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3日訊】三月初中國經改會在京郊舉行內部的經改形勢座談會，會上由各官方學者與負責人發言。提出許多尖銳意見，顯示中國經改問題嚴重，政改呼聲增長，而一言堂時代已不復存在。
今年三月四日，國務院屬下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在北京郊區山莊召開一次不公開的座談會，邀請廿多位經濟或法學專業的學者和官員，討論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希望將所表達的意見提供中央高層參考。為了使參與者能暢所欲言，座談會便採取閉門方式，不讓記者或傳媒知道。但百密防不了一疏，卻被「華嶽論壇」在網上捅了出去，將整個座談紀錄發表，這才讓大家知道內情。
高尚全開場白稱爭論激烈
會議由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主持。座談會透露了一個重要訊息，黨內對改革存在重大分歧，而且爭論得很激烈。中國經改會會長高尚全在開場白的一開頭就說：「當前對改革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爭論和反駁」。爭什麼？主要是爭：１、反對私有化，捍衛公有制；２、認為市場化侵犯弱勢群體利益，房改後老百姓住不起房，醫改後老百姓看不起病，教改後小孩子上不起學；３、貧富差距嚴重，收入分配不公，貧污腐敗泛濫，社會矛盾激化。因此反對改革的一方認為目前的形勢糟得很，原因是改革違背了社會主義原則，違反《憲法》，於是給改革戴上一頂帽子，叫做「新自由主義」，指它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內應，搞和平演變。
上述持論者指責改革違反社會主義原則和憲法，正顯示出他們的政治立場，也就是說，他們想回復到毛澤東時代，搞計劃經濟，反對市場經濟和私有化，這是極左派的立場。但不可否認，他們所提出的一些社會病態，倒確是中國當前存在的最嚴重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影響到對改革的評價，更重要的是反映出改革在只有經濟改革而無政治改革配套的情形下，它會違反絕大多數人民利益，變成少數利益集團壟斷資源與財富，壟斷權力的工具。
孫立平批評權力和市場結婚
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孫立平，在座談會上發表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話，他說：過去很多人把權力和市場看成是截然對立的東西，現在看到這兩個東西在中國結合起來了（其實孫立平所講的權力就是指共產黨）。於是他開玩笑說，原來人們眼中兩個最不能結婚的人結婚了，不但結婚了，而且日子過得很好，出現了人們所謂的權威資本主義；過去認為權力在市場情況下會受到限制，現在恰恰是市場的出現使得權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機會和場所，這時候，權力就能賣出價格，這是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究竟這般結合是過渡階段還是定型化的體制，還不敢說，但面對的問題是，需要對兩者都加以規範，防止它們結合。
孫立平還提出另一個觀點，認為目前的社會結構是上頭寡頭化，下層民粹化。他說，在上頭越來越寡頭，越來越霸道，越來越專橫，而下層越來越民粹化的情形下，對立的情緒便不可避免；上層對下層，不能說是恨之入骨，至少感情不是很好，上層出點醜聞，下層非常高興，網上一片歡呼，像個節日。
這些妙論一針見血，值得鼓掌。
賀衛方說共產黨未註冊是非法組織
更激烈的發言是北大法學教授賀衛方，他直頭希望共產黨分成兩派，軍隊國家化，新聞自由，保衛人民權利。首先，他指責共產黨是一個違憲組織，整個黨沒有註冊登記，卻行使權力，是一種法外權利，這是嚴重違法的，怎麼能說依法治國？因此，他主張應該把權力架構的嚴重混亂納入法制和憲政的模式，譬如，黨與議會的關係，黨與司法的關係，黨與政府的關係，這些都是到了必須解決的時候。其次，他批評人大的反議會性質，每年開一次會，是世界上最大的宴會（party），不是議會。第三，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的各項政治權利，如結社自由、遊行示威自由、宗教自由等要付諸實現。第四，他批評目前司法沒有獨立，他舉例說，公安部長周永康到最高法院視察，最高法院院長、首席大法官蕭揚向周永康匯報工作，世界上哪有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向員警頭子匯報工作的？他指出，黨對司法的干預不斷強化，不是弱化，最近最高法院甚至說，涉及到拆遷的問題，法院一律不受理。這是誰的規定？難道是紅頭文件高於法律嗎？
葛延風指醫療改革市場化失敗
座談會聚集這許多專家學者，談到的問題很廣泛，具體的有醫改問題、教改問題、農民和土地問題、減貧問題、稅制問題、地方與中央問題、銀行外資入股問題等等。這裡只能擇要介紹。
醫改主要由宋曉梧和葛延風發言，前者是幾年前國務院醫改方案起草人，後者是國務院發展研究部副部長。兩者意見並不一致，宋曉梧只認為醫改困難多多，起步慢，進展緩，力度小，葛延風則認為醫改不成功（即失敗）。在我看來，葛延風的見解，比宋曉梧有說服力得多。葛舉出一個例子，改革前有病不敢上醫院的人很少，現在衛生部自己公佈，老百姓當中百分之四十九的人有病不敢去醫院，有將近百分之三十的人該住院而不敢住院。問題的毛病出在哪裡？葛認為出在醫療市場化，理由是，醫療衛生事業具有公共性，要求公平和普及，這些性能與市場所提供的商業化服務方向相反，因此必須強調政府的責任和財政的支持。為了反駁中國財政沒有能力負擔的論調，葛舉出具體數字來論證。他說，去年國家財政收入超過三萬億，解決全國老百姓（城市和農村）的常見病和多發病的問題，大概需要一千五百億到二千億，只佔財政收入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而去年財政增收五千億，光是拿出增收的四成便能解決問題。這樣的解決，不僅幫助人民健康，也提高了社會的和諧，政治和經濟的意義都很強。
楊東平張路雄批判教育改革
教育改革問題主要由北京理工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員楊東平和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祕書長張路雄發言。他們兩人的意見基本上相近，都不同意教育部大談教改成功的吹噓，而持批判態度。
楊東平認為教育與醫療不同，分義務教育和非義務教育。義務教育政府應該負主要責任，但政府卻將教育大面積推向市場，讓老百姓自己「買單」，這在農村造成的後果特別嚴重。在市場化影響下，學校講創收，亂收費，將用金錢購買教育機會合法化。非義務教育特別是指高等教育，外國多數是引入社會資金，通過廣泛的社會參與，成為民辦的獨立學院，中國卻由國家壟斷，官本位，學術計劃化，無法形成學術本位的管理體制。
張路雄同樣批評市場經濟對教育衝擊的負面影響，但他特別抨擊重點學校制度和高考制度，據說這兩個制度都是鄧小平復出後恢復的，前者將教育機會不平等的差距拉大，後者使中小學教育完全成了應試教育。張路雄認為解決教育問題要從政治體制改革入手，這不是說基層民主，而是單位內部民主，即：一把手由這個單位的人選舉產生；在高校推行教授治學，有老師的聘任、評級和晉升由教授們組成的機構管理；把招生的自主權還給學校。
楊、張兩位的批評都很實在。事實上由於政府長期放棄義務教育政策，沒有給中小學以財政支持，使得一些鄉村小學連桌櫈都沒有，孩子們跪地上課，有的農民因兒子考上大學沒學費而自殺。面對這般慘狀，教育部竟有臉皮吹噓教改成功！
謝平談外資入股中資銀行中外兩利
中央匯金公司總經理謝平談外資入股國有銀行，也很有意思。匯金公司是國家獨資的投資公司，國家設立這麼一間公司，其目的就是讓它運用國家外匯儲備，以投資方式，注資入國有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故匯金公司注資入銀行時，代表政府，擁有股權。所以由謝平談外資入股國有銀行問題是很有代表性的。
依照中國入世貿的協定，中國承諾二００七年全面開放金融業，但官方為了推進銀行改革，提早讓外資入股中國銀行業，去年便有美國銀行和新加坡淡馬錫入股建設銀行，匯豐入股交通銀行，新橋入股深圳發展銀行，花旗銀行入股廣東發展銀行，美國高盛、德國安聯保險、美國運通卡入股工商銀行等等。
凡是馬列主義觀念強的人，都認為銀行關係國家金融命脈，尤其是國有銀行，不能讓外資滲入操控，所以在他們看來，引外資入股國有銀行，就是「賣國主義」，反對特別強烈。即使不是反對的人，也是顧慮重重，擔心外資會否控制了中國的銀行，入股的股價是否太低，被洋人殺價。
謝平是參與談判引資的人，對整個過程的冷暖知之甚稔。他說，外資在中行、建行、工商三大銀行中只佔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九，中方不會喪失主控權。但問題是，完全不讓外資參與管理，外資也不會這磨傻，給錢買個任人割宰；同時，不讓參與管理，中資銀行根本無法達到利用外資經驗改造中資銀行在管理上和經營上弊端的目的。兩者都逼使中方要讓出若干決策權和管理權，聽取對方意見。例如建行，董事會有外國人，高層管理也有外國人。
至於入股價是否太便宜，謝平講得很具體。以建行為例，花旗出價一元一股，美國銀行最高出到一點一五元，結果與美國銀行拍板。他說爭入股多一分或多幾分意義不大，因為有外國銀行入股，建行股價才會從每股一元升到三點七元，賺了幾億元。
而外資入股醜聞頻生、管理不善的中資銀行，本來是冒很大風臉的，但他們貪圖中資銀行有全國分支機構和現成客戶，姑且冒險為之，想不到憑他們的招牌和信譽，股價竟意外地暴漲，也撈到盤滿缽滿。
王曉魯稱貧富懸殊太嚴重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曉魯博士有關貧富的意見也很突出。他說，這場改革之爭，背後有一個因素就是貧富懸殊。依照世界銀行計算，中國基尼系數是零點四五，這個系數已經很高，但它只是根據中國統計局的數字推算的，真實的情形比這更嚴重。許多收入高的人，他們真實的收入狀況根本沒有反映到統計數字裡，因為他們的收入是灰色收入，是腐敗收入。這些人一夜間變成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富翁，而老百姓則看不起病，讀不起書，這就難怪老百姓有這麼大的冤氣。比如累進的所得稅，到了富人手裡便變成了累退稅。比如基本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城市裡中等以上和高收入的居民有買，低收入者買不起，結果國家社保補貼，病人一點也沾不到好處。實際上許許多多問題都是與政府管理不善有關，所以改革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政府改革。光是叫政府自己改，要它公開化、透明化、訂規範，是不夠的，必須要有監督──社會監督、公共監督和新聞監督。
深圳的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副理事長李羅力講得也很痛快。他說，現在進入網絡時代，民意的表達已進入一個新時代，而中央政府，包括黨的機構，仍採用傳統的壓制、控制、封殺的手段。過去共產黨奪取政權靠民主，反獨裁，現在卻怕民主，這怎麼行！憤青式的態度不應該，但必須增加人民參議和社會監督。
三十六位離休高官上書反私有化
座談會上發言的內容，暫時介紹到此為止。或許我所介紹的偏於批判性意見，事實上整個座談會都是各自表述，意見是多元化的。
中共黨內極左派對當權派的攻勢相當凌厲。三月份兩會舉行期間，就有三十六位離休高官，包括許多副部級的離休人士，上書胡錦濤、吳邦國、賈慶林，「堅決反對私有化」。倫敦《金融時報》也報導，這股反改革勢力正在蓄勢待發，其規模之大，前所未有。事實上這股反對力量已對中共某些政策造成壓力。醞釀十年的《物權法》，本來準備在這次兩會通過的，因為它確認私有產權，對極左派來說極為敏感，故被人大擱置了。
胡錦濤的處事作風是，左派攻兩步，他退一步，民間攻一步，他還擊十步。兩會前，中共政治局於二月十六日召開一次擴大會議，特邀解放軍四總、三軍和各大軍區司令員出席，儼然「兵臨城下」，宣稱國內外有五大敵對勢力進行破壞，形勢嚴峻險惡，決定撥款年經費二百二十八億元，分三階段建立二十萬人的特種員警部隊，專門鎮壓社會動亂，其惶恐之情，動見觀瞻。
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因為傳媒和網絡被封鎖，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全民都「與中央保持一致」，實際上，不僅老百姓罵共產黨，連黨內也眾聲喧嘩，一言堂的時代早已過去了；現在大家背地裡講什麼都可以，但不能公開形之於文字，這次座談會原先是不公開的，所以與會者連共產黨是非法組織都敢講出來。中國許多事表裡不一，只看表面不看裡面便會上當。本文之所以特地介紹座談會的內容，就是想藉此與大家分享黨內精英的真實心聲。
轉自《開放》２００６年５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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