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大約是86年新年期間，我回家探望父母，又在上海見到了高中時代的老同學李定鑫。李是復旦大學高才生，據另一位既是我中學同學、又是他大學同窗告訴我，李定鑫深受老教授老學究們賞識，除了政治和體育，他功課幾乎門門得5分，在全班找不出第二個。5分就是滿分，這個打分標準是從蘇聯照搬來的。如果按照學業成績，我想，他應該留校或當研究生。但57年反右以後，專家教授沒有發言權，是受批判受改造的物件，大學生的前程由黨團組織一手操辦。李定鑫畢業後被分配到江西大學任教。江大當然沒法和復旦相提並論，兩者隔了一個層次，但畢竟還是一個大學，仍然有施展他才能的環境和機會。64年「四清」，把他發配到江西農村一個偏僻的公社，在一個教室四面透風，連桌椅板凳都不全的簡陋學校教書。據說，這是組織上對他的信任和重用，讓他挑重擔，去充實基層教師隊伍的力量。李定鑫在57年並沒有被打成右派受過批鬥和處分，我琢磨，64年「四清」運動，組織上對他如此信任和重用，可能他已被定為「內右」，即內部被控制使用的右派，不公開向群眾宣佈，不少本人都不知道，但在檔案袋裏像影子似的跟著你一輩子；也可能和他的家庭背景有牽連，因為李家在寧波也可以稱得上是一個有名望的家族了，而且和曾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著名地質學家翁文灝教授沾上了親戚，翁文灝是李家的侄女婿。（拒我所知，翁文灝在本質上是一個學者，是我國地質事業的先驅和開拓者之一，蔣介石在大陸走投無路之際，把他和王雲五等知名學者拉入行政院，組成了一個帶點學者色彩的內閣以籠絡人心，主要是為了討好和拉攏知識份子。行政院院長類似于中共政權國務院總理這個角色，難怪中共把他定為首批甲級戰犯，他在地質學上的貢獻被一筆勾銷。但翁文灝畢竟是學者出身，不是死心塌地的國民黨黨棍，蔣介石逃離大陸後眾叛親離，因而對這位前行政院院長也不放心，怕他倒向中共而嚴加防範，甚至派人暗中監視。翁文灝兩面不是人，成了國共兩黨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流落在巴黎當寓公，這也是在中國文人問政的悲劇。）李定鑫的父親叫李慶城，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上海大夏大學歷史系，後來在老家寧波潛心研究文學和古詩詞，癡迷到了幾乎足不出戶的程度。李家有大量藏書，並有一幢兩層樓的藏書樓。日本人曾出高價想收購李家收藏的《天宮無佛》（這部書是我國明朝著作，共有好幾萬冊），但遭到拒絕，李家當時這樣做是冒著坐牢風險的。但日本人倒沒有給李家加上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或逮捕入獄，或掃地出門，然後沒收其全部財產。這似乎不好理解。因為，這種事，在49年以後的大陸中國，屢見不鮮，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司空見慣，家常便飯了。《天宮無佛》沒有流失到日本，安然無恙地珍藏在李家的藏書樓。1949年大陸政權更迭以後，李慶城把祖傳下來的藏書全部無條件捐贈給國家，當時不但在寧波傳為美談，上海的報紙如《新聞報》、《文匯報》也都加以報導：寧波李氏藏書兩千餘種捐贈國家。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副部長的作家鄭振鐸獲悉後，立即丟下手頭的工作，星夜兼程趕到寧波。這些書都運到了北京，由當時的北京圖書館保存。
李慶城後來在上海市圖書館工作。文革後期，李定鑫的母親患子宮癌，動過手術。每年寒暑假，李定鑫都要跋山涉水，然後搭乘長途汽車，再改坐火車硬座，風塵僕僕地趕回上海探望父母。
七十年代初，經人介紹，我認識了李訪梅女士，請她當我的英語老師。李老師畢業于杭州之江大學，年輕時去日本留過學，通曉英、日兩種外語。我認識她的時候，她已經退休，用她自己的話說：「真不容易，總算熬出了頭，盼到了退休的一天，不必每天去學校提心吊膽過日子了。」
我在阜新第一機床廠搬運鋼材，可有可無，不久經人推薦，廠領導「廢物利用」，派我到上海熱處理廠辦理澆注磨床軸瓦的事。該廠在凱旋路，離我家不遠，乘71路公共汽車只有兩站路。我穿著帶油漬的工人勞動服，深入到車間第一線，坐在冷冰冰的水門汀地上和工人們一起抽煙聊天，彼此很快就有了共同語言，因而及時圓滿地完成了任務。這以後，熱處理廠成了我常去的外協定點單位，每次都受到了工人們的「優惠」，這種「優惠」，是外地別的加工廠家沒法享有的，他們的外協員只知道有事找廠方，很少親自到車間來看一看。我還和澆注車間的一個「大鬍子」交上了朋友，去過他家。他家住在江蘇路，我出家門乘71路是一站路，但我習慣於走著去，儘管當時我在上海的一切交通費用都可以向公家報銷。正是這家熱處理廠，更精確地說，是該廠澆注車間的工人師傅們，奠定了我來上海出差的基礎，今天回想起來，我仍然對他們懷有感恩之情。「四人幫」垮臺後，有一部因為反映「天安門事件」而轟動全國的話劇，叫做「於無聲處」，它的作者就是上海熱處理廠的一名普通工人，叫宗福先。我不認識宗福先，不知道他是哪個車間的，但我為他的成功感到高興，衷心希望他今後寫出更多無愧於時代的好作品。
我是廠裏唯一的上海人。事實證明，上海人到上海辦事相對比較方便，而且可以省去一筆住宿費。其實，對公家來說，住宿費是小事。那時全國各地去北京和上海的人很多，住宿非常緊張，有時連澡堂子都擠不下，有關方面曾經下文，外地去京滬兩地出差，必須攜帶省級革委會的介紹信，方可安排在旅館住宿。我盡心盡力，趟趟完成任務，取得了信任，上海方面的事基本上包給我一個人了，廠裏也不必費神派人去省裏換出差介紹信。我一年幾乎有將近一半的時間出差上海，本廠有人戲稱我是「駐上海大使」。我珍惜當「大使」的機會，誠心誠意向李訪梅老師學英語，每週一次。今天的年青人也許很難相信，我不但學費分文不付，而且還受到李老師的殷勤款待，每次講完課，她都要請我吃點心，一般是蛋糕居多數。有一次，李老師還特意親手包她拿手的寧波湯糰給我吃。湯糰個兒很小，比鴿蛋稍微大一點，但是圓的，外面薄薄的一層皮，裏面都是餡，餡是白糖、豆沙、芝麻拌豬油，先做成一個藥丸狀，再包上皮。一口吃一個，這是我生平吃過的味道最好的湯糰，在飲食店裏是吃不到的。
一天，我去李老師家上課，邂逅李定鑫。原來，李訪梅老師就是李定鑫的姑母。我自從被打成右派、去農場勞改以後，就和包括李定鑫在內的所有高中同學失去了一切聯繫。事隔十多年，又在上海見了面，而且是在他的姑母、我的老師家裏見的面，兩個人自然都很高興。75年他不知道我已被捕，給我寫了一封信，信是寄到阜新我工作單位的。他給我去信，實在是受他姑母之托。李訪梅老師見我就要往四十奔的人了，依然是王老五一個，她嘴上不說，心裏卻很同情。她受過完整的高等教育，又喝過洋墨水，「政治覺悟」很低，雖然知道我是摘帽右派，但不認為我有什麼罪惡，沒有把我看成是「人民的敵人」，理應絕子絕孫、打一輩子光棍。她開始在周圍的親友中間留心。無巧不成書。她有一位留日女友，多年不來往了，她家有一個女兒，已到了女大當嫁的年齡，但因為家庭背景（可能是海外關係吧），還在家待字。李老師獲悉後，就主動向她那位昔日女友如實介紹我的情況。她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去的，不料對方回答得很乾脆：不論地位高低，也不論掙錢多少，只要人品可靠，不是殘疾，再有大學文化程度就可以了。李老師認為大有希望，一心一意想玉成我的美事，但見我老不去她家，估計我已回阜新，便囑咐她的侄兒給我去信。李定鑫給我寫信，無異於自投羅網。辦案人員似乎又發現了一條重要線索，立即派出三個人，不辭勞苦踏遍大半個中國，對著地圖翻山越嶺找到了李定鑫工作的學校，對他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盤問和審訊，要他交代和我的關係，揭發我在上海的反動言行。儘管這三個人拍桌子罵娘，軟硬兼施，始終沒有從李定鑫身上榨出一滴「油水」，最後只好敗興地空手而歸。但李定鑫從此在精神上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周圍的人們都用異樣的眼光看他，對他避而遠之，不敢輕易說一句話，唯恐惹禍上門。在這個遠離城市的窮山僻壤，他成了一個不可接觸的人，沒有麻風病的麻風病患者。
（待續）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