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0日訊】一、一頂金光閃閃的桂冠
凡是接受過共產主義教育的人都知道：共產黨賜給的最高級稱號，也是許多決心獻給「共產主義事業」的人心中的期望，就是戴上一頂金光閃閃的桂冠，叫做「革命烈士」。筆者從1949年11月4日加入青年團以來，已經超過半個世紀。經過五十幾年的反覆學習、體驗、觀察、理解，對於「革命烈士」的名號頗有心得感受。一言以蔽之曰，可謂酸甜苦辣鹹，五味俱全。
二、本文寫作緣起：有感於無名烈士有了名
七、八年前，筆者寫了一篇文章，名曰《有感於無名烈士有了名》，雖然有所諷喻，希望能夠引起人們的反思，但下筆極為委婉謹慎，所謂勸百諷一之作。寫好後給了一位熟識的編輯，卻被婉言拒發，謂此事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近日翻檢舊物，發現此文，覺得仍然有可以議論的價值，先抄錄於下：
報載：
「新華社記者2月1日在濟南民政局獲悉，經過有關方面近一年的努力，安息在濟南烈士陵園的303位無名烈士成了有名烈士。本來，掩埋在濟南烈士陵園的無名烈士共有716位。烈士陵園的工作人員查閱了50多萬頁原始資料，走訪了5,000餘名證人，行程上萬公里，從而使其中303名烈士有了名。
「這對303位烈士及其家屬來說，確實是莫大的安慰。常言道：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但是，如果死在革命戰場上，連姓名也沒有留下，這是多麼大的不幸？！當初，一人參軍，全家光榮。
但是犧牲之後，姓名不留，父母望兒信，妻子盼郎歸，兒女想爸抱，一年一年又一年，終於在50年之後，假若這303位烈士還有親人苟活於世的話，儘管只得到一個確證了的不幸消息，總比剩餘的另外413位無名烈士的親屬要萬幸得多得多。
「因此，這些有了名的烈士及其親屬，真應該感謝那些辛勤的園陵工作人員。由此，死者可以安息了瞑目了，他們的美名可以傳之後代了；由此，親屬可以獲得應由的榮譽褒獎與關心照顧了，他們可以挺直腰桿做人了。」
我們推想：在過去的50年間，這些烈屬不僅得不到應得的榮譽與撫恤，而且因為以階級鬥爭為綱，對於戰爭中的下落不明者，首先會被懷疑為被俘、投敵、逃跑或去台，其家屬也免不了受到猜疑、歧視、排斥、打擊。我想，如果我們訪問一下這303名烈士的親屬，恐怕是誰都吐得出一擔苦水！
因此，對於這一姍姍來遲的好消息，我們自然可以表示許多深深的遺憾。
例如，濟南戰役是一場勝利的攻城戰，戰後本可以從容做好這些善後工作，卻不知怎麼會造成這麼大的疏忽？據鐫刻在濟南解放閣下1988年建立的「解放濟南戰役革命烈士紀念碑」記載，共有烈士3,764名，其姓名與所屬各部隊的番號一清二楚。現在由上述新聞我們才知道，竟然另外還有無名烈士716名。對於這些烈士，這難道不是莫大的負疚與罪過？莫大的褻瀆與漠視？一個把生命貢獻給了革命戰爭的軍人卻成了無名烈士能夠無怨無悔安息瞑目嗎？在戰場上人人可以做無名英雄，但誰安心做無名烈士呢？因為這樣一來，你的父母妻子兒女都得不到「烈屬」的稱號了。
再如，長達半個世紀以來，有關方面對於濟南烈士陵園中的716位無名烈士懸案為什麼不早點調查呢？如果早十年、早20年、早30年、早40年動手調查，恐怕是會再多查出一些烈士的姓名的。雖然現在取得的成績足以令人稱道，但是如果我們想到那部《拯救大兵瑞恩》電影，想到一種美國式理念為我們提供的參照，我們就更不能對上述遺憾等閒視之了。難道革命戰爭在殘酷之中，不更應該體現出對人的價值、個體生命價值的尊重和關愛？我們有《拯救大兵瑞恩》的理念與適例嗎？
然而，我們還是要正視歷史鑄就的現實，我們首先應該表示的還是慶幸。我們慶幸終於結束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歲月，全社會不再把無窮的精力空耗在無盡的內查外調以證明幾十萬幾百萬是什麼分子之上了。噩夢醒來，這才能為無名烈士查姓查名了。我們還要慶幸輿論的大度寬容。在濟南解放閣下的黑色大理石紀念碑上並沒有交代還有716名無名烈士，這大概是一種慣常的文字處理方式，現在又有716名烈士浮出水面，並加以報導，說明社會在進步，輿論更開放。這還不值得大大慶幸嗎？
我想，濟南有無名烈士大概不是孤例，如果推而廣之，效而法之，那將功德無量。阿彌陀佛！
三、並非無端猜想
我在上文中說：「我們推想：在過去的50年間，這些烈屬不僅得不到應得的榮譽與撫恤，而且因為以階級鬥爭為綱，對於戰爭中的下落不明者，首先會被懷疑為被俘、投敵、逃跑或去台，其家屬也免不了受到猜疑、歧視、排斥、打擊。我想，如果我們訪問一下這303名烈士的親屬，恐怕是誰都吐得出一擔苦水！」這不是無端猜想。隨後有《人民日報》的報導為證：
「3月28日，山東五蓮縣街道鎮鎮頭村54歲的農民李義乙，攜妻帶子專程來到濟南革命烈士陵園，給分別54年、在濟南解放戰役中犧牲的父親李景洲掃墓。李義乙才八個月時，父親就離家參軍，從此下落不明。他懂事的時候，只聽別人傳說，父親被國民黨軍隊俘虜跑到台灣去了，為此一家人在『文革』期間蒙受了冤屈。母親一生的願望就是讓兒子找到父親。去年年底，李義乙請求濟南烈士陵園工作人員幫助查找父親的下落。陵園的同志翻閱了華東野戰軍戰史史料和省革命烈士英名錄，都沒有找到，最後在陵園墓區史料上意外地發現李景洲的名字。據記載，李景洲是華東野戰軍13縱隊109團的戰士，在濟南戰役中攻打坤順門時犧牲。清明節前，李義乙被烈士陵園的工作人員接到濟南，為父親掃墓，了卻母子54年的夙願。圖為他捧著母親的遺像來到父親的墓前祭掃英靈。」（《華東新聞》1999年04月09日第2版）
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很難理解「為此一家人在『文革』期間蒙受了冤屈」這麼一句輕輕巧巧的話，它的背後蘊藏著多少的血淚和痛苦！象李景洲這樣的「無名烈士」家屬變成「逃台家屬」的例子多得很。「烈屬」變「台屬」，光榮家庭變恥辱家庭，共同尊重變爭相羞辱，優待撫恤變處處歧視，如此等等，在城市農村無處不有。
四、有誰知道：革命軍人害怕的是當不了「革命烈士」
本人1951年1月8日，就是說是在「抗美援朝」戰爭的第一時間參軍的。那時只有16歲半，告別父母，告別師友，心裡只裝著毛澤東題劉胡蘭的八個大字：「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口袋裡還揣著一本臨別依依之際，女友贈送的紅皮本《中國共產黨黨章》。所謂「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那當然是「光榮」的了。當時，老幹部也把「犧牲」叫做「光榮」，戰死而被稱作「光榮」可見做「烈士」享有崇高的榮譽。
但是，我畢竟是一個不諳革命隊伍世事的青年，以為生活就像蘇聯電影裡的故事的那麼單純而美麗。記得那是1951年的冬天，我已經分配到華東軍區後勤部教育處工作。當時科長孫方尊奉調赴朝參戰。那時，朝鮮戰爭處在膠著狀態，雙方攻防極為激烈。雖然去到朝鮮仍然是做後勤工作，但是危險總是難免。這位1942年參軍的新四軍老戰士當然不會像我這樣的新兵無所憂慮。我奉命購買了一包瓜子，一包花生，準備了一壺清茶，全處的20來個同志在辦公室為他壯別，易水風瀟，臨別愴然。處長一再代表組織要孫方尊提出要求。孫方尊沉吟之後，提出了唯一的願望，就是萬一「光榮犧牲」，不要因為自己還有一個新四軍時期的歷史懸案而不能獲得「烈士」稱號，使老父老母不能得到一點安慰。這位孫方尊，遠在新四軍時期，作戰中有過一次掉隊的經歷，後來歸隊了，可是無法證明自己在掉隊期間，是否有過被俘叛變投敵的問題，因此就成了一個永遠掛在歷史上的懸案。有了這個懸案，即使戰死，也未必授給「革命烈士」稱號。希望戰死了能夠做「革命烈士」，這就是一位揚州籍的新四軍老戰士對生命價值的最高期待，今日想來，豈不令人心愀！
古人云：不成功，便成仁，但是如果不能獲得「革命烈士」的稱號，那成什麼仁？
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被俘戰俘，其中經過不屈不擾的鬥爭而被遣返回國的官兵，後來全部被開出軍籍、發配農村的遭遇就是冷酷無情的歷史。邵燕祥寫過一篇文章，記敘一位歸國志願軍的營長為了這種冤屈，長期持續上訪北京，有一次在北京的馬路上遇到他的老警衛員，當時去了台灣，如今回大陸訪問，坐在小轎車裡，招搖過市，西服革履，氣派昂然，成了當局的座上客，受到慇勤款待。這位愛黨愛國堅持回國的營長，面對此情此景，感慨無限，罵道：「去他媽的，再不上訪了！」
敝人因為有過「抗美援朝」參軍的歷史，雖然沒有得到去朝鮮打仗的榮幸，但看到這些人的遭遇，怎麼能夠不物傷其類呢？多少人，你自己覺得忠心耿耿愛黨愛國，但是黨相信你嗎？朝鮮歸國戰俘的遭遇就是實例。
文革前文革中，中共大抓叛徒，大批假投降，我們再看幾十年一貫的審干政策，其特點就是在共產黨及其軍隊中，只有死與活二元選擇，而死後是成為無名烈士，還是有名烈士，那就要看運氣。成了有名烈士，家庭當然享受「烈屬」光榮，但如果死了卻是無名烈士，不但是白死，而且還要禍及家人，後患無窮。
所以，在中共手裡，並非人人死後都可以成為「革命烈士」。
五、無名烈士沒有名是偶然的疏忽嗎？
我作為一名曾經的軍人，而且是後勤人員，對於戰場犧牲者的處理特別關心，因為這也是後勤工作的職責。幸好，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濟南戰役》，是有關這次戰役的資料彙集，可謂收集相當完備。全書44萬字，585頁，收集資料檔案一百餘篇。例如從戰前的戰役部署到戰役經過，有中央與戰役指揮員之間的電報44件，可見組織準備工作和戰役過程中的請示與指示做到周密無懈。我遍查全書，關於戰死者的處理僅有三處涉及。一是《華東野戰軍秋季會戰戰勤計劃》（1948年9月）：「預計南北線傷亡五萬人中，陣亡約占20%共10,000人（北線4,000，南線6,000），每人包屍布五丈（一尺二寸闊土布），共需土布五萬丈（北線二萬丈，南線三萬丈）。另需準備10%幹部棺材，計一千口（北線400口，南線600口）……」二是《山東兵團濟南戰役後勤工作各種規定》（1948年9月7日）：「犧牲同志在前方包紮安葬（各縱已領八百人的布），個別幹部可用棺木。……」三是《山東省支前委員會濟南戰役之前工作幾項統計》：「准備包屍布……（數量略）」
我們查這部資料得知，對於濟南戰役的後勤工作有極為周密細緻的計劃，政治動員工作的指示也非常周到，唯獨沒有一字一句提到要做好死者的登記工作和對烈屬的通知撫恤慰問工作，僅僅想到還需要白布裹屍，每人五丈土白布，10%的幹部優待一付棺木。這就是中共對於烈士們的態度，今日讀來令人寒徹心骨。
該書還有一篇《濟南各界為紀念解放濟南烈士籌備建築烈士公墓》，原文載1948年10月17日《新民主保》。據該文雲，計劃修建的有解放濟南紀念塔、烈士紀念堂、烈士公墓等等。查濟南戰役於9月24日結束，10月17日即有建築烈士公墓的決議，那麼做好烈士的登記工作，也不算太晚，因為參戰部隊此時應當都還在休整當中，不會遠離濟南。假若真有心於此，當時有充分的時間和條件。可是令人無法理解的是，作為攻城戰的勝利一方，竟然留下了716名無名烈士。這是無論如何推脫不了的責任。反之，從書中得知，籌備建紀念塔的主要工作就是去找毛澤東以下的領導人題字。他們對於戰死者的冷漠也就無所謂了。
此外，對於國民黨軍人的死亡者，大概就不存在登記名冊、裹屍掩埋的問題了。
濟南戰役前夕，9月15日，華東野戰軍領導人粟裕、譚震林等六人聯署下達《華東野戰軍為爭取徐濟戰役偉大勝利告後方全體同志書》，其中有幾句頗堪玩味的話，云：「醫院政治工作應以80%的時間與力量用之於傷病員，並保證傷病員重返前線工作。……負傷入院及因勞致病修養的指戰員同志們，你們要……爭取早日痊癒，重上前線。」總之，是千方百計地把指戰員往戰場上趕。那時，共產黨總是指斥國民黨把士兵當作炮灰，但是我們觀察一下共產黨對待己方犧牲者的態度，也實在沒有值得稱道的地方。最高指揮員唯一想到的就是叫傷癒指戰員「重返前線」。去幹什麼？
毛澤東號召指戰員「下定決心，不怕犧牲」，可是「犧牲」之後若能戴上一頂金光閃閃的「革命烈士」桂冠也是萬幸的了。
今天再來說「革命烈士」這個話題實在是酸甜苦辣鹹五味俱全。
六、國民政府是榜樣
去年年底，我到雲南參觀了滇西反擊戰的三大戰場：龍陵、松山和騰沖。這三處地方都有安葬烈士的陵園，文革中都遭到破壞，其中恢復最完好的是龍陵「國殤墓園」。兩相對照，我深深覺得國民政府對於抗戰中犧牲的軍人，處置要好得多。對於抗戰英烈，那是十二萬分的虔誠與尊敬。
七、評「惡搞紅色經典」
本文寫出，沒有發到，今天（8月8日）ＣＣＴＶ新聞節目，鄭重其事地批評有人製作短片，拿董成瑞、潘冬子等「紅色經典」人物「惡搞」，甚至於要求啟動法律程序，予以懲治。如何「惡搞」，筆者不知。早先，趙本山等人早就在「惡搞」黃世仁，編成小品開涮。其實，真正褻瀆「烈士」的正是中共自己。一場勝利的攻城戰打下來，竟然留下了716個「無名烈士」，請查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可有這種事情嗎？反之，在中國的所謂「解放戰爭」中，留下大量無名烈士的，濟南的情況不是孤例，到網上可以查到。
（2006年八一建軍節於山東大學附中電話騷擾聲中）
(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