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帝國主義」話語是如何形成的

【大紀元10月29日訊】一

1925年10月10日，「五卅」過去幾個月了，胡適從武漢講演後，回到北京，旋又南下上海。三天後，上海亞東圖書館的汪原放在日記中記道：晚八時，仲翁來，……聽見適之兄到了，非常高興歡喜，坐談了很久，約定明天午後四時和適之兄會談。」第二天下午四點，胡適到了，陳獨秀晚了一小時才來。兩位老朋友見了面自然欣喜，但，汪原放日記記得清楚：「他們各有各的見解，各有各的意見。」到底是什麼樣的見解和意見呢？還是前些年的「問題與主義」。「仲翁當然重『主義』，適兄仍舊重『問題』」，汪本人呢？「我不響，但贊成仲翁。」

在汪氏的回憶中，到了1925年的11月，胡適和陳獨秀的意見更見分歧。
一天下午，仲翁來了，和適之兄大談。我和大哥也在聽。
談著，談著，仲翁道：「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
適之兄生氣了，說：「仲甫，哪有帝國主義！哪有帝國主義！」拿起司的克來，在地板上連連的篤了幾下，說：「仲甫，你坐罷，我要出去有事哩。」一面只管下樓出去了。
仲翁坐了一會兒，一句話也沒說，臉上有幾分氣惱。後來說：「我再來。」也去了。（引同上）

這個場面的胡適很傳神，也不多見。胡適留給人們的印象總是溫和理性且矜持，至少陳胡衝突中的胡適不是這樣。倒是易於激怒的陳獨秀令人意外，他沒有發作，只是生悶氣。對比他年小且又是親自介紹進北大的胡適，陳獨秀看來比較容忍。

第二天，我的大叔知道了（筆者註：指汪孟鄒，亞東圖書館的創辦人），對著適之兄說：「適之，你怎麼連帝國主義也不承認呢？不對吧？」適之兄放下臉來，一把扯著我大叔的袖子，連連扯了幾下，說：「孟鄒，什麼是帝國主義？什麼是帝國主義？」又穿上馬褂只管出去了。（引同上）

這是一個讓胡適頗為激動的詞：帝國主義。在這個詞面前，胡適好像冷靜不下來。不過，如果從以上引文僅涉及的四個人來看，在對帝國主義的不同態度上，比例是3:1，胡適是孤立的。這個孤立，可視為胡適在那個時代的處境。

1920年代是一個反帝反封建的時代，剛剛過去的「五卅」，鼓蕩起全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熱潮。當時，正在奉行合作的兩個政黨，老牌的國民黨和年幼的共產黨，聯手推進「國民革命」，其首要任務，就是反帝。1923年，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會議發出指示，第三條就是：「……要堅持我們早先採取的立場，即『中國的中心任務是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及國內封建走狗的國民革命』。」作為當時佔主流地位的時代精神，胡適是自覺游離於它之外的。還是1922年，胡適在《努力》上發表《國際的中國》，就表明他和這種意識形態格格不入。

嚴格地說，胡適並非不承認帝國主義（在上海和陳獨秀的爭執不妨視為胡適的率性），如果我們返觀胡適那個時期的文字，他沒有避諱帝國主義這個詞，他反對的其實是，反對當時的輿論形勢把反帝視為時代任務的中心。也就是說，外交問題不是當時的首要，首要是自己的內政。針對當時流行的「弱國無外交」，胡適則指出「內亂之國無外交」。因為「外交問題不是孤立的，是和內政有密切關係的」，「四分五裂的中國，破產的財政，瘋狂穢污的政治，九個月換五個外交總長的外交，穢德彰聞的國會，」是沒有外交可言的，同時也「是外交失敗的最大原因」。

胡適的話指的是1923年的3月25日，這一天，上海舉行反日大遊行，參加者有160個團體，人數達五萬。次日，北京大雨，大雨淋漓中，也舉行了有幾千人參加的大遊行。這樣的連鎖大遊行，顯然不是自發，而是政治組織的。對此，胡適在《努力》「這一週」中以《外交與內政》為題，表示了自己的反對：「果然一個不愛管政治的民族，一聽得外交問題，也都感奮興起了！」然而，胡適的態度是「我們對於這種熱情的表示，不但不發生樂觀，只能發生感喟。」「我們老實承認，我們對於今日外交問題，實在鼓不起熱心來作激昂慷慨的鼓吹。我們只希望國人從這種失敗的外交狀況上格外感覺早早澄清內政的迫切。」

胡適為什麼在反帝上「鼓不起熱心」？難道帝國主義不是一個事實的存在？

是的，對於中華民族來說，自1840年以來，帝國主義顯然是一個事實上的存在，即使到了1920年代，帝國主義依然是那個時代的問題。但，不得不指出這樣一個事實，就1920年代言，經過八十年的流變，因帝國主義而造成的侵略危機不是更嚴重了，而是逐步向好的方向轉化。

帝國主義，基於它的政治主張或實踐，主要是通過奪取他國領土來建立自己的經濟、政治霸權。這種侵略危機自1840年始，至1900年的八國聯軍，已經基本告一段落。隨後簽署的《辛丑條約》，不排除其中俄國、日本對中國的領土要求，但由於該條約由美英主導，它們注重的是商業利益和「門戶開放」。因此，條約最終只是提出巨額賠款，並沒有割地訴求。就賠款言，1908年，美國決定退還多收的庚子賠款，並明確希望以庚款興學，清政府響應，遂有了後來的清華學堂乃至清華大學。1922年12月1日，英政府通知中國政府，表示從即日起，中國應付英國的庚款，英政府準備用於中英兩國互有利益的用途上（以後亦主要用於教育）。除了不平等的條約依然存在，整個國際形勢對中國來說，應當不壞。

1900至1922年，唯一出現領土危機的是1915年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向德國宣戰，並出兵佔領屬於德國勢力範圍的山東半島。隨後，便向中國提出領土要求，試圖把德國在中國的權益轉到自己名下。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協約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結果「巴黎和會」不顧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同意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讓與日本。五四運動即因此而起。當然，中國不是「巴黎和會」唯一的失敗者，失敗的同時還有美國總統威爾遜，因為他沒有兌現事前他對中國的承諾（這就導致了中國激進知識分子對他的失望，並把希望轉向了列寧）。然而，轉機在於，1921年11月11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國、英國、日本、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葡萄牙、中國九國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國際會議（史稱「華盛頓會議」），其中議程之一，便是太平洋和遠東問題。按照胡適對這個會議的評價：「這個會議確不是為替中國伸冤而召集的，然而中國的國民外交和美國的輿論竟能使華盛頓會議變成一個援助中國解決一部分中、日問題的機會」。這個機會給中國帶來的益處是什麼呢？不妨看看國民政府時代的兩個蔣博士的回憶。一個蔣博士是當時還在美國留學的蔣廷黻，他有機會隨同中國代表與會，從而目睹了一些會議上的情形，這是他對會議的表述：

我敢說，中國代表在華盛頓會議中所表現的非常傑出。在恢復主權方面，也略有進展。例如：在關稅方面，中國雖未能恢復關稅自主權，但列強卻同意中國可以適度的調整稅率。華盛頓會議同意中國於改善法院和司法行政後，列強考慮廢除領事裁判權。還有，山東由日本交還中國。

蔣博士雖然不滿威爾遜的承諾並未在華盛頓會議中得到根本兌現，但他還是做出了這樣的結論：
儘管中國在關稅、租界、治外法權等方面收穫不大，但在恢復主權方面，華盛頓會議卻是重要的一步。

另一個蔣博士是北大代校長蔣夢麟，這次他受國民黨的支持，以非官方觀察員的身份列席了「華盛頓會議」。蔣夢麟說：
美國因為不願捲入歐洲紛擾的漩渦，已經從多事的歐陸撤退而召開華盛頓會議；九國公約就是在這次會議中籤訂的。此項公約取代了英日同盟，所謂山東問題，經過會外磋商後，亦告解決，日本對華的二十一條要求終於靜悄悄地被放進墳墓。巴黎和會中曾決定把青島贈送給日本，所謂山東問題就是因此而起的。

和胡適對這次會議的看法有所不同，蔣還說：
巴黎和會的決定使同情中國的美國政界人士也大傷腦筋，終至演化為棘手的政治問題。共和黨和民主黨都以打抱不平自任，承諾為中國伸雪因凡爾賽和約而遭受的冤枉。因此，美國固然從歐洲脫身，卻又捲入了太平洋的旋窩。二十年後的珍珠港事變即種因於此。

1922年2月4日，中國和日本在華盛頓簽訂了《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及其附約。條約規定，日本將德國舊租借地交還中國，中國將該地全部開為商埠；原駐青島、膠濟鐵路及其支線的日軍應立即撤退；青島海關歸還中國；膠濟鐵路及其支線歸還中國等。附約中規定了對日本人和外國僑民的許多特殊權利，但是中國通過該條約收回了山東半島主權和膠濟鐵路權益。

也就是說，1919年五四運動，北大學生一邊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一邊高呼「收回青島」，「還我山東權利」。所有這些，如果無果於「巴黎和會」，那麼這次卻在美國主持的「華盛頓會議」中有了果。這樣的結果，不得不承認，美國從中出了力。美國哪怕是有它自己的利益考量，比如要壓住日本，不能讓它在太平洋和中國的勢力坐大；但，客觀上，美國的做法有利於中國；同時，這裡還不能排除美國本身（尤其是民間）對中國的同情。所以，在《國際的中國》中，胡適接著上文說：「會議的結果雖未必能完全滿足我們的希望，但我們稍知當時情形的人，都該承認當日熱心援助中國代表團的許多學者，輿論家，並不是替『資本帝國主義』做走狗的。」

然而，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中國國內的反帝運動如火如荼。其反帝所指，首先就是美、英（包括日）。陳獨秀1922 年10月4日寫《請看國際帝國主義怎樣宰制中東路》，這個「國際帝國主義」的具體對象就是「英美帝國主義」。同一天，陳獨秀另有一文，題目是《議員學者跑到美國帝國主義家裡討論憲法問題嗎？》，批評北京的議員林宗孟和非議員胡適等到美國前公使芮恩施家中談憲法。陳獨秀敬告這些議員學者，「不要上美國帝國主義的當，」「不要於不知不覺中引導一部分人民或青年學子去親美國帝國主義才好」，而且直接把前此結束的華盛頓會議稱之為「宰割中國的華盛頓會議」。

今天讀胡適的《國際的中國》，簡直就是一篇「開放的中國」，它比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幾乎提前了一個甲子。文章緣起於陳獨秀在告全國宣言中對國際國內形勢的基本判斷，在他們所作出的判斷的基礎上，提出了兩個目標：一是民主主義的革命，一是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胡適贊成第一項，反對第二項。他說：「我們並不想替外國的『資本帝國主義』作辯護……，我們要知道：外國投資者的希望中國和平與統一，實在不下於中國人民的希望和平與統一。」胡適這樣闡釋此問題：

「投資者的心理，大多數是希望投資所在之國享有安寧與統一的。歐戰以前，美國鐵路的股票大多數在英國資本家的手裡。這種投資，雙方面全受利益；英國也不用顧慮投資的危險，美國也決不愁英國『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樣的國際投資是不會發生國際問題的，因為這種投資就和國內的投資一樣。國際投資所以發生問題，正因為投資所在之國不和平，無治安，不能保障投資者的利益與安全，故近人說，墨西哥，中國，波斯，近東諸國，可叫做『外交上的孤注，國際上的亂源』。」

在胡適看來，投資國要想被投資國和平與治安，只有兩條路，一是征服統治他們，一是讓本國人民早日做到和平與統一。胡適承認，十年以前（即辛亥以前）列強對中國是想走第一條路。而現在，經過巴黎和會和華盛頓會議，「老實說，現在中國已沒有很大的國際侵略的危險了。」「所以我們現在盡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國際侵略的惡夢。最要緊的是同心協力的把自己的國家弄上政治的軌道上去。」「我們覺得民主主義的革命成功之後，政治上了軌道，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

可以看出胡適在那個時代的基本思路。國際帝國主義基本不在他的視野內，他唯一關注的是國內政治。退一步，國際問題即使存在，但「攘外必先安內」，內的問題不解決，外才成為「外患」。

胡陳就中國問題的判斷如此大相逕庭，但，可以指出，在那個時代，輿論優勢不在胡適方而在陳獨秀方。即使把當時的問題放在今天，估計支持陳獨秀的要遠大於認同胡適的。帝國主義是中國20世紀的夢魘，1840-1900，已經構成國人難以擦抹的民族記憶。直到21世紀的今天，這個記憶的裂口依然如此深大。胡適上面那句話放在今天依然生效，這幾年來，只要一碰到外交問題，這個民族馬上就「感奮興起」。

二

「帝國主義」一詞為什麼會有如此神奇的力量？

作為一種話語，帝國主義不自本土而自蘇俄。它一旦進入本土，就為當時兩大政黨所共奉。這兩大政黨都具有群眾動員的性質，經由其廣泛宣傳，這一詞彙登堂入室，一直深入到國人的頭腦與血液，以迄於今。

1921年下半年，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接到共產國際的通知，派代表參加蘇聯舉行的遠東被壓迫民族國際大會。中共派出的代表是張國燾，不妨看看他自己的記述：「馬林曾正式通知我說，共產國際召集遠東被壓迫民族大會……，反對列強的華盛頓會議；定於華盛頓會議舉行之前一天（即十一月十一日）在伊爾庫茨克舉行（筆者註：實際是同一天。但，此會後來展期，地點亦改在莫斯科）。」這次會議的意義，與會後的張國燾表述得很清楚：

單就中國革命運動來說，它的影響確是相當重大的。最主要之點是：這次會議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商討中，確定了中國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性質，換句話說，反帝國主義被視為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

任務既明，便進入宣傳鼓動。還是張國燾的敘述：

其他代表們回國以後，對反帝國主義這一點意見是一致的。當時一般中國人還不知帝國主義為何物，甚至像胡適這樣著名學者也還認為反帝國主義是海外奇談。後來經過中共的宣傳和出席這次會議代表們的多方介紹，「反帝國主義」這個名詞，不久就成為人所共知。不管後來中國革命起了一些什麼變化，但這把「反帝國主義」的火，放得確實不小，它燒遍了中國，也蔓延到了東方各地。

插：張國燾回國後，向陳獨秀們作了匯報，後者「欣然接受」，便發佈了一個有關時局的主張和宣言。也正是這份宣言，導致胡適寫出了《國際的中國》。張國燾的記憶真好！他說胡適指反帝為「海外奇談」，這也正是胡適在該文中的措辭，只是誤了一個字。胡適原本是說這份宣言對形勢的觀察「很像鄉下人談海外奇聞」。

「莫斯科會議」是和「華盛頓會議」對著干的，甚至連日期都要提前搶一天。這是20世紀美蘇對立在國際擂台上的第一次表現。當「華盛頓會議」客觀上作出了對中國有利的某些議決時，中國本土卻掀起了反帝反美的聲浪。當然，必須指出，「反帝國主義」像冬天裡的一把火，執火者是中國人，點火者卻是蘇聯。這次反華盛頓的會議，國民黨也派代表（張秋白）參加。以上張國燾說反帝是由「出席這次會議代表們的多方介紹」，這個「們」其中就包括國民黨。當時，蘇聯的策略是同時伸出兩隻手，一隻手拉住年輕的張國燾們，另一隻手則伸向勢力更大的國民黨。它甚至能夠把反帝內容直接貫徹到到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黨綱中。比如，孫中山「三民主義」的第一條是民族主義，這一條過去是排滿。但新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卻按照蘇聯的意圖作了新解釋。當時人在中國的加拉罕就國民黨一大致信蘇聯領導人，談及民族主義時，說：「那里民族主義是按照共產國際的聲明的精神解釋的，而且還發揮了關於民族鬥爭的兩個方面的意思，即一方面是同壓制中國民族獨立的帝國主義的鬥爭，另一方面是通過賦予中國境內各民族以自決權的辦法實現各民族的解放。」這「兩個方面」導致的直接結果，一是中華民族舉國反帝即反美，另一是蒙古從中國國土上分離出去，然而這正是蘇聯的意圖。對此，加拉罕志得意滿：「我現在要強調的是，正是國民黨處於我們的影響之下，正是國民黨對我們的威望充滿尊敬和崇拜，正是這個黨，它如此馴服地接受我們的指示和共產國際的決議。」

於是，國民黨自一大始，出現了有史以來的捩轉：反帝。有學者研究國民黨一大時指出：「如此明確的反帝主張，在孫先生是第一次」。雖然反帝就是反美，「但是在十幾天以前，孫先生剛剛與美國駐華公使舒爾曼做了既強硬又仍然抱著希望的談話，這談話，據鮑羅廷筆記，是很不高興的。」鮑不高興的原因，是國民黨在美蘇之間依違不定，還對美國抱存希望。當然，在蘇聯經援和軍援的重諾下，孫中山對美國的希望最終破滅。還是這個鮑羅廷，在他後來向國內所作的《關於國民黨》的匯報書中，明確指出：「在孫逸仙的腦子裡對日本的幻想根深蒂固，他早就有建立中、日、蘇俄聯盟的思想。為此他經常說，必須使日本同英國疏遠，日本與美國已經決裂，現在只剩下英國了。」

在陳獨秀和孫中山聯手打造中國大地上的反帝熱潮時，胡適的《國際的中國》當然不合時宜，或者說，是時宜不合他。然而，在他和時宜之間，誰更多地擁有歷史正確，這在今天都未必不是一道難題。不過，就當時而言，如果胡適僅僅代表他自己，那麼，無論陳獨秀還是孫中山，其力量都遠遠不是一個人。因此，正如上文所說，這樣一個比例，不僅決定了那個時代的走向，也決定了胡適在那個時代的處境。

然而，胡適的主張還是引起了一定的關注，文章發表三個月後，在越飛寫給國內的絕密信中，似乎可以看到他對胡適的某種回應：「世界帝國主義始終企圖利用一切有利時機來更加殘酷地奴役中國，在這種情況下，近來甚囂塵上的關於使中國『國際化』和『對中國財政進行國際監督』的議論不可能是完全偶然的。」其中「國際化」和財政在胡文的論述中都有所涉及。胡適的「國際化」在陳獨秀那裡直接就是「國際帝國主義」。針對陳文對國際帝國主義的七條控訴（包括東交民巷公使團問題、領事裁判權問題、外幣流通問題、財政權操於總稅務司問題、關稅問題等），胡適在文章最後做了這樣的回答：

這七項都是和國內政治問題有密切關係的。政治紛亂的時候，全國陷入無政府的時候，或者政權在武人奸人的手裡的時候，人民只覺得租界與東交民巷是福地，外幣是金不換的貨幣，總稅務司是神人，海關郵政權在外人手裡是中國的幸事！至於關稅制度，國內無數的商人小百姓困壓在那萬惡的釐金制度之下，眼看一隻江西瓷碗運到北京時成本不能不十倍二十倍於遠從歐洲、日本來的瓷碗；他們埋怨的對象自然不是什麼國際帝國主義而是那些卡員扦子手了。所以我們很誠懇的奉勸我們的朋友們努力向民主主義的一個簡單目標做去，不必在這個時候牽涉到什麼帝國主義的問題。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先決問題。

概言之，請民族主義讓位於民主主義，用民主制度解決民族問題，這就是《國際的中國》一文最基本的思想表述。

胡適雖然反對陳獨秀的反帝，但他並不會知道中國的反帝背後有一隻蘇聯的手。那麼，蘇聯為什麼熱衷於中國的反帝？這個問題，別說當時反帝的陳獨秀孫中山不知道，也別說「反反帝」的胡適不知道，就是今天的我們，欲知其見不得人的秘密，也得等到1990年代蘇聯解體後原蘇共中央大量檔案的解密與開放。

1917年十月革命後，蘇聯在西方世界的地位極為孤立，它受到美英諸國的打壓，因此它的頭號敵人，就是以美國為首的協約國。在蘇聯向西歐擴張的意圖失敗後，它把目光轉向了東方，它需要把東方國家拉入自己的陣營，以改變自己在全世界的孤立地位。於是，中國首當其衝。其所以如此，不僅因為是近鄰，是它和日本的一個緩衝空間，而且在戰略上，「中國，毫無疑問是國際衝突的焦點和國際帝國主義最薄弱的地方」。可以體味一下什麼叫「帝國主義最薄弱的地方」？在這個地方要點燃反帝的衝天大火，是不是要格外費一番心思。

這心思首先是從學生身上開始。1920年蘇聯西伯利亞當局在向共產國際的匯報中，說：「我們的上海分部利用這種影響對學生革命運動實行思想上和組織上的領導，同時試圖使學生運動從思想上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團體和商人團體劃清界限，因為這些團體依靠民主美國來抵制日本的經濟政治影響。與這種依靠美國的方針對立，我們提出了社會革命、面向勞動群眾的方針，與最激進的一部分學生一起，同在美國受過教育的民主學生團體……，作思想鬥爭。」由此可見，蘇聯策劃的中國反帝運動，首要目標就是反美。

由學生而政黨，由政黨而政府，這是蘇聯運作中國的一道「草蛇灰線」。不過，這個政府不是執政的北京政府而是反對北京政府的孫中山廣州政府。蘇方為什麼對這個政府感興趣，請看他們的自白：

主要是廣州政府可能被我們用作進行東方民族革命的工具，這場革命最終會把中國拋向協約國敵人的陣營。」

把孫中山的中國作為反美的「工具」，以所謂民族革命，讓中國成為美國的敵人：這就是蘇聯向遠東伸出帶著長毛的「鹹濕手」的意圖，如此赤裸，又如此真實。但，長期以來，它的形象，一直是我們的「老大哥」。

歷史的詭異在於，蘇聯策動中國反帝，然而，1920年代，蘇聯對中國來說本身就是最大的帝國主義。只是反帝被蘇聯先在地定義為反美、反英、反日，它自己反而蟬蛻了這個對它來說更加名副其實的惡號。即以美蘇而論，蘇俄從中國攫去了多大的版圖，而美國連一寸土地都沒有侵佔過。1900年以來，除了歷史上遺留的不平等條約，帝國主義對中國領土的危機基本上不存在。日本的「二十一條」是歷史後遺，即使這個問題，在美國的斡旋下，亦於1922年基本化解。然而，戲劇性的是，正是這一年，蘇聯紅軍進入蒙古，使本來是中國的領土脫離中國從而成為蘇聯的殖民地。僅此而觀，赤白之間，誰更帝國主義？

讓歷史記住1922！

這一年，中國在領土上回歸了山東（因為美國），又丟失了蒙古（因為蘇聯）。也是這一年，英國決定退還中國庚款，蘇聯在中國策劃反帝運動。應該說，是「華盛頓會議」使蘇聯人產生恐慌。1922年，在談及中國的工作問題時，蘇聯人的目標很明確：「華盛頓會議就在援助中國的幌子下，推行奴役中國的政策」，因此，「對於中國來說，最重要的政策是……揭穿某些自稱中國之友的國家（美國）的虛偽友誼。」蘇聯人成功了，從1922年起，美國幾乎成為中國一個世紀的敵人。

按：1923年，蔣廷黻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他說：「當我離美返國時，我仔細回想沙費爾德教授的授課內容。當時，中國反帝國主義和不平等條約甚囂塵上，但我一直不能像其他的國人那樣仇恨帝國主義。」蔣是留美學生，受美帝國主義毒害不淺，這正是美國對中國的危害之在。1924年，陳獨秀有《留美學生》文：曰：「美國限制移民律，竟影響到中國赴美的留學生，以至未動身的不能動身，已動身的到了美國不能登岸，在普通感情上，我們應該憤恨美國，然而我卻十分感謝美國。因為在一般留美學生成績上看起來，幾乎無一人不反對革命運動，幾乎無一人不崇拜金錢與美國，這種人少一個好一個；若是美國簡直不許一個中國人去留學，那才是為中國造福不淺。」
立此存照。

──原載《民主中國》

註釋：
[1] 汪原放《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第96-97頁，學林出版社，2006。
[2] 轉引謝幼田《聯俄容共與西山會議》上冊，第104頁，香港集成圖書有限公司，2001。
[3] 胡適《這一週‧65》，《胡適文集》卷3，第469-470頁。
[4] 胡適《國際的中國》，《胡適文集》卷3，第383-384頁。
[5] 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第87頁，岳麓書社，2003。
[6] 蔣夢麟《西潮‧新潮》，第263頁，岳麓書社，2000。
[7] 胡適《國際的中國》，《胡適文集》卷3，第384頁。
[8] 陳獨秀《議員學者跑到美國帝國主義家裡討論憲法問題嗎？》，《陳獨秀文章選編》中，第214頁，三聯書店，1984。
[9] 胡適《國際的中國》，《胡適文集》卷3，第384-385頁。
[10]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47、193、195頁，東方出版社，2004。
[11] 「加拉罕給契切林的信」，《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以下該書簡稱《聯共》，第412、414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12] 謝幼田《聯俄容共與西山會議》上冊，第107頁，香港集成圖書有限公司，2001。
[13] 「鮑羅廷《關於國民黨》的書面報告」，《聯共》（1），第568頁。
[14] 「越飛對同孫逸仙合作的前景和可能產生的後果的看法」，《聯共》（1），第219頁。
[15] 胡適《國際的中國》，《胡適文集》卷3，第386頁。
[16] 「越飛給加拉罕的電報」，《聯共》（1），第112頁。
[17] 「關於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機構和工作問題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聯共》（1），第53-54頁。
[18] 「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關於廣州政府的報告」，《聯共》（1），第63頁。
[19] 「關於我們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是在中國的工作問題」，《聯共》（2），第405-406頁。
[20] 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第82頁，岳麓書社，2003。
[21] 陳獨秀《留美學生》，《陳獨秀文章選編》中，第556頁，三聯書店，1984。(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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