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2日訊】1972年深秋的一個下午，我所在的小學快放學時，忽然有一隊民兵在一個大隊幹部的帶領下熱熱鬧鬧地從校門口經過。老師就趕出去跟那大隊幹部打招呼，順便想看看是怎麼回事。那幹部見老師出來就讓隊伍停下來，跟老師聊起了天。當時我們小學一到四年級在一個班，當然在那個年月學校可不是以學習文化為主，學生們自小就被培養著高度的階級覺悟，對社會的事情遠比對學習關心得多。在老師跟那大隊幹部聊著時，學生就紛紛湧出教室去看熱鬧。
我們出得教室時發現五六個民兵，其中有兩個民兵還背著部槍，在他們中間居然有兩個個頭跟我們相仿的男孩。那兩個男孩一下見這麼多的孩子來到，顯然很想躲避，儘量往大人的後邊靠。正在這時，那大隊幹部大聲喊著「雲龍、雨龍，你們過來。」只見那兩個本想躲閃的孩子怯怯地走到那幹部與老師前。就聽那幹部跟老師指點著說：「那稍高一點的孩子叫雲龍，矮的叫雨龍，是村中王時仙地主的仔」。老師恍然大悟地說：「原來你們是去接他們回來。唉，真是不覺中又過去四五年了，看他們都長這麼大了。這次去接都順利嗎？」顯然老師的問話激起了那幹部的演說熱情，這時生產隊員也正好收工路過這裏，大家自然也圍過來瞭解情況，於是那幹部就索性站到人群中大聲講述起這次他們去接這兩個地主仔的事。
去接這兩個地主仔回村的事在村中已傳了一段時間，原來村民中似乎有些人並不同意這麼做，認為孩子太小，大的不足十歲，小的不足八歲，過來以後怎麼生活？然而大隊幹部與村中一些階級覺悟高的群眾在一次會上站在階級鬥爭需要的立場，力主必須掌握改造地主分子主動權的重要，一下封住了那些有不同看法的群眾的口。在那個階級鬥爭壓倒一切的時代，什麼一打上階級鬥爭需要的印記，就沒有人敢反對，否則他就是新的階級敵人。
王時仙是我們村中唯一的地主，不過他這個地主可是沒費什麼心血就得來的，因為他祖上幾代都是單傳，在別家因孩子多而分了幾次家後，他家仍頑強地堅守著祖上那份田地沒分，這樣一來別人家田就顯得少而他家就變成了地主。雖說是地主在當年也只是農忙時才請兩三個短工，平日裏一切勞作還是靠自己。中共奪權後土改時大概考慮我村在附近還算個大村，有兩百多口人，不劃出個地主說不過去，於是就將王時仙定了個地主。其實當年定地主時王時仙還不足十五歲，嚴格地說這個地主應該是他父親，然而中共做事可不那麼嚴格界定，一家被定為地主那就世代都是地主，哪管兒子還是孫子，地主完全成了世襲繼承的冠冕。王時仙就這樣蒙他祖輩的恩德而在未成年時就背上了地主的大名，田地充公、家產抄沒，就成了理所當然，至於勞動改造，那更是自然，不過王時仙家本來就靠自己勞動，這改造對他們就沒什麼困難了。
誰知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原本改造多年，早變得比貧農還貧農的的王時仙一下成了專政的重點，於是一批批革命群眾不斷將他糾出來批鬥。到1968年，在大隊統一的一次批鬥大會後，王時仙終於死了。村中關於他的死有幾種不同說法，有說是被用棒子活活打死的，有說把頭按在水中溺死的，還有說是用電觸死的，總之是死了。王時仙當時還不到三十歲，扔下了五歲多的雲龍、三歲多的雨龍、一歲多的女兒，就不清不楚地死了。在極度的恐懼之下，王時仙的妻子帶著三個孩子逃回了那離我村有近二十裏山路的婆家。
轉眼六年過去了，村中一批幹部在看到別村階級鬥爭熱火朝天的情況下，深感自村沒有地主可鬥的落寞。於是就要求將地主的兒子帶回村來接受改造。
由於我村是廣西，雲龍、雨龍外婆家在湖南，在那個糧食緊張，戶口管理極嚴的年月，兩省之間要人回來手續是麻煩的，然而在那個階級鬥爭掛帥的時期，一切給階級鬥爭需要讓路，湖南地方也不例外。村中由大隊幹部出面，基幹民兵為主組成了接回地主仔工作隊。他們先後去湖南三次，在有關地方政府的積極配合下，這一次終於如願接回了地主的兩個兒子，名之為小地主的雲龍、雨龍。
據大隊幹部說他們到那村後，原本是想將三個地主仔一起接回來的。結果那村一批覺悟不高的群眾出來勸阻，後來那地主婆牽著那剛六歲的孩子跪在地上哀求，村裏許多群眾也跟著下跪，只好高抬貴手，放他們一次算了，不過已經說好待孩子長到十歲後，還是要送回村來接受改造的，否則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怎麼表現出來呢？在大隊幹部繪聲繪色的講述著接地主仔的輝煌成績時，誰也沒注意到人群中那兩個地主孩子在偷偷落淚。
大隊幹部講述完接人的成績後，就極為榮耀地帶著自己的戰利品——兩個地主仔，在村民的簇擁下往村中地主的老屋走去。到了地主的老屋時，那近五年沒人住，也無人管的屋，門半掩著，幹部就讓兩個地主仔進去，並說這是你們的老屋。誰知那個倆個孩子一聽到了老屋就驚恐得全身顫抖並想轉身逃走，大隊幹部連推帶拉地硬是把他們塞進了老屋。進到屋後，那倆個孩子再也忍不住地大哭並哀求那大隊幹部將他們帶到別處去。那大隊幹部根本沒理會，也沒問原因，只交代身邊一個跟來的老農說：「你也算是這地主仔本家，平日就幫照看點，可別讓他們跑回他娘那去了，若跑了就惟你自問。「那老頭唯唯喏喏地應著。暮色中那兩個孩子緊張地瑟縮在一塊，村民也在夜色中紛紛散去。
我回到家後就聽父母在悄悄議論著接回地主孩子的事，母親連連歎息說：「真是作孽啊！那麼小的孩子，今後怎麼生活？讓他們住在那平日大人都不願進入的屋中，他們肯定害怕。」
關於那地主的老宅在村中有許多傳言，只是當時我們孩子並不知道，但孩子們平日被嚴禁到那屋中去玩耍，甚至連那屋邊都不給靠近的現實，使人感到那屋的怪異與詭秘。多年後我才漸漸聽到關於那屋中所發生的一些事。那老宅也是地主祖上留下的，文革發生後，革命群眾沖入那老屋鬥地主，當時就將王時仙用繩子反綁雙手高吊在那屋的梁上，要他交代所謂「變天帳」。在反復拉上拉下的吊罰中，那地主痛苦的喊叫聲響徹全村。為了打擊地主，每次吊打王時仙時還特地將服一家老少綁在那屋中看著他受折磨，當時雲龍、雨龍就是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父親被吊打得多次昏死過去、屎尿並流，以至於嚇得他們當場大哭，為此他們還沒少被革命衛兵們毒打。後來他們的祖母也就吊死在這老屋的梁上，他祖父也是在這屋中被折磨死去。再後來這屋中沒人住了，村中就傳說在雷雨的夜晚常能聽到這屋中傳出淒厲的哭喊。所以村中大人們都不讓孩子到這屋來，隊裏也不敢拿這屋來放東西。知道這一切後我才理解當日雲龍兄弟到他老屋時的顫抖與哀哭，顯然他們對當年的恐怖有刻骨銘心的記憶。也是因為這樣，他們兄弟後來只住在屋角上的一間小房中，從一扇側門出入，從來也不敢到堂屋中去，儘管如此，那時時可見的堂屋能不勾起他們痛苦的回憶嗎？
我母親跟雲龍的母親是同一個地方的上下村的人，小時候她們就相識，後來嫁到這同一村後自然是好朋友，在文革前每年回婆家拜年時，我母親跟雲龍母親總是結伴而行。文革發生後我母親每年回婆家時總會偷偷去看雲龍的母親，所以兩家並不寞生。雲龍、雨龍回到村後，很快我們就成了朋友，因為我母親經常叫我去看看他兄弟的情況。在那個
歲月，大人們是不敢明目張膽地去關心地主仔的。
雲龍、雨龍兄弟被接回到村後，就被那些階級覺悟高的幹部象扔垃圾一樣丟棄在村角的屋中，沒有人會想到去關心一下他們的生活。在那個靠工分來換取村中分配穀物的年月，他們兄弟因不夠參加集體勞動的年齡而根本沒法獲得工分，於是他們只好承擔村中養豬的工作，每年將養的豬送到生產隊，豬的重量結算成工分後再分給他們糧食。在那種缺吃少穿的年月，養豬真難，設想連人都吃不飽還有什麼東西來喂豬？但若養不出豬，年底就分不到糧食，那就沒法活下去，所以養豬難，不養更難，真是沒路可選擇，於是兄弟倆只好起草貪黑地到田間地頭去扯豬菜。一個近十歲的孩子牽著個近八歲的孩子，風裏雨裏都得去采幾筐豬菜回來。因為這樣幾年下來，他們兄弟竟然比村中老人還熟悉山上人能吃的植物，可見他們在采豬菜時，也在努力尋找自己能吃的東西。
在我們當地采豬菜不易，但砍柴就更難了。養豬需要大量的柴來煮豬食，我們當地砍柴得走十來裏山路。成人一天早上出去，晚上才能砍回來一擔柴，由此可以想見他們兄弟砍柴的艱難。由於這些遠超過他們年齡所能承受的困難，他們養的豬自然也不是很理想，以至於每年分糧食時，他們總是分不足那原本不多的定量糧。兄弟倆一年只能分到四百來斤的稻穀，合計一天每人不足半斤米，在那種正長身體的年齡，這點糧食就算餐餐煮粥也吃不到半飽。至於穿衣服，在我印象中他們兄弟多年都是穿著從他母親那裏來時的那一套秋裝，變化的只是衣上不斷增加的補丁。
然而生活的艱難顯然不是兄弟倆最痛苦的。他們兄弟在被從母親身邊帶離時還在村中上學，大的是小學三年級，小的是小學一年級，被接回村來後，上學就沒他們兄弟的份了。可是兄弟倆對上學卻充滿著嚮往，每當看到同齡的孩子背著書包去上學時，他們都遠遠地站在路邊呆呆地看著。我跟他兄弟是最好的小夥伴，事實上在村中也只有我跟他們熟，因為別人不是欺侮他們，就是遠離他們，他兄弟也不願跟別人往來。當年我每天放學後也常要去幫家中扯點豬菜，於是我們經常約好在學校前面三百多米的一個小山坡後見面。我曾多次要求他們到學校門口等我，但他們堅決不去。他們常常就在那坡後草地上等我，以致在那山坡上有一塊地方被他們兄弟臥得連草也生不出來了。因為他們在那爬著等我時，能清楚地看到學校，而學校的師生卻看不到他們，於是他們經常早早地採好豬食就到那裏爬著看學校，順便等我，時間長了那地方也被爬光了。我每次放學後，來到那坡後，他們總是圍著我問當天的學習，我就拿書本出來給他們看，他兄弟輪流看語文、數學。為了這份送書的友情，他兄弟經常把好不容易采來的豬菜分些給我。
有一年「六。一」兒童節時，我們學校就在教室外的空地表演一些遊戲節目來歡度節日，等我們歡度結束，天色都快黑了，我匆匆趕去那山坡後面時，發現雨龍一個人在那坡上已經睡著了，而他那滿臉的淚痕暴露著他剛才肯定在這哭泣過，只是哭得累了，又等我太久就睡著了。在我到他身邊坐下時，他還是驚醒過來，很不好意識地擦擦眼睛問：你放學了？今天怎麼這麼晚呢？其實他肯定知道，並且他肯定在這偷看我們玩遊戲很久了，也肯定因為這樣觸動了他太多的傷感，所以才哭得睡著了，但這一切我不能說破，否則又讓他傷心。我奇怪他哥怎麼沒來，他告訴我說自己的哥有點感冒先回去了。正說著時，他哥又來了，只見他也是雙眼紅腫，好象從什麼水邊洗過臉回來。他見我也不好意識地說：今天放學真晚噢。我們回家去吧！他兄弟都低著頭和我一起回去了。他兄弟想上學並且也能學，我的書常常給他們看過後，他們記得比我還熟，有不懂的我還常常問他們。
在那個讀書的年齡，學校他們只能瞭望，書本他們只能借讀，他們心中的苦自然可想而知。然而對他兄弟而言，更苦的當然是生離死別。他們被生生地從自己母親身邊拉開到二十裏外的我村，為了階級鬥爭的需要還被明令禁止他們母子的往來。十來歲的兩個孩子，在那麼艱苦的環境中對親人的依念是可以想見的。難怪每到過新年時，他們兄弟就躲在家中不出門，甚至整天不生火，在村中鞭炮與孩子的嬉鬧聲中，他兄弟躲在被中哭泣著，哭累了就睡，睡醒後又哭。他們思念母親的心情常表露於他們看到同齡孩子被父母掛著手時的淚水中，他們也深深掛念著自己的妹妹。有幾次我母親要回婆家時他們偷偷地將自己省下的最好的東西托我母親帶去給他媽媽和妹妹，還有一次竟將僅有的一隻雞托我母親送去了。
也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雲龍、雨龍兄弟就喜歡到離村較遠的一個高山上去採豬菜，其實那山上並沒有什麼荒地可長豬菜。有個星期天我要求跟他們上到那高山上去採豬菜，他們儘管不太樂意，但也不好拒絕我，到了山上時，我才發現他們到這高山上來是為了能遙望他母親所在村後面的高山，猜想著自己母親也可能會帶著妹妹在那山上幹活，兄弟倆看著、談著，也情不自禁地流著淚。
其實他們兄弟在我印象中是最堅強的小孩了，有時候生病，或是受傷，或受村中別的孩子毆打，都從來沒見他們哭過，大概除了我曾見過他們幾次哭泣，村中其他人應該很小看到他們流淚的。
那些饑寒交迫、生離死別對孩子固然痛苦，然而更讓他們兄弟痛苦不堪的還有那成人都難以忍受的批鬥。有幾次外面村中拉人到村裏來游鬥時，村中那些熱衷階級鬥爭的幹部常常在這時想起了村中還有地主分子，於是就把他們兄弟倆拉來陪鬥。每到這時，他們兄弟那滿臉的痛苦實在讓人不忍多看，但在這種時候卻從來沒見過他們流淚。他們只是默默地低著頭，緊緊地咬著嘴唇，有兩次他們甚至被激起階級仇恨的群眾在沖上臺去打別村那些被鬥者時，順便將他們也揍了，在他們被扶回家時都沒見他們當著人哭，只是在人都走後，他們才縮在被子中痛哭。
多少年後，他們兄弟只要一聽說開大會就會渾身不自覺地發抖，那種痛苦與緊張總難消減。
真是蒼天有眼，在那樣嚴酷的環境下，這兩兄弟居然頑強地活了過來。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對地主的階級鬥爭終於結束時，這兄弟唯一的願望便是回到他們母親身邊，因為自1972年他們被帶離他們母親後就從未見過自己的母親。
2006-5-9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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