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4日訊】89年的春天，我老家的兩個學生來看我。他們雖然年輕，但都很有出
息，一個是縣文化館專職創作員，所寫作品還受到當時很走紅的中共作家鐵凝的好評。另一個是中學教師。談話中他們和我說：「現在的知識分子，個個都是反黨分子，中共應該好好進行自我整頓，不然還真就會像他們自己說的，會亡黨亡國的。當然，國家是不會亡的，亡黨，還真備不住！」當時我雖然已經不在學校任教了，自己作起了生意，但對國內的一些重要大事還很關心，對他們所說，我深有同感。
沒有多久，北京出現大學生到天安門廣場絕食，接著，一場以反官倒和黨內腐敗為基本內容的學生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了。那些日子裡，幾乎每天都有考入大學的學生到我家來談國內的大學生運動，也有不少學生給我來信談有關方面的情況。在和他們的談話中，我毫不掩飾地表示了對他們行為的支持。對於我的支持，學生們很高興，更加堅定了他們反腐敗的信心和勇氣。有一個學生是新聞系的，他多次到天安門採訪，寫通訊稿件，並照了許多照片，其中還有學生們在廣場樹立自由女神的照片。每次他從北京回來，都到我這來一次，和我說北京的情況，並把一些照片給我看。這個學生在「6．4」後作了檢查，所有照片也全部銷毀。他雖然學的是新聞專業，但後來卻被分配到國安裡工作。據他說，國安的一些老同事在談到他時說：「完了，好好的一個孩子，這下毀了。」國安保密性很強，能進不能出。他開始到國安工作的一段時間裡，有時還到我家去一兩次，後來我怕給他或我自己惹上什麼麻煩，有意地迴避他，漸漸地他也就不來找我了。
對學生運動支持的不僅局限在北京的民眾，以我當時看到的情況，國內的民眾基本上都站在學生運動一邊。在那些日子裡，每到新聞節目時間，人們就圍攏在電視跟前看新聞，大家誰也不出聲，看完了再議論。當時央視新聞的收視率極高，以致到後來又增加新聞時段，有了整點新聞。直到現在，人們都還能清晰地記得當時電視上的遊行示威畫面，人山人海，各式各樣的旗子和標語口號，有各大院校的學生，有國家直屬各大機關──中央辦公廳、國務院、外交部、首鋼工人……，許多人和我說，國家這次一定會下大力懲治腐敗，必競是「民意不可違呀」！我所在的村委會大門外，也出現了「打倒鄧小平」的大標語。
我有兩個農民朋友，當時他們都20幾歲，比我小得多。他們買了許多箱飲料，用車送到北京，看到學生們就給。那次送完水後，他們到青島作生意，看到學生遊行，也跑到學生的隊伍裡，跟著游了起來，當時他們和學生年紀差不多，走在學生之中，人們還以為他們也是學生呢。我雖然很同情民運的立場，但畢竟只是普普通通的農民，像千千萬萬的民眾一樣，孤零零的一個，沒有組織，沒有同志，無法參與其中，有想法不能說出，心中很是痛苦。那時我作服裝生意，一天到市裡進布料，在樓上，我看到了廣場上學生們搭起的一個個帳篷，學生們在那舉行抗議活動。賣布料的老闆和我說：「那周圍有好多的警察和便衣，在遠處看看可以，千萬不要到跟前去，警察就會把你的名字記下來，對學生現在沒有辦法，對老百姓，有的是法子治你。」當時我就意識到了，我是個沒有政治權利的公民。
6月4日早上8點時的早新聞，是播音員杜憲播報的清場消息，語調很不尋常。後來到北京出差的人回來說，那一夜北京亂成一片，槍聲一夜不停，八點前的夜裡有新聞節目，報導了清場的現場，他們都看到了，杜憲哭了。人們說的可能是對的，因為從那次杜憲播報後，就沒在電視上出現過了，換了一個讓人看了就鬧心的人。人們說，不想看新聞了，那個女播音員看了就讓人想吐，一付死不要臉的樣子。
6月4日後，有一個叫肖斌的人，在北京介紹天安門軍隊殺人的事，他被錄了像。後來這個人去了大連，被一個女售貨員舉報了出來，抓住後判了20年徒刑。幾句話就被判20年徒刑，這可能是同他是個普通公民，卻要參預政治有關。很長一段時間，責罵那個女售貨員成了人們的主要話題。如今已經17年過去了，那個叫肖斌的人不知現在出來沒有。
老百姓同情趙紫陽，不斷學著趙紫陽的口氣重複趙的講話；人們痛恨李鵬，比恨鄧小平還恨，羅馬尼亞的齊奧賽斯庫被人民槍斃後，人們在電視上看到李鵬就說：「這個人活不了多長時間了，腦袋上的抬頭紋都開了，說話也剩半口氣了。」民間有個說法，人在臨死之前額頭上的皺紋會舒展開，一旦出現這個情況，這個人就不久於人世了。可是李鵬沒死，到現在還沒死，可見當時人們說的不過是氣話。後來人們又說：「好人不長壽，禍害活千年，就是這麼個歪打正著的年頭。」
李鵬雖然還沒有死，但不蓋棺也可定論了，一個死了活著都被人啐罵的壞人。人們說李鵬一生只能有兩次叫人說好：當他一出生，人們會說：「啊，真好，是個大胖小子！」到他死時，人們會說：「啊，真好，這個禍害總算死了！」
「6．4」之後，我見到過兩個在北京執行戒嚴任務的軍人，一個是普通士兵，一個是營級幹部。他們給我說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內幕，不到時候，這些內幕說出來也不會有人信。人們習慣於給自己的思維畫一個圈子，超出這個圈子，人們就理解不了了。這也難怪，畢竟做人還是有底線的，超越底線太多，人們就不相信了。南京大屠殺人們可以信，因為那是在戰爭年代，南京的民眾不是日本人的臣民。人們囿於自己的經驗和作人的起碼道德底線來思考問題有時也會誤事，常常有這種情況，殘忍成性的獨裁者在自己本土滅絕人性地殘害當地人民，而人們卻因為那些事過於殘忍、離譜、荒唐而不敢相信，延緩救助或不救助；另一方面施害者則乘機消毀罪證，加深迫害，並把那些敢於站出來說出真像的人「繩之以法」。
最近幾年，我在作生意中接觸過一些在校大學生，試著問了一下他們知不知道89年我們國家發生過什麼事？他們中大多數人對「6．4」事件一點不知，還有一些人隱隱約約地「知道」那年大學生「鬧事」。我也問了他們在民國時期的一些學生運動，對那些，他們倒略知一、二。我真的很傷心，那次以反腐敗、反官倒、反特權為訴求的學生動動，歸根結底也是一次救國的運動，所要救的，也包括現在在讀的大學生們，而他們對這些與自己命運攸關的事卻全然不知，完全是一群「史盲」。
現在我們回到文章的開頭，前不久，我又見到了我那個在文化館工作的學生，他還是文化館的專職創作員，每月有1,000多元的工資，任務也很簡單，每年寫出一部中篇和一個短篇小說。現在他已經出了一本短篇小說集，還有一本集子就要出版。他給了我幾本他出的書，我很認真地看了。我覺得，他的書不會受新老權貴們的歡迎，他用一種很沉悶的調子很寫實地敘述60年前的那場戰爭，一點也沒有「革命的英雄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和「革命的樂觀主義」；同時，他的書也不會被持民間立場的人接受，因為從藝術理念到行文敘事都不能擺脫黨文化的影響。我把我的想法和他說了，他同意我的說法，說他的書確實很難賣。他現在變得很實際，對自己清閒的生活也很滿意，生怕有什麼改變，好像忘記了當年和我說過的話，生活變得漸趨麻木。
17年，多麼短暫又多麼漫長，殺人者保住了權力，民主和自由遙遙無期，連我的學生也變得不再年輕了。在為生存而奔命的日子裡，人們有多少興奮難眠的希望，又有多少痛苦難挨的折磨，該記住的不該記住的事每天都在發生，但無論如何，我們不該忘記「6．4」。不僅是為死去的，也為活著的，我們都是「6．4」的倖存者，「6．4」的痛是所有中國人的痛。還是記住吧，儘管很痛苦，記住這次事件，每一個細節，每一個同事件有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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