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6日訊】郭飛雄公開信發表後，余傑、王怡、傅希秋牧師也相繼發表公開信，高智晟律師發表了關於談「拒郭事件」的文章。如今基本事實已經相當清楚。網上的各種言論也對余傑和王怡做了尖銳的批評。
這件事情恐怕餘波會非常深遠。受到傷害的不僅僅是郭飛雄，以高智晟律師等為代表的國內維權團體、法輪功學員、白宮方面、傅牧師所主持的對華援助協會、大陸基督教家庭教會、乃至余傑和王怡自己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傷害。
本文試圖對傷害結果進行評估，並藉此向余傑和王怡提出一些建議，即如何應對，挽回損失。
一、評估負面影響
首先關注國內維權團體。這個群體有幾千萬之眾。去年一年國家信訪局接待上訪、接受申訴727,440人次（件），最高人民法院接待上訪 113,625人次（件），國務院隸屬部委接待上訪554,195人次（件），全國省一級政府信訪局和政法機關接受上訪、申訴14,891,650人次。此外還有許多人（如法輪功學員）去年並沒有以上訪的形式維權。
這些人是受到迫害最慘烈的人群，儘管他們人數眾多，卻是不折不扣的弱勢群體。在中共嚴重踐踏法制，以黑社會手法的掠奪和迫害下，也鑒於中共對包括法律資源在內的一切社會資源的壟斷，這些人急需海外的輿論以及政府的關注。而余傑和王怡聯手阻擊郭飛雄的做法，無疑使布什總統失去了一次重要的傾聽中國民間實情的機會。
其次是法輪功學員。儘管法輪功學員是在維護自己的信仰權利，故而可以歸結為維權團體的一部份，然而這裡有必要把法輪功單獨列出。在高智晟律師的三封公開信中所公佈的中共極其殘酷和野蠻的迫害，使法輪功的遭遇在眾多維權團體中顯得格外不同。阻擊郭飛雄，使得布什總統失去了一次當面聆聽中國大陸律師關於法輪功遭遇的獨立司法調查結果的機會。這不但是客觀結果，而且可以說是余傑和王怡策劃阻擊郭飛雄的最重要原因。鑒於，法輪功遭到的殘酷迫害以及受到的嚴重不成比例的關注，余傑和王怡的作為就尤其令人寒心和痛心。
再次，白宮方面也受到余傑和王怡的傷害。按照美國法律上嚴格的「反歧視」原則，布什總統如果只接見基督徒而排斥並非基督徒的郭飛雄，將面臨政敵、輿論界和民間「宗教歧視」的批評，這是一個政治家不能承受的指責。白宮方面發佈的信息在明確無誤地指出，這是對中國人權活動家的會見。而余傑與王怡將其刻意扭曲成「基督徒之間的美好交通」，不但是對主人的不尊重，而且將白宮置於一個尷尬的境地。
在「余傑與布什總統會談要點」一文中，余傑說布什總統「親自向客人介紹參與會見的副總統切尼、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白宮辦公廳主任、白宮顧問兼首席撰稿人、白宮新聞發言人等高級官員。國務卿賴斯原定參與會見，後臨時有其他事務離開。」如果是基督徒之間的見面，那麼就應該是總統私人性質的會面。按照美國嚴格的「政教分離」原則，所有餘傑提到的上述「高級官員」不但沒有必要而且也絕不應該出席，更不需要通過白宮對外發佈消息。而白宮網站報導這件消息本身也說明這是一次政治性的會面。
從常情常理推斷，主人應該知會客人見面的規格和白宮方面的出席人員。出於最最基本的政治常識，余傑也不應該對這一政治意味明顯的動作，做歪曲性的解讀。而當余傑和王怡聯手阻擊郭飛雄成功後，反而一再說「任何人沒有權力代替白宮作出這樣的決定，任何人也沒有能力阻撓白宮見其他人。」把個人錯誤造成的結果讓白宮承擔。這是非常不負責任的做法。
第四，對華援助協會的傅牧師本人受到了嚴重的傷害。傅牧師的道歉絕大多數都是在替余傑和王怡說的。今天傅牧師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的時候說「白宮並沒有將會面定性，也沒有列出邀請的名單，而是將決定權交由主辦單位對華援助協會，該組織是在聽取王怡余傑的抗議後，考慮中國家庭教會現實情況決定不邀請郭飛雄的。從教會的健康成長來看，不合適和活躍政治人士結合一起。」
傅牧師在一開始並沒有不讓郭飛雄去白宮，而是在余傑、王怡提出退團要挾後才決定不讓郭去的。從時間上看，是傅牧師受要挾在先，報給白宮名單在後。儘管傅牧師在《對華援助協會就郭飛雄白宮事件的聲明》中所說的「白宮方面完全同意和接受我們就此事所作的決定」並非假話，然而一方面是為了給余傑下台階，另一方面該「部份事實」中包含的誤導性信息，也會令白宮感到被動。進一步說，余傑在會面期間直接以宗教名義讓布什結束中共製度，表現並不比「活躍政治人士」更加溫和，也與傅牧師的原則嚴重不符（儘管「結束中共」是我百分之百贊成的）。
余傑和王怡要挾傅牧師在先，違反傅牧師原則在後，再說謊把責任推給白宮，卻讓傅牧師反復道歉並收拾和白宮之間的關係。
第五，大陸基督教家庭教會也受到一定的傷害。「對華援助協會」是為數極少的為大陸地下基督教會爭取人權的團體。余傑與王怡的行為對白宮與「對華援助協會」之間的關係所產生的負面影響。這件炒得滿城風雨的事件，以及傅牧師為保護余傑王怡而不得不提出誤導性的解釋，會讓「對華援助協會」在白宮和美國政要那裏失分，從而進一步削弱「對華援助協會」的活動能力和對急需幫助的地下教會的援助能力。
最後，余傑和王怡本人也受到嚴重傷害。二人之所以曾經贏得了國內外的尊重和很好的名聲，是因為他們一直以來對中共的抨擊、對民主自由的呼籲。人都說「道德文章」，道德在前，文章在後。如果道德受到質疑，文章也就乏人問津了。同時，儘管個人行為不能代表團體，然而中共特務也一定會利用這一事件攻擊異議人士，乃至筆會作家等團體。
二、補救措施
盤點以上被傷害的人群，並不是為了指責余傑和王怡，讓他們身敗名裂。重要的是，當這些傷害造成之後，余傑與王怡如何一一彌補。
這件事情其實處理起來非常簡單，然而卻需要勇氣，更需要道德上的擔當。
首先，余傑與王怡可以做的，就是向郭飛雄道歉，向傅牧師道歉，向高智晟、范亞峰、張星水道歉，並向白宮道歉。解釋事件原委，以及他們當初阻擊郭飛雄的真正原因。沒有人是一個完人，布什年輕時也曾荒唐過，對真誠的歉意大家也容易接受和諒解。孟子說「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犯了錯誤就繼續錯下去）。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蝕（過錯就像日食月食一樣），民皆見之。及其更也（等到改正了），民皆仰之（大家都仰望他）。今之君子，豈徒順之（何止是繼續錯下去），又從為之辭（還要為自己辯護，巧言遮飾）！」因此公開道歉，是對余、王二人聲名的修復，而這樣錯下去，後果只會更加嚴重。
其次，余傑和王怡自己也認為與布什總統的見面，會讓他們「離監獄更遠一些」。那麼他們對於這次因郭飛雄沒有出席而未能提及的國內維權人士、法輪功學員、大陸地下教會就揹負上了道義的責任。應該利用二人的便利更大聲地為這些人呼籲。
余傑給布什總統提到的第二個建議是「美國駐華使館可以定期邀請中國的家庭教會人士、異議作家、人權律師、新聞記者等聚會，以顯示對他們的支持。」而布什回答說「現任駐華大使是我的大學同學，是我的親密朋友……我一定會迅速地將你的建議轉告給他。」因此余傑應該好好藉著這樣的機會為維權人士、法輪功學員和地下教會呼籲，並請美國駐華大使把這些呼籲轉達給他的「大學同學」“親密朋友」布什。
這種呼籲也應該讓媒體都能聽到，才能真正發揮作用。若能如此，則不但可以有效挽回此次阻擊行動帶來的負面影響，還能長期發揮更積極作用。
有時，行動上的道歉比口頭道歉更加重要。
三、為受壓迫者說話就是為自己說話
江澤民在鎮壓開始時就發表談話說「中央鑒於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消亡的歷史教訓，一直決心對各種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信仰和理論進行批判，奪回並鞏固無產階級的思想陣地，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一次消毒，法輪功鼓吹『真、善、忍』，給了我們動手『消毒』的機會。……相比之下，其他氣功組織就不那麼容易解決，很可能在全國引起劇烈動盪，甚至於製造暗殺、毒氣、爆炸等恐怖暴力活動，就會給我們的工作帶來相當大的難度，對社會穩定起破壞作用，起不到懲戒的效果，法輪功講『真、善、忍』，我們的打擊工作就可以放手進行。以後利用打擊法輪功的經驗，可以有效的運用於其他氣功組織。」
該談話驗證了一句話——余傑所衷心佩服的圖圖大主教也在一次華府的研討會上引用過這句話——「自由是不可分割的」。中共一定把有神論的基督教視為「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信仰和理論」，也一定會「利用打擊法輪功的經驗」鎮壓家庭教會，這是不言而喻的。特別是大陸的基督徒數量快速增長的情況下，中共就更會感到威脅。從大陸反正出來的警官郝鳳軍先生已經透露：超越法律之外的鎮壓機構「610辦公室」不僅僅鎮壓法輪功，也設置專門的機構鎮壓基督教家庭教會。
既然自由不可分割，任何一個團體得到自由的時候，也一定是其它團體，包括基督教會得到自由的時候。因此在當下，一切受到中共迫害的團體應該攜起手來，制止中共行惡，乃至解體中共。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拆別人的台。
未來的中國需要具有開放和包容思維的人，如果我們現在離「開放與包容」仍然很遠，那麼就更應該向這個方向努力。
儘管我們還不清楚「後中共時代」的社會管理和運作模式，然而可以肯定，在一個自由和開放的社會，人們能輕易識破一切公眾人物的文過飾非；一個缺乏道德擔當的人，未來不會贏得民眾衷心的尊敬。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