,那句「性格即命運」真是至理名言啊!我這人自少年時代起就有好出風頭、喜歡逞能的惡癖,自以為讀了幾本書,一有合適場合,總不失時機地賣弄一番胸中的半瓶子醋。當時我不等那位同學把思想「暴露」完,不假思索地就接過那位同學的話茬說:「怎麼不算?這是典型的出爾反爾,這是事先設計好的一個大騙局,就等人們來上當!」接下來我又引經據典,從《東周列國》、《孫子兵法》談到《楚漢相爭》、《三國演義》,列舉了「兵不厭詐」、「引蛇出洞」、「誘敵深入」等古今戰術戰例,滔滔不絕眉飛色舞,以至後半場的班級討論會幾乎被我一人全包了。我倒是只顧賣弄,圖了一時咀巴痛快,誰知這番講話很快被整理出來送到了黨委辦公室。黨委反右辦公室審查後,一致認為「這是一起嚴重的公然為右派分子鳴冤叫屈的政治事件,一定要嚴肅處理,否則將影響我校反右鬥爭的深入」云云。後來,多虧班上團支書、領導小組組長等幾位老大哥老大姐(注:我在班上年齡最小,俗稱「老巴子」,外號「倚小賣小」;當時我17歲,按現在的法律用語,還屬於「限制民事責任能力」的年齡)暗中庇護,在開了幾次對我的批判會後,小罵大幫忙地做了一個結論,大意是「家庭出身好,不是立場問題」、「問題雖很嚴重,態度還算端正」、「胡說八道,有口無心」、「聞屁不辨香臭,開口不知輕重」等等。最後黨委以「該生一貫表現不好,在反右鬥爭中公然為右派分子鳴冤叫屈,情節嚴重、性質惡劣。本應嚴處,姑念年齡尚輕,現給予教育幫助機會」為由,給了我一個「最後警告」處分。從此這口「黑鍋」在我的檔案裏「背」了二十二年之久,直到1979年才隨著後來的「現行反革命罪」平反而同時卸下;而它對我人生軌跡的影響卻很快就見之分曉。

有了1954年小妹妹活活餓死的切膚之痛,現在由於議論「引蛇出洞」又外加一口「黑鍋」壓背,十七歲那年我感到自己真正「長大成人」了。打那以後我不但不相信任何「鬼話」,還養成了一亇很壞的習慣——對所有的官方檔和國內報刊,我總是倒過來看!而且這個壞習慣不幸延續至今,誠如偉大領袖批判壞人時說的「改也難」。

就這樣,我背著黑鍋在1960年從學校畢了業。隨即被分配到杭州船舶專科學校,名義職務是機械製圖教師,但沒有教過一天書。原因是學校領導在我檔案中發現了我有「右派言論」這個特長,雖無「右派分子」職稱,好歹有個「最後警告」頭銜(相當於初級職稱?),為了按「才」錄用,於是把我和那些有「正式職稱」的右派教授、講師們「同類項合併」,分在一起從事基建勞動。我當時倒沒怎麼計較,甚至還天真地以為這樣倒相當安全——同是天涯淪落人,都到這地步了,總該有個相互同情照顧,或者說至少會「同病相憐」吧?但很快我就發現自己大錯特錯了。和我成天一起勞動的「右派」先生們,不但在繁重的扒石子、扛水泥、抬黃沙之類的勞動中賣力幹活、積極表現,在政治學習發言時更是爭先恐後、唯恐有怠,除了深刻批判自己,還不遺餘力相互揭批,有時「火力」甚至比當年革命群眾批判他們有過之而無不及!最後,我居然成了他們的靶子和邀功對象。平時我信口開河的日常講話,經他們「上綱上線」,將其整理成材料密報了黨委,驚動了黨委書記魏某。這位魏書記過去一直在部隊當政委,政治嗅覚敏銳,「階級鬥爭」經驗豐富。當時學校創立不久,這位書記大人主政以來尚無尺寸之功,急於在政治上有所斬獲。在看了我的右派同事們的告密材料後,頓時引起了他極大興趣。正愁暫時沒有合適的「靶子」,現在有了現成的「獵物」,豈能輕易錯過?當即召開專門會議進行動員、安排。事後一位當時在其身邊工作的朋友告訴我,魏書記曾在黨委會上「啟發」大家: 「右派分子已經夠反動了,現在連他們都認為這個姓方的思想反動,可見姓方的反動到什麼程度了!」(注:一個人如被好人說壞,還不至於真壞,若被壞人說壞,則不壞也壞。這真是比黑格爾還黑格爾的辯證法)經過如此嚴密的邏輯推導,他親自部署我所在的系對我進行了系統揭發批判。在對我的多次批判會上,右派同事們那種大義凜然、嫉惡如仇的批判發言,真使我目瞪口呆,天哪,這哪是右派啊,分明是地地道道純種的無產階級左派啊!我還真得謝謝他們,得以從他們揭發我的「反動言論」裏,一條一條看清了這些告密者的醜惡嘴臉。三十多年後,當我從張賢亮先生的名作《我的菩提樹》中讀到「和這種知識份子在一起,比夜晚在深山中和狼同行還要危險」一語時,登時不禁拍案叫絕,這亇張賢亮,簡直他媽的把話說絕透了!

約一個月後,浙江省公安廳突然來了兩個人找我談話。第一次來時,他們從公事包裏掏出一疊材料,邊看邊問,似乎在核實我的一些言論。一周後,這二位又來了,這次開始沒怎麼提問題,只是東拉西扯聊起我平時的勞動和生活。後來一位有絡腮鬍的大個子忽然問我:「你同你們領導是不是有什麼矛盾?」我說沒有啊,我不過是剛分配來的一個青年教師,平時跟書記、校長連話都沒有說過,哪來的矛盾?另一位則自言自語起來:「這就怪了,」他揚了揚手中的材料說:「我們認真看了你的材料,也同你直接進行了接觸。我們覺得你有些言論是有點問題,不過還不屬於敵我矛盾。你們學校兩次堅持要送你去勞動教養,也不知是什麼意思?」最後他挺誠懇地說:「好好安心工作吧!批評教育也不是壞事,以後說話注意點就行了。你是知識份子,不用我們多說你也會明白。」就在兩位已經起身出門時,絡腮鬍子忽然又踅進屋內低聲對我說:「在可能情況下,你最好還是調一個工作單位吧!」

這兩位來後,我才知道學校已將我的「反動言論」材料報到了浙江省公安廳(注:我校的內保直屬省公安廳),並兩次要求送我去勞動教養。而公安廳對我的問題倒挺慎重,經過反復審核最終未予批准。

到了八十年代後,不少在前半生吃盡政治運動苦頭又經過牢獄之災的朋友在「憶苦」時,往往以「洪洞縣裏無好人」對共產黨幹部「一言以蔽之」,其實這種看法是片面的。當年,那兩位公安廳人如果在學校送我勞動教養的報告上大筆一揮,再蓋個章,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嗎?尤其那位絡腮胡大個子的出門踅回,更屬多此一舉;凡此種種,包括後來我在勞改期間同勞改隊幹部的接觸,即使作為被專政的「階級敵人」,我也還能在專政者的身上多少體味到一些殘存的人性。

折騰了一個月左右,對我的揭發批判總算告一段落。又隔了十幾天,魏書記單獨找我談話,說原來要送你去勞動教養的,但考慮到你出身好、年紀輕,組織上決定還是要幫助、挽救你,希望今後好好改造世界觀,努力做好工作,云云。儘管我心裏透亮,表面上還是裝出一副感恩不盡、痛心懺悔的樣子,表示今後一定聽書記話,好好改造自己的世界觀 。

事情結束後,絡腮鬍子那句臨別贈言一直在我腦海裏迴旋。這個學校環境實在太險惡,確實不能再待下去了,我決定辭職回南京。當機立斷,主意打定後的第二天,我就把辭職報告送到人事處。三天後,學校下文批准我自動辭職。臨走的前一天晚上,我狠狠的揍了一個鄭姓老右派一頓。這位鄭右兄原系XX機械學院的副教授,年齡已近「知天命」。在反右鬥爭中,大概也是口沒遮攔地向領導提了一通意見,最後成了右派。有次我和他一同如廁,蹲著無聊,東拉西扯說了一些閒話,其中扯到過到處餓死人的事。及至開我批判會時,他為了好好表現表現,竟添油加醋「揭發批判」我,說我「惡毒攻擊三面紅旗」、「污蔑社會主義制度」,說我「造謠到處餓死人」。當時廁內只有我們兩人,而他的「反動言論」比我還多;現在我倒楣了,他卻落井下石,聲色俱厲、唾沫四濺地把所有髒水往我身上潑!這口氣我此時不出更待何時?當他鼻青眼腫「狀告」到保衛處後,保衛處大概是認為這屬於壞人打壞人活該,結果不了了之。

這位鄭兄倘若還健在(當屆九十高齡了),我還是願意當面向他道個歉。無論如何,「君子動口不動手」,且從法律角度我也侵犯人權了。在我記憶中,我從未主動打過人,這唯一的一次,打的居然是一個年已半百的老右派,一想到此事,心中就很不是滋味。再想想連吳晗這樣的正人君子,在「反右」中居然也出賣過朋友,嚴酷的政治環境能把人的心靈扭曲到什麼地步,確實超乎常人的想像!

1961年秋,我自動辭職回到南京。作為「漏劃右派」,我跑遍了有關部門,找不到任何工作。1962年,為了解決吃飯問題,我不得不以「待業青年」身份隨同一批中學畢業生到南京東流農場當農業工人(主要從事果木種植)。工資不是很高——16元[資格龍(鍵盤輸入者)插話:我的「勞教工資」還比你多五毛呢!:)]。兩年之後,據說是落實知識份子政策,一下子把我的工資調高到每月19元。如果把當年我們的社會結構分成十八層的話,我的社會地位大約相當於十七層半。儘管到了這個層面,檔案袋裏那口「黑鍋」還是如影隨形地忠實陪伴著我。1962到1966年期間,由於我的特殊政治身份,一直蒙受農場領導的特殊關照,在1963年還榮獲一頂「監督勞動」桂冠;此間的許多故事就暫時不表了。

1966年「文革」開始後,領導們無一例外成了「走資派」。農場同全國其他單位一樣,呈現出一片泛自由化狀態。領導們成為「走資派」後,手中的‘階級鬥爭權杖’,一夜之間全被偉大領袖收繳了,權沒有了,架子隨著也小了許多,見面時居然也會恭維我幾句,這倒著實很讓我「受寵若驚」了一陣子。不過真正舒心的還是,生產無人過問,上不上班根本無人管,這使我這個天生好逸惡勞的人有了許多看書、拉琴、練字的時間,日子過得十分逍遙。(從1967到1968年期間,我還曾積極投身過當時風靡全國的「三忠於」活動中——應邀到各處繪製偉大領袖的紅寶像[油畫]。不過動機不太純,主要是貪戀邀請單位的飯菜香煙招待,每到一處明明十天可完工,我往往要拖一倍以上時間。那一年多裏,我和我的小助手栗X兩人吃的紅光滿面。後來在我被抓後,曾有不少革命群眾揭發我,說我在畫偉大領袖紅寶像時,從來沒有一氣畫完,今天畫個頭,明天畫身子,故意讓偉大領袖身首異處,用意惡毒至極。令我詫異的是,這條極為嚴重的罪狀最後居然沒寫進判決書,至今不解何故?)

就在那年秋天,我認識了李立榮。

是年農場創建閥門廠,負責技術工作的是三位下放幹部。其中兩名講師、一名八級技師,理論、技術均屬一流。經他們推薦,我被調入閥門廠做他們的助手。進廠後我認識了幹車工的李蔚榮,然後通過他認識了他的弟弟李立榮。認識李立榮,我的人生出現了重大轉折。

初次在李家見到李立榮並與之交談,我就被他不凡的氣質所征服。他關於政治、文學、藝術的獨到見解,使我既佩服又吃驚;而他同時表露出的真誠和直率,更是令我感動不已。我在農場埋了五年,每天與黃土為伴,同階級鬥爭打交道,現在陡然在面前出現一個倍感親切的知音,原來那顆冷漠孤寂的心頓時充滿了溫暖。當我們談到淩晨一點握手告別時,我哭了。

相見恨晚之餘,我們很快成了莫逆之交。從認識他開始到1968年夏的兩年多時間裏,我們共同經歷了歡樂和憂患。在他失去自由前的那段日子,他最要好、最知己、最信任的朋友就是我。我對他的情誼,絕不亞於我家中唯一的同胞兄弟。儘管後來發生了那麼可怕的事,卻絲毫未能動搖我們之間的信任和關心。在我出事之後,我根據辦案人員的口氣和種種跡象證實,他把我們之間只有兩個人才知道的一些事一直帶到了刑場。我很清楚,只要他在被捕後稍微供出這些秘密的一部分,我恐怕活不到今天。 (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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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3-17 3:3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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