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7日訊】在香港故事片風靡的今天，紀錄片是被人遺忘的市場。張虹，是香港唯一全職紀錄片導演，又是一名女性。
上月香港亞洲電影節一個影片放映活動前，和她以及攝影師林偉鴻，在香港九龍廟街一間樓上簡陋餐廳短敘。閒談中﹐旁邊一個女孩﹐突然走上前來對她說：「你是張虹嗎？我是你的超級粉絲。我很喜歡你的電影。」
「看來還是不少人喜歡你的作品。」我頗有些驚訝，也為自己對紀錄片的無知感到汗顏。「可能這個女孩是社工，他們比較關心這類題材。」張虹淡淡地回應道。
張虹(右)和攝影師林偉鴻(左)在工作中。（圖片﹕張虹提供）
紀錄片冷門 虧本耗時耗力
出生在上海、成長在香港的張虹，曾修讀社會學和電影，並在加拿大籌辦電影節多年，九四年回港後，曾當場記。因為不喜歡商業電影導演隨便罵人的氛圍，她之後離開商業電影市場，寫影評及教授電影課程，也當過翻譯。一九九九年，在一個基金贊助下，她拍攝第一部作品《看不見的女人》，描寫幾個印度女人在香港創業的過程，自此一發不可收拾，零二年辭工後，走上全職拍記錄片的道路。
然而在市場主導的大環境下，張虹的選擇並不為人看好。試過香港電臺拍紀錄片的導演朋友等都向她潑冷水，皆因香港紀錄片實在太冷門，虧本又耗時耗力，幾乎沒有人願意拍。遇到敏感題材，當事人不願意接受採訪，更隨時可能殺青，而且張虹堅持以電影手法拍紀錄片，不走電視路線，更令市場縮小。
「我今年四十九歲，我再不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沒有理由等下一世。」問張虹為何要選擇這樣一條難走的紀錄片道路？她頗帶有點宿命的味道回應道。「有時覺得沒有辦法選擇。因為你叫我做其他，我都不開心，我做過很多行，拍紀錄片是我真的喜歡的事情。一來我八卦，喜歡作記者，周圍問人。二是我實在很喜歡電影，拍紀錄片我可以長時間、很深入的寫一件事情。」
拍記錄片的要求，除了會拍電影之外，還要對這個社會有興趣。「你看看香港遊行隊伍中，都是四、五十歲的人，二、三十歲比較少。但二﹑三十歲恰恰是最適合拍片的，因為精神又夠，體力又夠，又有時間。但他們對社會都沒有瞭解，怎麼拍？」
雖然負債經營，不夠錢交租，但談起紀錄片，張虹仍然神采飛揚。本來是因為好玩拍片，但這一拍就是六年多，期間創作了《平安米》、《七月》、《搬屋》、《問》，最新作品是描寫內地教育制度的《農村初中》等。其中《平安米》獲得零二年第八屆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公開組金獎及大獎。
「直接電影」 堅持原汁原味
談到堅持拍攝的動力，張虹歸功於美國紀錄片大師費特力克．懷斯曼（Frederick Wiseman）平實的「Direct Cinema」拍攝手法，導演不可以有立場，拍攝不可以影響事件的發展，影片中並無旁述、訪問或配樂，目的是讓觀眾自己去理解及分析影片中的所見所聞。
她非常喜歡這種拍攝手法，事先不會判定一個人的好和壞，鏡頭也採用平視的手法，真實地再現當事人的喜怒哀樂。拍《平安米》時，鏡頭中老人家為爭位有相互衝撞，甚至罵粗口。有人批評她將老人家拍成這樣，因為老人家都是比較慈祥的。
但張虹堅持要原汁原味。「你會發現好人有可能會做壞事，壞人也可能變成好人，那你要不要？所以我們不會特意將某人醜化或者美化，我們拍攝的鏡頭不會特意擺高或者擺低，看上去好像平日你看人一樣。」
「這好像藝術中的白描手法一樣，好處就是觀眾容易投入，好像我拍攝《中學》，給人感覺我好像站在課室裏面陪他們上堂。」
她也不是一成不變，試過見到一部奧斯卡得獎短片，全部由巨星訪問剪輯而成，覺得很有意思，也照辦煮碗，訪問過六十多個香港政治人物拍攝成《問》。但兩者比較，她還是更喜歡「Direct Cinema」拍攝手法。「這個可以複雜一些，層次多一些。每個人看完後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釋。」
鏡頭說故事 比旁白更有力
但她表示，這並不代表她沒有立場。無論是鏡頭拍攝、鏡頭剪輯，統統都是由她決定！「所謂真相，是我看到的『真相』，但單單以鏡頭說故事，其實比我加旁白更有力！」
張虹對事件的立場在最後幾個鏡頭，就如《史記》中司馬遷在文末總結闡述意見般。她舉例說，以零三年七一大遊行題材的《七月》，最後鏡頭是遊行人士很開心，「表示我的態度，很支持活動。」以八千多名窮困老人漏夜排隊領取慈善團體派米為題材的《平安米》，影片最後三個老人在執膠樽（塑膠瓶）去賣，中間六十多歲，兩位年紀很大，「這是我對這班比較貧窮的女人境遇的看法。」
《平安米》放映後，加上後來一位老婦在尖沙咀拿米時跌倒死亡，促使社會思考如何改善弱勢群體的處境。後來派米的慈善團體下令把米量減少，還不准派紅包。領米的長者人數從最多時的一萬五千人下降到兩千人。張虹回憶道：「當時還有人出來評論老婦死亡事件，稱她只是去晨運而已，後來政府開會檢討，有個立法會議員抽了我們的片段出來，播了五分鐘，看完之後，派米的團體就沒有出聲。」
《中學》是張虹至今最喜歡的拍攝作品之一，她和攝影師幾乎是趴在牆壁上一動不動地拍攝幾個月，內容講述兩所聲譽優良的“Band One”中學的日常生活，包括上課、早會、老師會議、課外活動等。香港聖傑靈女子中學校長龐得玲形容，「香港歷史上未有一部電影這樣忠實拍攝學校裏面的情況。」
影片出來後爭議很大，有人對目前的教育制度的僵化感到震驚。「我們沒有估計他們的反應這麼大，有的家長在哭，我這麼辛苦，讓小孩讀這個學校，也有小孩在笑，原來我們是這樣生活的，外面的傳媒反應也很大，我想還是歸功於這種拍攝手法。」
藝術創作 精雕細刻出細活
訪問中，雖然經常強調是因為「好奇、好玩」才拍片的張虹，工作起來卻一絲不苟。她拍片的比例通常是一比五十，甚至一比一百，比如即將推出的零四年立法會選舉片，拍足了六個月，最後只剪成約兩個小時的一則。
她仍然沿用人手記錄每個鏡頭的做法，在狹窄的工作室，她搬出一本本記錄裏面的鏡頭和時間的厚厚本子，讓我著實大吃一驚。「現在很多專業的剪片，都是即興的，我要哪個鏡頭，就拿下來，我不是，我把每個鏡頭都寫下來，這樣的好處是會非常完整，會把整個故事鋪排得非常漂亮。」
談起坊間人人四處錄影的風氣，她更頻頻搖頭。「什麼叫懂拍片？你按機器下去，影一段片，和你將片子組在一起，兩回事情來的。我試過開班，教學生砌片，砌一分鐘，學生說，原來這麼麻煩呀。」
「又有很多機構說，你可不可以來教我們的學生拍片？我說，多久？三個小時好嗎？我無言。」
她強調，紀錄片電影是藝術創作的。「電影是大雜燴，有攝影，有戲劇，電影是張張相，戲劇是連在一起的。你怎樣排次序？那裏很煩，又和小說不同。電影要觀眾投入，讓你覺得那件事很真，這些都需要技巧和功夫。」
張虹很喜歡後期創作的感覺。那個感覺很細膩，也讓她可以隨時雕刻出心中的佳作。
大時代變遷 真實記錄歷史
談起有興趣拍攝的題材，張虹如數家珍。無論是大陸、香港，甚至台灣，都是她感興趣的題材。她喜歡讀小說，尤其喜歡讀張愛玲的作品，又熱衷歷史，近代中國歷史她想拍，「四九年那段時間，香港人有很多這方面的故事，你如果要拍，十部都不夠，太多太多的故事。」
還有男女關係，甚至女人穿高跟鞋，對自己身體的看法，也都讓她感興趣。除此之外，她還想拍大陸選美，或者看看大陸富豪怎樣花錢。
她形容九七之後的香港在大退步，這個時候拍什麼都行，最重要是把歷史記錄下來。「在整個社會各方面都在退步，比如講貧富懸殊，整個社會退回以前六十年代的時候。但六十年代是向上走，現在向下走。題材很多，如果我們有能力有錢，同時開三部片都行，但就比較困難。」
近年來，張虹也開始走上大陸拍片，拍了兩部學校題材的片子，這些經歷讓她非常感興趣。她笑言，為了瞭解中國，她特意讀擅長寫清史的台灣作家高陽的小說。「小說裏面很深刻地描寫中國人的社會或者人與人的關係。所以我去到上面就很乖，他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新作反映大陸教育體制現狀
《農村初中》是張虹在大陸拍攝了三個星期製作的片子，還有一部小學題材的還在製作中。我在張虹的剪片室中，看到這則還沒出街的雛型。
張虹訪問了四十多位大陸小學生，問他們對於孫中山、毛澤東等人的看法，對答讓人捧腹大笑。其中孫中山很多人是不知道的，甚至有人答：「是中山公園死去的人」，而毛澤東，答案也參差不齊，有人形容是「掛在天安門城樓的照片上的人」，有人則表示：「他幫助我們中國人打敗蔣某某，建立美好幸福生活」，唯一有位小朋友稱：「他錯誤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而對於台灣，小朋友的答案也幾乎一樣，都是一個小島，或者有蝴蝶的地方。
談到在大陸拍片，張虹感受最深的地方就是他們的課程追不上社會現實。「現在講市場經濟，大陸的教育體制還教馬克思主義。這很矛盾，老師說的時候，都講不過去。」
「還有你發現老師問問題，一起答，一把聲，香港沒有。這說明整個教育制度不鼓勵有個人看法。」
她還奇怪，中學裏面有學生打架，傷到人，老師對學生的懲罰居然和沒有化妝、沒有戴耳環相提並論，不會覺得孰重孰輕，「這說明，他們對人命覺得不值錢。」
處境猶如在山腳 不知山高
最後問到張虹如何形容自己的現狀，前景在哪裏？她答：「不知道。靠自己的身體。」張虹這幾年殘得很快，因為過度工作導致周身病痛，頭髮過早地變白，她時常說會多休息，嚴格戒口，但最後還是按耐不住，一再外出拍攝。
她笑言，你知不知道我以前很喜歡扮漂亮？以前在加拿大成天買晚禮服，現在可以一年都不買一件新衣服。自言對物質生活不再感興趣的張虹，把時間和精神都用在紀錄片創作上。她無悔自己的選擇。「我拍戲後，整個人簡單了很多，憂鬱症也不藥而癒。」
怎樣形容自己的處境？「還在山腳，不知山有多高。」
同樣拍紀錄片，她非常佩服在大陸工作的紀錄片導演，比如胡傑、艾曉明等人。「他們的環境很惡劣，社會變化很大衝突，很多矛盾。但在上面拍片很危險，他們有那種緊迫性，非常偉大。我們相對比較安穩，沒有生命威脅。」
「我見到他們做事很感動，因為他們在那個環境下，有這個勇氣去做，很不簡單，很少中國人會這樣。」－－轉載自42期《 新紀元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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