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1日訊】
人權民主活動家任畹町先生於18號在網絡上發表了《關於「人權律師」高智晟遭中共抓捕的抗議聲明》。他在聲明中表示：對「法輪維權」律師高智晟於8月15 日被當局抓捕，表示強烈憤慨和抗議！他在聲明中說「高智晟『維護人權』；追隨民運『孤膽英雄人格』傳統，他懂得『司法維權』和『政治抗爭』相統一；是值得敬佩的『真人權活動者』」。19號就任畹町發表聲明一事，本台記者採訪了他。
記者：我們首先請任先生談了他對高智晟律師被抓一事的看法。
任：高智晟的被抓可能性有很多，秋後算帳這是肯定了，我想最大的可能性是判刑，在監獄裡關四、五年，五、六年把他送出去。對高智晟的抓捕僅僅是個時間問題，為甚麼在這個時間抓捕？主要是全球的絕食熱潮早就結束了，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高智晟被監控、被跟蹤已經將近300天。在人們的思想中、在輿論上它是一個跟蹤的新聞，一個長期的新聞，已經引起視覺上的麻痺，思想上的麻痺，在人們的情緒上對高智晟案件的關注，可以說那種高度的亢奮的狀態已經過去了，這是當局對高智晟進行抓捕的一個公眾心理因素；
第三個因素有人分析「江選」出版之後，其中記錄了歷年來對法輪功一系列打擊措施和一些整治辦法。
?江選」出版之後，我認為對法輪功的整個政策做法可以說得到了再一次的重申。既然再次重申麼，這也是給當局一個更加明確的政策指向，不存在高層鬥爭的問題；
第四，它要等到國際上對高智晟關注的冷熱程度，要等待這個時機。我想有這麼幾個因素合在一起促成了在這個時刻對高智晟抓捕；
前幾個月，美國國會以零票反對，有一個對高智晟聲援決議，那個時候是最高潮了，距今4、5個月了。國際上對高智晟的聲援呼籲這個熱度到目前來講趨於平穩，這個因素也是它的一個時機選擇。
為甚麼在山東對他抓捕？抓捕的地點選擇對當局來說是很有講究了。而且，我們可以認為高智晟在前幾個月每次到外地去，我想，這都是當局考慮抓捕他的一個時機，但考慮綜合因素呢沒有動他。我也提醒過他，他毫無所動，隨時準備「就義」。
這就是因為剛才我說的那3、4個原因，條件不成熟。這次在山東對他抓捕，當然比在北京是一個更為好的選擇。北京作為首都，它的信息非常靈敏，而且這個信息所產生的影響會更大。
拘留的原因跟過去的說法都很不一樣。過去都拿出具體的說法。因為甚麼罪名刑事拘留，按治安處罰條例行政拘留。這次對高智晟說的非常含糊，說他有違法行為，沒有提行政拘留和刑事拘留。主要是為將來如何處理高智晟案件留有餘地，這當然是他們的考慮了。
高智晟這個案件太突出了，國際關注度、還有國際社會、西方政府是近年來最猛的最大的一個案件。所以，當局對他的監控人數、跟蹤力度，監控的等級，都是別人比不了的。因為最恨他。
那麼，還有一種可能，如果國際呼聲包括北京外國使館呼聲非常大的話，也很有可能高智晟會在短期內、若干月內直接被送到國外。這種情況也不是沒有的。但是，我估計當局還是希望把他放在監獄裡對他進行身體和精神上的折磨之後，再把他放出去。
記者：高智晟一直被稱為是中國的良心，正義的化身，他有相當大的群體擁戴他。您認為他的被抓對國內的維權會產生甚麼樣的影響？
任：我們認為高智晟是新時期的、現實的中國的良心。他的一個最顯著的地方就是為法輪功呼籲，為法輪功的不平，法輪功悲壯遭遇發出自己強烈的震撼人心的抗議，這是高智晟最具良心的地方。法輪功人人都不敢說，不敢碰的特別是在白領階層，在中產階級的律師行業裡面都不敢碰的一個群體。
高智晟都敢碰、敢打，這是高智晟的高貴之處。我們作為他旁邊的評論者來說，如果誰不敢評論高智晟為法輪功的呼籲，我想誰也不夠一個真正的支持者這樣一個資格。
我們支持高智晟、宣揚高智晟，主要呼籲的就是他在維護中國最現實最集體的人權。實際上，中國現在存在著集體人權，法輪功就是中國集體人權的典型代表，高智晟敢於觸動這個集體人權的主題，所以說他是當代現實的中國良心的一個化身。我們評論他，我們支持他，首先要支持他對法輪功集體人權的維護，如果誰離開了這樣一個主題，我想誰對高智晟的呼籲不但不到家，而且，可能還是很虛偽的。
對國內的維權我們要兩方面說。高智晟的維權精神會鼓舞很多的人們，鼓舞法輪功信徒，鼓舞所有的人權上訪者，鼓舞一切維護自身權利的人，不斷的、繼續的向前抗爭。
作為司法維權，民運的維權最初就是從司法維權開始，沒有一個人不想通過法律的維權來解決自己的遭遇。但是中國民運自從1978年產生以來，中國的法輪運動從1999年產生以來，誰不是通過司法維權來申訴自己的冤屈呢？可是我們所看到的結果是，司法維權只解決了很少一部份人的問題，對於集體性的人權根本是解決不了的。
比如說民主牆時期的集體人權問題；八九民運時期的集體人權問題，九八組黨的集體人權問題，包括九九法輪功的集體人權問題，我們說哪一個解決了？哪一個都沒解決。所以，中國存在的和面臨的就是集體人權問題。我非常反對有些律師，有些所謂的維權人士，宣揚強調所謂「中國的維權要突出要強調個體維權」。這種說法實際上首先是無視中國集體人權的現實存在，把維權引導別處。
阻撓了集體人權的申訴，是維護了現行的不良秩序。在司法維權的同時，應該進行必要的強硬的政治抗爭，這種必要的政治抗爭就是街頭請願。所謂的維權運動是反對街頭請願的。那麼，你沒有街頭請願，你不能形成一定的壓力，我們現實的這些人權問題怎麼能夠得到解決呢，怎麼能有積累性成果呢？
有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大家都知道，權利不是上帝賜予的，是人民爭取的。同時呢，當局對集體的人權壓迫還是十分嚴厲的。一把筷子你撅不折，所以當局對集體人權是怕的。如果每一個人都是個案的話，那太好解決了。集體的人權能夠形成規模性的人權抗爭，打擊就不容易。當局的打壓十分嚴厲，包括對一些人的收買籠絡，我的講法不是真維權，是假維權。用假維權的面目出現，干擾危害維權活動，說「不要維權政治化啦」！「維權不要絕食啦」！這是一股力量。
目前，中國集體人權的維護問題也有它悲哀的地方。我經常說一句話，彼強我弱。就是人家太強大了，我們太弱小了，這個態勢是目前無法改變的。彼強我弱又關係到其它很深層的問題，這裡就不必展開說了。
記者：我看您稱讚高律師為「孤膽英雄人格」是從他的膽識、智慧、才能還是從他的人格、品質，您怎樣評價他走的這條不畏懼死亡的道路呢？
任：膽識、智慧、才能還有他的人格、品質是高貴的。為甚麼我提到他追隨民運的「孤膽英雄人格」？因為這是民運的傳統，不但是民運的傳統，也是很多法輪英雄的傳統。我說這話你是不會反對的。我們看到很多法輪功這種英雄人格。我為甚麼要提出來，正是針對著我們目前有些帶著所謂維權人士高帽的，他們懼怕坐牢。
當然我首先說，坐牢不是我們的嗜好，不是我們生性想坐牢。在這個時候就是有些朋友，帶著維權人士的帽子，這些朋友就鼓吹個人主義，說「國家概念」、「民族概念」“集體概念」已經過時了！我們新時代的人更加註重個人的物質享受、利益的追求。
這我不反對。但是在集體人權存在的情況下，你去強調個人主義，你無視幾十年來中國集體人權的這種悲慘現狀，你卻鼓吹個人權利，鼓吹個人主義，你的目的是甚麼？不還是維護舊秩序嗎？你不同情幾十年來中國人的這種悲慘遭遇麼？你還在引導他們繼續在這樣一種強權高壓、集權統治之下來忍受這種悲慘的奴役。
所以，針對目前某些人談的個人主義、個人權利，有的甚至連個人權利都不敢說。如果說維權。維甚麼權？維權就是維護人權。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特別指出高智晟這種「孤膽英雄人格」對於啟發民眾、學習這種英雄人格，不斷的進行抗爭，是很有意義的。
記者：您再談一下您為甚麼發表抗議聲明？
我的抗議聲明本身已經回答了。而且我的抗議聲明是密切聯繫現實的。特別是有一個問題你可能也注意到了，這是我的發明，叫「鐵窗民運」、「鐵窗基督」、「鐵窗法輪」，這三個鐵窗可以從外在的形式上來描述中國集體人權的狀態。
中國的集體人權悲慘到甚麼狀態，被打擊被壓迫到甚麼狀態？我們四個字「鐵窗民運」、「鐵窗法輪」就把它概括了。從民主牆到現在一共28年啊！可以說任何一個追求民主事業真正的人權人士，所應面對的問題。還有的朋友、還有的人反對民運，他們多年來執行的一條去政治化、去民運化、去法輪化、去基督化的戰略。這是人家的一個戰略。
中國還是集體人權問題，還是受政治壓迫、受經濟壓炸的一個狀況。
剛才你問為甚麼寫了這個聲明？我聲明中間回答了一部份，就是我要針對目前整個人權維護運動存在的問題來寫這個聲明，不是單單的為高智晟的呼籲。
同時指出現存的高智晟案件產生的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以及我們應該面對這個時代背景，我們應該怎麼堅韌的支持、認識它。而不是泛泛的、簡單的高智晟是良心、人格偉大如何…我們要指出他這個良心在甚麼地方？他崇高在甚麼地方？他值得人們學習在甚麼地方，我們要有個具體的言說。中國的良心多了，不同時期的良心也很多了，有的並不一定是良心。
記者：您提到上半年有四大連續性的國際事件，是我國人權事業的新標高。包括「全球絕食」、「蘇家屯案件」、「王文怡白宮抗議」和「民運柏林大會」，您怎麼去評價上半年的四大連續性的國際事件是人權事業的新標高？
任：我想告訴你，這上半年很多人都經過或者知道這「四大事件」，我們把這「四大事件」連在一起看，它實際上是我們國家集體人權在這個階段達到了一個尖銳化的程度。正是在這種尖銳化的情況下才造就了高智晟這樣的人權律師。
另一個問題，從去年年底到今年5月份，「四大人權事件」具有連續性。事又湊巧，誰也不可能把這四個事件說是計劃好的，我們排列在一起，製造一個甚麼東西。所以我講，它是中國集體人權矛盾尖銳化程度的一個最實在最客觀的表現。
正在這個時候，白宮總統會見了中國若干的所謂的人權人士。通過白宮會見，我們看到你也知道，引起了中國人激烈的批評譴責、鞭撻、廣泛的可以說相當長時間的討伐。這個事情的出現不是偶然的。
通過白宮會見事件，作為美國方面來說，他們如何選錯了這些人物，如何上了這些人的當，如何受了他們的騙，已經知道了，會見事件的結果是非常糟糕的。我認為它是對「四大人權事件」的削弱和轉移。轉移了人們對這「四大事件」的高度關注，還削弱了對這個事件的關注。
不但是關注的問題，是削弱和轉移了「四大事件」本身的意義。可以說撲滅了這次全球的絕食，是有背景的，被一些盜騙者、偽冒者從後門溜進去的這些人，造成了美國對中國人權事業支持的挫折。當然這並不能影響中國的人權事業繼續向前走的趨勢，它是不可阻擋的。
以上內容是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艾琳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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