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和平曇花一現

開封光復以後，祖父到漯河來接妻小回開封，專門包了一節悶罐車廂，全家人和隨從就住在車廂裡走。當時黃河決口還沒有堵住，走到許昌一帶路過黃泛區，鐵路都被水淹了，就臨時用枕木搭成墩子上面鋪鋼軌，火車就在上面走。我父親透過悶罐車上的小窗戶伸出頭往外一看，頓時嚇了一跳：外面白茫茫的都是水，水裡面東一個火車頭，西一節車廂，都是枕木墩子倒塌時翻下去的。火車在那一段開得很慢，腳下的枕木墩子被火車一壓，發出「嘎吱嘎吱」的響聲，令人心驚肉跳。祖父聽到這種聲音，又看看外面的水，說道：「這種路別說走火車，連走人都害怕，早知道這樣就不坐火車了。」後來火車過中牟時，也有一段這樣的路。

一九三八年黃河改道後，開封位於黃河新河道北邊。到了中牟的鐵路終點，全家人又坐老百姓的船渡過黃河。過河後又坐了一段火車，才回到了闊別七年之久的開封，仍住回到了原先省政府對面的宅子。回家以後發現家中的原本寬大的房子都被日本鬼子改造成了和室，到處是小拉門、踏踏米、小格子窗戶，很像老鼠洞。向鄰居一打聽才知道，這個院子在日據時代被日本「三井洋行」用作了辦事處兼招待所。父親和叔叔這些小孩子覺得這些玩意挺新鮮，但祖父討厭日本的風格，僱人拆除了那些踏踏米。那些滯留下來的、平日裡趾高氣揚的日本僑民，斯時個個惶惶不可終日，見了中國人就低三下四地鞠躬。這些僑民前後不同的表現，正應了國家強，百姓強；國家弱，百姓弱的道理。

三井洋行有兩個日本職員，日本投降後不知什麼原因沒有回國，在我們家旁邊租了一個院子，靠做醬油謀生。日本人敬業，做的醬油質量非常好，拿起來對著太陽一看，醬油上還漂著一層薄薄的豆油，一望便知是用好黃豆發酵做的。我父親小的時候，經常到他們的醬油作坊裡玩，裡面總是乾乾淨淨的，黃豆也是粒粒飽滿。起初，兩人挨家挨戶地送醬油，挺和氣的，當時不收錢，每個季度結一次賬。那時人們誠實，賣東西的從不缺斤短兩，買東西的也不惡意賴帳，所以只要貨好，生意就特別好做。後來，買他們醬油的人越來越多，兩個日本人生意做大了一些，還雇了兩個幫工。

抗日戰爭勝利的最初一年，是中國人民百年以來真正歡欣鼓舞的一年。隨著戰爭勝利、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租界的收回，人們對建設新生活充滿了希望。那一段時間在開封城內，無論貧富，人人臉上喜氣洋洋；每個店舖旁邊都備有免費的茶水，供行人解渴。當年在戰亂中離開的人們回家鄉後，只要見到認識的人，哪怕以前僅僅有過一面之交、連名字都叫不上來，也都如同親人一般熱情洋溢地互問寒暖。一九四六年新年，開封城內鞭炮齊鳴，家家戶戶門前都懸掛著自己動手扎的燈籠，還自發地比賽，勝出的人都覺得自己很有面子。開封城內的回民愛扎燈籠，往往是回民取勝。而一些讀書人，則在燈籠上寫上自己設計的燈謎供行人猜。如果有人猜中，猜謎者便扣開主家的大門，賓主雙方落座後，猜謎者會很謙虛地對主人說：「貴家的燈謎，我想試一試，猜不中別見笑啊！」如猜謎人說對謎底，主人就立刻獻上酒菜，二人從此便引為知己。

開封龍亭附近有一大一小兩個湖，小的水比較渾濁，叫潘家湖；大的水比較清澈，叫楊家湖。當地老百姓說這兩個湖的湖底，分別就是當年潘仁美和楊繼業的府邸。開封光復後的那個元宵節，在潘、楊兩湖舉行了放河燈活動，附近幾十里內的人都趕來觀看，人山人海、盛況空前。由於人多，經常還有站在湖邊的人被後面湧來的人擠到湖裡的情形。當時天氣還頗冷，掉到水裡的人爬上來就狼狽不堪地往家裡趕，邊上的人就哈哈地笑。當時的場面正是：普天同慶，其樂融融。

此時父親上到了小學三年級，當時班上有窮有富，年齡差別也很懸殊，從十來歲到十八、九歲的人都有。開封城內自古居住著一部分猶太人，被當地老百姓也叫做「回民」，不過是「藍回」，與信仰伊斯蘭教的「白回」相區別。當時父親班上就有一個猶太姑娘，大約十五、六歲，棕色頭髮，黃眼珠，人高馬大，父親他們這幫小孩非常怕她。改革開放後，有一些開封猶太人移民到了以色列，但是其中也有不少又回來了，因為無論從語言、習慣、心理和文化上，開封猶太人已經跟以色列人太不一樣了。

抗戰結束後的國民小學裡，所有學生都必須參加童子軍。所謂童子軍，跟今天的少先隊有些類似。童子軍的軍服需要購買，家裡有錢的就買；買不起的就自己家用土布縫製，再到染坊染成童子軍服顏色。自己染的衣服無論怎麼下功夫，也跟買來的制服有些色差。當時有些老師也挺可惡，稱買得起童子軍服的學生叫「正規軍」，買不起制服為「雜牌隊」，一點都不照顧學生的自尊心。在學生列隊出操時，總是有人喊：「『正規軍』站到前面，『雜牌隊』站到後面！」男孩子都比較皮實，無所謂；而那些穿著「雜牌隊」衣服的窮人家的女孩子就總是低著頭，表情非常尷尬。我父親有同情弱者的天性，就跟這幾個老師作對，總是自覺地也站到「雜牌隊」裡去。那幾個勢利的老師惹不起當官的子女，也無可奈何。

當時國民黨河南省主席叫劉茂恩，我父親曾經多次見到過他。每年到四月四日兒童節時（【注】民國時期的兒童節不是六月一日，而是四月四日），劉茂恩都身著便裝在華北運動場檢閱童子軍。當時童子軍們排成一個個方陣，每人肩上扛一個童子軍棍，從檢閱台前面走過，接受劉茂恩的檢閱。

父親有一個表姐夫，叫李老五，腦子很活，是那種「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人。李老五當時是劉茂恩的生活秘書，負責安排劉茂恩的飲食起居。在伺候劉茂恩期間，他見過不少國民黨的大人物。解放後，李老五先是在開封街頭賣了一陣子菜，後來回到了封丘老家。六十年代，我父親見他在封丘黃羊口收破爛。那次李老五見到我父親以後，摟住我父親的肩膀，詭秘地說：「兄弟，昨天我收了一個電機，八塊錢；今天我賣了，知道賣多少？二十八！就這麼一轉手，二十塊錢到手了兄弟！」這時，父親的表姐走過來訓他：「就你能！人家藏都來不及呢，你還在這兒諞！」李老五就嘿嘿一笑，說：「這不是俺兄弟嗎，怕啥咧。」

大概從那時起，學校、機關就有了每星期升國旗、唱國歌的習慣，那國歌（【注】國民黨時期的國歌也即國民黨黨歌）的歌詞是文言文的，對童子軍們來說不好理解，老師也從來沒解釋過。不過唱得多了，到現在父親還記得歌詞：「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咨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

由於多年戰亂造成的嚴重破壞，當時中國大部分地區經濟凋敝、民不聊生。為此，當時美國救濟總署給了中國不少援助，特別是對學生。父親上小學時，學生們幾乎每半個月都能領到美國救濟總署發來的食品：大鐵筒裝的奶粉、大塊的巧克力、肉罐頭等等；此外還有衣物，質量都非常好。其實我們家是不需要救濟的，但由於學生人人有份，也就領了。有時還發來一些美軍士兵戰時的口糧：幾塊餅乾麵包，一小罐果醬，一罐肉罐頭，一罐蔬菜罐頭，一塊巧克力，一塊奶油，一塊口香糖，五枝「駱駝」牌香煙，幾張餐巾紙。當時河南老百姓吃完飯以後都是用袖子擦嘴，沒有用餐巾紙的習慣，見到這些餐巾紙以為是擦屁股用的，於是就說：「瞧人家美國人，連擦屁股紙都準備好了。」

美國作為中國反法西斯戰爭的同盟國，在四十年代向中國提供了不少的援助，這些食品和衣物對於當時很多窮人家的孩子的成長是有益處的。解放後一些人出於政治目的和狹隘觀念，要麼對這一段歷史閉口不談，要麼硬要給美國的慈善援助戴上一頂「侵略」帽子，這實在不夠公正。

不過，美國救濟總署援助的物資，到了腐敗的國民黨手裡，有不少都被貪污掉了。當時，只要開封救濟總署有什麼發，市場上就有什麼賣。國民黨政權的腐敗，由此可見一斑。

舊時的開封城內有一家山西商人開的「晉陽豫」糕點鋪，專門經營各種高檔干鮮貨品和糕點。每到逢年過節，「晉陽豫」就派出一個夥計到我們家來訂貨。這種上門訂貨的夥計並非一般跑腿的，而必須是口齒伶俐、相貌堂堂的人；穿的也好：身著長衫，足登禮服呢面的牛皮底布鞋。這個夥計拿著魚翅、海參、木耳等貨物樣品到家裡來，給祖父、祖母或者廚師過目。如果選中，就拿個筆記下品種數量，不一會兒就把貨物送來，決無假冒偽劣和缺斤短兩現象；如果當時沒有決定，夥計就把樣品留下，約好哪天再來聽消息。

除了「晉陽豫」，還有一家「包耀記」也是一個大字號。「包耀記」和「晉陽豫」都位於書店街，二者之間相隔只有幾個店舖，經營的範圍也大致相同。現在人們常說「同行是冤家」，充滿了不正當競爭；但「包耀記」和「晉陽豫」卻是井水不犯河水，各自安心做自己的買賣，二者之間從不互相貶低。

解放前的晉商在全國享有很高的聲譽，主要原因是他們做生意講究誠信，童叟無欺；貨物品質特別好，價格卻又十分公道，薄利多銷。例如我們家後來居住的太谷縣城，除了開錢莊以外，還以做藥材生意聞名全國。太谷本身並不出產藥材，但勤勉的太谷商人們對各類藥材都非常懂行，從全國各地搜羅藥材，只加以微薄的利潤就出手。而那些需要購買藥材的外地客商們，一是擔心在別處買藥材被騙，二是由於別處品種也不全，故都來太谷買藥材，既放心、又不貴，品種還全。解放後的前三十年，山西人做生意的那股厚道、勤勉、仁義的老傳統被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徹底挖斷了根子，一切蕩然無存。改革開放以後，山西人又開始做生意，但已經完全是另一碼事兒了。九十年代，我和我母親在太原賣花燈時都跟當代的某些山西商人打過交道，發現他們和如今遍佈中國的奸商毫無二致：急功近利、貪而無信、陰險狡詐。跟以前以厚道出名的「晉商」老祖宗比起來，這幫不肖子孫簡直是有些辱沒門庭。

開封光復後，國民政府重新開始行使治安大權，有一些刑事犯人要槍斃。當時警備司令部也在省政府大街上，離我們家並不遠，因此父親經常看到槍斃犯人的情景。國民政府時期，要槍斃一個犯人，一般不召開公審大會，更不割喉嚨、穿鐵絲、取腎臟，場面往往是相當隆重的：一般都是前面八個號兵吹號，號兵後面是一隊荷槍實彈的士兵；士兵後面是五花大綁、插著亡命旗的犯人，專門有個黃包車拉著他；街道兩邊到刑場的路上，也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犯人在路上如果看到街道兩邊有賣吃的喝的，只要想吃想喝，就吩咐車伕停下，於是押送的士兵就跑腿到那家店舖，掌櫃的必然要把最好的食物和最好的酒拿來給犯人吃喝。只要犯人吃得下、喝得下，押送的士兵是絕對不會催促的。當時也沒有「劃清界限」的概念，允許犯人的家屬在路邊祭奠。有一次槍斃一個犯人時，我父親看見犯人的親朋好友路祭，就在路邊擺了一張八仙桌，桌上放滿酒菜，還燒著香。犯人從面前走過，跟那些親朋好友道了別，交代了身後的事情以後，才從容坐上黃包車離去。這時犯人的親朋就對著犯人跪拜，哭聲震天。我父親看見下跪的人裡居然還有鬚髮皆白的老者，應為犯人長輩，就覺得好奇，於是問人家為何給晚輩下跪，人家回答道：「黃泉路上之人為大。」

還有一次，碰到一個槍斃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那漢子戴著一頂瓜皮帽坐在黃包車上，看到路邊有一個點心鋪，就要點心吃。前面開路的號兵見他要吃東西，就停了下來等著；押送的士兵則趕緊跑到點心鋪裡，不一會兒就端出滿滿一大盤點心，各式各樣的都有。那個年代點心還是相當珍貴的，但是到了那個時候，犯人們一般都沒有什麼心思吃喝了，一般只是吃上兩口，意思一下罷了。那個犯人就吃了兩口點心，旋即又「呸呸」地吐了出來。又往前走了幾步，看見一個賣煙的鋪子，於是犯人要煙抽。押送的士兵又趕緊跑進鋪子，拿了一包「大前門」抽出一支，給犯人點上。那時侯「大前門」是僅次於「白炮台」的高檔煙，一般的老百姓是抽不起的。犯人嘴裡叼著煙繼續坐著黃包車前行，又看到一家賣酒的，就把煙一吐，又要喝酒。也是那些押送的士兵，給他抱出一個酒罈子，一口氣喝了三碗。再往前走到一個十字路口，犯人的老婆在路邊祭奠，見到他更是哭得死去活來，直在地上打滾。犯人大概想跟老婆交代點事情，就吩咐士兵把她叫來。士兵連忙去叫他老婆，但那女人正傷心欲絕，任憑當兵的怎麼勸，只是在地上哭著打滾。犯人等了一會兒不耐煩了，就上了黃包車，說：「走！走！」這一下，他老婆驚慌起來，也不哭了，爬起來跟在後邊攆。犯人見狀，又吩咐車伕停下，跟他老婆交代了一些事情以後，又繼續前往刑場。刑場附近已經圍了一大圈看熱鬧的人，還有幾個騎著高頭大馬、戴著白手套的監刑軍官。犯人因為畏懼死亡已經不能行走，就由兩個士兵一左一右從黃包車上攙扶下來，後面還跟著一個執行死刑的士兵。走到行刑地點附近，兩個攙扶犯人的士兵和執行死刑的士兵交換了一下眼色，二人同時一鬆手並把犯人往前一推，行刑兵槍聲就響起了。只見那犯人的瓜皮帽往天上飛了一丈多高，幾乎和人同時落地。圍著看熱鬧的人群中有一些專看殺人取樂的游手好閒之輩，此時就鼓起掌來，大聲叫好。

執行死刑的犯人，絕大部分都是畏懼死亡的，到刑場後多半需要人攙扶著走。也有個別充英雄好漢的，嘴裡就嗚裡哇啦地喊點什麼。但是，他們實質上也怕死，因而都是面如土色，連舌頭往往也不聽使喚了。即使在離他們幾步之遙的地方站著，也聽不清他們嘴裡喊的究竟是什麼豪言壯語。

當然，這種相對比較寬厚的處決方式只是用在平時，而到了戰時就沒有這種寬待了，特別是到了臨近滅亡前夕，國民黨鎮壓異己也更加瘋狂。第一次開封戰役前不久的一天早晨，我父親在警備司令部對面的一個小店裡買醬油，恰好遇到一個國民黨士官出來買煙。那個士官雙眼通紅，一看就知道是很長時間沒休息好。這時小店老闆和他開玩笑：「蔡班長，昨晚上又到哪裡賭錢去了，怎麼眼圈熬得通紅啊？」蔡班長連忙辯解道：「哪裡的事！」看看左右只有父親一個小孩子，於是壓低聲音對掌櫃的說道：「最近天天夜裡活埋學生，昨天忙了大半夜，好幾十個哪！有些女學生可真漂亮啊！可惜，可惜！」他也感歎道。

十三、祖父病逝

我的祖父在年輕時感染了肺結核病，當時只知是「肺病」、「癆病」，也沒有什麼有效的治療方法。隨著年齡的增大，特別是八年抗戰時期四處顛簸，他的肺病越來越嚴重，經常咯血。到了一九四六年，祖父的病情愈發沉重，基本上在家休養。此時的他已難以再掌管民政的職責了，於是上面給他安排了一個「視察委員會主任」的職務。其實祖父擔任「視察委員會主任」職務以後也沒下去視察過什麼，只是下邊的人拿來文件，他臥在床上圈閱。祖父這個人敬業，即便是重病臥床，也依舊每天辦公到深夜。經常是邊看文件，邊劇烈咳嗽。病重時，祖父的渾身都在發抖，但父親看見祖父拿筆的手只要一挨著紙，就不再顫抖了。

當時給祖父治病的主要有開封同濟醫院的院長，姓孔；還有一個是日本醫生，姓柳川，不知什麼原因跑到開封謀生，自己在開封開了一家規模不大的「柳川醫院」。這二位醫生經常來家治療，醫術也算高明，但對於當時的絕症肺結核還是束手無策。一九四七年初祖父去世後，孔院長還不知情，辦喪事那天還拎著個醫藥箱來了，一進門看到靈棚，一句話沒說就轉身走了。當時大人們都忙著張羅喪事，誰也沒注意到他，我父親看見了。後來祖父喪事辦完後，孔院長和他的夫人還一起登門來慰問，順便提了提結清醫療費的事情。

祖父的喪事辦得算是很隆重的。靈堂就設在家中，省府要員來弔唁的絡繹不絕，還請了不少出家人來超度。其實咱們中國人的宗教信仰是雜的，來超度的出家人既有和尚，也有道士。吃飯時和尚在一邊吃齋，道士在另一邊喝酒吃肉。家裡的親戚也來了不少，還有許多平時不怎麼認識的人也來湊熱鬧，邊假裝哭邊偷東西。喪事辦完之後家中少了不少小玩意，包括父親小時最愛玩的德國造的望遠鏡，甚至還有一缸金魚。

可是人死如燈滅，那些平時張口「學生」、閉口「老師」的人也在瞬間樹倒猢猻散，漸漸地門前冷落了。當然，也有一些祖父栽培過的、有些良心的人偶爾過來看看。當時的國民政府是沒有「撫恤金」這一概念的，人死了就死了，就再跟政府沒什麼關係了。習慣於奢華生活的祖母就開始賣家產度日，卻依舊養活著一大幫廚師、聽差、傭人，坐吃山空。由於祖母根本不懂得經營之道，被人連蒙帶坑，再加上戰亂散失了不少財產，家道迅速敗落了。

十四、內戰爆發

百姓所盼望的和平如同曇花一現，沒能持續多久。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國共內戰爆發，國民黨軍隊佔著美式裝備和美國的支持，在正面戰場上一開始佔了上風。談起國共內戰爆發的責任，我認為以往的歷史書把責任完全推到某一方面的描述不夠客觀。其實，國共雙方均無和平誠意，都在擴充實力、搶佔地盤，從抗戰結束到一九四六年內戰爆發，雙方因搶地盤發生的衝突延綿不絕。因此，公正地講，參戰雙方對內戰的爆發都有責任。

然而實話實說，國民黨的部隊秉承了軍閥作風，實在太黑暗、太腐敗了。當時，國民政府實行的是義務兵制，徵兵對像主要是農民。農民一般不願意當炮灰，國民黨也不做什麼宣傳鼓動、思想政治工作，只好採取「抓鬮」方式決定誰家的兒子去當兵。窮人兒子一抽上，立刻就用麻繩套著，生拉硬拽地拖走。萬一有錢人家兒子抽中了，則可以通過行賄讓窮人家孩子頂替。此外，有些地方乾脆連這個程序都省掉了，直接抓人當兵。有很多外出趕集、甚至在地裡幹活的農民，碰上抓壯丁的，連給家人報信的機會都沒有。一九四七年，我的外公就曾經險些被國民黨抓了壯丁，幸虧外公跑得快才得以脫身。解放後我父親參軍，所在的師參謀長就是被國民黨拉夫拉出來的。紅軍長征時期，他在湖北老河口當腳夫，碰上國民黨拉夫運輜重。後來他所在部隊調到川西草地附近跟紅軍打仗，部隊被打散。紅軍優待俘虜，願意回家的回家，願意留下的留下。他看這荒無人煙的地方一個人走也活不了，乾脆參加了紅軍，最後成長為解放軍高級幹部。他算運氣好的，過個十幾年還能衣錦還鄉；而運氣不好的就死在外面了，也沒人通知家裡人一聲。

此外，國民黨軍隊裡的官吏有很多貪污軍餉，「吃空額」。所謂吃空額，就是假造花名冊領空餉中飽私囊，有餉無兵。到了上級來抽查時，就臨時找街上的地痞流氓假充士兵，每個人記住自己所扮演的假張三、假李四的名字，上級點名時答一聲「有」就行了。還有狗急跳牆的，乾脆自己人策反自己人。一九四八年，我父親就親眼在開封火車站看見這種情況。我父親當時正在火車站內玩耍，看到從別處駛來一列裝滿士兵的悶罐子車停在月台上。此時，一個國民黨軍官跑到車廂前策反，離父親大概只有二三米遠的距離，因此說話聽得清清楚楚，大意是我的部隊待遇好，你們來我們這裡好了。正在說時，軍列上的隨行軍官下來了，二話不說，拔出手槍就照那傢伙頭上打了一槍托，把他打倒在地，連帽子也掉了。那個搞策反的軍官撿起帽子，兔子一樣撒腿就跑。

國民黨普通士兵的命運是很悲慘的，他們大多是窮苦人出身，抓到軍隊裡不但受軍痞的奴役和欺侮，而且往往吃不飽，飢寒交迫。其實每人都有軍餉軍糧軍裝，但多被長官貪污掉了。國民黨的軍官多數很壞，動不動就體罰士兵，在開封大街上，父親也多次親眼看見士兵被打得哭爹喊娘。在豫東戰役不久之後的淮海戰役當中，據說國民黨軍逃竄時，遇到有河流阻擋道路，就把傷兵、死屍向裡填，硬是填出一條堤壩，汽車和坦克就從上面駛過。解放軍趕到現場組織了挖掘搜救，裡面居然還有不少活人。如此的黑暗與壓迫，軍隊怎麼可能會有戰鬥力呢？

到了一九四八年，開封城的形勢一天比一天緊張起來，於是陸陸續續地開進很多軍隊。當時國民黨軍隊擾民甚重，特別是徵用民房。經常是一個小軍官領幾個當兵的，見到誰家房子好就用粉筆畫個圈，然後讓老百姓馬上騰房子，也不管老百姓住到哪裡。有一天，幾個號房子的國民黨兵來到我們家裡，看上了我們家的幾間房子，於是畫了個圈，對祖母說：「三天之內騰出來」就走了。當時雖然祖父已經去世，家裡沒了靠山，但祖母也是見過世面的人，根本就不理他們。三天以後一個小軍官帶著幾個當兵的來了，一看房子沒有騰出來，頓時勃然大怒，就罵罵咧咧地要進屋扔東西。祖母一見，也發怒了，指著那個小軍官破口大罵道：「你們瞎了狗眼，也不打聽打聽這是誰家，敢在這裡撒潑，還想不想要腦袋了？今天你要住進這間房子，除非我死在你們面前！」幾個國民黨士兵一聽，又看看這家房子的氣派，也頓時猶豫起來。祖母一見他們猶豫，繼續嚇唬道：「你信不信，你今天敢扔我的東西，明天劉主席就會讓你們幾個腦袋搬家！」（【注】劉主席指河南省主席劉茂恩）聞聽此言，幾個國民黨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誰也不敢進屋。那小官一看，也軟了下來，灰溜溜地說：「好，好，你厲害，我們先走。」

第二天，家裡又來了一個軍官，還帶著老婆抱著個孩子，跟著一個勤務兵拎著行李。那軍官名字叫孫少漢，領子上有個「×」，是個中校。孫中校找到祖母，說話比那幾個小兵客氣多了，大意是昨天來的那幾個不會辦事，我狠狠訓了他們一頓；我們來打仗，還帶著老婆孩子，也沒地方住，挺不容易的，您就通融通融，給兩間房子行個方便吧。祖母只愛聽順氣話，經他這麼一說，也就同意他們住下了。漸漸地混熟了，也覺得那家人並不壞。

孫少漢的那個勤務兵姓張，也是個河南人。當時要打仗了，國民黨為了促使當兵的賣命，就把美國援助的給養拿出來給前線陣地上當兵的用，輪不到這個勤務兵。勤務兵吃不到美國罐頭，每天心裡都挺煩躁，長官不在時就常發牢騷，抱怨伺候人的活太累。當時我叔叔也才五六歲，挺淘氣，有一天，那個勤務兵正在院子裡燒地鍋做飯，我叔叔就弄了一個鞭炮在他背後放。「啪」的一聲，把勤務兵嚇了一跳。勤務兵轉過臉來，一臉的不快：「弄啥呢這是？一邊去！」
當時父親上學的學校在相國寺附近，在開封算是比較繁華的地段。有一天突然來了一隊傷兵，偏偏要徵用學校的房子。學校不願意，找教育廳去頂。可當時要打仗了，當兵的厲害起來教育廳也頂不住，於是學校就被傷兵佔了。學生沒地方上課，學校就在龍亭後面靠近開封城西北角的城牆根下面找到一處院子，在那裡上課。其實那裡挺幽靜，正適合傷兵養傷，但那幫傷兵偏偏要在鬧市住，為的就是上街白吃白喝方便。臨時的校舍離家太遠，每天學校老師就在老學校集合學生，再排著隊到臨時校舍去。每天上學下學都要走很遠的路，中午就不可能回家吃飯了。於是每人都帶點乾糧鹹菜，學校燒一點開水；中午的時候，學生們就趴在草地上吃飯。從老師到學生到家長，沒有不罵國民黨的。

那幫國民黨的傷兵非常的壞，每天成群結隊上街遊逛，吃飯、拿東西、看戲都不給錢。不但如此，稍微有些怠慢就砸戲園、踢貨攤、掀桌子，還常常打老百姓。這幫傷兵喜歡擺譜，張口就是：「老子抗戰八年…….」其實，當時小日本已經投降三年了，而且老百姓並不服，總是在背後暗暗罵道：「呸！抗戰八年，誰知道那八年你在哪裡藏著哪？有本事跟八路一樣打鬼子！」在當時開封城老百姓眼裡，八路軍是一支神奇的軍隊，他們是打心眼裡看不起國民黨軍隊的。老百姓這麼說不是空穴來風，抗戰結束後一些投降的日本兵就說：「跟八路的打仗，一個打一個，快快地；跟國民黨打仗，一個打十個，慢慢地。」小鬼子比較傲慢，他們不會承認打不過八路軍，但是他們承認：跟八路軍一對一地打仗，還要非常警覺，行動迅速；而跟國民黨打仗，就是一個打十個，還是有條不紊，慢條斯理。因此，開封城的老百姓們總是說：「國民黨打日本人是狗熊，打老百姓是英雄。」

共產黨的部隊如何好，解放後宣傳得不少了。但實際上，內戰激烈時共產黨也迫切需要兵員，農民也並不是和電影裡描寫的那樣個個踴躍參軍的。父親在部隊時，有一個一九四七年冬天參軍的老兵就曾向父親說起自己參軍的經歷：幹部們把青壯年農民集中到一間屋子裡，讓大家坐在炕上進行參軍鼓動，把火炕燒得特熱。也有一兩個願意去的，但人數不多；多數人不言語，於是就繼續鼓動。炕越來越熱，燒得人實在坐不住了，想挪挪屁股，一挪，幹部立即說：「好，好，×××願意去！」馬上連拉帶拽到前台來，戴上大紅花，就算光榮參軍了。不過，共產黨講政策，對於只有一個兒子的家庭一般不動員參軍；到了部隊以後官兵平等，講階級友愛，更不存在剋扣士兵的現象。這樣一來，也就留住了士兵。而那些原來在國民黨中服役，後來被共產黨俘虜參加解放軍的「解放戰士」，對比雙方軍隊天壤之別，就變得更加勇敢。

十五、第一次解放開封

一九四八年，隨著戰局日下，開封城岌岌可危。國民黨決心死守，把開封城變成一座要塞。先是把城外的民房一把火燒掉，形成一片開闊地；然後依托城牆，在城外構築半永久性工事。國民黨在城外做碉堡時，為了防止士兵臨陣逃跑，就想了一個損招：先挖個一米深左右的圓坑，把食物、水連同士兵一同放入坑內，再用吊車把事先做好的鋼筋水泥殼扣在上面。碉堡沒有門可出入，當兵的要想出來，就得用隨身攜帶的工兵鍬挖地洞。國民黨荒唐地認為：採取這樣的措施就可以防止士兵逃跑，促使當兵的死心塌地地拚命。實際上，這種措施一點效力都沒有：當兵的想保命，自然就一槍不放，一開打就把白襯衣挑在槍尖上從機槍眼裡伸出來投降，直等解放軍衝過去以後當俘虜。

祖父病逝以後，根據祖父的遺願，家裡準備把靈柩帶回確山老家安葬。但時局混亂，道路不通，於是寄放在城外一座寺廟中，等待時局好轉後再遷葬。國民黨燒城外民房時，那座寺廟也未能倖免，於是祖父的屍骨連同棺材一起在戰火中化為灰燼。當時老百姓已經不許出城，一直到第一次開封戰役結束後看靈柩的人才來報信。在那個時代火葬並不普及，在人們的觀念中靈柩被焚燬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當祖母和孩子們聞聽祖父靈柩被焚燬的噩耗，頓時嚎啕大哭。祖母扶著牆一邊哭，一邊罵：「你國民黨喪盡天良啊，把什麼壞事都做絕了，你也守不住個開封城！」說完，祖母帶著幾個孩子，一邊哭，一邊來到城外把祖父的骨灰收集起來帶回了家。

轉眼到了六月份。一天早晨父親上學，一出門發現街上空蕩蕩的沒有一個人，繼續走了很久才碰到一個同學，二人繼續前行。走到一個十字路口，碰到一個值勤的憲兵，憲兵看見他們就大喊：「回家去！回家去！別上學了，要打仗了！」小孩子不懂事，一聽可以不上學，頓時高高興興地回家去了。回到家裡一會兒，就聽到遠處傳來隆隆炮聲，慢慢地越來越近，聲音越來越響。後來炮聲漸漸停息，城外方向槍聲大作；又過了一兩天，槍聲由遠到近——共產黨進城了！

開封古城中心鼓樓街有一座鼓樓，是舊時開封城的標誌性建築。鼓樓有三層飛簷，高大巍峨，樓正中有一個大牌匾，上寫四個大字：聲震中天。解放軍進城後與國民黨軍隊展開激烈的巷戰，鼓樓被炮火擊中，燃起了熊熊大火，大白天在家裡都能看到。到了晚上，大火仍未熄滅，半個天空都被火光映成了橘紅色。

共產黨的部隊此時不知是由於戰術原因，還是為了減少城內居民的傷亡，不再用重炮轟擊了，而改用迫擊炮。迫擊炮的聲音能分辨得出來：嗖——嗖嗖——轟！在激戰中，我們家左右鄰居、店舖全被炮彈擊中倒塌，惟獨我家的樓房牆體厚實，因而基本完好無損，只是樓外的木樓梯被彈片炸塌了。鄰居沒了房子，天黑時紛紛跑到我家來請求留宿，祖母一看，忙說：「都啥時候了，還請不請的，快進來吧！」於是大家一擁而入，好在家裡房子挺多，又有地板，二十多號人就睡在地板上。在戰亂時候，人多了是能夠壯膽的。

第二天槍聲越來越逼近我家所在的省政府大街，不時有子彈在院內飛過，還有一粒流彈破窗而入，所幸沒有傷人。父親有一件美國救濟總署發的棉布襯衣晾在院子裡，此時中彈起火了。那件襯衣是方格子的，布料非常厚實。接著，屋門被人推開，一個短頭髮的解放軍女衛生員手裡拿著一塊饅頭，一邊啃著一邊進屋問祖母：「大娘，有沒有水喝啊？」祖母連忙倒了碗開水給她喝，看著她干啃饅頭吃，又從家裡拿出了點鹹菜給她，可她無論如何都不要，「咕咚咕咚」一口氣把水喝完，就急匆匆跑出去了。

當時我們家住在省政府大院斜對門。此前，省政府早已被國民黨變成了防禦工事。街這邊已經被解放軍佔領了，有一些解放軍就佔據了我們家樓上，那邊省政府大院內國民黨士兵還在堅守，雙方隔著大街互相射擊。突然，家裡人聽到一聲很大的響動，像是什麼東西從高處墜落的聲音。大家打開屋門一看，一個渾身是血的解放軍戰士趴在我們家院子裡的地上，大概是中彈以後從我們家樓上摔下來的，身旁還扔著一把工兵鐵鍬，那聲音估計就是鐵鍬落地時發出來的。剛才進屋討水的女衛生員正在為他包紮。正在這時，又一個端槍的解放軍戰士從院外衝進院內，看到屋門口站的人，對祖母喊道：「大娘，別站這裡，門口很危險！快進屋蹲下！」說完轉身往我們家後院跑去。大家急忙又離開門口。

當時開封上空還有飛機飛過。後來才知道，那是蔣介石親臨開封上空督戰。

第二天全城大部分地區槍炮聲漸漸沉寂下來，惟獨龍亭方向還有戰鬥，槍炮齊鳴，持續了幾個小時後也停下來了。戰事結束後，在家裡的廁所中發現了一套剛剛脫下的、嶄新的國民黨校官呢子軍服，大概是哪個軍官平時捨不得穿，原本打算打起仗來穿上這身新衣服「不成功便成仁」的，後來改了主意逃命去了吧。當時的國民黨河南省主席劉茂恩先是自己在臉上塗滿鮮血裝死，然後混在出逃的人流中逃出了開封。

開封地質比較特殊，打井時有的井是苦水，有的井是甜水。苦水井是不能吃的，只能用來洗衣服。因此，當時開封城內所有的水井都有一個藍底白字的牌子，上面寫著「苦水井」或者「甜水井」。平時家裡吃水都靠人送，打了幾天仗沒人送水了，家裡的甜水也吃完了。開封戰役時大伯不在家裡，父親是唯一能幹活的男子，因此槍聲一停父親就出門挑水。一路上國軍將士屍骸枕籍，地上血流成河。走著走著，又看到一個國民黨傷兵在地上艱難爬行，身後拖著一條長長的血跡。恰在此時，兩個解放軍戰士剛好從他面前經過，正在爬行的國民黨傷兵停了下來，以乞求的眼神向他們仰望著，也沒有說話。其中的一個解放軍戰士拉了拉另一個戰士，兩人一言不發，繞開國民黨傷兵走了。第二天早晨父親挑水時又看到那個傷兵，趴在一汪積水邊，已經死了。

進攻開封的是解放軍華東野戰軍的陳士矩部，當時裝備很差，甚至還沒有統一的軍服：有穿八路軍軍裝的、有穿便衣戴軍帽的、有上身軍裝下身便衣的。武器也很破舊，可是士氣高昂、待人和氣、紀律嚴明。

善於運動戰的解放軍進入開封只停留了大概四、五天時間，然後就在一個夜裡悄悄撤走了。那天早晨起來，街上一個解放軍都沒有，只留下滿街標語口號。解放軍撤走的當天下午，國民黨邱清泉的機械化步兵第五軍回來了。那天天氣很怪，天空一邊是烏雲翻滾，另一邊卻是烈日當頭。一開始，國民黨軍遠遠地打了幾炮，見沒反應就不打了。當時父親跑到城門口看熱鬧，遠遠地望著排成縱隊的坦克，「突突」轟鳴著，冒著煙；坦克後面是汽車，汽車後面還有戴鋼盔的士兵。在烏雲與烈日的襯托下，這支黑壓壓、又閃閃發亮的部隊顯得很不可一世。接著，國民黨的報紙和電台就開始吹牛，比如《慶祝開封大捷——國軍勝利收復汴梁》、《國軍榮克開封城》等等。其實，國民黨部隊「榮克」開封時連一個解放軍的影子也沒見到。

國民黨進城後學校又開課了。父親上學的必經之路上有個被炸毀的國民黨碉堡，坍塌下來的水泥塊埋住了一具國民黨士兵屍體的上半身，只剩兩條腿露在外面。由於當時是夏天，屍體在陽光的暴曬下很快腫脹起來，並且散發出一種甜絲絲的、令人作嘔的臭氣。父親和他的同學們從那裡經過時，為了躲避那種臭味，總是在很遠的地方就深吸一口氣，再憋著氣跑過那一段路。有幾次不走運：風向正好順著他們跑的方向，等他們以為跑過了那個區域而深呼吸時，立刻聞到了那股令人翻腸倒肚的可怕氣味。

復課那天，同學們見面後格外親熱，互相講述打仗時見到的驚險場面。父親的同學在開封戰役中也有損失，同在班上的兩姊妹被打死了。那兩姊妹長得很漂亮，時年一個十五歲，一個十三歲。兩姊妹的母親經受不住這種打擊，不久就瘋掉了。

十六、跑反

邱清泉的第五軍再次佔領開封後，繼續在開封外圍與解放軍中原野戰軍、華東野戰軍交火，開封始終未能成為太平之地。當時父親見到的邱清泉部是國民黨的王牌部隊：武器精良，從戰車到士兵的槍支都是美式裝備；士兵穿得也好，清一色斜紋布軍裝，軍容非常整齊；生活也不錯，住在美式帳篷裡，吃著美軍戰時士兵口糧，經常從帳篷中扔出空罐頭盒。邱清泉部並不像當年湯恩伯部那麼騷擾百姓，但是也決不像解放軍、八路軍那樣對老百姓那麼和氣。國民黨與老百姓的關係，就像是水與油；而共產黨與老百姓的關係，則像是魚和水，這就是區別。

當時邱清泉的坦克部隊就駐紮在華北運動場，我父親他們幾個經常到那裡去玩。他們看到邱清泉的坦克群裡有一種履帶式裝甲摩托車特別好玩：比一般的三輪摩托大不了多少，只能坐兩個人，一個開車，一個開機槍，沒有炮，兩個人也不是全身都能坐進去的，上半身露著，前面靠鋼板掩護。這種裝甲摩托車，我父親在解放以後的影視劇裡從來都沒見到過。當時除了邱清泉，開封城裡還駐紮著別的部隊。有一天，父親他們幾個小孩看到一隊士兵走過，以為是第五軍，就蹦著叫：「第五軍！第五軍！」其中一個軍官模樣的人走到他們跟前，俯下身子對他們說： 「小朋友，我們不是第五軍的，我們是車聯隊的。」於是小孩子們又歡呼起來：「車聯隊！車聯隊！」後來弄明白了，第五軍是摩托化步兵部隊，戴鋼盔，軍服是一般國民黨軍隊的衣服；車聯隊全套美式裝備，穿夾克衫。

第一次開封戰役結束後，國民黨河南省主席劉茂恩就調走了，換來了張軫當省主席。當時，我父親在街上看到國民黨刷的大標語：「熱烈歡送勞苦功高的劉主席，熱烈歡迎張主席。」這位張主席在開封也沒有待多久，到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張軫在漢口附近率領其所轄的第十九兵團起義，當時大伯恰好在張軫部隊中，就參加了革命。張軫起義的地點在漢口的金口，現在成了一片大住宅區，叫常青花園。二○○○ 年，我們家在常青花園買了一套房子，先是我住了一年，我搬走後父母就住在那裡。至今，常青花園入口處的張公堤（【注】張公堤是清末湖廣總督張之洞主持修建的一座環繞漢口的大堤，這條大堤奠定了現代漢口的基本輪廓）上，還殘留著一個基本完好的國民黨修建的碉堡。

有了第一次開封戰役那些驚心動魄的經歷，祖母想起來就有些後怕。為躲避隨時可能燒來的戰火，祖母決定帶幾個孩子回老家確山。當時大伯還在確山老家，二姑正上高中，準備跟學校一同撤走。祖母收拾了家裡能拿得動的首飾、金銀等財產和祖父的骨灰，帶著大姑、父親和叔叔一同南逃，家裡委託給一個遠房親戚照看。那遠方親戚不識字，在看房子期間，把祖父一生積攢下的珍貴的線裝書都拿去當廢紙賣掉換酒喝了。

此時鄭縣、許昌一帶均有中共武裝活動，隴海鐵路向西已經走不通了。祖母一行出了開封，向東先乘火車到徐州，從徐州沿津浦鐵路南下到浦口，從浦口渡江到南京，從南京乘船到漢口，從漢口再沿平漢鐵路北上回到確山。當時兵荒馬亂，南下的火車列列爆滿，就連火車頂棚上都坐著人，不時有扒火車的被擠下火車軋死軋傷。車廂裡還有國民黨的傷兵和散兵游勇，一路上怒罵聲、哀號聲、呻吟聲連綿不絕。火車一路上走走停停，人們小心翼翼地護衛著自己的財產和子女。等到了浦口，碼頭上等待過江的老百姓人山人海，而輪渡只有那麼幾條，根本就忙不過來，秩序非常混亂，不時有人為爭搶渡輪掉入江中。

祖母、大姑、父親、叔叔四個人老的老、小的小，眼巴巴地看著眼前這一幅亂像一籌莫展。也算天無絕人之路，恰在此時，聽到有人招呼他們。一看，竟然是曾與祖父同僚、時下在國民黨海軍部供職的李××（【注】軍銜大概是個少將）。此人若干年前曾去過祖父家裡，有印象但不熟悉。在李××的安排下，祖母一行隨之一同過了江，在李××家中小住了幾日。李××招待得還比較熱情，只是其夫人彷彿顯得有些不耐煩。看看祖母一行所帶的大包小包，李××問：帶著這些東西，一路上安全嗎？祖母說不安全，成天提心吊膽的。李××便建議：現在哪裡都不如南京安全，可以將不是生活必需品的包袱和祖父的骨灰暫存他的家中，等戰局好轉以後再回來取。祖母一聽，當即就同意了。

李××幫助祖母買了到漢口的船票，又將三人送上了船；從南京到漢口，再從漢口到確山這一段路還算太平。只是時值戰亂，輪船上人擠人，好多人連床鋪都沒有，就在過道、走廊甚至船頂睡覺。由於人多，輪船上也就不開小灶了，只有份飯。當時船上有四、五個國民黨小軍官，還牽著一條狼狗。吃飯時，飯是隨便吃，但菜只有一份，那幾個國民黨軍官覺得不夠吃，就要人家再給他們打菜。但是菜是有數的，人家不給打，幾個小軍官也沒有打輪船上的人，就在吃完飯以後，把碗和盤子一個一個扔到江裡洩憤。

這時，我父親看到地上有一份報紙，於是揀起來看，頭版頭條是一則新聞：《十七歲青年軍游動目標一槍擊中》，還配有一個青年軍士兵的半身像。一看內容，說的是在無錫有個國民黨傷兵搶商店的東西，搶了以後他在前面跑，商店的夥計在後面追，此時恰好被這個正在站崗的十七歲青年軍士兵看見，抬手一槍擊中了傷兵的太陽穴。其實這個傷兵罪不該死，但那時國民黨已日暮途窮，指望著靠青年軍來扭轉戰局，於是大吹青年軍。國民黨青年軍多為從學生中招募，全套美式裝備，待遇很高，連士兵的軍服都是人字呢的。可是令國民黨失望的是，他們寄予高度希望的青年軍打仗特別不行，連雜牌隊的戰鬥力都趕不上。

回到確山老家以後，戰局急轉直下，國民黨兵敗如山倒，我們家再也沒能和李××聯繫上。於是，祖父的骨灰，還有那些囊括了家裡幾乎所有動產的包裹均不知所終。解放後，大伯曾到南京尋找過李××家找骨灰，但早已物是人非，聽鄰居們說，李××跟國民黨去台灣了。
事實上，祖母這次跑反完全沒有必要。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已經窮途末路的國民黨行政機構和軍隊自己撤出了開封，逃往徐州。解放軍兵不血刃就解放了這座古城。後來回到開封後聽鄰居們說，解放軍進城時見裡面沒有抵抗，就分成兩路縱隊，分別在街道兩邊摸索著前進，走走停停，很警覺的。

十七、母親的家庭

我母親的故鄉是河南滑縣，也是前中共總書記趙□□的故鄉。我小的時候，曾模模糊糊地聽過外婆講趙□□家裡的事。母親所在的那個村子裡的人清一色姓張，都是一個老祖宗的後代，村民也全都是親戚。我的外公叫張明堂，出生於一九一○年，是個一個大字都不認識的老實莊稼漢，原本並不富裕，娶外婆時家裡一共只有七畝地。外公是干農家活的天才，十歲時就會趕大車，一輩子唯一的興趣就是伺候莊稼，人也非常勤勞，就知道幹活。

我的外婆姓袁，名素貞，於民國四年（【注】即一九一五年）出生於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外婆原有十個兄妹，因家境貧寒其中有七個夭折，外婆是最小的一個。外婆的父親到省會開封謀生，當時交通不便，也沒有錢，很久沒有音訊。外婆一歲時，豫北大旱，家裡人斷了糧食。全家走投無路時為了求生，只好把外婆的姐姐以五十塊現大洋的價錢，賣給淇縣的一個大地主趙家作小妾。當時外婆的姐姐十七歲，模樣非常標緻，來提親的那個男人當時四十來歲，長的斯斯文文。外婆母親一看，覺得雖然歲數大了一點，但人還體面，終究還能過，於是也就應允了。

誰知這個來提親的人只是那家的賬房先生，真正的新郎是那家的主人趙老太爺，當時已經七十三歲了。趙老太爺家有千頃土地，家丁數百，但就是沒有後代，於是不斷地娶小老婆想要個繼承人，到外婆的姐姐已經是第七房了。外婆的姐姐到了他們家才知道這個情況，但也無力逃脫，終日以淚洗面。外婆的母親在女兒出嫁幾個月以後，推了個獨輪車步行七八十里地去趙家探望女兒和「女婿」，到了趙家才發現這真正的「女婿」竟然比自己還要大三十多歲，頓時又急又氣，一路哭著離開了趙家，幾個月以後就病死了。就這樣，外婆還在兩歲時就死了母親，父親又一直沒有音信，只得寄住在她的哥哥家裡。

外婆的哥哥比外婆大二十四歲，是一個游手好閒的農村地痞。也算天造地合，外婆的嫂子也是個惡毒刁鑽的潑婦。二人對這個可憐的妹妹沒有一點憐憫之心，時常虐待她，一天只給她吃一頓稀飯，還讓她砍柴、割草。特別是外婆的嫂子，稍不合心就對外婆拳腳相加。外婆長到十歲時，因為營養不良發育得只像四、五歲小孩，頭髮如同枯草，輕輕一碰就大把脫落。這時村裡的鄰居實在看不過去，悄悄跑到淇縣，把外婆受虐待的情況告訴了外婆的姐姐。

外婆的姐姐嫁給趙老太爺之後還不到一年，那老頭就病死了，仍然沒有一子半女。趙老太爺是淇縣豪強，家裡有好多院落，金銀財寶分別藏在不同地點。由於家中無後，藏金銀財寶的地方原來只有老頭子和大老婆知道。死前，趙老太爺有些良心發現，覺得對不住這個小老婆，便悄悄把家裡放錢的地方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她。按照封建家規，趙老太爺死後，小老婆們也不能改嫁，只能守寡到死。

趙老太爺的大老婆是一個心地不壞的人，雖然家有良田千頃、金銀無數，但依舊勤勞節儉，對幾個守寡的姨太太也還和善。那時豫北常鬧饑荒，每到春天青黃不接時，趙家都要在門外設立幾個粥棚施捨。那時趙家大婆已經六十多歲了，走路已經不穩，需要傭人攙扶，但每當她在地上看見有零散的麥穗、棉桃、布頭這些東西，都要親自拾起來，洗淨後積攢起來備用。

外婆的姐姐本來不願與哥嫂這一對壞人來往，自他們的母親死後就多年沒有回過娘家。獲知外婆受哥嫂虐待的消息後，外婆的姐姐趕緊到哥嫂家裡，把外婆領走了。好在趙老太爺的大老婆人還算善良，聽了外婆的淒慘遭遇後不勝唏噓，也就同意收留外婆，和家中傭人住在一起。外婆在姐姐家裡可以吃得飽了，身體迅速恢復、發育，越長越漂亮。由於她在哥嫂家長期被虐待，謹小慎微慣了，做事手腳麻利，還會看大人眼色，把大婆伺候得舒舒服服，於是大婆也挺喜歡她，給她請了個私塾先生教她看書識字。

外婆這人心地善良，自己雖寄人籬下，但依舊同情貧苦人。民國十九年（【注】即一九三○年）前後，中原大戰爆發，豫北又鬧饑荒。外婆在外出時看到有母女二人即將餓斃，趕緊回到傭人房中，端出食物給二人吃，救活了母女倆。後來，外婆又跟姐姐要了一些錢，送給母女二人活命。這母女二人都捱過了饑荒，活到解放以後。外婆還幫助過一個窮老頭，此人因吸大煙弄得家破人亡，自己孑然一身來討飯。旁人都厭惡他，不施捨食物。後來外婆見他可憐，就每天偷偷把傭人剩下的伙食端給老頭吃，一直持續了好幾年。後來外婆一出嫁，就再也沒人給那老頭子送飯。幾個月以後，外婆回門到趙家，才知道那老頭已經餓死了。

轉眼到了外婆出嫁的年齡，此時的外婆已亭亭玉立，而且知書達禮，故前來提親的人絡繹不絕，把門檻都要磨破了。這些人中有兩個特別突出：一個是當時燕京大學的教授，另一個是家有「千頃牌」（【注】「千頃牌」是舊時獎勵巨富的一種辦法，家裡有超過一千頃，也就是十萬畝以上的土地，官府賜予「千頃牌」為褒榮）的豫北豪強地主王三祝（【注】王三祝在解放戰爭時期任國民黨暫編第九縱隊司令，一九四九年五月安陽解放時被活捉，同年七月被處決）。特別是燕京大學那個教授，見了外婆以後非常滿意，連聘禮都送來了。但是，趙家大婆喜歡外婆，不想讓外婆跟著那個教授走而遠離她；而外婆自己也不想到王三祝這樣的大戶人家裡，謹小慎微地過日子。就這樣挑來挑去，外婆的婚事又拖了幾年。

外公年輕時長得很英俊，是遠近聞名的美男子，人稱「衣裳架子」：儘管天天在地裡幹活，但他的皮膚屬於「曬不黑」，白裡透紅；身材也高大魁梧，達一米八三，而且特別勻稱。民國二十二年（【注】即一九三三年），外公到趙家提親。外公這人老實木訥，前去提親時，趙家大婆問一句，他就回答一句，不問的時候就一言不發；但只要一談起莊稼活來就眉飛色舞，興致昂然。趙家大婆覺得外公是個本分人，靠得住，又勤快，於是讓外婆來見。外婆見了外公，一是相中他老實，二是相中他能幹活，三是相中他英俊。就這樣，從那麼多求婚的佼佼者中，外婆獨獨選中了外公這個最窮的莊稼漢。

解放前，由於連年戰亂，豫北的土匪老抬十分猖獗。外婆剛與外公成婚不久，外公在去道口看戲回來的路上被幾個「老抬」綁架了。當時土匪聽得消息，說王三祝曾到在趙家向袁氏提親，就以為外公是王三祝，於是將其綁架，放出話來要十萬塊現大洋，否則就要撕票。抓到外公以後一審，卻發現不是王三祝，於是匪首就到趙家勒索，降價成五千塊。外婆得知消息後簡直快急瘋了，趕緊托其姐姐到趙家借錢籌款。還正在忙活著，外公居然毫髮無損地回來了。原來，「老抬」得知外公並非王三祝，又見外公老實木訥，就對其放鬆了警戒，關押幾天後派兩個小嘍囉押著外公轉移關押地點。誰知走到半路，兩個傢伙的大煙癮相繼發作，又是流鼻涕又是渾身抽搐，動彈不得，結果眼睜睜地看著外公掙脫繩索逃走了。住在趙家敲詐的匪首一聽說人質已經跑了，頓時很洩氣，趙家大婆也會辦事，多少給了他幾個錢，算是辛苦費。

外婆這人從小寄人籬下苦慣了，特別會過日子。外婆嫁給外公之後，二人配合非常默契。自從自己家買了第一匹牲口之後，外婆就像對待孩子一般愛護它，每天晚上起來給牲口喂草，連燈都捨不得點，結果經常被撞的一頭包。節約下來的錢，全部攢著買地。外公這個人也不愛亂花錢，幹活時根本不用人催，因為看見莊稼長的好，他比什麼都高興。八十年代後期，外公在我們家住了幾年，有時我跟他一起到外面轉轉，每走到莊稼地，他都要俯下身子仔細地看半天，還說人家不會種田，莊稼沒長好。

俗話說，天道酬勤，外婆的精打細算和祖父的勤勞耕作，使得這個家庭在解放前的二十年裡不斷擴大再生產，從原先的幾畝地變為四十多畝，還蓋了一座二層的小磚樓。不過，滑縣的土地屬於黃河故道，含沙量大，肥力差，當時又不懂使用化肥和品種改良等技術，儘管精耕細作，但還是離不了靠天吃飯，一畝地能打個二、三百斤糧食就算大豐收了，遇到荒年景顆粒無收的情況都有。每年打下的幾千斤糧食養活當時一家六口，也不過溫飽有餘。

當時家裡只有外公一個男勞動力，地多了以後一個人忙不過來，就雇了一個長工，農忙時節也臨時雇幾個人搶收。但是，這裡的主家與雇工的關係並非像《收租院》裡所描述的那樣殘酷、血腥，而恰恰相反。那個長工名叫老雙，和外公一樣是老實巴交的莊稼人。老雙跟外公年紀相當，與我們家關係相當好。每天早晨上工時，外公和老雙一起扛著農具，有說有笑地來到地頭；半晌外婆給他們二人送水；中午則把午飯做好，等兩人回來吃。吃飯時外公和老雙同席，吃乾飯；外婆和孩子們則另一桌，吃稀飯。這是因為，在天災人禍頻仍的河南，小戶人家即使有些餘糧也不敢頓頓吃乾飯，必須留下來糧食備荒，或者換錢買地；而外公和長工屬於下地幹活的勞力，他們必須吃飽才有勁幹活。

「文革」期間，造反派在批鬥外公時請老雙上台控訴外公的「剝削罪行」，老雙一聽，眼一瞪大聲吼道：「明堂（【注】外公的名字叫張明堂）兩口對我比自己爹娘對我還好咧，要我說人家明堂的壞話？那不是壞良心嗎！誰說就他娘折誰的壽！」好在老雙是根正苗紅的雇農，造反派才沒把他怎麼著，怏怏而去。那次批鬥結束後，老雙帶著妻兒老小專門跑到我們家來看望外公外婆，送來了一包點心聊表心意。其實想想也明白，類似外公這種無權無勢、人丁稀薄的小地主，一家只有他一個壯勞力，怎麼可能設水牢、收租子、給人上刑罰呢？

馮玉祥治豫時，搞「新生活運動」，派出大兵四處搜羅裹腳女人。可是，這種延續了一千年的陋習也並非一下子能破除的。那一段時間，村口有人放哨，遠遠看到有馮玉祥的大兵過來就高喊：「查裹腳的來了！」正在地裡忙活的年輕婦女一聽，撒腿就往家裡跑，馮玉祥的大兵就在後面追，跟今天搞計劃生育差不多。

後來日本人來了。外公有兩個本家侄，當時都是二十來歲的小伙子，以在縣城賣饃為生。那天他們倆走到城門口時正趕上日本鬼子殺人立威，無端地被日本鬼子砍了頭，在城門口掛了好多天。後來他們家裡拖門子花了不少錢才把屍首贖回來。幾年裡日本人就到過村裡一次，嚇得全村婦女臉上塗滿鍋灰躲到麥地裡，被日本兵抓住的婦女倒也沒怎麼著，日本兵看著她們臉上黑糊糊、驚慌害怕的樣子就哈哈地笑，嘴裡還用生硬的漢語說 「皇軍大大的好，別害怕」，然後就走了。而漢奸隊伍「皇協軍」和一些雜牌隊就挺可惡了，每次進村都偷雞摸狗，搜刮財物，因此當地一些老百姓說「皇協軍」比日本兵還壞。

解放前像外公這樣無權無勢的小地主，最怕的就是「穿四個兜」衣服，也就是穿軍裝、警察制服和中山裝的人，這樣的人一來村子裡不是要捐稅，就是來敲詐的。有些城裡的地痞流氓沒錢花了，就借身中山裝一穿上騎個自行車來到村裡，看到哪家家境好一點，但氣派又不是很大的，就進去往椅子上一坐，裝腔作勢地說：「蔣委員長號召我們開展新生活運動，現在要交衛生費。」小地主們也不懂什麼是「新生活」，不願意交，「四個兜」就一拍桌子，聲色俱厲地叫道：「怎麼，不願意？你還想不想過了？」小地主一聽，嚇得心驚膽戰，連忙乖乖地把錢送上，算是破財免災。

雖然豫北先後被新舊軍閥、國民黨、日偽輪番控制，然而這幾種政治勢力始終沒有能深入到鄉村中來，除了要交各種各樣的捐稅、偶爾有各式各樣的軍隊和流氓來搜刮騷擾外，豫北的鄉村多半時間處於千百年來形成的村社自治體系之中，按照自己的規律發展著，直到來了共產黨。（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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