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日訊】（《自由亞洲電台》世紀漫遊專題記者安妮採訪，忠平文字整理）
安妮:聽眾朋友您好：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世紀漫談專題節目， 我是主持人安妮。今天請收聽人物專訪《民運人士——趙昕》。
聽眾朋友，這些年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至少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呈現一片繁榮景象。人們關心的是買房、購車，談論的是股票和時尚。在這樣的氛圍中呢，也有一些不合時宜的人，為追求一種理念而失學、失業甚至坐大牢，甚至在出獄後還多次遭受毆打，連帶他們的家人也飽受驚嚇、擔憂和連累。那麼，這樣的人生活在什麼樣的境況中，他們追求的是什麼樣的理念，他們所從事的活動有沒有意義呢？！
2005年11月17日，中國著名民運人士趙昕，在四川九寨溝旅遊時，遭到身份不明者的毒打，全身多處骨折。隨後被送進成都軍區八一骨科醫院，至今仍在那裡接受治療。在以下的節目中，我們要請趙昕先生談談他的人生經歷和對信念的追求。
將近20年前，趙昕作為一名大學生經歷了1986到1987年的學潮：
趙昕：我是86年的時候考上大學，在東北的一個師範大學讀書，讀中文系。86-87年的時候，從安徽的科技大學方勵之先生當時還在當校長的時候，開始了86-87的學潮，後來蔓延全國各地。那麼我們當時呢，也是看到了大量的、這樣的消息和報道，心理面也是對這個社會的很多不公平、不公正的腐敗的、墮落的現象也很不滿。那時候呢，正好是趕上學校裡面的食堂啊，經常是發生「吃到老鼠尾巴」啊或者「吃到蒼蠅老鼠」啊這樣的一種事情發生。後來忍無可忍，我就寫了一個罷餐的這麼一個倡議書，領著學生就開始了87年的學潮。並且在最後堅持了一個星期之後，跟學校領導他們談了判，最後才達成妥協的解決。那麼在那個時候，我就也得到了一些鍛煉，我同時也很清楚的意識到：世界上沒有任何權利是會白白的賜給你們的，只有我們每個人都起來維護自己的權益，來不斷的努力不斷的抗爭，那麼這個社會才會有改進！87年學潮的時候我就作為學生的一個領頭人，開始參與這樣維護公開權利的事業。那個時候呢，我同時還是我們學校四個社團的發起人，圍棋社啊詩社或者演講學會呀文學社，所以說也是比較活躍的，同時還兼任了學生會的社團部副部長，這樣的一些職務。那時候思想也比較解放，學生社團比較活躍，也看了大量的一些啟蒙的書，就是自由主義的和民主主義的思想啟蒙的一些書。逐漸的開始，就這樣有了一些對社會問題的深入思考
安妮：經過1986-1987年學潮鍛煉的趙昕，1989年又積極投身天安門民主運動，成為學生領袖之一。
趙昕：那麼後來到89年學潮的時候，從北京傳來的種種非常的惡劣的消息，學生們在新華門被打啦，或者是被定性為動亂來啦，四二六社論我們都非常氣憤。所以說我在很早的時候，四月底我就到北京去了一趟。後來我回到學校之後，和其他同學一起共同把學校的學潮和吉林省的學潮搞起來了。五月中旬我又到北京去了，代表吉林省的學生去的。那麼正好是在天安門廣場上，有個外地高校進京學生組織叫外高聯，所以外高聯就正好要選舉一些常設機構，那麼就每個省派一名代表，我作為吉林省的代表就自然成為吉林省的常委，31個省市就31個常委，然後又在這31個省市中分成7個大區。每個大區，比如說我是東北的，黑龍江、吉林省，還有遼寧省，三個省的常委就在歷史博物館那裡即興演講、即興的競選，大家一起來共同投票，最後就把我選舉為東北地區執行常委，這樣就進入了外高聯的七個執委的核心成員之一，擔任了外高聯的糾察總指揮，還代理了三天外高聯的總指揮就這樣的一個職務。
當然在外高聯期間，其中做的事情最多的就是：我和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糾察總指揮張倫，派出學生糾察隊員，每天到北京火車站去接這些到北京來參加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同學。把他們接到廣場之後，就把他們編成一個一個的糾察隊，任命些中隊長、小隊長或者大隊長，這樣的，再把他們分配到北京的各個交通要道，比如說東高地啊、木樨地啊，去參加堵截戒嚴部隊進城的活動。在北京期間，我還做了一些事。比如說後來被共產黨作為暴亂依據的那麼一個組織叫義勇軍。他當時定性的暴亂組織有三個：飛虎隊、敢死隊、義勇軍。因為我是雲南人，雲南的蔡鍔將軍領導的護法運動起義，稱之為「雲南義勇軍」。所以，我就在天安門廣場上聯繫了近兩千名雲南省籍的、在天安門參加學運的同學，我們就搞了一個叫「義勇軍」這樣的一個組織，並且在義勇軍的內部有一個核心機構叫「鐵血團」，那時候比較年輕也比較衝動，充滿了一些革命的激情。並且，「鐵血團」裡面還有「鐵血18騎」，就是當時在我們義勇軍裡面的「鐵血團」，有一批非常富有犧牲精神的年輕人，願意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挽救這個國家，促進這個國家的自由和民主事業的發展。
安妮：在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遭到鎮壓後趙昕被官方通緝，到各地流亡，此後又從雲南被押解到北京，期間有很多富有傳奇色彩的故事：
趙昕：89年之後，全國公開通緝的北京的學生有21個，但是我是全國第一批內部通緝的學生。他們主要通緝我的罪名是：1，義勇軍是我組織的； 2，我是外高聯糾察總指揮，指揮了很多學生去堵截軍車，是暴亂指揮者之一。
他們說我「參加暴亂」，主要指在89年5月31號-6月1號，我曾經親自帶著3-4000名學生去所謂「圍攻公安部」，去營救當時被他們綁架的三個工人領袖沈銀漢、錢玉民、白東平。最後在我們的抗爭之下，在6月2日就把他們全都放了。所以他們就以這些所謂的種種罪名，把我作為第一批全國內部通緝的學生。
當然在學校的時候呢，在6月7、8號的時候，本來同學們護送我到火車站，但是長春市公安局派了9輛警車來抓我。結果警察拉我一隻手，同學拉我一隻手，互相就像拔河一樣，這樣強制搶我。後來有同學趕快回到學校去通報，學校就出來了一、兩千還沒有走的同學，最後把我從警察手裡搶了回來，並且還把警車推翻了兩輛，砸了幾輛警車。所以我和同學們回到學校之後，還發表了演講，後來就隱藏下來了。公安和學校還派了很多黨員積極份子，在我們學校的牆頭上，每隔20米就坐著一個黨員積極份子準備抓捕我。但是呢，在同學們的掩護下，我男扮女裝，從學校的地下通道逃跑了。
當時很幼稚。當時逃到南方去，要實施一個很大的願望和想法：就是說一定要組織一個「學生軍」，要和中共的暴政集團幹到底！非常幼稚的想法。所以我就逃到南方，逃到到了武漢也逃到了廣東這些地方。但是，在逃亡的的過程中，跟原來外高聯的同學，或者各省的高自聯同學的充分交流，才遠遠的意識到：組織學生軍和武裝對抗是不可能的，我後來也沒有可行辦法。當時，很多人也勸我，讓我出國，從香港走出國，也有很多人說有很多渠道可以出去。但是後來我都一一拒絕了，因為我主要覺得：「這是我們的國家，這是我們的國土，必須要在這裡站著，必須要在這裡堅持抗爭到底！」
所以捨不得離開，後來我就回到了雲南。回到雲南之後，我的女朋友她的父母親是雲南一個自治州的領導，當初也是鬧革命、打游擊出生的。他的哥哥是州刑偵大隊副大隊長，他們一家人就勸我自首。後來我就想著：反正也無所畏懼，我沒犯什麼罪，我也不想牽連他們，所以我自首就自首好了，然後就自首了。後來我就在雲南被關了幾天，就被長春的警察來接我，接回去了。
在6月21號22號左右的時候，在北京的時候、在轉車的時候，還發生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們在北京換火車的時候把我帶到東交民巷，公安部信訪局。早上他們的戒嚴部隊把槍指著我看著我，他們對我還是比較客氣的。結果下午就來了一個戒嚴部隊戰士，他前天晚上剛經過跟市民發生槍戰，據說他還有一個表弟被打傷了。他就用血淋淋的眼睛看著我，不讓我睡覺不讓我動。後來我不由自主的不注意打瞌睡，腦袋就垂下去了。他突然大喊我一聲，嚇得我一跳，我一下就驚得直了起來。結果這傢伙一提擺在我桌子面前的槍，這槍裡面有一顆子彈，一下子一槍就從我耳邊打過去，真是從左耳邊打過去，把我坐的那個又高又厚的橡皮椅打爆了一個角，打在牆上，打了一個拳頭大的窟窿。整個小屋裡，硝煙瀰漫！後來把那個戒嚴部隊戰士嚇哭了，很多人，從指導員、連長都過來了，到處找子彈，都沒找到，倒是我找到彈頭藏起來，後來被他們要回去了。最後北京市公安局有一個姓馬的一個副局長也來信訪辦了，對我說：「小伙子，你真夠命大的！幸好這槍裡面只有一顆子彈，要是有一梭子彈的話，就把你掃成個馬蜂窩，死了也白死。暴徒嘛，打死你也活該！」
奇妙的是，戰士站起來提槍，子彈應該往下打，可是竟然從上面，就從我肩上打過去了！所以我就這麼很有意思的，逃過了一命吧，感謝神！最後回到長春後，把我關押在鐵北看守所一個月，極其殘忍地暴打一頓之後，在八一建軍節的時候，就給我轉移到了北京的秦城監獄了。
安妮：趙昕在北京被關進了大名鼎鼎的秦城監獄，他回顧了這一時期的鐵窗生涯：
在秦城監獄的204號樓。剛開始放3樓，後來就把我放到了1樓的第6號監捨，把我關的是小號。他們為什麼把我關在一個非常小的小號呢？王丹是12號，跟我是正對面的，他也是關小號。為什麼把我特殊關在小號呢，因為我在流亡的過程中、逃亡的過程中，我寫了一篇歷數共產黨罪惡歷史的這樣的一篇「反動的文章」，講了他種種的殘暴和不人道，殺戮了多少人民，迫害了多少人。我就捨不得扔，我就一直把它藏在最貼身內褲的兜裡，最後被他們抄出來了。所以他們後來就把我關在小號裡，覺得我比較反動。當然在秦城監獄還發生了很多故事了，但是那時候確確實實是比較年輕，充滿了正氣，充滿了鬥志，也非常的堅決！但同時呢，也是很焦慮也是非常著急上火的。我是在90年的4月時，給學校領導從秦城監獄領回學校的，免於起訴，繼續觀察。
安妮：出獄後，趙昕繼續從事民運。他介紹了這段時間所從事的活動：
在學校聽候處理了半年多，後來看我還是非常反動，就正式的給我「勒令退學、開除團籍」了。這樣我就很高興地，跑到北京來了。那時候就想著，一心一意地想著「繼續干革命」。 當時想幹的革命，肯定是民主革命了。所以這樣我就一直到了北京，從90年底到今年吧，這十六年以來，我幾乎都是在北京，其中有那麼2年多在外地。到了北京以後，我就直接找到了北大，找到了張抗抗老師和周舵老師，和北大的那些老師同學，還有在監獄裡面的難友，也包括清華，也包括人民大學，很多同學朋友就在一塊了。很快的，通過在秦城監獄的難友，我就認識了很多很多的、這樣的一些，有共同理想的和共同身份的這些難友們。那麼在這個過程中呢，北京這些高校的同學也好，老師也好，就開始策劃要成立各種綱領的地下黨和地下組織了，繼續開展自由民主的鬥爭。
那麼，那個時候，最早在90年11月份，清華大學的同學張亞非就和北京外國語學院的陳晏彬，還有北交大的一些朋友們，他們十幾個人成立了一個「中國民主革命聯合陣線」，這樣一個組織。他們還辦了《鐵流雜誌》，辦了3期，很快就被破獲了。後來他們很快就被抓起來了，最後陳晏彬判了15年，去年才剛出來。張亞非也判了12年，也是前些年才出來。我們當時一直在營救他們，也決心契而不捨地，要繼續的把自由民主的運動進行下去！
在這樣的運籌過程中，先先後後成立了很多組織。其中包括中國自由民主黨，包括中華進步同盟，中華民主團結聯盟，自由工會籌備委員會，等等很多這樣的組織。後來，經過大家幾次的開會協商，就認為：太分散了，力量也有限。那麼，當時就決定互相參加對方的組織，同時就合併為一個大的中國自由民主黨。這個自由民主黨，據我當時瞭解的情況，因為當初都採取單線聯繫，一條線都是個人和個人之間單線聯繫，哪怕朋友之間，互相是好朋友，但是也不太清楚對方到底加入沒加入中國自由民主黨。據我瞭解的情況是：當初有250人左右，而且，在全國各地大概在10多個地方的建立了分部。比如說，我知道的是：河南、上海、新疆，還有很多地方就建立了分部。當然啦，共產黨對我們是無孔不入的，跟蹤、盯梢、派特務，派一些被收買的叛徒，打入我們的組織內部。所以說，我們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他們很快的就察覺了，就知道了。
安妮：聽眾朋友，這裡是自由亞洲電台，從美國首都華盛頓播出的《世紀漫談專題節目》。我是主持人安妮，您正在收聽的是對中國大陸著名民運人士趙昕的專訪。正在醫院接受治療的趙昕先生，回顧了多年來參加民主運動的經歷。1992年2月28日，為紀念六、四 1000天忌日，趙昕和兩位朋友在北京與警察發生了衝突，結果被又打成重傷：
趙昕：那麼在92年的2月28日，那正好是六、四 1000天忌日的時候，我們在地質大學搞了一個十幾個參加的六、四1000天的忌日紀念活動。在那天晚上，由於警察一直非常緊的盯著我們，我們其中有一個朋友，就叫王國齊，人稱「不銹鋼骨頭」的北京硬漢子，他就和他們發生了一些爭吵。最後他們就調來了7-8輛警車，來了20多個警察，就來抓王國齊。當然我就堅決的反抗了，不讓他們抓。他們暴打王國旗，我就阻止他們：「別打了別打了！」 結果他們把我一塊打了。當時被打的人除了王國齊之外，還有另外一個76年的四、五運動的領袖，那時候有個很著名的叫「小平頭劉迪」，他和我們也一塊被打了。但他們兩個沒有還手，那時候我血氣方剛，就我一個人還手了，還把一個警察的眼睛打傷了，一個警察的下身打傷了。最後他們就把我們抓到了車上，在車上還用電棍打我們，用手來掐我們的大腿，很橫的。把我們拉到東昇派出所的時候，下車之後，門一關燈也不開，黑咕隆冬就開打我們15分鐘左右，沒有任何聲音，只聽到我們的呻呤聲，和他們那種喘氣，像野獸般的聲音。就這樣，把我們幾個打成重傷，非常嚴重。那麼後來呢，他們就我把送到郊區的一個賓館，看了我十幾天，也沒給我治病，他們審我連夜的審，什麼都審不出來，他們就把我遣送回雲南老家去了。 我就在雲南中醫學院，有一天突然摔倒在地，就爬不起來了，就相當於腰椎被打損傷了，躺在我一個高中同學寢室裡面，同學們天天給我按摩。這樣的慘況，過了一個月之後，我才能夠慢慢爬起來，才能夠又站起來了。
安妮：與北京警察發生衝突之後，趙昕被遣送回雲南老家，隨後又在武漢參加了自由民主黨的活動。為此又失去了工作，四處流浪，還曾經賣血為生：
後來我回到了我的老家雲南昭通。後來又在朋友的介紹下，躲到了武漢，在武漢的一家公司工作，化名趙子軒，然後在那邊工作。在北京呢，他們也加緊了偵破。最後在北京的這些中國自由民主黨的朋友，在胡石根、劉京生、王國齊、王天成、陳衛、康玉春等等這些朋友的組織下，印刷了大量的傳單，然後我們也往全國各地投遞，到各個大學去張貼，和郵箱裡投放。結果就在5月28日的時候，中國自由民主黨的主要的領袖之一胡石根先生就被抓捕了。前前後後，全國各地被抓的有30多個人，那麼最後判決的，北京市16個人，河南，江蘇，還有其他地方，新疆也判了一些。總共被判決了20多個人，就把我們整個組織就破獲了。胡石根先生和王國齊、陳衛、王天成先生他們，在監獄裡面採取了非常堅決的一種不合作態度，也不出賣朋友，有什麼事情，有什麼機密，他們就自己扛著，承認是自己做的。最後呢，他們就保護了大量的中國自由民主黨的，在外面的一些同仁。他們自己承受了很大的傷害、監禁和迫害。我們在外面呢，也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就躲過去了，也是非常感激他們的。當然啦，國安他是非常清楚的知道，我是在其中，也是比較重要的一個角色。所以他們曾經通過王軍濤先生的太太，就是侯曉天女士，他們知道我跟侯曉天女士關係很好，然後跟我打電話，說是要我到北京投案自首，否則的話，就要全國通緝我。後來沒有辦法，我就回到了北京，我就準備再一次去投案自首。因為知道沒什麼，共產黨的牢底坐穿我也不怕，我也不願意再逃跑，或者逃到國外去。始終覺得還是要堅守，還要在自己的土地上抗爭。結果回到北京之後呢，侯曉天女士就跟我說：「他們最近一個多月，已經不找你了。他們來找我的時候，我替你向他們送了兩條煙，然後替你說了很多好話，他們現在也不怎麼找你了。」她就勸說我繼續再流亡，繼續在躲吧！
後來我聽從了她的勸，就繼續在全國各地流亡。這樣過了兩年之後，94年，我又回到北京的時候，在王丹先生的生日晚會上，就見到了北京市國安的、國保的，當時來抓我們的警員。最後一個張處長說：「趙昕你回來啦！沒事了沒事了，以後可千萬別在參加這些事了！」就這樣，我92年參加中國自由民主黨的事，就這樣給了掉了。當然流亡的過程中，也有很多酸甜苦辣。比如說，讓我記憶憂新的就是：我曾經實在是沒有錢、沒有辦法，曾經在武漢的街頭還賣過大約400CC的血。因為沒錢，因為肚子很餓。
安妮：1998年，趙昕又和其他民運人士一起籌備成立中國民主黨：
趙昕：在97年、98年年初的時候，我和王有才，還有全國其他89學運的一些領袖，我們就做了很多研究和商討，分析中國國內的形勢，認為秘密組黨已經行不通了，但是還是不能就這樣一盤散沙，就要通過一種「和平、理性、公開、合法的組黨運動」，來衝擊他的黨禁。所以，王有才先生在98年的5月份就到北京來，我們已經取得了一些共識。後來在98年的6月25日，克林頓總統訪華的時候，浙江的王有才、吳義龍、祝正明，他們幾個就開會商量決定：就在6月25日那天，由王東海先生、王有才先生，還有另外一個年輕的一個朋友，叫林輝 ，他們三人到浙江的民政局去申請籌組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由此就揭開了中國 98年的公開組黨運動的大潮。他們接下來又派出了一個非常處理優秀的骨幹力量叫吳義龍 。吳義龍先生先後三次的神行中國，他在很短很短的時間內，就跑遍了全中國的每一個省，跟每個省的當地的民運朋友，進行廣泛的交流、接觸。很多人是拒絕，很多人是反對，很多人是害怕。那麼，最後還是在每個地方，幾乎都找到了能夠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商議：每半個月一個省，公開的申請籌組中國民主黨的每個省的委員會，以這樣的形式去衝擊黨禁，掀起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新的高潮 。那麼我們北京呢，商定了之後在1998年9月16號，要去民政局申請籌組中國民主黨北京委員會。當然啦，後來由於警察把我們抄家了，把我們的材料資料都搜查走了，後來沒辦法，我們就在9月18日，通過郵寄的方式，遞交了中國民主黨北京委員會組黨的申請。全國各地，包括山東、東北、湖北、四川，全國各地風起雲湧的，先後在短短的半年多時間內，就有17個省市， 後來就達到23個省市，去公開在當地申請組黨，籌組中國民主黨每個省的委員會，掀起了一個中國民主黨98公開組黨運動的高潮。
安妮：趙昕在籌建中國民主黨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為此連他的妻子和孩子一道被官方，趕出北京：
事實上，當初真正的中國民主黨的這些創始和發起人，我們在一起開的一些小型會議上，決定的我的工作是幹什麼呢？ 1.是把我當初所在那公司我做總經理，我把那個公司的職務辭掉了，就不幹了； 2.我是到武漢去籌備「中國民主黨全國籌委會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我是去肩負著這樣一個重任，和外界切斷一切的聯繫，然後呢，悄悄的去準備在廬山，或者是武漢，或者是三峽，借吳義龍先生和單稱峰小姐他們倆結婚的名義，我去籌備「中國民主黨一大會議」去了。當時對我的要求是：對外界切斷一切聯繫，不發聲、不說話，也不跟外界聯繫。只跟一些特定的、安全的人聯繫，通過他們來轉話。就這樣的，在98年的9月份他們就到我們家去抄家，那時正好我出差到外地。說白了，我就是去籌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不在北京。抄完家了之後，一定要讓我回去，不然又要抓我。 我就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他們就傳訊我、審查我，最後呢就是：要把我全家驅逐出北京。當時我租住的房子呢，是趙紫陽先生的高級智囊——高山先生家的房子，已住了5年多了。最後後來，他們就把我們全家在中秋節的時候，趕出北京，把高山先生家的門也全部用封條封了，甚至要沒收高山先生的房子。而且警告我，不管在任何朋友家住，或者是去租誰的房子，他們就要去趕這家人，去沒收這家人的房子。迫不得已，沒有辦法，所以我就帶著太太孩子，離開了北京。然後我就到了武漢去了，那麼在武漢，當然也同時正好繼續籌備民主黨一大了。98年的11月以後全國開始到處抓人的時候，我在武漢，也是一直在那個地方，非常低調的生存。
安妮：在講述多年來投身民主運動的過程，趙昕談到他思想上的根本變化：即從主張暴力反抗到奉行非暴力抗爭：
趙昕：事實上我在長期的探索和求索中非常痛苦。因我當初作為北京外高聯的糾察總指揮，我派了很多同學去當糾察隊員，到北京的各個地方去堵截軍車。後來我得到的消息是：我派去的兄弟們，可能有七八個人被打死了！對我來說，心裡面的傷害就非常大，內心深處也非常痛苦，一直覺得我有責任，必須為他們的鮮活的生命犧牲這件事負責任！所以一定要想方設法，探索出一條通向自由民主的大道來，以推動中國，成為一個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的一個國家。所以，不管是在監獄裡還是在監獄外，我都買了大量的書，或者是借了大量的書長期的閱讀。
後來我在九四年末的時候，接觸到了甘地，讀到了甘地的一些傳記，他當初如何領導個印度人大會，做非暴力的鬥爭。後來又如何領導印度人民，進行非暴力抗爭。這對我的影響震撼就非常大，但後來同時也讀到了很多，比如說，美國的馬丁、路德、金領導的民權革新運動、公民不合作運動的等等文章，也是非常受感動。正好當時南非正在搞真相與和解運動 ，曼德拉後來也放出來，也做了總統了，白人與黑人和解了，在追索一切真相的同時，進行大赦，進行民族的大和解。這些事件，給我的衝擊非常大，影響非常深刻！基本上，曼德拉當總統那一天，全球直播，我特意的去買了一台好電視，然後準備來收看。當然，也有意識、有目的地，看了國外的，美國、英國、波蘭、捷克，很多學者寫的關於「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公民不服從運動」的一些書籍。
逐漸的我開始認識到，目的和手段必須要協調一致。目的再崇高在純粹，如果你手段是不擇手段，甚至採取這種暴力手段的話，在實現目的過程中，你自己也被扭曲也會被異化，也會被這種暴力也好，權力也好，所扭曲異化，最後也會墮落成暴力的奴隸，仇恨的奴隸，黑暗的奴僕，撒旦的奴僕，成為自己當初所堅決反對和抵抗的暴君。所以在逐漸的求索、逐漸的探索、逐漸的苦苦思索中間，我們終於找到了甘地，找到了圖圖大主教，找到了馬丁、路德、金，找到了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找到了非暴力公民權利運動。所以，我在96年左右的時候，已經變得相對比較純粹了，從一個暴力革命者轉變為一個非常堅定而溫和的非暴力主義者，從主張暴力反抗到積極倡導中國非暴力公民權利運動，並全身心地投身其中，身體力行中國式的民權運動了。
安妮：然而，不幸的是，摒去了暴力原則的趙昕，卻擺脫不了暴力的陰影。2005年11月，趙昕在九寨溝旅遊時，被一群身份不明者，無故打至重傷。當地公安指認對方是黑社會，做為一般民間糾紛處理。但是趙昕認為，打人者是受人指使的。身負重傷的趙昕，至今還在治療當中，我們感謝他在病房中接受我們的電話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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