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曉農：中國股市暴漲可能導致危機

【大紀元1月30日訊】（大紀元記者林慧心採訪報導）滬指破2900大關之時，花旗、匯豐和聯合瑞士等國際大銀行的分析師警告國際投資者對中國大陸股市敬而遠之。而一些經濟學家也擔心，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可能在中國重演。

近日，大紀元記者就此事採訪現任美國《當代中國研究》雜誌主編程曉農先生時，他表示這種分析基本上是可靠的。他認為，現在中國股市的暴漲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熱錢無處可去、到處投機造成的，並非中國上市企業的業績有明顯改善。這種股市飆漲的局面是相當危險的，很有可能會導致金融危機。

程曉農1985年獲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碩士，先後在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曾任體改所綜合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1989年起他先後到德國經濟研究所及哥廷根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作訪問學者，並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美國《當代中國研究》雜誌主編。

以下根據訪談內容整理而成。

大陸股市暴漲情況相當危險

記者：1月22日，中國股市滬指增長3.6%，達到2,933.19點；深指增長4.2%，達到700.20點；均為歷史最高水平。其中中國工商銀行的股值則激增七成。很多經濟學家擔心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可能在中國重演，您是怎麼看這個問題的？

程曉農：我想，這個分析基本上是可靠的。

記者：你可以具體地分析一下嗎？

程曉農：好的。自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過後，很多國家對這種經濟泡沫造成的短暫經濟繁榮以及相應出現的股市、房地產市場、投機和賭博等行業畸形繁榮都有了比較清晰的認知。但是中國在1997年由於政府嚴格的金融管制沒有出現像日本和東南亞國家出現的那種經濟危機，所以很多中國人對此並沒有認識。

事實上，80年代中後期，同樣類型的經濟危機或者說前期的經濟泡沫曾在台灣出現過。那時台灣的情形幾乎是一模一樣。台灣比中國大陸小得多，當其外匯儲備達到上千億美元的時候，就出現了類似的情況。政府為了保持匯率不變，讓中央銀行按照官訂匯率買進所有外匯，這造成了貨幣投放過量，而經濟本身卻無法吸納大量的資金，因此這些熱錢到處亂滾。台灣當時有一句話叫「錢淹腳目」，這是一句閩南話，意思是突然之間錢多的把腳都淹沒了。台灣當時出現了一系列的股市暴漲、房價猛升、投機盛行和賭六合彩等賭博行為；另外，金融業的壞帳越來越多。後來台灣緊接著出現了一連串的金融危機徵兆。但是由於台灣政府當時處理的比較及時，台灣經濟沒有受到嚴重地衝擊。

記者：那您能講一下當時日本和其它東南亞國家的情況嗎？

程曉農：90年代的金融危機對日本的衝擊就非常大。從9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經濟就開始面臨由於貨幣投放過量、匯率被看得太死所造成的房地產泡沫和股市的泡沫。在日本出現金融危機之前，全世界對日本經濟一片叫好。然而，突然之間日本經濟垮了下來。但由於它是自由經濟，出現金融危機之後，日本經濟通過緩慢而痛苦的自我調整，避免了嚴重經濟動盪。日本經濟經過了10年的痛苦調整後才開始出現初步的復甦。一些東南亞國家像泰國等，當年遇到這種經濟危機時，其經濟所受到的衝擊要嚴重得多。

中國現在的情況是，國家非常大，如果出現泡沫經濟和潛在的金融危機徵兆，其經濟可能受到的衝擊規模會相當大。譬如說，中國現在的外匯儲備相當於當年台灣的10倍大；同樣，其貨幣投放量也超過台灣的10倍。而中國能夠充分吸納這些投資的產業並不多，所以這些資金最後就作為熱錢轉移到股市和房市上去了。前一段時期這些資金在房市上橫衝直闖，造成了房地產業的泡沫急劇膨脹。中國政府已經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降低房地產熱的勢頭。房地產市場一收縮，這些資金又衝進了股市，所以帶來了現在股市的暴漲。我相信，目前中國股市的暴漲，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熱錢無處可去而到處投機的結果，它與中國上市公司的業績沒有什麼關係；也就是說，上市公司的業績根本沒有任何明顯的改善，其股價的暴漲只不過是那些投機客在拚命地推動股市。這種情況是相當的危險的。

目前大陸熱錢的來源

記者：熱錢的來源都有哪些方面？

程曉農：熱錢的來源大概有4個方面。一是出口企業。中國政府外匯當局收購了出口企業的外匯收入以後往市場上投放相應的貨幣。第二種是境外的華人或企業把錢轉到中國去從事投機活動，由於人民幣升值、房地產前一陣子過熱、現在股市又熱起來了，所以很多投機資本湧進中國，都想在這泡沫當中混水摸魚撈一把。第三種就是外國的投資，現在很多進入中國的外國投資不全是產業投資，不全是到中國去建立企業或者從事服務業，很多也是投機資本。比如說，很多外資去中國買了房子，等房價上漲後想撈一把，現在房地產漲不動了，這些熱資就撤出來再轉戰股市。第四種就是中國金融系統的資金，我相信目前中國的股市投機資本中肯定有一部份是銀行的資金。現在中國的銀行經營相當困難，找不到多少好的可貸款的產業，而銀行吸納的儲蓄越來越多；對銀行而言，尋找利潤成了銀行管理人員頭痛的事情。所以，一旦看到股市熱起來了，很可能銀行有一部份資金被經營人員挪出來投到股市上去，儘管這是違法的，但我相信中國的很多銀行部門會完全不顧這個風險而衝上去。我也相信，幾個月或半年、一年後，這方面的信息就會陸續有所披露，即一些金融機構是如何把資金投到股市上去想撈一把，萬一股市崩盤，銀行可能要有一大批人會受到牽連。

影響股市崩盤的主要因素

記者：股市的崩盤主要受那些因素的影響？

程曉農：很大程度上受投機心理的影響。目前的股市投機者沒有人是真正看到中國上市公司的出色表現而願意花幾倍的價錢去買它的股票，所以買股票的都是為了看漲拋出。這有點像「擊鼓傳花」，每個人都想把手中那個其實不好的「花」傳到下一個人的手中去，從中撈一把，這就是投機過程；誰落到最後，某些信心不足的人哪一天突然拒絕接盤，這個「擊鼓傳花」的過程失敗，股市就會崩盤。

記者：那您覺得這個「擊鼓傳花」的過程一般能持續多久？

程曉農：這很難講，這是一個心理上的博弈過程。說白了就是你騙我，我騙你的過程。首先是騙人的人都希望能讓別人上當，只要被騙的人願意被繼續騙下去，這個投機過程就不會中止。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中國股市這個不正常的暴漲，它要崩盤是早晚一天的事情，沒有一個國家的股市經歷了這樣的暴漲，還會有專家認為這是正常的事情。所以境外的媒體做一些冷靜的剖析，我想這是其中因由之一。

記者：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由於中國受到國際社會的壓力，有可能近期內人民幣升值，所以海外有一些投資機構的資金進入了中國想乘機撈一把，這是造成股市瘋漲的一個主要的原因，您是怎麼看這個問題的？

程曉農：中國政府由於長期對匯率實行管制，所以它實際上促成了這種對中國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和投機行為。剛才我提到的熱錢當中就包括一部份到中國去投機的資本，投機者把錢投到股市上去，希望等人民幣升值後在股市和人民幣兩方面同時撈一把，這樣的人為數不會少。但是不能把中國現在股市這種非正常的暴漲完全歸咎到外國投資者的頭上，外國投資者的投資量沒有那麼大。事實上，中國投機者佔了很大的比例，中國人習慣於把自己的過錯全部賴到外國人的頭上。而事實上，目前中國的股市主要是本國的機構投資者在「對敲」哄抬。

目前大陸股市市場的游資很大部分來自國有銀行

記者：那您的意思是說，中國目前的這種游資，外國的投資只是占很少的一部分，主要還是國內的問題？

程曉農：外國投資者一般來講對中國的股市並不瞭解。很難選擇他認為可以投資的股票；他們投資房地產的情況比較多。如果外商投資中國的股市，他需要通過中國的代理，由中國的代理人給他操作。事實上，導致目前股市暴漲的主要還是國內投機者。我剛才提到，最可能的投機大戶就是中國的各家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當然政府是肯定不願意承認這點的，因為銀行這麼做本身是違法的，違反了金融法規。因為銀行把老百姓的儲蓄拿到股市上去投機，一旦崩盤，那老百姓的儲蓄就血本無歸了。

記者：如果說一般出現股市崩盤，即使老百姓在某家銀行仍有存款，但是他們去他們所在的銀行提款就有可能拿不到錢，是嗎？

程曉農：如果是私營銀行情況就是這樣，台灣以前就出現過這種情況。但是中國現在的銀行敢這麼做，原因是它們是國有的。國有銀行一個有恃無恐的特點就是，股市一旦崩盤了，可以由國家財政給它兜起來，這些銀行管理人員都是國家的公務員。

記者：您的意思是它不承擔這種責任風險，是嗎？

程曉農：很少承擔，這就是為什麼中國銀行壞賬那麼多的原因。如果是一個私營的銀行，其壞賬若達到中國銀行系統目前的狀態，恐怕早完蛋了。現在大陸管銀行的人拿著國家的信譽在那裡折騰，賺了錢是私人的，吃了虧是政府的，是公眾的。

造成中國銀行壞賬主要原因是制度問題

記者：那您可以分析一下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嗎？

程曉農：中國的銀行制度造就了這種結果。中國只允許國有銀行佔領壟斷地位，政府建立的銀行體系就是這樣的。中國不是強調社會主義嗎？社會主義的所謂「優越性」之一就是公有制，按照它的意識形態這麼做似乎並沒有錯，銀行就只能是公有的。既然是公有的，銀行職員造成的大量壞賬也就自然由政府背著。

記者：如果這樣的話，您覺得對中國的老百姓來說，是否公平？

程曉農：社會主義從來就不是一個可以讓老百姓幸福的制度。

西方國家如何調整經濟問題及百姓對政府的信任

記者：在西方的民主國家，是否也會出現這樣事情？

程曉農：民主國家選民決定他們需要什麼樣的政治家，然後再由政治家根據選民的意願來決定他們經濟政治制度，不會出現這樣的局面。中國的這個制度並不是老百姓選擇的，而是拿槍塞給老百姓的。

記者：在西方社會，如果說出現了經濟泡沫，那麼它是怎麼樣調整和恢復呢？

程曉農：那就會有一大批企業破產、一大批銀行倒閉，員工失業，很多人降薪，要經過相當一段痛苦的時間。它的好處是，西方國家是自由經濟，企業若運營不良，政府不需要承擔政治性後果。也就是說，沒有人會因為經濟表現不好而認為這是政府惡劣或者制度惡劣所致。比如說日本，當年遇到經濟危機後，老百姓只是抱怨日本的企業家和政府官員之間的官商關係造成的一系列後果，但並沒有認為日本的基本政治經濟制度有大錯。而中國就不一樣。

記者：那不同在哪裡，您可以解釋一下嗎？

程曉農：中國老百姓對政府沒有真正的信任，政府也知道老百姓並不信任它；所以，一旦出現危機的話，恐怕首先是政府的信譽和政府地位受到嚴峻的挑戰。所以政府不肯輕易承認危機和困境，而掩蓋真相的後果是危害更嚴重，受害的最終是老百姓。

中國政府又想玩火又怕被火燒著

記者：那您在前面也已經提到，中國政府想通過調整房地產的政策來做一些改變，似乎它也非常明白它們目前的這種處境，是嗎？

程曉農：當然，中國政府是處在一種矛盾狀態，它想營造一種經濟繁榮的景象去安定人心，並進一步吸引外國投資，同時又怕被這種假繁榮所傷害或受到打擊。這是一個非常矛盾的心理，又想玩火又怕被火燒著。

記者：如何避免這樣的結局？或者有什麼措施使損失達到最小？

程曉農：從中央政府來講，它是負最後責任的或者說無法迴避最終後果，所以它非常希望小心翼翼地避免金融風暴。而地方政府、金融機構的操作者就不同了，他們所關心的是借營造房地產業和股市泡沫為地方財政增收、為金融機構彌補壞帳、為官員們個人撈一把，如果有損失則甩給中央政府去處理。若中央政府的動作過猛，不僅會遇到地方和金融機構的抵制，而且會產生對經濟全局的衝擊，這種衝擊也是中央政府不願面對的。所以，中央政府大概只能慢慢而遲鈍地「踩剎車」，就像過去一年來中央政府處理房地產業泡沫一樣。在這種局面下，中央政府的反應通常是滯後而低效的。就這樣一種決策機制而言，能最後收拾住局面就很不錯了，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當局，誰都不是以「將損失縮到最小」為決策原則而行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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