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0日訊】聽說黨在忙於操辦“八五大慶”，百感交集、悲從中來。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蘇東劇變”，全球的共產黨政權土崩瓦解，在歐洲全軍覆沒，在亞洲和拉美倖存的五個共產黨政權風雨飄搖、命若懸絲。歷史無情，共產黨“一黨專政”在全球範圍內凋零飄散，乃是“無可奈何花落去”。共產黨當年以“解放全人類”為宗旨，橫空出世、萬眾歡騰、應者雲集，現在則到處被人民拋棄，實為創始人所始料莫及。處此存亡絕繼之秋，苦思冥索因應之道猶嫌心力之不逮，何來“大慶”之情緒？
由於見識各異及利益各異，對歷史的解讀很難一致。一些善良的黨員仍然認為，黨淪落到這步田地，是因為黨內出了史達林、毛澤東、波爾布特這一類惡魔般的壞領袖。從人文代價的角度來解讀各國共產黨的歷史，確實令人毛骨悚然。拋開殘酷的對外鬥爭不論，掌握生殺予奪之權的領袖們不斷地製造各種藉口進行“路線鬥爭”，捏造罪名將黨內實在的或潛在的權力競爭對手定性為“反黨集團”進行血腥清洗。史達林掌權之後將 “十月革命”前的所有中央委員趕盡殺絕，包括曾經與他緊密配合來對付勁敵托洛茨基等元老的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親密戰友”；毛澤東在中國則與戰友們鬥到“舉目無親”，連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這些出生入死私交甚篤的“鐵哥兒們”也置之死地。這些壞領袖們能力都很強，但都心術不正心狠手辣，他們的胡作非為對共產黨的墮落當然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但是，列寧主義政黨本身就包含著違反人類現代文明的毒素。
“東方社會主義”從一開始就是不祥之物。我們知道，現代社會主義起源於西方，追求的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的人類文明。為了爭取民眾製造革命，列寧在二十世紀初宣告資本主義的西方已經進入“垂死階段”，這是一個彌天大謊。事實正好相反，二十世紀初的西方正是西方國家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都迅猛發展的時期，西方工人階級在這個時期也普遍獲得工資增長、縮減工時、勞動保護、社會保障、全民義務教育和普選權等切切實實的政治經濟權益。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們普遍地以現有的文明高度為出發點，以議會民主作為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堅持通過和平的議會道路來推進社會主義的事業，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列寧無視西方社會的實質性進步，蠻橫無理地將西方馬克思主義同仁對民主和人道的追求斥為“修正主義”和“背叛革命”，憑藉“東方的野蠻”，繼承秘密會黨的傳統，以“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一黨專政）來玷污社會主義的神聖事業，流毒甚廣、貽害無窮。俄共尚且如此，向俄共學習的亞、非、拉各國共產黨，更是等而下之。
“壞領袖”得勢、“好領袖”遭殃，各國皆然，足見党本身大有問題。問題太多，聊舉幾例。第一，以“黨性”毒害人性，造成是非觀念大混亂。“黨性”的核心是“組織觀念”。共產黨以嚴酷的紀律要求黨徒不管是非曲直向黨盡忠，昧著良心、顛倒黑白也在所不惜。任用幹部也一直以忠誠程度為首要標準，德才均在其次。與社會交往，一切以黨的權力利害為依歸，處處強詞奪理。結果，對平常人一道即明的種種，到共產黨那裏便變得昏天黑地、不可理喻。例如，明明是依靠強權建立起比西方社會落後了一個時代的落後制度，卻不管邏輯上的混亂來論證這種制度的“社會主義優越性”，還恬不知恥地胡說社會主義實踐的時間比資本主義短，因而“優越性”還無法體現出來。
既然“社會主義”本身的定義就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的文明，跟資本主義比較起來沒有“優越性” 的社會，還能算是社會主義嗎？中共現在仍然將“党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作為“社會主義” 的前提和內涵。且不說民主是社會主義必不可少的政治文明，沒有國家制度的民主，對生產資料或其他財產的社會主義“公共佔有”，不是成了天方夜譚嗎？
第二，建立一黨專政的党國體制，不僅嚴重妨礙國家民族的進步，也使黨迅速腐化。專制權力使人腐化，乃雜世界之通例。西方先進國家有成熟的市場經濟，權錢交易機會有限，有嚴格的三權分立、分權制衡，又有虎視眈眈的反對黨和獨立的傳媒，腐敗醜聞仍時有所聞。中國由党國官員壟斷一切權力，行政權力不受分權之制衡，不成熟的市場經濟廣泛地、每日每時地提供權錢交易的機會，又沒有反對黨、沒有獨立司法、沒有獨立傳媒，更有那麼多關節要打點、有那麼多人情要做，要黨政官員們不腐敗，顯然是強人所難。實際上，在一黨專政的党國體制下，黨政幹部也沒有基本的安全和尊嚴。
且不說官員們在党國體制下常常陷於精神分裂，必須昧著良心講違心話、做違心事，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同時生活在兩副面孔和兩套語言之中，弄虛作假成為基本的生存法則，活得很累也很假。一旦陰差陽錯成為“黨”的打擊對象，隨時都可能淪為階下囚，甚至於一命嗚乎。本來在正常的社會中憑自己的能力就能夠輕而易舉地得到的榮華，又何必與不正常的專制社會捆綁在一起，幹那些偷雞摸狗的事情而惶惶不可終日？建立正常的社會，換一種活法，在民主法治的國度下活出人的尊嚴，活出“真性情”，豈非更高之境界？原蘇聯東歐各國的廣大共產黨人，變制之後挫折良多，但打死也不願“共產主義復辟”，根本原因也在於此。
第三，迷信暴力、違反民主法治的現代政治文明。現代政治文明保護基本人權，承認意見分歧和利益爭端是再也正常不過的事，要求通過民主和法律機制儘量爭取以雙贏的方式解決分歧和爭端。共產黨卻迷信暴力，總是以暴力來解決意見分歧和爭端。全球的歷史證明一黨專政為害甚烈，人人得而誅之。但“反黨”則一直被掌權的共產黨視為彌天大罪而受到嚴厲鎮壓和迫害，陷害忠良、冤獄不斷。共產黨憑藉暴力建立起來的是極權主義政權，這種政權將無法完全控制的社會力量都視為異己力量，必欲除之而後快，而且要“消滅于萌芽狀態” ，正常的公民社會和健康的社會力量無法成長起來。
趙紫陽在關鍵時刻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已得現代政治文明之精髓，党國後進，不可不急起直追。
第四，“培養接班人”的制度和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已形成“優敗劣勝”的逆淘汰機制。共產黨內部宦海沉浮，最後得勢的往往是唯唯諾諾的無能之輩和工於心計的無恥之徒。只有在立志改革和變法的時候，才會出現優秀人才脫穎而出的例外情況。蘇共拋棄有改革意向的赫魯雪夫而選擇昏聵的勃烈日諾夫來維持十多年的全面停滯局面；中共在關鍵時刻拋棄銳意進取的胡耀邦和趙紫陽，而選擇心理陰暗胸無大志虛榮平庸的江澤民，足見惰力之可怕。從制度層面說，政務官的民主選舉有利於發現在德識才學方面深得人望的人中之龍，公務員制度中的考任制可以激發聰明才智。共產黨反其道而行之，“党管幹部”，層層任命，何苦來著？
不可否認，中共內部嚴重缺乏改革動力，令人擔憂。這也難怪，那麼多黨政官員要風得風、要雨地雨，似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哪有憂患意識、改革之志和變法之心？
他們感覺良好、整體平庸，陶醉於由前後幾代人的人文代價和慘烈的生態環境代價堆積起來的“經濟成就”。但是，看看歷代王朝在“內囊已盡”的末世聲色犬馬紙醉金迷暴戾無道，便知道這種典型心態所昭示的只是回光反照。腐敗顢頇的滿清政府，捨不得鼻尖底下的既得利益，一直等到革命運動如火如荼的危局中才匆忙推行三心二意的“預備立憲”，錯過了通過和平改革建立憲政的時機而毀滅於革命的烈火，希望中共不要重蹈滿清的覆轍。
黨政官僚們曾經是普遍擁護改革的，因為在“文革”廢墟上推行市場化和一定程度的民主化改革，曾經給黨政官僚提供發財機會和各種發展機會。我們曾經共同擁有過八十年代初的鬥志昂揚、奮發向上。現在發了財，依靠法律不健全和市場經濟不成熟來渾水摸魚，對特權及“權力經濟”產生了“路徑依賴”，便再也不想進取，不想建立長治久安的民主法制和成熟的市場經濟。處於優勢地位還不敢接受程式公正機會平等的自由競爭，實在是“不爭氣”。受法律充分保護的個人產權和自由權利，是現代文明的基礎。離開這些基本權利，現代文明就無從談起。離開這些基本權利來奢談“社會主義”，完全是搞笑；離開這些基本權利，而將“党的領導”作為主義的基本條件，則是別有用心地打著“社會主義”的招牌來維護一黨專政。問題是，如果不抓住機會建立以自由民主平等為核心的現代政治法律框架，切實保護個人產權和自由權利，而是繼續停留在“原始積累”階段，那末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程度又由新的“陳勝吳廣”劫富濟窮、鏟平重來，然後又是新的原始積累，循環往復。玉石俱焚，恐非官、商諸公之所願。
的確，中共面臨新的抉擇。1949年中共領導那場“革命”的勝利，把幾千年來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基本載體的士紳階層給滅了，把近代通關以後培養起來的中產階級也給滅了。直到將中國文化破壞殆盡、經濟面臨全面崩潰的七十年代末才如夢初醒，回過頭來重新“弘揚傳統文化”和“培養企業家”，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建國以來的種種國家罪錯及其所帶來的生命財產損失，也不堪回首。往者無可咎，來者猶可追。政治民主化改革是中共向國人贖罪的機會、也是中共自我救贖的機會。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當以臺灣的國民黨為榜樣，儘早開放黨禁、報禁，讓中國走上民主憲政的道路，中共也在多黨競爭和體制外有效監督中走向新生。還保留有社會主義情懷、還保留有正常人的正義感的中共黨員也應該象他們的東歐同仁那樣，回歸人類主流文明，主動實現黨的“社會民主黨化”，與其他政治勢力分享政權並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價值而奮鬥。一黨專政是決不能將中國人帶進天堂的，儘早告別已被歷史淘汰的党國體制，擁抱已被整個人類證明的民主憲政，是中華民族的唯一出路。否則，如果中共繼續違反國家民族的利益而繼續保持禍國殃民的一黨專政，那麼中共的前途便是作為一個自私狹隘的利益集團徹底沉淪，最終被歷史無情淘汰。良知尚未冺滅的中共黨人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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