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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描寫人生 鏡頭錄歷史

訪香港專業紀錄片女導演張虹

香港記錄片導演張虹﹐喜歡讀張愛玲小說和歷史故事﹐對人生充滿好奇﹐最終選擇拍冷門的記錄片作為自己的職業﹐她也是目前香港唯一的全職記錄片導演。(圖片﹕張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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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7日訊】在香港故事片風靡的今天,紀錄片是被人遺忘的市場。張虹,是香港唯一全職紀錄片導演,又是一名女性。

上月香港亞洲電影節一個影片放映活動前,和她以及攝影師林偉鴻,在香港九龍廟街一間樓上簡陋餐廳短敘。閒談中﹐旁邊一個女孩﹐突然走上前來對她說:「你是張虹嗎?我是你的超級粉絲。我很喜歡你的電影。」

「看來還是不少人喜歡你的作品。」我頗有些驚訝,也為自己對紀錄片的無知感到汗顏。「可能這個女孩是社工,他們比較關心這類題材。」張虹淡淡地回應道。


張虹(右)和攝影師林偉鴻(左)在工作中。(圖片﹕張虹提供)

紀錄片冷門 虧本耗時耗力

出生在上海、成長在香港的張虹,曾修讀社會學和電影,並在加拿大籌辦電影節多年,九四年回港後,曾當場記。因為不喜歡商業電影導演隨便罵人的氛圍,她之後離開商業電影市場,寫影評及教授電影課程,也當過翻譯。一九九九年,在一個基金贊助下,她拍攝第一部作品《看不見的女人》,描寫幾個印度女人在香港創業的過程,自此一發不可收拾,零二年辭工後,走上全職拍記錄片的道路。

然而在市場主導的大環境下,張虹的選擇並不為人看好。試過香港電臺拍紀錄片的導演朋友等都向她潑冷水,皆因香港紀錄片實在太冷門,虧本又耗時耗力,幾乎沒有人願意拍。遇到敏感題材,當事人不願意接受採訪,更隨時可能殺青,而且張虹堅持以電影手法拍紀錄片,不走電視路線,更令市場縮小。

「我今年四十九歲,我再不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沒有理由等下一世。」問張虹為何要選擇這樣一條難走的紀錄片道路?她頗帶有點宿命的味道回應道。「有時覺得沒有辦法選擇。因為你叫我做其他,我都不開心,我做過很多行,拍紀錄片是我真的喜歡的事情。一來我八卦,喜歡作記者,周圍問人。二是我實在很喜歡電影,拍紀錄片我可以長時間、很深入的寫一件事情。」

拍記錄片的要求,除了會拍電影之外,還要對這個社會有興趣。「你看看香港遊行隊伍中,都是四、五十歲的人,二、三十歲比較少。但二﹑三十歲恰恰是最適合拍片的,因為精神又夠,體力又夠,又有時間。但他們對社會都沒有瞭解,怎麼拍?」

雖然負債經營,不夠錢交租,但談起紀錄片,張虹仍然神采飛揚。本來是因為好玩拍片,但這一拍就是六年多,期間創作了《平安米》、《七月》、《搬屋》、《問》,最新作品是描寫內地教育制度的《農村初中》等。其中《平安米》獲得零二年第八屆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公開組金獎及大獎。

「直接電影」 堅持原汁原味

談到堅持拍攝的動力,張虹歸功於美國紀錄片大師費特力克.懷斯曼(Frederick Wiseman)平實的「Direct Cinema」拍攝手法,導演不可以有立場,拍攝不可以影響事件的發展,影片中並無旁述、訪問或配樂,目的是讓觀眾自己去理解及分析影片中的所見所聞。

她非常喜歡這種拍攝手法,事先不會判定一個人的好和壞,鏡頭也採用平視的手法,真實地再現當事人的喜怒哀樂。拍《平安米》時,鏡頭中老人家為爭位有相互衝撞,甚至罵粗口。有人批評她將老人家拍成這樣,因為老人家都是比較慈祥的。

但張虹堅持要原汁原味。「你會發現好人有可能會做壞事,壞人也可能變成好人,那你要不要?所以我們不會特意將某人醜化或者美化,我們拍攝的鏡頭不會特意擺高或者擺低,看上去好像平日你看人一樣。」

「這好像藝術中的白描手法一樣,好處就是觀眾容易投入,好像我拍攝《中學》,給人感覺我好像站在課室裏面陪他們上堂。」

她也不是一成不變,試過見到一部奧斯卡得獎短片,全部由巨星訪問剪輯而成,覺得很有意思,也照辦煮碗,訪問過六十多個香港政治人物拍攝成《問》。但兩者比較,她還是更喜歡「Direct Cinema」拍攝手法。「這個可以複雜一些,層次多一些。每個人看完後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釋。」

鏡頭說故事 比旁白更有力

但她表示,這並不代表她沒有立場。無論是鏡頭拍攝、鏡頭剪輯,統統都是由她決定!「所謂真相,是我看到的『真相』,但單單以鏡頭說故事,其實比我加旁白更有力!」

張虹對事件的立場在最後幾個鏡頭,就如《史記》中司馬遷在文末總結闡述意見般。她舉例說,以零三年七一大遊行題材的《七月》,最後鏡頭是遊行人士很開心,「表示我的態度,很支持活動。」以八千多名窮困老人漏夜排隊領取慈善團體派米為題材的《平安米》,影片最後三個老人在執膠樽(塑膠瓶)去賣,中間六十多歲,兩位年紀很大,「這是我對這班比較貧窮的女人境遇的看法。」

《平安米》放映後,加上後來一位老婦在尖沙咀拿米時跌倒死亡,促使社會思考如何改善弱勢群體的處境。後來派米的慈善團體下令把米量減少,還不准派紅包。領米的長者人數從最多時的一萬五千人下降到兩千人。張虹回憶道:「當時還有人出來評論老婦死亡事件,稱她只是去晨運而已,後來政府開會檢討,有個立法會議員抽了我們的片段出來,播了五分鐘,看完之後,派米的團體就沒有出聲。」

《中學》是張虹至今最喜歡的拍攝作品之一,她和攝影師幾乎是趴在牆壁上一動不動地拍攝幾個月,內容講述兩所聲譽優良的“Band One”中學的日常生活,包括上課、早會、老師會議、課外活動等。香港聖傑靈女子中學校長龐得玲形容,「香港歷史上未有一部電影這樣忠實拍攝學校裏面的情況。」

影片出來後爭議很大,有人對目前的教育制度的僵化感到震驚。「我們沒有估計他們的反應這麼大,有的家長在哭,我這麼辛苦,讓小孩讀這個學校,也有小孩在笑,原來我們是這樣生活的,外面的傳媒反應也很大,我想還是歸功於這種拍攝手法。」

藝術創作 精雕細刻出細活

訪問中,雖然經常強調是因為「好奇、好玩」才拍片的張虹,工作起來卻一絲不苟。她拍片的比例通常是一比五十,甚至一比一百,比如即將推出的零四年立法會選舉片,拍足了六個月,最後只剪成約兩個小時的一則。

她仍然沿用人手記錄每個鏡頭的做法,在狹窄的工作室,她搬出一本本記錄裏面的鏡頭和時間的厚厚本子,讓我著實大吃一驚。「現在很多專業的剪片,都是即興的,我要哪個鏡頭,就拿下來,我不是,我把每個鏡頭都寫下來,這樣的好處是會非常完整,會把整個故事鋪排得非常漂亮。」

談起坊間人人四處錄影的風氣,她更頻頻搖頭。「什麼叫懂拍片?你按機器下去,影一段片,和你將片子組在一起,兩回事情來的。我試過開班,教學生砌片,砌一分鐘,學生說,原來這麼麻煩呀。」

「又有很多機構說,你可不可以來教我們的學生拍片?我說,多久?三個小時好嗎?我無言。」

她強調,紀錄片電影是藝術創作的。「電影是大雜燴,有攝影,有戲劇,電影是張張相,戲劇是連在一起的。你怎樣排次序?那裏很煩,又和小說不同。電影要觀眾投入,讓你覺得那件事很真,這些都需要技巧和功夫。」

張虹很喜歡後期創作的感覺。那個感覺很細膩,也讓她可以隨時雕刻出心中的佳作。


張虹的作品之一。

大時代變遷 真實記錄歷史

談起有興趣拍攝的題材,張虹如數家珍。無論是大陸、香港,甚至台灣,都是她感興趣的題材。她喜歡讀小說,尤其喜歡讀張愛玲的作品,又熱衷歷史,近代中國歷史她想拍,「四九年那段時間,香港人有很多這方面的故事,你如果要拍,十部都不夠,太多太多的故事。」

還有男女關係,甚至女人穿高跟鞋,對自己身體的看法,也都讓她感興趣。除此之外,她還想拍大陸選美,或者看看大陸富豪怎樣花錢。

她形容九七之後的香港在大退步,這個時候拍什麼都行,最重要是把歷史記錄下來。「在整個社會各方面都在退步,比如講貧富懸殊,整個社會退回以前六十年代的時候。但六十年代是向上走,現在向下走。題材很多,如果我們有能力有錢,同時開三部片都行,但就比較困難。」

近年來,張虹也開始走上大陸拍片,拍了兩部學校題材的片子,這些經歷讓她非常感興趣。她笑言,為了瞭解中國,她特意讀擅長寫清史的台灣作家高陽的小說。「小說裏面很深刻地描寫中國人的社會或者人與人的關係。所以我去到上面就很乖,他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張虹的作品之一。

新作反映大陸教育體制現狀

《農村初中》是張虹在大陸拍攝了三個星期製作的片子,還有一部小學題材的還在製作中。我在張虹的剪片室中,看到這則還沒出街的雛型。

張虹訪問了四十多位大陸小學生,問他們對於孫中山、毛澤東等人的看法,對答讓人捧腹大笑。其中孫中山很多人是不知道的,甚至有人答:「是中山公園死去的人」,而毛澤東,答案也參差不齊,有人形容是「掛在天安門城樓的照片上的人」,有人則表示:「他幫助我們中國人打敗蔣某某,建立美好幸福生活」,唯一有位小朋友稱:「他錯誤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而對於台灣,小朋友的答案也幾乎一樣,都是一個小島,或者有蝴蝶的地方。

談到在大陸拍片,張虹感受最深的地方就是他們的課程追不上社會現實。「現在講市場經濟,大陸的教育體制還教馬克思主義。這很矛盾,老師說的時候,都講不過去。」

「還有你發現老師問問題,一起答,一把聲,香港沒有。這說明整個教育制度不鼓勵有個人看法。」

她還奇怪,中學裏面有學生打架,傷到人,老師對學生的懲罰居然和沒有化妝、沒有戴耳環相提並論,不會覺得孰重孰輕,「這說明,他們對人命覺得不值錢。」


表情多多的張虹,有著非常好奇、好玩的性格。(圖片來源:新紀元)

處境猶如在山腳 不知山高

最後問到張虹如何形容自己的現狀,前景在哪裏?她答:「不知道。靠自己的身體。」張虹這幾年殘得很快,因為過度工作導致周身病痛,頭髮過早地變白,她時常說會多休息,嚴格戒口,但最後還是按耐不住,一再外出拍攝。

她笑言,你知不知道我以前很喜歡扮漂亮?以前在加拿大成天買晚禮服,現在可以一年都不買一件新衣服。自言對物質生活不再感興趣的張虹,把時間和精神都用在紀錄片創作上。她無悔自己的選擇。「我拍戲後,整個人簡單了很多,憂鬱症也不藥而癒。」

怎樣形容自己的處境?「還在山腳,不知山有多高。」

同樣拍紀錄片,她非常佩服在大陸工作的紀錄片導演,比如胡傑、艾曉明等人。「他們的環境很惡劣,社會變化很大衝突,很多矛盾。但在上面拍片很危險,他們有那種緊迫性,非常偉大。我們相對比較安穩,沒有生命威脅。」

「我見到他們做事很感動,因為他們在那個環境下,有這個勇氣去做,很不簡單,很少中國人會這樣。」--轉載自42期《 新紀元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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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07 10:4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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