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0日訊】（大紀元記者周仁/德國報導）坐落湖北宜昌市三斗坪的長江三峽大壩，經過11年半的施工，5月20日上午10點正式竣工。
當年就三峽工程是否上馬，國內和國際上曾經有過激烈爭議，最後1992年人大投票通過決定建設三峽大壩。
三峽大壩完工之際，記者走訪了現居德國的國土規劃專家王維洛博士。他畢業於南京大學城鄉規劃專業，曾親自參加三峽地區規劃多年，八十年代中期到德國繼續空間規劃領域的深造，獲得工程碩士和工程博士學位。後在德國多特蒙德大學長期從事空間規劃和工程評估教學。
王維洛對三峽工程尤為關注，在國際媒體上發表多篇相關評論文章，並在長江三峽工程官方決策出台後出版專著「福兮禍兮——三峽工程的再評價」。
王維洛從工程師的角度出發，認為三峽工程中有許多不可解決的矛盾，最後決定三峽工程的上馬完全是一個中共的政治決策，工程論證是一個不民主並違背科學原則的決策過程，三峽的建成將帶來一系列的自然生態環境和社會問題，最終的出路將是放棄。以下文字根據採訪錄音整理。
要為重慶「準備後事」
三峽工程的最大問題是淹沒。因為水庫裡的水不是一般人想像的平面，而是一個斜面，水從高處向低流，如果是平面，就不會流了。當然，這個斜面是人的肉眼發現不了的。1992年，毛澤東前秘書李銳聽說中共中央決定建設三峽大壩，給中共領導人寫過一封信，就建議中國政府現在就要為重慶「安排後事」。
如果三峽水庫水面是平的，泥沙進入水庫就全部會沉積下來，若干年後，水庫就會被泥沙淤滿。因此對三峽工程論證中的「泥沙組」而言，水庫必須要有坡度。經過計算，泥沙組認為三峽水庫未來的水力坡度是自然狀況下的三分之一，即萬分之零點七，也就是說100公里的長度有7米的高度差，三峽庫區的長度是600多公里，那庫尾和壩址就有40多米的高差。
重慶朝天門碼頭的最後一級台階為海拔200米，重慶火車站的鋼軌為海拔196米，重慶還有部份地區在海拔185米至200米之間。如果三峽工程發揮了所謂的「防洪效益」，三峽壩址處蓄水至175米，重慶的水位高度將超過海拔217米，這就意味著，重慶火車站，所有進出重慶的火車線，進出重慶的高速公路，以及重慶碼頭都將被淹沒。三峽庫區的許多城鎮，包括新建的移民城鎮、道路、橋樑也將被淹沒。這就是李銳所指的，要為重慶「準備後事」。
水面是平的還是斜的
在三峽工程論證中，「移民組」提出了一個三峽移民淹沒紅線。因為三峽的正常蓄水位是海拔175米，於是就在三峽地區175米等高線處畫了一個封閉的圓，認為紅線以下就是三峽水庫的淹沒地區。很多人都通過電視看到，在三峽的整個庫區中都用紅線把175米標示出來了。所有人都認為，住在175米以上的人不需要搬遷，住在175米以下的人屬於三峽移民，必須搬遷。畫這根紅線的前提就是未來水庫的水面是平的。
那麼大壩建成後如果像重慶這樣紅線以上的地區被淹，誰將為此負責？
水往低處流是自然規律，如果水不流動，三峽工程就不能發電了，如果需要水流動，就一定要有水力坡度。毛澤東說「高峽出平湖」，他是在寫詩，可以不負任何責任，他連小學數學都不及格，怎麼能要求他理解水力坡度的問題。
但是，中國從中央到地方這麼多精明的官員，還有這麼多科學家，都知道水從高處流向低處。為甚麼會犯這樣一個錯誤？
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德國人在檢討「二戰」的錯誤時承認，他們錯選了一個獨裁者——希特勒作他們的元首，因此他們要承擔這個責任。中共政府犯這樣一個錯誤，唯一的可能就是，提出這個理論的人是一個獨裁者，而其他人不敢指出他的錯誤。
這個錯誤的理論正是李鵬提出的，李鵬在他的三峽工程日記裡寫，「三峽水位180米，重慶水位180米。」他還專門帶著隊伍進行了考證，李鵬提出三峽壩址水位是180米（後來降低到175米），重慶水位也是180米，他還在這兩點之間畫了一條直線。因為是李鵬這樣說的，所以，中國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員和科學家沒人敢指出李鵬的錯誤。就如同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裝」裡，沒有人敢說皇帝沒有穿衣服。
自相矛盾的結論
仔細研究一下三峽工程的論證報告，報告由14個小組單獨、分頭論證組成，可以發現其中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移民組稱，三峽水面是平的，泥沙組和航運組說，是有水力坡度的，即水面是斜的。
泥沙組稱，三峽解決泥沙問題，靠的是「排洪蓄清」的措施。「排洪蓄清」的意思是，三峽大壩以下的長江堤岸十分堅實，在水中含沙量大的洪水期，利用水的力量把泥沙衝出去，在含沙量小的枯水期把水蓄積起來，用於發電和航運。可是防洪組要防洪，就是在洪水期把含沙量大的洪水蓄在水庫中。防洪組稱，三峽水庫有221億立方米的庫容，可以把洪水蓄積起來，將下游地區的防洪標準由10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這是三峽工程的主要效益。
按照這兩組不同的結論，當洪水到來時，三峽大壩究竟該攔洪削峰，還是該排沙？
三峽工程移民組是以三峽工程沒有水力坡度為前提，得出一條平線的結論，而泥沙組是以三峽工程有水利坡度為前提，得出泥沙能夠被衝出去的結論，兩組的前提是互相矛盾的。報告送到中共中央後，前提被略去，只有結論，於是就變成了「排洪蓄清可以解決三峽的泥沙問題；防洪能解決下游的洪災問題；移民只有113萬。」
三峽工程決策錯誤就存在於其目標的相互矛盾中。對於這個工程，中共的幹部在台上是贊成的，可是退休下台後就會反對。1984年，胡耀邦擔任中共總書記時，原則同意這個工程，胡的同鄉和同事——李銳因為出書反對三峽上馬受到中共黨紀處分，這個處分就是胡耀邦親自給他的。胡耀邦下台後，寫了一首詩給李銳，為那個處分向他道歉，同時也流露出他本人對三峽工程不贊同的意見。
本質是政治工程
三峽工程其實是一個政治工程，其決策是在1989年「六.四」後一個很特殊的環境下出台的。
1989年江澤民上台後，第一次外出視察去的就是三峽。這是他的一種表態，以此表示自己和天安門的劊子手李鵬站在一條線上。李鵬在日記中對江的這個舉動表示特別的感謝。
「六.四」之後，中國民心低落，三峽工程就被選為振奮人心的工程，所以三峽也被作為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來建設。在三峽公園裡可以看到三峽開發總公司為李鵬立的碑，碑上刻著李鵬的一首詩，去年李鵬專程到三峽工程去看這個碑，很滿意。可以說，三峽工程是為中共的政治人物樹碑立傳的工程。
「世界河流網絡和國際探測」組織的負責人把三峽工程稱為「斯大林主義的產物」。在國際上，反對三峽工程的人很多，支持的很少，在國內正好相反。在1989年以前還能在報紙雜誌上看到反對三峽工程的文章，1989年以後就沒有了，看到的只是成千上萬支持的文章。因為反對的文章在國內不能發表，所以中國很多人不知道，三峽工程的問題在哪裏。
清華大學著名水利專家黃萬里教授，1957年因為反對修建黃河三門峽大壩，被毛澤東親自點名，打成右派。數年後三門峽大壩的失敗證明了他的主張是正確的。因為他敢於直言，他的論文在中國沒有一個出版社敢出版，而是由其家人自己出錢印刷的。
中共政府說三峽工程是民主的，請贊成的張光斗教授參加三峽工程論證，並擔任最重要角色，卻把黃萬里教授排除在外。實際上，他們是害怕黃先生能舌戰群儒的反對聲音。黃教授給中共中央領導寫過三封信，陳述「三峽工程永不可建」的理由。他只要求中共領導人給他30分鐘的時間，把三峽工程問題給他們講清楚，使他們改變這一決策，然而，他連這30分鐘的時間也沒有得到。
三峽工程將成為中國的巨大包袱，特別是子孫後代的包袱，這是沒有讓黃萬里教授講30分鐘話的沉重代價。
在參加三峽工程論證的412位專家當中，有9位專家沒有在論證報告上簽字，他們提出了自己的反對意見，特別是政協委員，原水利部長遠規劃處處長陸欽侃先生，直到1998、1999、2000年，仍然每年聯絡一大批中國的知名人士給中共中央寫信，提出挽救三峽工程的意見。比如，他建議不要把下游的導流洩洪孔阻塞等等。然而，決策者沒有聽取他的建議，仍然阻塞了導流孔。
如果恐怖份子來炸壩
1958年中共中央決定建設三峽大壩的時候，國務院曾經委託張愛萍將軍領導一個小組進行了研究。幾年後得出結論「我們無法保證三峽大壩的安全」。1986年三峽論證的時候，這個結論卻反過來了，軍方轉而支持三峽大壩的建設，但張愛萍將軍至死保留他原有的觀點。
三峽工程軍事方面論證的前提是——戰爭是有預兆的，戰爭不再是一種突然襲擊，而是像三國演義中描寫的要先向對方叫陣。如果是這樣的話，就可以用14天的時間把三峽水庫的水放光，這時候有人再炸它也沒有作用了，這是第一個理論。
第二個理論是，如果有人炸毀三峽大壩，我們必然用原子彈進行回擊。當時的說法是，如果美國有摧毀中國幾十次的能力，中國只要有摧毀美國1次的能力就夠了。如果美國敢打我們，我們就用原子彈摧毀他，這個理論和朱成虎的理論差不多是一致的，就是打所謂的「極限戰爭」：即使我核武器的數量和威力不及你，但是只要我有摧毀你一次的能力，美國人就會害怕。
但是三峽工程論證中留下了一個最大的缺陷，就是大壩可能成為恐怖份子襲擊的目標。
如果戰爭有預兆的，三峽在7天之內有計劃的人工放水，製造出的洪水將超過1998年。如果在洪水期，那麼放水製造出的洪水將比1998年大得多。原中國軍事評論家楊浪曾經說過，如果三峽大壩被炸毀的話，中國的中原地區（中國的屯兵大部份在中原地區）將被洪水淹沒，中原地區的部隊將全部失去戰鬥能力，荊江地區到武漢將全部被淹沒，直接遭受洪水災害的中國百姓將有3000萬。
長江是中國的黃金水道，必須保證船隻暢通，所以三峽大壩建有一個兩線五級船閘，在原計劃中還有一個升船機，至今還未建成，升船機的安全性比船閘還要差。船閘就是兩道門，堵住了後邊221億立方米的水，如果恐怖份子破壞了這兩座門，其結果就會像中央電視台記者作現場報導時所說的，洪水將「一瀉千里」。
後來補做了恐怖份子襲擊三峽安全的論證。如果恐怖份子劫了船隻，撞向船閘，後果將更加嚴重。現在三峽大壩上游停著炮艦，萬一恐怖份子劫了船，可以用炮艦把船擊沉。
三峽工程何去何從
三峽工程的淹沒問題是沒法解決的。李銳說，為重慶準備後事。陸欽侃提出，降低三峽的蓄水位，放棄防洪和發電的目標，以挽救三峽工程。未來的決策者必然要從他們兩者中作一個選擇，然而，無論怎樣選擇，損失都是很大的，最後都要百姓買單。
到今年5月底，三峽右岸大壩就要建成了，屆時，三峽的蓄水位將蓄高到156米，之後，還要繼續安裝發電機。現在，三峽工程就已經暴露出了很多問題，除了淹沒問題，還限制了長江的航運，為此交通部叫苦連天。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去剪綵時，他坐的船用了不到三個小時就通過了，他覺得還不錯，然而普通百姓等船通過船閘，需要7個小時。
大詩人李白有名句「千里江陵一日還」，唐朝的古人乘木船，從奉節至江陵，只需要1天時間，而今乘現代化的輪船過三峽船閘卻需要7個小時，用1天時間還到不了江陵。
通過三峽大壩的一部份的貨運需要機械翻壩，就是在壩下把船上的貨卸下來，通過機械和車輛裝運到在壩上等待的船上；同時也把壩上船的貨卸下來，通過機械和車輛裝運到在壩下等待的船隻上，這豈不是部份中斷了長江航運？
還有三峽水質變壞的問題，為解決這個問題，已經投資了了400億人民幣，水質還是向變壞方向發展。張光斗教授說，治理三峽水庫水污染需要花費3000億人民幣，而對比官方公佈的三峽工程造價只有2000億人民幣，工程的經濟性何在？
但是按照中國GDP的計算方法，僅三峽工程和三峽水庫水質治理拉動國民經濟發展超過5000億人民幣。三峽水庫水質變壞，三峽庫區各縣市現在都另闢水源，都不準備用三峽水庫作為飲用水源，損失何其大。
更嚴重的是因三峽遷移的100多萬百姓的生活問題。其中除了很小一部份，生活確實有所提高，剩下的絕大多數是受害者。農村移民失去了土地，基本只能進城打工，從2003年萬州搬運工人暴動中，可以看到三峽工程移民的影子。三峽工程造成三峽地區20萬職工「下崗」，只能依靠平均每人每月140元到170元的最低保障金度日。
中國當今的絕對貧困人口有一半以上都是因為水庫建設造成的，水庫移民政策對移民的生活打擊非常大，那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背井離鄉，也讓人失去了上進心。而且這些三峽移民處於被嚴密控制之中，他們沒法去北京告狀，甚至去武漢和重慶告狀也不可以。如果這些移民對外國記者說了甚麼不滿的話，就會被冠以「洩漏國家機密」的罪名。
中國社會科學院做了一個叫做「三峽工程和人權」課題，原計劃在2005年底完成，但至今仍未看到整個報告。不過這個報告中透露出來的部份內容，把建設三峽工程作為最基本人權解釋，稱三峽工程本身就是人權，三峽移民有飯吃就是基本人權。
中共對的三峽工程的補救措施，永遠只是補救，然而，它永不言錯。如果想改正錯誤，首先必須允許別人指出錯誤。
它是如何補救的？三峽工程論證報告中說，三峽工程的滑坡、巖塌只有150處。事實上，隨著三峽水庫的蓄水位上升，三峽地區的滑坡、巖塌有1500多處，隨著水位的繼續上升，這個問題會更嚴重。中共政府先拿出40億，如今再拿出80億，將來還要拿出更多的資金，來治理滑坡和巖塌，然而這筆錢卻沒有算在三峽工程中。他們要通過這些措施，使大家不去關注這個錯誤的決策。
如果問真正的補救方法，在我看來，沒有補救的辦法，對於三峽工程，將來唯一的結果只能放棄，三峽工程不能實現預期的功能，只能向廢物一樣矗立在那裏，直至被炸掉。在黃河三門峽工程已經犯過錯誤，現在在三峽工程上又犯了錯誤。
三門峽工程的錯誤在於「不知道泥沙會淤積在水庫中」，三峽工程是「不知道水是從高處向低處流」。這些都是一些常識問題。為甚麼會在常識問題上犯錯誤？
三峽工程被中共稱為民主科學的決策，因為它經過人大代表舉手，412位專家參加論證，然而這個所謂「民主科學」的決策卻導致了這麼大的錯誤。縱觀歷史和現實，三峽工程決策根本不是一個民主科學的決策，只是又一個專制的產物。(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