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1日訊】現代化之下，人們相信一切都不可改變也不必改變，由於有太多可玩、太多迎接不暇的現實供給和身體消費，所有人間情事都可以通過交易贖買、現成收購，都可以依賴於各種介質複製傳輸，因此人們只管接受，只管按照技術化仲介流水線批量提供的角度予取予舍即可完成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和反應，其前提是效率優先、數量至上，既不必有靈魂的顫粟，也無需原理性、邏輯性的深思即可作出符合口味的全息判斷。
所以說現代人由於沈湎於資訊焦慮，迷信於市場全能，因而在感官“幸福”指數一路飈升，眼界無度拓展的同時心靈已失去重力，失去了疼痛感，既缺少獨立自在的內心表達，也不必有深邃的課題辯爭和求證，文學、哲學、精神分析學等，一切關乎人類處境焦慮與衝突的經典表述都將隨著樂感化“時代主題”的侵蝕而應付闕如。這時候悲劇已經淡出，審美已經疲倦，即使是暴力屠戮這種血腥性、破壞性的社會罪孽，也常常因了技術化的篩選置換而更多地顯示出遊戲性的元素，其結果是讓人們因此見慣不怪從而無動於衷，進而將一切殘酷的生存爭訟都當作誇張的劇情予以寬恕和認可，這正應了米蘭昆德拉的話：“這個時代一切都被諒解、被允許了”！
至此，人們其實已不太會感覺抑或感覺已經被代替，靈魂已無關緊要，所以不會再有椎心的刺痛和亢奮的體驗，面對無法逃脫的生存困厄和現實中日日遭逢的不公不義，人們既無需親臨現場作即時性的“發言”，也就自然缺乏體己度人的良心與道德問責，因爲現代傳媒借助話語操控權早已爲受衆作了折衷化的技術處理，所以它總是讓我們在不斷升級，不斷更新的介面中日復一日地消受著紛至遝來的虛擬化情境，而我們則因長期被引導、被牽制然後習慣性放棄“實地曆險”的衝動和熱情，從而無法與切實的經驗正面相遇，其結果是我們不由自主地將“鏡象”當作實景，當作客觀發生的真象並以其表徵作爲思辯和判定的依據。
所以，有學者不無焦慮地指出，缺乏現代普適價值如信仰救贖、人本關注以及生命倫理尊重等真正具有文明內核的現代化，其集中體現的是對技術的過度倚重和公共權力對個體意志的替代原則，也正是基於這一現實，技術現代化的植入不僅沒能爲後發國家拓展出足夠的個人權利表達空間，反而因技術在公權領域被濫用而使極權主義對社會和公民的操控整合更顯駕輕就熟，最終衍生成雖有繁榮光鮮的盛世幻影，卻無法從個人的維度生髮出具有建設性的文明法統和道統。
在如此現代化之下，人們總是被替代、被包辦，總是最易被各路權力把頭據其統攝意圖率性分化組合，並充分利用其高位優勢對社會資源進行于己有利的“市場化”配置，使得新技術運用往往被具有超強贖買能力的公權組織或個人所操縱。由此，公共資訊也必然倒向現實中的強勢而成爲極權主義的私器喉舌，從而跟風協從積極參與對公衆知情權的剝奪和遮罩，這不僅使得去真存僞的專制意志能夠大行不避且屢屢得逞，還因爲有公器護駕所行使的行政干預顯得正當而又底氣十足。
至此，人與人之間不斷被分割碎片化爲互不關聯的無結合力元子，被按城市街區、單元房，以及由權力中樞和資本寡頭定制的單位或組織分門別類編碼，然後各就其位“偏安一隅”獨自經營。由於現實已經倒置，真實感已隨著電子視頻的“移情教化”而遠離實際生活場域，所以人們寧願貪圖安逸自動“棄權”，寧願陶醉於虛擬世界自足於個人主義的當下娛悅，從而有效化解人際之間直接的碰撞可能帶來的衝突，故意規避現實的刺痛並以此消除親歷世事的千般風險。
既已如此，世道的紛繁和社會的責任承擔必然被推咎、被延宕，個人之於社會的“作爲”也就只需對現存秩序採取妥協性的立場然後有選擇地理解並接受它，面對日日更新的物欲催化和“睹人成物”的市場喧鬧，人們盡可以秉持著與己無關的從容淡定地看待一切，從而以不經意、不追問的清醒與之保持合度的距離，這樣就能心安理得陶醉於私性的甜蜜然後按揭消費得來不易的即時性的人生。所以，赫胥黎曾擔心現代人由於太過依賴於器物，太過迷戀于發達的資訊，因而容易將人生的全部訴求託付於的市場，托負于當下一切現成的“替代物”，從而讓感官需求和遊戲性質的價值取向將人的神性消解顛覆，最終被極端權極力挾消費主義淩駕於一切之上並主宰著人類社會生活的所有維度。
至此，面對“現代化”多功能全方位輸入，人們所獲得的已不僅僅是資訊、不僅僅是大宗量的貨物和高效快捷而又方便的生活，隨著“技術化唯物主義”對人類生存方式裏應外合的整飭和重新排序，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不同于以往的思維方式和交往倫理，一種全新的結合狀態，它不僅止於對人的形而下維度進行設計和安排，而是滲透於我們置身其中的所有社會層面，並從屬性上改造著我們對世界的體認模式，波特裏亞說：“超越時空的物流和資訊確實給人類生活帶來了舒適和安逸，但它同時也在改變著傳統的社會關係和現代人的精神結構”，這時候，技術已不僅僅是作爲實現某種特定社會目標的工具和手段，而是我們所確立的一種生活態度和處世原則，它決定著我們對世界看法，並深刻地影響著我們對自己的定位和價值判斷。
試想，置身于現代社會，當公共領域流行著同樣範式的言說，批量生産和消費著無差別的文化與物質産品，我們的思想、感情以及關乎個人的信仰取向都按標準化、程式化批發零售並納入工程化定量分析和考評時，那種完全基於人在處境中獨特而富有個性的表達，切身而直接的經驗和個人內在的性靈抒寫還能找到現實的聆聽者嗎？這時候，誰還會窮大象、洞幽微，面對地老天荒直抵人性的本質尋求永恒的去處？誰還會以端肅的心態和智性的堅守拷問自己的靈魂，從而在精神上拓展人性的高度，在更廣泛的社會之維奠定人的意義和尊嚴！
正如勒龐所描述的那樣：“集體行動往往因其盲目性而容易將真理和正義遮蔽，容易把理性的洞見滅失在衆聲喧嘩之中”，由於公衆意志常常聚焦于眼前的現實成敗，所以總是容易被表層的功利得失所引誘。也正是受制於人的這種怠惰品質，人們才總是習慣於不勞而獲，習慣於聽信主導公共關係的強勢話語誤導從而自願屈從於“權力的無知之幕”，所以才常常自陷於無良政客布設的“幸福”羅網，才被政治務實主義所操控然後淪爲沈默而無爲的庸俗經濟動物。
在現代化之下，技術和物質主義對傳統極權的整容和更新正是利用了人性耽於享樂、不思進取的弱點，因此，我們看到的已不是直接訴諸肉體的壓迫和剝奪，而是充分調動各種技術和資源要素對“替代性原則”的活學活用，將權力的枷鎖置換成榮譽、名份和一切仿佛觸手可及的現實收益，也即是福科所說的“規訓社會”。在那裏，我們似乎已看不到權力的公然肆虐，甚至看不到權力的影像存在，突顯於我們“境域”的除了論據充分的法條規制之外，便是發展主義蠱惑之下的消費迷狂。
正是有賴於如此對現代化的“轉移支付”，其便在剛性上消除了極權主義對人的直接控制和由此造成的社會逆動，使得人們因爲找不到現實壓迫者和直接的訴訟主體，從而只得移情於空心化的犬儒主義以抵消人生的荒謬性和無力感。好在現代化之下一切都太現成、太容易，其顯示的正面意義雖則讓人獲得了身體“解放”，獲得了器官的“自由”和舒適，從而最大限度疏解了人類應對生存之重的種種操勞和牽累的同時，但也由此弱化了我們掙脫外在束縛的內在衝突，從而將真正的內在自由和有意義的生活價值從心中放逐。
衆所周知，專業分工各就其位的現代“規訓化”社會，其在客觀上使得每個人都被投入與産出的剛性目標劃界定質，它只強調人的工具屬性和社會化同一性品質，常常把相似性曲解爲事物的本質同構，從而排出個體的差異性，將其簡約化、抽象化爲謀求社會功利的工具或概念，最終將個體之於社會參與的實證價值消解滅失在虛置化的集體目標之中。
這種看似多元的社會無中心主義雖則可以爲個人的“無爲”和閒散狀態提供遊逸空間，但卻因爲不再有抵禦價值虛無的精神性努力，不再有本質主義探究和值得肯定的目標堅守，使得我們由於不發問，不珍視精神的啓迪，從而人人都只需秉持著習慣和日常的經驗，找准當下社會認知度高且能産生邊際效應的物質與文化“産業”，並將全部熱情和心智投放其中作無濟於世的形而下人生消耗，這一方面顯示了掙脫上帝之手的現代人理性的誇飾性成功，但其隱含的卻是後極權與精英主義結盟對大衆的新一輪剝奪性控制和廉價消費。
如此不對稱的物質與心智格局長期演化並植入現代性市場競技，直接的後果便是加劇資源流向和分配的嚴重不公，其邊際效應還導致人性好逸惡勞和貪婪的品質被啟動、被利用，從而使普羅階層自動放棄思考，放棄個人化的自主經營和建設性的努力，最終完全將頭腦簡化、將思想抽空，將人的神性滅失消解，由此生髮的關於人的社會屬性，除了在庸俗化“利權合一”的政治博弈之中作爲與個人或組織有利害關聯的力量和資源“供體”能被有目的、有計劃的選擇性關注外，個人生存的維度不僅難以成爲政治學和社會關係的建構基礎，甚至與人的命運感和生存處境直接相關的哲學與宗教闡發，也很少涉及個人的內在體驗和價值訴求。綜上所述，在如此的現代化之下，個人往往被局限於物理量的“工具”性使用價值，其是否被當作人看顧，是否能夠得到積極的肯定和評價，一般而言不是基於個人內在的品格和智性的彰顯，而是根據其對應的物質收益預期和貢獻的大小，才能獲得相應的制度排序和人格評價。長期如此，其獨立自在的社會學意義只能被遮蔽、被虛置，從而使得個人意志無法延伸進入公共領域並成爲真正“和諧”的社會能動參與者和建設者。
二 0 0 六年八月十五日于麻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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