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日訊】中共不僅是當今世界的最大獨裁政權，而且還是諸多獨裁小國的最大保護傘。
蘇東共產帝國解體之後，在世界上僅存的幾個極權國家中，最為殘暴的政權有三個，除了製造達爾富爾大屠殺的蘇丹政權之外，另外兩個都在亞洲——緬甸軍政府和朝鮮的金家政權。近幾年來，金家政權因對世界的核訛詐而大出風頭，成為曝光率最高的極權國家，風頭遠遠蓋過其他極權國家。但是，自從9月22日緬甸爆發“袈裟革命”以來，緬甸軍政權的暴力鎮壓，使之一躍而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中心。
自緬甸獨立以來，軍政府的野蠻統治已經持續40年。在無能而暴虐的軍政府治下，自然資源豐富的緬甸，卻淪落為亞洲最腐敗、最封閉、最窮困的國家之一（與金家政權治下的朝鮮相似），緬甸人均GDP僅217美元，有接近90%的貧困人口，被聯合國確定為世界上20個最不發達國家之一。
經濟的凋敝源於政治的野蠻，緬甸國家財政的40%被用於軍費開支，而用於教育的資金只占國民收入的0.5%，用於醫療衛生的國民收入僅有0.17%。所以，在本應慈悲祥和的佛教國，卻屢屢上演震驚世界的血腥。1988年的民主運動遭到了鎮壓，估計高達3000人被屠殺；1990年“國家民主聯盟”在大選中勝出，軍政府非但不承認選舉結果，反而大肆逮捕反對黨人士，將民間領袖昂山素季軟禁至今。現在，當大片紫紅色的袈裟出現在仰光街頭之時，再次凸顯了軍政府統治危機的深重。但那些腦滿腸肥的將軍們仍然不思改悔，再次出動軍隊鎮壓和平示威的僧人和平民，象徵著緬甸希望的佛光也再次迸出血光。據國際媒體報導，自從軍政府動用武力進行鎮壓以來，軍隊進駐寺廟，封鎖道路，切斷了互聯網通訊。現在，至少已有10人確認被槍殺，其中包括一名日本的攝影師。流亡的海外緬甸人宣稱的死亡人數要高得多。另外，緬甸軍政府承認抓捕的三千多人，至今還有幾百名僧人和民主人士沒有獲釋。
近些天來，緬甸的“袈裟革命”一直是世界各大媒體的頭條，世界輿論的主流顯然是站在“袈裟革命”一邊。但在“袈裟革命”被軍政府暴力鎮壓之後，國際社會對緬甸軍政府的施壓主要集中於兩個方面：
一是強烈的輿論譴責和更嚴厲的制裁。美國、歐盟及歐洲大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紛紛以強烈的措辭進行譴責，美國、歐盟先後宣佈對緬甸軍政府的嚴厲制裁措施，很少關心他國人權的日本也叫停了對緬甸的經濟援助，甚至一向奉行不干涉成員國內政的東盟也破例發表聲明，以強硬的措辭譴責緬甸軍政府的暴行。在韓國、泰國、菲律賓，法國、義大利、倫敦、澳大利亞等國家的首都先後爆發了抗議緬甸軍政府的示威。在聯合國內，美、英、法提出嚴厲的制裁議案，由於中國和俄國的反對而流產，但最後中國還是同意發表一份措辭相對溫和的譴責聲明，聯合國人權理會的47個國家也一致通過譴責緬甸決議；聯合國安理會經過緊急磋商後，敦促緬甸軍政府保持克制，並派遣聯合國特使甘巴里前往緬甸進行斡旋。
二是呼籲中共政權出面干預。面對緬甸軍政的暴行，國際社會當然希望通過更嚴厲的措施來切實有效地制止暴行的繼續蔓延，但以往的經驗表明，由於亞洲大國、特別是中國與緬甸的密切關係，中共政權對緬甸軍政府的全方位支持，使西方國家的譴責和制裁大打折扣。所以，才會出現當今世界政治的詭異現象；此次緬甸危機的焦點，除了緬甸軍政府之外，還有緬甸的最大保護者中共政權。世界輿論和西方政府在譴責緬甸軍政府的同時，也紛紛把關注的目光投向北京，西方各國的政要和國際人權組織直接向中共領導人發出呼籲，西方的20名前世界領導人致信胡錦濤，敦促中國對緬甸軍政府施壓，避免暴力鎮壓的升級，促其與反對黨展開對話，促進緬甸的組織和解與民主進程。各國民眾舉行譴責軍政府暴行的示威中也向中共政權喊話，抗議中國政府包庇和支持緬甸軍政府。甚至，在聯合國特使前往緬甸之後，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波頓表示，中國才是促使緬甸政治改變的關鍵所在，而非銜命抵緬甸會晤軍政府領袖的聯合國特使甘巴瑞；之後的10月24日，聯合國特使甘巴瑞專門訪問北京，與唐家璿會晤討論緬甸問題，甘巴瑞讚揚中共政權的斡旋努力。25日，緬甸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季與軍政府官員進行了會面。
眾所周知，中共政權是緬甸軍政府的唯一夥伴，有的西方媒體甚至把緬甸比作中國的一個省。中共對緬甸軍人獨裁政權的支援是全方位，經濟上，中共不僅為軍政府提供大量無償外援，而且在緬甸投入大量資金，用以建造新的道路橋樑、電力廠、造紙廠、拖拉機廠、造船廠等等工程。緬方回報給中國的是石油、天然氣、寶石和木材，全長2380公里的石油天然氣管道正在中緬兩國之間修建。在軍事上，緬甸的主要軍火來源是中國，包括坦克、車輛、炮艦、飛機、火箭、自走炮等等都由中共供給；另外，中共投資15億美元，建立起連接中緬兩個獨裁政權的高科技電子監控和作戰網路系統，可以共同監視緬甸克倫族、華族和瓦族等少數民族的遊擊隊活動；共同監視經過印度洋和麻六甲海峽的、包括美國戰艦在內的所有船隻。在政治上，中共政權一直以“不干涉他國內政”為理由赦免緬甸軍政府的暴行，更是利用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地位阻撓通過制裁緬甸的決議。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會會議上，作為中國只投過五次否決票，居然就為了維護緬甸軍政府而投了兩次否決票。在應對此次“袈裟革命”中，胡溫政權故伎重施，再次祭起”不干涉他國內政”的王牌，一面在國內儘量封鎖“袈裟革命”的資訊，一面在聯合國動用否決權。
胡溫政權如此反應，與其說是低調，不如說是縱容。其實，中共政權的“不干涉內政”，純屬扯淡。無論是毛時代還是後毛時代，為了確保中共獨裁這一最大的利益，中南海主人從來都是大慷中國納稅人之慨，充當“干涉他國內政”的先鋒。毛時代是公開干涉他國內政，因為按照老毛的世界革命論和解放全人類口號，只有干涉所有國家的內政，才能實現全球上下紅彤彤的共產理想。韓戰、越戰、紅色高棉、孟加拉猛虎組織、緬甸遊擊隊……中共都是最積極的干預者；後毛時代，隨著蘇東共產帝國的崩潰，中共政權學乖了，一面對西方世界高喊決不當頭，一面扮演獨裁國的大哥大，向那些苟延殘喘的獨裁小國提供物質援助和政治支持。特別是對最為殘暴的兩個亞洲獨裁政權的扶持，中共更是出手大方。可以說，在今日世界上，中共是陷於國際孤立的金家政權和緬甸軍政權的唯一夥伴。
你可以說，這個世界真夠諷刺，面對緬甸軍政府這樣的獨裁小國之暴行，世界上那麼多強大的自由國家似乎已經束手無策，不得不把遏制暴行的希望寄託在中共政權這個大獨裁身上，而在18年前，這個大獨裁用坦克追碾年輕的大學生，製造了震驚世界的六四大屠殺。
你也可以說，這就是國際政治現實的醜陋，昂山素季的美麗再動人，也難以在短期內融化這堅硬的醜陋。世界上的獨裁小國之所以敢於肆無忌憚，就在於它們的背後站著獨裁大國。冷戰時代，大多數獨裁國家的背後都站立著老大哥前蘇聯，所以，自由世界只能忍受開進布達佩斯和布拉格的坦克；後冷戰時代，大多數獨裁國家的背後都站立著中國這個獨裁大哥大，國際主流社會制止蘇丹、朝鮮、緬甸的人道災難的努力，總要遭遇中共政權的從中作梗，致使國際努力大打折扣。
然而，自由國家、人權組織、西方各大媒體，為什麼非要呼籲一個大獨裁向一個小獨裁施壓呢？
冷戰後的國際政治不再是黑白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複雜關係，無論是自由國家推動全球民主化民主的事業，還是獨裁政權抵制民主化進程，雙方陣營中都有不同的層次，並運用不同的方法。正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內部變化和新的國際定位，使中共政權與西方國家關係的意識形態色彩越來越淡，既交往又鬥爭的現實主義越來越凸顯。在國際主流社會的眼中，今日中國畢竟不同于毛時代、甚至鄧時代的中國，不再是鐵板一塊的極權國家，而是一直處在轉型中的威權國家。如果說，緬甸政權是處在停滯階段的全封閉的極權政權，使緬甸淪為一個完全失敗的國家，那麼，中共是處在轉型中的半開放的威權政府，中國起碼在經濟發展還有不錯的資料，政治上也不再是鐵板一塊。
首先，經過了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有目共睹，其發展方向是市場化和私有化，這是國際主流社會所鼓勵的。而且，以加入WTO為標誌，中國對全球經濟的參與日益加深，與西方各國的經貿關係增長迅速，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已經變成美國和歐洲大國無法忽略的龐大經濟體，越來越密切的經貿利益已經讓雙方不得不追求合作互利。
其次，在政治上，今日的世界大勢也不再是冷戰時代的勢均力敵，今日的中國民間也不再是愚昧的一群，來自國內外的政治壓力不斷加大，推動著中國國內政治和人權狀況的漸進變化，帶來了廢除收容遣送、人權入憲、物權法等制度進步；也讓追求大國地位的中共現政權不得不有所表示，從江、朱到胡、溫，一踏進國際舞臺，中共高官就越來越喜歡表演政治開明秀，不斷派出大量官員前往歐美國家學習，在法治、人權、選舉、非政府組織等敏感問題上，與歐美國家建立了定期對話機制。
再次，在外交上，今天的中共不再是毛時代的發飆極權，而是精於利益計算的理智獨裁，在經濟上大力推進加入全球化進程，也越來越願意參與國際政治事務。所以，中共在處理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上，不再是一味對抗，而是靈活應對，既合作又拒絕。在與獨裁小國的關係上，中共不再是毛時代不顧代價的胡來，而是權衡利弊的應對，既要用夥伴關係籠絡獨裁小國，又要與西方大國展開某種程度的合作。所以，北京才會出面主辦朝核問題六方會談，顯示自己的大國地位；也才會在蘇丹達爾富爾問題上作出某種妥協，表示自己對國際呼籲的正面回應。這些舉動，多少贏得了西方陣營的肯定。
面對處在轉型時期和無賴小國保護傘的中共，西方國家基於自身利益和普世價值的雙重考慮，逐漸將其中國戰略建立在“利益相關者”的現實上。特別是美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基於冷戰戰略的考慮，將中國納入對抗蘇聯的行列。換言之，與其將中國完全推向極權小國一邊，不如讓中國加入國際主流社會的政治遊戲，在棘手的國際問題上分擔責任。所以，國際主流社會才會不斷呼籲中國政府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才會在朝核、達爾富爾、伊朗核問題、緬甸危機等一系列國際問題上向中共政權發出呼籲，敦促其發揮調解、斡旋、施壓等積極作用。在我看來，西方的這種玩法，確實有道義瑕疵，但也是西方國家推動中國民主化轉型的方式之一，其現實效果上肯定強於意識形態口水戰。與直接批評中國人權狀態的施壓相比，雖然這種方式看上去更為委婉軟弱，但起碼能夠破除獨裁國家所堅守“主權至的上”說辭。
面對“袈裟革命”和西方世界的敦促，中共現政權也是採取靈活策略，玩弄陰陽兩手。
一方面，中共的核心利益是維持獨裁統治，它也象緬甸軍政府一樣對本國人民欠下血債，1988年的屠殺與1989年的屠殺都是震驚世界的政權暴行。中共當然害怕近鄰緬甸爆發又一場成功的“顏色革命”。如果緬甸的“袈裟革命”成功，必然清算1988年血債，也必然喚起中國人對1989年血債的記憶，激發中國人爭取自由的意願；何況，如果緬甸的“袈裟革命”成功，很可能在亞洲帶來連鎖效應，讓中共獨裁陷於四面楚歌的境地。所以，無論如何，中共都要在公開場合袒護緬甸獨裁者，為其提供經濟上的餵養、軍事上的支持和政治上的保護。
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的經濟融入世界、硬實力迅速膨脹和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共政權很想改善自己的國際形象，提升自己的國際聲譽，努力扮演負責任大國的角色，所以，中共越來越多地介入國際政治博弈，國際主流社會的呼籲也會滿足中共現政權的虛榮心，使其覺得國際重大問題的解決離不開中國。胡溫政權把西方世界的要求變成自我標榜的口號，君不見，現在的中共高官及其新聞發言人，動不動就對外宣稱：“中國是個負責的大國。”所以，對中共現政權來說，如果在應對緬甸局勢上處理不好，將會對其國際聲譽帶來巨大的損害。特別是在北京奧運日益臨近之時，胡溫為了把這個最大的國際Party辦成自己的盛宴，恨不得使出了渾身解數來改善形象。西方國家在蘇丹的達爾富爾問題上的壓力，已經夠胡溫頭痛，不得不作出一定的妥協，給予物質援助和派出維和部隊；現在的緬甸危機無疑是雪上加霜，弄不好就將嚴重地損害其國際形象，甚至帶來國際上更大規模的抵制奧運的行動。所以，中共發言人才會呼籲緬甸當事各方克制，才會一面在安理會上行使否決權，一面與西方大國商談緬甸危機。
對於緬甸軍政府，胡溫政權既要在公開場合為之全力袒護，又要在私下場合對其施壓。據海外媒體報導，在“袈裟革命”之前，中共官員在秘密督促緬甸軍政府與反對黨尋求調解的同時，也秘密會晤了緬甸民主運動代表，還安排了美國副助理國務卿艾瑞克‧約翰與軍政府代表的會晤，商談釋放緬甸民族英雄昂山素季的問題。在此次緬甸危機中，一方面，中共政權也在通過私下管道向緬甸軍政府施加影響，要求其保持克制；私下說服緬甸軍政權允許聯合國特使前往緬甸，當聯合國的緬甸問題特使到達仰光機場時，接機者中就有中國駐緬甸大使館的轎車。也正是中共政權的私下斡旋，才促成聯合國特使前往緬甸並兩次會見反對黨領袖昂山素季。另一方面，在聯合國內，儘管中國否決了美、英、法提出的嚴厲制裁案，但同意了措辭比較溫和的譴責聲明，也同意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強烈譴責緬甸軍政權的聲明。
與此同時，緬甸軍政府也開始作出有限的妥協姿態，一向強硬的軍政首腦丹瑞通過官方嚴控的電臺發表令人驚訝的聲明，向反對派領袖的昂山素姬伸出橄欖枝，希望彼此重開和解之路的談判，但附帶一些條件，即昂山素姬需先放棄與軍政府對抗，不得從事顛覆，停止支持國際社會對緬甸的經濟制裁等行為。緬甸官方電視臺還播了聯合國特使與昂山素姬晤談的錄影畫面，這是昂山素姬自2003年再遭拘禁以來，在國營媒體上首次曝光，電視臺破例地尊稱她為“昂山素姬女士”。
外界普遍認為，緬甸軍政府的這些妥協姿態與中共的私下施壓有關。
儘管，有評論認為，緬甸軍事獨裁統治的這些變化，標誌著“袈裟革命”很可能是又一次顏色革命，但我對此不敢太樂觀，因為要一個統治緬甸四十年的、並敢於大開殺戒的軍政權善待反對派和人民，也許還要有漫長歷程。
就當今世界民主化的進程而言，緬甸或朝鮮這類無賴小國開始民主化，其世界意義顯然不如中國民主轉型的成功。因為，中共不僅是當今世界的最大獨裁政權，而且還是諸多獨裁小國的最大保護傘。如果國際主流社會能夠幫助世界上最大獨裁國家儘快轉型為自由民主的國家，崛起的中國對於人類文明就將具有難以估量的正面價值：一旦中國變成自由國家，必將是繼蘇東極權體制崩潰之後獨裁體制的又一次世界性雪崩。所以，國際社會的主要著力點應該放在仍然處於艱難轉型期的中國身上。
2007年10月25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人與人權》07年11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