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毛澤東的發明專利——「群眾專政」
「革命」是一個充滿暴力和血腥的可怕辭彙，自清末以來，在長期稀裏糊塗的流傳下，變成了一個「籠罩著五彩光環的褒義詞」，人們從不考究它的原始意義，只知道「革命」光榮，「不革命」可恥，「反革命」有罪。於是，人們紛紛參加以「革命」為名義的隊伍；於是，「革命隊伍」壯大起來。
「革命」隊伍的人來自五湖四海，其中有許多「理想主義者」，混入了一些「機會主義者」，還有數量龐大「被欺騙的群氓」。當「理想主義者」拋頭顱、灑熱血，成百上千萬群氓用白骨堆砌成通向權力的臺階，最終登上權力的寶座和享用革命勝利筵席的，必定是玩弄權術、慣耍陰謀詭計的機會主義頭子。——這是革命的鐵的規律。
良知尚未完全泯滅、學問多得昏了頭的人，是無法坐穩「革命領袖」寶座的，陳獨秀、瞿秋白等便是明證。只有那些熟稔改朝換代歷史規律，深入社會底層在「黑社會」運作中遊刃有餘的小知識份子，如「泗水亭長」劉邦、「流浪漢」趙匡胤和「皇覺寺的小和尚」朱元璋之流，才能掌控錯綜複雜的農民起義大方向，掃平群雄，變無序為有序。於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毛澤東晚年自省，一輩子祗做了所謂「建政」和「文革」兩件大事。有識之士指出，毛澤東一輩子實際上只做了一件大事：為他自己奪權、掌權、登基，做不戴皇冠的現代皇帝以及消滅黨內、外政敵，鞏固皇權直至壽終正寢。
這種從一開始就目標十分明確的梟雄，頭腦特別清晰，他的思維與眾不同，總是獨樹一幟，一切行動都服從這一終極目標。例如，1927年毛澤東掀起「湖南農民運動」，攪得天昏地暗，鬼哭狼嚎，血流成河，意在亂中奪權。由於主、客觀條件不成熟失敗了，但積累了經驗，懂得了「抓槍桿子」的重要性。又例如，抗日初始，彭德懷等中共將領紛紛要求上前線打日本，毛澤東卻發出一連串指示，暗中制止八路軍當「抗日英雄」，千方百計回避日軍鋒芒，讓蔣介石和日本人打得兩敗俱傷後，再去摘取勝利果實——奪得全國政權。於是，在毛澤東的掌控下，1936年彙集陝北的各路紅軍人馬兩、三萬，到「八年抗戰」結束的1945年，發展到擁有兩、三百萬軍隊，擴大一百多倍，積蓄了與蔣介石逐鹿中原的本錢……
奪得政權，分享勝利果實的中共其他領導人，無不欽佩這種「領導革命，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的「遠見卓識」，自愧弗如，只能衷心擁戴。
於是，「解放」後又按照毛澤東的「遠見卓識」開展一系列運動，構建新的社會基礎，打造「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桶江山。
「解放」後的第一場運動是「清匪反霸」。從1946年開始，中共每「解放」一個地方，便留下一支相當數量的武裝力量和文宣人員，結合地下黨，組織當地貧苦農民「清匪反霸」。「清匪反霸」是戰爭的繼續。在「清匪反霸」過程中，消滅持槍的敵人，殺戮「暗藏的反革命」，「以殺樹威」建立地方政權。1949年中共建立全國政權後，立即開展「土地改革」，緊接著進行「鎮反」、「三反五反」、「取締反動會道門」和「肅反」等一個個血腥運動，目的都是肅清前政權的社會基礎，建立和鞏固新政權的社會基礎。這一時期，中共重點打擊和消滅的是「歷史反革命」。所謂「歷史反革命」是為前政權服務過的人員、國民黨員、三青團員等。在上述運動中殺戮的「歷史反革命」沒有統計數字，估計是大幾百萬。[注2]
毛澤東清晰地認識到，無業遊民、流動人口是顛覆政權、改朝換代的最大力量源泉。[注3]為鞏固共產黨（實際是他個人）的統治，堅決消滅遊民階層這一隱患。於是，他設計和實施了一整套用法律的、制度的、行政的手段鎖定人的方法。其具體做法是：用嚴格的戶籍制度、基本生活物資（糧、油、布等）配給制、遍佈城鄉密如蛛網的黨支部、公安派出所、街道辦事處里弄居委會、農村人民公社生產隊以及企事業單位人事檔案制度等，把每一個人（包括執行者）牢牢地捆綁在一個固定位置上，老老實實幹活，為中共奉獻剩餘價值……任何人都無法離開這個賴以生存的系統，一旦離開，無錢無糧，乞討無門，只有死路一條。建政後一系列運動消滅了富人，每一個人的勞動收入，在省吃儉用的前提下勉強維持家庭生活，沒有什麼積蓄，避免了有錢人用大筆資金支持造反起義。除必要的獲得批准的（如幹部調動、投親、招工、參軍）之外，將人口自由流動率降到零，並不准乞丐存在。這樣，就從根本上堵死了境內起義造反的門路。——這種「畫地為牢」的制度創新，比前朝「保、甲連坐制」更有效，確實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對於「消滅乞丐」，50年代初報刊雜誌總是歌頌「新社會制度好」。到60年代，餓死4000多萬農民仍不准饑民逃荒，不惜代價地在城鄉交界處設卡圍追堵截，抓捕成千上萬的饑民遣送回原籍活活餓死，一再逃荒者和聚眾鬧事者，送勞教、勞改。一般認為這是避免到處出現乞丐，損壞了党的「光輝形象」，給社會主義「抹黑」。殊不知「偉大領袖」的深意：如果聽任農民逃荒，只要鬆一點口子，由成百上千很快發展到成千上萬，數十萬，數百萬……遮天蔽日如蝗災般的饑民形成滾滾洪流，所到之處掃蕩一空，必然有「陳勝吳廣」站出來加以利用，形勢發展到那一步就由不得你共產黨了……所以當年來自中央的死命令是：發現逃荒的，不管餓死不餓死，無論男女老幼，見一個抓一個，堅決遣送回原籍！
毛澤東十分清楚，實行「階級鬥爭」高壓政策，「歷史反革命」殺戮得差不多了，又會冒出「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和「反革命小集團」。為鞏固政權，絕對不能讓各地的反抗力量聯合起來擰成一股繩，務必各個擊破，消滅在萌芽狀態。
關鍵在於掌握和控制社會基層，設置一種「自動識別的報警機制」去發現這些剛剛冒頭的反對勢力並及時撲滅，不讓他們獲得生存、發展的機會。
於是，「階級鬥爭」大師毛澤東又展現他的創新天才，發明和實施了「群眾專政」。
毛澤東設計、實施的社會制度和結構，真值得後人好好研究。這種制度除了按「條條」劃分，如從上至下的黨、政、軍、工業、農業、財貿……「一竿子插到底」的系統之外，同時按「塊塊」分割，將「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的責任層層落實，直達基層。城市最終落實到居民委員會、居民小組；農村最終落實到生產隊。
城市的具體做法是：將家庭婦女、居家老人組織起來，成立「居民委員會」。居委會除設置主任外，還設置治安、宣傳、衛生、勞動、青年、婦女……等委員，按院落、里弄設置居民小組，指定或選出組長，將責任層層落實到人。那些婆婆姥姥，斗大的字認不得幾個，一輩子被人瞧不起，現在「解放」了，不管官職怎麼小，好歹有頂「烏紗帽」，便特別起勁。然後對這些人不斷宣傳，長期洗腦，報紙電臺，大會小會，天天宣講「黨和毛主席」「偉大、光榮、正確」，人們不知不覺便接受了，在頭腦中形成先入為主的概念。其次，大力鼓吹「社會認同」，上述主任、委員、組長等芝麻官，都是「出身好」或「出身比較好」的，開會或個別談話，黨員幹部反復說「你們是可靠的」，「黨是信任你們的」，把人分為三、六、九等之後，拉一派打一派，誰都想靠近主流社會，誰都不願意劃入「階級敵人」範疇。第三是樹立對立面，篩選出一批家庭出身「不好」或有其他問題的人，戴上「四類份子」帽子，交群眾管制、監督，成為看得見的「階級敵人活靶子」，經常召開大會小會，批判鬥爭，人人都可以唾駡他們。最後是經濟實惠，‘升學招工招幹徵兵’指標下來，優先安排這些人的子女；上面撥下來的各種慰問款、補助款、獎金或某些勞務收入，或明或暗分配給這些積極分子……洗腦就是消滅良心，利誘就是違心的動力，於是，‘黨叫幹啥就幹啥’，這些小腳老太太、白須白髮老大爺，佈滿街頭巷尾，以「維護治安」、防止「階級敵人破壞」為藉口，睜著一雙雙警惕的眼睛，不知不覺地成為中共的告密者和幫兇。由於1950年代初，50歲以上的家庭婦女許多人纏過腳，便榮膺了一個戲謔稱號：「小腳偵緝隊」。
這種羅網緻密的社會結構，不容許街坊鄰里眼中的陌生男性青年頻繁進出。你敲開朋友的家門走進去，一次、兩次不以為然，次數多了，便有人關注；一句牢騷、半句怪話，落到婆婆姥姥豎起的耳朵裏，就是線索。「密報」經治安委員或街道黨支部，彙報到派出所，便有人跟蹤到你的住處，再通過當地派出所瞭解你的出身、經歷，人際交往情況，分析你到朋友家訪問的目的。如果出身「不好」的家庭出出進進的人次較多，就升級為公安局嚴密監控的對象了……這樣，只要有反對共產黨的思想萌芽，只要醞釀組織「反革命小集團」開展最初幾次聯絡活動，很快就會被當局發現。——這種嚴密監控一切人言行的基層社會，把監管「階級敵人」的權力交給了群眾，所以叫做「群眾專政」。
毛澤東將法西斯統治發展到了人類有史以來最縝密、最精細的地步，建成了世界上最龐大、最完善、最有效的監視、告密系統，用以鞏固他的獨裁統治。「群眾專政」的實質是，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全民皆特（務）」——全體大陸人民淪為共產黨的特務或線人，以捍衛毛澤東的權力為「頭等大事」和「光榮任務」。(待續)
[注2]「幾百萬」的「幾」，可以是1至9，「大幾百萬」的「大幾」，則不是1、2，甚至不是3，而是一個更大的數。
[注3]蔣泥在《什麼力量左右中國歷史「改朝換代」》一文中推崇王學泰先生的新著《發現另一個中國——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見2006-03-30《觀察》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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