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6日訊】最近，中共政治局就「緩解地區之間和社會階層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召開專門會議，引來幾分注目。
目前，中國地區差距、城鄉差距、貧富差距，都達到「世界之最」。標誌貧富分化的基尼係數，官方承認已經超過0.45，達到世界公認的「警戒線」；如果算上中國官場和社會精英中，無處不在的「灰色收入」，這一數位更高，甚至可能高達0.6，不僅超過「警戒線」，還創下「世界紀錄」。
八九時期，示威學生要求「反腐敗」：加倍鯨吞中國經濟成果，貪官外逃，資金外逃，國有資産被嚴重掏空。與此同時，舊的政治體制得以延續，不僅爲大規模官場腐敗提供了最佳氣候和肥沃土壤，而且，長官意志繼續凌駕於民主與科學決策之上，形成高成本、高消耗、高浪費、高污染的惡性循環。
「六四」鎮壓的後果之一，不僅使中國失去了政治改革的機會，也增加了中國經濟改革的難度。因爲，不論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體制弊端，都是改革的核心。而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密切相關，改革經濟體制，必然觸動政治體制。
「六四」之後，中共黨內保守派更加理直氣壯地以「反對自由化」和「反對和平演變」爲名，拒絕政治體制改革；同時，官商勾結的利益集團，藉政治體制改革的無限期推後、以及經濟體制改革的放緩和停滯，更加肆無忌憚地洗劫國有資産，暴斂財富。
十七年來，發生在城市及其郊區的強行拆遷和暴力拆遷，以及發生在農村的強行徵地和暴力徵地，愈演愈烈，就是對上述發展趨勢的活生生寫照。特權利益集團的膨脹，爲改革構成更大阻力，尤其政治改革，變得更加遙不可及。知識份子主體的演變，則是另一番景象。回顧以青年學生和知識份子爲主體的八九民運，除了政治改革的訴求，經濟層面，在不同社會利益群體之間，這些青年學生和知識份子，實際上也起了仲介或中間人的作用，「反腐敗」的口號，就是無形的體現。
「六四」鎮壓後，中共一方面監禁和迫害民主運動的帶頭人，另一方面，又加緊收買以知識份子爲代表的社會精英，通過再三加工資和分配福利房，讓知識份子「收聲」，甚至變爲己用。
知識份子主體的失聲和蛻變，使官民之間和貧富之間，都失去了藉以調節和潤滑的中間地帶。如今，每年高達八萬多起的抗爭事件，已經直接來自農民、工人等廣大弱勢群體。少數保存風骨、堅持仗義執言的知識份子，則融入到這類抗爭中，通稱爲「維權」。
如果八九民運成功，中國民主轉型和平達成，彼時，初露苗頭的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必然得到及時遏制。斷不至於像今天這樣，達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時至今日，當局要想解決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既可能朝前走，也可能朝後走。朝前走，就是切實展開拖延已久的政治體制改革，通過民主和透明機制，監督官商兩界，平抑收入差距，進而平衡社會各階層利益。對中國而言，這無疑是康莊大道。惟將觸動特權階層的既得利益。
朝後走，就是回到毛澤東時代的「平均主義」。以胡錦濤對毛澤東的頂禮膜拜，「朝後走」的可能性，也並非不存在。畢竟，中國早有古訓：「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胡錦濤朝後走，只需搞幾波「殺富濟貧」，暫時也能縮小收入差距，只不過是「治標不治本」。
據說，在這次討論「收入差距」的政治局會議上，胡錦濤頗有「訓話」的口氣。看上去，是流露其對從中央大員到地方官吏的陽奉陰違表示不滿和不耐煩。但也很可能只是借機敲打官商勾結的利益集團，爲明年「十七大」人事安排鋪路：排斥江系人馬，扶持團派子弟。
因爲，目前，很顯然，官商勾結的利益集團，大多出自「上海幫」或江系勢力。如果胡錦濤「訓話」，僅僅是出於這種權力鬥爭的需要，那麽，所謂解決中國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也不過就是一句空話，仿如各種「嚴打」般，刮一陣風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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