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人性惡與自由憲政

劉曉波

人氣 23
標籤:

【大紀元7月6日訊】作者題記:在政治權力的分配上,自由主義政治學主張:寧要兩個相互制衡的魔鬼,也不要一個不受限制的天使。受制衡的魔鬼也可能作惡,但不至於帶來全局性災難;不受制衡的天使即便一心為善,但天使一旦作惡就極有可能帶來毀滅性的惡果。

任何嚴肅的人文思想都必須正視人性惡的存在,自由主義理論也不例外。在各類主義對人性與政治秩序之間關係的言說中,自由主義對人性惡有著最清醒的意識,把人性惡作為良性政治制度的前提之一。甚至可以說,自由主義對人性惡理解得最透徹、最平實、也最善意,因而,自由主義對人性惡與政治秩序之間關係的理解,也最符合人性。

在自由主義看來,人性並非黑白分明的單面體,而是複雜擅變的多面體,智與愚、善與惡常常交織在一起,善惡的轉化常常會令人猝不及防。善的動機未必就帶來善的結果,所謂“通向地獄的道路是用善良的願望鋪成的”,是也;惡行帶來的也未必全然是負面效應,所謂“人類進步來自從錯誤中的學習”,是也。自由主義對人的多面性有著清醒而同情的理解,基於這種理解而提出政治安排恰好來自人性的多面性,起碼是人性的善惡雙面性,所謂“天使與魔鬼”並存。自由主義對人性之有限及其弱點的自覺,如同對人性之善的清醒意識一樣,皆是自由得以確立和保障的關鍵。

在自由主義政治學看來,自由之可能,在於人性向善的衝動,自由憲政立足於善待人性善,對人的尊嚴、自由、權利、獨立、個性、獨創等人性善實施平等的尊重、保護和激勵。而自由之必要,在於人的人性弱點或有限性,即無法根除的道德之惡和無法消滅的知識之限,以制度性安排來彌補人性缺陷,將人性惡的釋放降低到最低限度。當然,自由憲政也是人創建的制度,也必然帶有人本身的弱點和局限,自由憲政下的組織和政府都可能犯錯,制度本身也可能出現局部失靈,但與其他政治制度相比,自由憲政具有最有效的自我糾錯能力,可以避免一錯再錯或全局性災難。

在此意義上,自由主義的政治安排的主旨,與其說是為“揚善”,不如說是為了“抑惡”。對於人類社會來說,最大的惡,不是個人性、甚至群體性的犯罪,而是公權力的濫用和犯罪,也是最容易侵犯個人自由的政治之惡。所以,自由主義對政治權力的警覺及其限制才構成其政治學的核心部分。

一、古希臘政治學與人性惡

這種基於人性惡的自由論,早在古希臘哲學中就有過精闢表述。蘇格拉底從知識論的角度表達了人的理性有限性,他的名言是:“人的最高智慧是能夠意識到自己的無知。”正因為如此,人在道德上要聽命於神而非聽命於人,在政治上既要防止個人暴政又要警惕多數暴政。

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是著名的先驗論者,但他對人性和政治的理解卻具有強烈的經驗論色彩。

首先,他從倫理學的角度表述了人性的弱點。他人為,人性天然地傾向於“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在任何場合之下,一個人只要能幹壞事,他總會去幹的。大家一目了然,從不正義那裏比從正義那裏個人能得到更多的利益。”

其次,他從政治學的角度表述了約束統治者的重要性。他認為:人性之弱點使掌握公權力的人尤其容易作惡。他說:“如果誰有了權而不為非作歹,不奪人錢財,那他就要被人當成天下第一號的傻瓜。”所以,在道德上,不能過分地相信人的善良;在政治上,尤其“不能過分相信統治者的智慧和良心”。

第三,抑止人性惡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發作依賴於制約。在道德上抑惡主要依靠理性的自律,在政治上的抑惡必須依賴法治的約束。他認為:社會意義上的最大不正義乃 “沒有約束的權力”,而社會正義只能來自法律對人性和掌權者的約束。他說:“人都是在法律的強迫之下,才走到正義這條路上來的。”如果沒有法律和道德的約束,“即使是一名年輕英明的統治者,權力也能把他變成暴君。”(見《理想國》P47-48)

柏拉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是西方政治學的奠基者,他也是從人性的角度看待政治的。他的名言是“人是政治性動物。”他認為,人性中的理性及其社會性是善,而人性中的欲望趨惡,甚至就是獸性。或者說,欲望及其獸性是與生俱來的且根深蒂固的。他說:“人類的欲望原是無止境的,而許多人正是終生營營,力求填充自己的欲壑。財產的平均分配終於不足以救治這種劣性及其罪惡。”(《政治學》1267B3-5)所以,欲望只有經過理性的引導和調節,才會變成正常的合理的欲求,而如果不加節制,就將氾濫成獸性,對他人和社會造成危害。在政治生活中,個人獨裁最容易把獸性帶入政治生活,所以,他反對人治而強調法治,主張通過法律來節制人的欲望。他說:“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獸欲,雖最好的人們(賢良)也未免有熱忱,這就往往在執政的時候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響的神祗和理智的體現。”(《政治學》 1287A30-33)

中國古代的荀子對人性的看法與亞裏斯多德差不多,但在如何節制人性惡的方法上卻大異其趣,亞裏斯多德主張通過法治來節制人性,而荀子則主張通過道德教化來改造人性。
古希臘晚期的犬儒學派對人性和人類文明的看法相當悲觀,他們認為,人的無節制的欲望造就了文明,文明帶來人的墮落和罪惡,而棄惡從善的途徑就是拋棄文明、回歸自然,順應自然的生活就是壓抑人的一切欲望,過一種最簡單的生活,也才是踐履“自然權利”,從而獲得個人自由。要改造人類文明,使其返樸歸真,回復自然。所以,他們有意過一種落拓不羈、粗陋貧窮的生活方式。

比如,最著名的犬儒第歐根尼(西元前404-323年),他把一切文明和技術的進步視為人性邪惡的結果,他認為所有的名利都是浮誇的,是文明罪惡的裝飾品。所以,他蔑視高貴的門第和聲譽,擯棄一切顯赫的東西,視金錢為一切罪惡的淵藪。他批判人們只顧追求快樂和滿足欲望,而不注重改善道德和促進正義。在政治上,他重視法律對人性惡的節制作用,他說:“社會沒有法律便不可能存在”。

他本人身體力行地作出了犬儒生活的示範。他的全部家當,只有一根樹枝,一件外衣,一個討飯袋,一床被子和一隻水杯;他居無定所、四處遊蕩,住在神廟、市場,有時甚至住在木桶裏。據說,有一次亞歷山大大帝去拜訪第歐根尼。第歐根尼正在曬太陽,亞歷山大對他說:“你可以向我請求你所要的任何恩賜。”第歐根尼回答說:“請走開,別擋住我的陽光!”

二、基督教政治學與人性惡

西方進入基督教時代之後,人性惡或人的無知得到了神學高度重視,基督教神學的基礎之一就人的“原罪”,由此引申出的“懺悔”和“贖罪”。原罪意識構成了基督教政治學的基礎:人類心中的最高倫理尺度是上帝,上帝的俯視為人世秩序和人的行為提供最高標準。正因為在上帝面前我們皆是罪人,所以就必須懷有謙卑,通過懺悔和行善來贖罪。這一上帝法則,不僅對所有人皆有效,而且對所有人皆一視同仁,無分貴與賤、富與貧、健康與疾病、權勢者與無權者。

奥古斯丁的雙城論

對原罪意識作出最早的完整闡述的神學家是偉大的教父聖?奥古斯丁,他的神學理論對西方思想的影響之巨大,以至於後人要用“教父時代”來命名基督教的古典時期。

按照奥古斯丁的原罪神學,人性天生的邪惡必然導致由人組成的塵世國家的畸形,如果不是亞當和夏娃的墮落,國家就完全是多餘之物。也就是說,塵世國家不過是人類為了對付人性邪惡的畸形工具。所以,人類的真正福祗,不在地上而在天上。人類如果意欲立足於不朽,就只有進入天上之城,而地上之城中的人類,除了忍受惡法秩序之外,再無其他途徑能夠限制人性惡的極端膨脹。

按照奥古斯丁的“雙城論”,上帝之城由天使建立,其統治原則源於上帝的法律,是超驗正義治國;而地上之城受撒旦統治,其統治原則源於人的塵世欲望,是功利幸福治國。天上之城與地上之城的這種差別,不是相對的而是絕對的,不是權宜的而是永恆的,不是數量上的而是本質性的:再優秀的國王也是人,不可能與上帝平起平坐,也不可能實施完美的統治,好帝王和壞帝王皆是劊子手。塵世王國與天國相比,即便是最好君王治理下的最好王國,也是最差的統治;再好的塵世正義,也不過是“盜亦有道”。或者說,在天國的對比下,塵世間的最好王國和最壞王國之間,本質上沒有任何差別。壞王國是禮崩樂壞、天下大亂,好王國不過是維持了罪惡人世的穩定秩序而已。二者的罪惡,只有數量上的差別,而沒有本質上的不同。如興盛一時的羅馬帝國,起源於血泊而終結於衰亡。基督徒與異教徒的區別在於:基督徒知道帝王們是上帝實現其神聖意志的塵世工具,而異教徒則愚昧地把帝王當作人世救主。

那麼,基督徒如何防止地上之城的塵世王國走向禮崩樂壞、天下大亂呢?基督徒靠什麼來制衡塵世統治者的權力、反抗肆無忌憚的暴君呢?

奥古斯丁回答說:靠基督徒的良知權利。

自從羅馬進入基督教時代,作為基督徒的個人就具有雙重身份,既是教徒又是臣民,相應于塵世王國與屬靈教會之間的緊張,臣民責任與教徒責任之間也存在著緊張。奥古斯丁認為:既然上帝之國高於國王之國,那麼教徒身份也就高於臣民身份,對上帝的虔敬和服從是絕對的優先的,而對帝王的效忠和服從則是相對的次要的。當天國秩序與王國秩序之間發生衝突時,凡人服從上帝、塵世服從天國,猶如肉體服從靈魂。所以,作為教徒的個人只能選擇站在上帝的天國秩序一邊來反抗君主的國家秩序。

奥古斯丁指出,作為基督徒的人性也具有善惡雙重性:向善的天性和作惡的本能。向善者,首先是那些道德覺醒者,在意志及其情感上無條件地相信上帝,從而超越了被世俗功利左右的機會主義道德;其次理性覺悟者,自覺地去認識和證明上帝的神聖和人世的卑微,從而使教徒的信仰避免盲目迷信。也就是說,向善者懷有虔誠信仰,謙卑地敬畏上帝;他們是自知“原罪”之人,因而才可以成為上帝的信徒;作惡者是那些道德和理性的蒙昧主義者,在意志及其情感上只局限於個人的塵世偏好,陷於功利性貪婪而難以自拔;在理性上囿於人本身的傲慢,自以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就必然在罪惡中越陷越深。他們不知道人的“原罪”,更不知道人的最大罪惡就是目無上帝的狂妄,而狂妄之人必定是上帝的背叛者和撒旦的追隨者。

在謙卑和狂妄的較量中,上帝的目光具有直逼每個人靈魂的穿透力。在上帝的注視下,沒有不作噩夢的狂妄者,也沒有不獲得靈魂安頓的謙卑者;上帝通過信徒的甘願受難而表現絕對的寬容,直到這無邊的寬容讓作惡者自覺羞愧。所以,一方面,向善者對苦難的承受是對作惡者最大的靈魂拷問,考驗其靈魂能否被逼出道德上的恐懼和內疚,也就是檢驗其是否還有獲救的可能和希望;另一方面,作惡者的肆意妄為也是對向善者良知的最大考驗,考驗其良知能否在任何險境中堅守信仰而不背叛。

《觀察》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相關新聞
劉曉波:青樓中的真人性
劉曉波:馬英九的民主牌有遠見
劉曉波:從文革到六四看中國民主化的困境
律師團會見陳光誠 劉曉波指動力在民間
紀元商城
這種肥皂不會耗損 永遠陪伴你
每日更新:春天裡的素色清道夫 不知疲倦
這種杯子為何如此火爆 加州女子偷65個被捕
這些亞馬遜好物 讓你生活品質大提升
如果您有新聞線索或資料給大紀元,請進入安全投稿爆料平台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