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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風: 秋風 失敗的個案:阿克頓論法國大革命(上)

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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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14日訊】《法國大革命講稿》 是阿克頓勳爵晚年在劍橋大學講授法國大革命史的講稿。1895年2月份,阿克頓被聘任為劍橋大學欽定近代史講座教授,即開始連續講授這門課程,其後由其弟子整理出版。

阿克頓本人生前曾以其不完善為由拒絕出版本講稿,阿克頓的多個文獻目錄中亦未收入本講稿。但其重要思想價值卻是不容忽視的,尤其是在古典自由主義有關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敘述極端稀缺的情況下。而且,本書具有阿克頓著作的典型風格:淵博而無滯澀,機智而不賣弄,敘述流暢而邏輯清晰,具有強大的思想穿透力。相信對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具有濃厚興趣的中國讀者,會從中獲得很多啟示。

眾所周知,阿克頓曾經寫作一本自由史,據說,這是人類最偉大、但卻沒有寫出來的史書。但阿克頓寫出的散篇文章探討比較連貫地探討了自由的歷史,而這部講稿,似乎也可以理解為是阿克頓探討自由史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在我看來,更準確地說法是,它探討自由是如何在錯誤的哲學的指導下、在狂暴的激情的驅使下,被從根本上摧毀的。

同時,我譯出了英國學者歐文·查德威克所著之《阿克頓教授》 一文作出附錄。本文全面介紹了阿克頓出任該講座教授職位的來龍去脈,其中對本講座的源起、內容、風格也有詳盡分析,並較深入地探討了阿克頓的歷史觀,對於讀者理解本書當不乏助益。

上面是對本書的大致介紹,下面的討論則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產生的一些想法,是在翻譯過程中學習的心得,供讀者批評。

一 需要重寫的歷史

中國人關於歷史、尤其是近代以來的歷史,無論中外,幾乎無不需要重寫。在近代史上佔據重要地位的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尤其需要重寫。因為,眾所周知,在法國大革命史研究中,現代中國人極為熟悉的一種意識形態佔據著主導地位,迄今為止,大、中學校的歷史和政治教材,仍然在按照那種意識形態導向,向學生灌輸關於法國大革命的結論。在這裡,革命期間的種種恐怖暴行都被當作清除舊秩序的壯舉而受到歡呼,溫和立憲派的種種政策,則被視為投降、妥協行為而遭到嚴厲斥責;法國的對外侵略被認為是解放歐洲人民,而歐洲各君主國對法國的進攻則被認為是舊制度的反撲。

同時,在論述同一時期發生於大西洋兩岸的幾場革命的時候,法國大革命被認為是最徹底的,而得到最熱烈的歡呼。起碼在我上大學的時候,教科書對法國大革命稱讚有加,而譏諷英國光榮革命妥協、退讓、保守。

這樣的結論未必完全錯誤,有些人也完全有信奉這樣的結論的自由,並且也有將其寫入教科書的自由;但僅有這樣的結論,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尤其是在中國人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的革命歷史的時候,其所可能帶來的誤導,更是危險的。一元化的歷史敘述,必然遮蔽歷史的真相。而多元的敘述,對於人們瞭解歷史的真相,具有異乎尋常的重要作用。

實際上,根據阿克頓在附錄《關於大革命的文獻》一文中的介紹,在19世紀,在那場革命的廢墟猶有餘溫的時候,不同的歷史敘述–激進主義的、保守主義的、自由立憲主義的等等–就已經展開了激烈的論辯。有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家)為法國未能建立君主立憲政體而痛心,有的則為革命之恐怖屠殺而歡呼,有的則為法國統治半個世界而歡欣鼓舞,還有人因法國革命者妄想改造社會而對理性主義深惡痛絕。

就自由主義立場的敘述而言,對於中國讀者來說,最著名的當然是柏克的《法國革命論》和托克維爾的《價制度與大革命》。儘管柏克的那本書普遍地被認為是近代保守主義的宣言書(持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是美國當代保守主義的靈魂人物拉塞爾柯克 ),而托克維爾那本書也被阿克頓指為了無新意 ,但他們確實滲透著純正的古典自由主義的精神:珍惜、並且只珍惜自由。

遺憾的是,這兩本名著其實更多地是政治科學的探討,而非歷史的敘述。阿克頓所介紹的那些自由主義立場的革命史敘述,迄今似乎也並未被介紹到國內。還好,阿克頓這本書似乎算是填補了一個空白,儘管由於它是講稿而不大嚴謹,但這種形式也賦予其以一本嚴謹的學術性敘述所不能具有的優勢:它更多地是一種”述評”,在敘述中穿插了大量的議論。正是這些議論,將阿克頓這位純正的古典自由主義者的理念,清晰而完整地表達了出來。借助這樣的體裁,阿克頓爵士完美地向我們呈現了一幅古典自由主義眼中的法國革命圖景。

二 全盤革命的狂妄

美國新保守主義思想家艾爾文·克裡斯托爾曾指出,美國革命才是一場真正成功的革命,言外之意,而法國大革命是一場失敗的革命 。

我完全同意這個結論,我的理由非常簡單:美國獨立戰爭及隨後的立憲時代,建立了穩固的自由憲政制度,其憲法框架迄今已歷數百年而仍無重大變易,或者即使有重大變化,其總體的框架卻是穩固的,也從來沒有出現過顯著的斷裂,由此顯示,由革命所建立起來的其政體,同時完美地具備了穩定性與靈活性,也就是說,其政體本身具有強大的自生能力。相反,法國大革命卻始終沒有建立起穩固的自由憲政制度,法國的政體在君主獨裁政體、共和政體、大眾民主政體之間不斷游移,迄今的法國已是第幾共和國了,如果不是專門研究法國政制,可能根本就搞不明白。誠如阿克頓所說的,在革命後的86年中間,法國已經制訂了14部憲法,也就是說,平均每六七年就有一個根本性的變化。或許只有20世紀中國政體變動之頻繁,差可與此媲美。

當然,近代歷史上立憲失敗的例子比比皆是,德國、日本均發生過政制的根本性斷裂。然而,如果說德國、日本的政體斷裂與其後發位置、與國內的民族主義和國際環境有關的話,那麼,法國革命之失敗,則可能是因為其哲學上的錯誤,也就是說,導源於法國啟蒙運動的巨大謬誤,由於這種謬誤,革命給自己負載了太多的使命,從而使它注定了會遇到意想不到的挫折,並且,永遠不可能成功。

從經驗上觀察,法國大革命的過程與英、美革命的過程最重要的區別在於,英美的革命僅僅是政治革命,政體革命,革命和立憲的目標始終僅限於重新安排上層的政體;而法國大革命卻從一開始就試圖成為一場整全的革命,除了在政制層面上建立現代自由民主政體之外,更欲改變基本的社會結構,重新塑造民眾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

從知識的根源上看,這一重大區別可以追溯到哈耶克所說的”法國式自由主義”(以法國啟蒙運動知識分子為代表)與英國式自由主義(以蘇格蘭啟蒙運動為代表)之分野 。

自由主義者相信觀念創造歷史。創造法國革命的,就是法國啟蒙思想。因此,阿克頓在本書一開頭就對法國啟蒙予以論述,並提出了嚴厲的批評。阿克頓的結論是:”孟德斯鳩是自由主義者,因為他是一個聰敏的托利黨人;伏爾泰是自由主義者,因為他嚴厲批判了教士;杜爾哥是自由主義者,因為他是個改革家;盧梭是個自由主義者,因為他是個民主主義者;狄德羅是個自由主義者,因為他是個自由思想家。然而,這些人唯一的共同點是:他們都對自由本身漠然置之。”

阿克頓之所以得出這樣一個乍看有點唐突的結論,除了這些學者的政治理論不夠健全之外,亦由於這些作家惟理主義的傾向,及由而導致的罔顧傳統、蔑視和仇恨宗教的心態。法國啟蒙時代的知識分子構造了一個完全受理性統治的虛幻的理想社會,而在他們看來,革命就是實現這樣的理想的過程;為實現這一理想,需要悉數摧毀全部的傳統:傳統的制度和規則、傳統的權力架構,傳統的宗教信仰和迷信,傳統的生活方式和習俗,等等;然後,在廢墟上重新建設一個完全由理性指導的新社會,塑造完全按照理性生活的新人類。

因此,啟蒙思想家把整個人類作為自己的敵人,也許只有他們自己除外–為什麼,因為他們得到了理性的神啟?這是一個有待研究的問題 ;據此,大革命則為自己樹立起了有史以來最為龐大的敵人:它的敵人是除了革命家之外的一切人,除了革命制度之外的一切制度,革命的觀念和生活方式之外的一切非由理性建立起來的制度、觀念和生活方式。基於理性的狂妄的啟蒙哲學將革命的烈火引向社會的各個角落,從根基上焚燬整個社會的大廈。

正是這種狂妄,使其完全走向自由的反面。因為,自由的要義就是由個人選擇自己的信仰、價值和生活方式,甚至沒有經過任何選擇只是習慣性地遵守流傳下來的信仰、價值和生活方式,只要它們不過暴力強加的。沒有人反對這些領域的變化,只要這種變化是漸進的、是平穩的、不至於給民眾帶來重大的不便。但通過政治權力體系、以暴力強制、甚至從肉體上消滅的手段而進行之社會革命、思想革命、宗教革命、生活方式革命,卻是強迫個人改變自己的信仰、價值和生活方式。用國家機器的暴力及其能夠調動的資源,來重新安排人們的信仰、價值和生活方式,這本身就是從根本上違背自由原則的。

那些高呼啟蒙口號的法國哲學家們,從來沒有意識到他們的理論體系的這一根本性矛盾。他們號稱爭取人的自由,他們以為理性可以給人帶來自由,然而,當教士被驅逐、當社會秩序被摧毀、當巴黎的俱樂部代替政府各部會的時候,整個法國正常的社會秩序完全崩潰。而在一個沒有秩序的社會中,是不可能有自由的。同樣,在一個秩序崩潰的社會中,是不可能立憲的;因為,當社會缺乏基本的價值共識,當社會成員成為脫離於社區和傳統的”自然”人,當立憲者僅僅面對理論而不面對活生生的人的時候,是不可能現實地、審慎地設計憲政制度的。當然,在理性的恐怖中,立法者也無心於從容構思巧妙的制度安排。

從阿克頓的議論中,我們或許得出一個結論:任何社會性革命和思想革命,就其本身而言,不可能是自由主義的,或者更準確地說,不可能合乎蘇格蘭啟蒙運動、柏克、托克維爾、阿克頓、哈耶克等意義上的古典自由主義的綱領。從本質上說,古典自由主義具有保守的一面,這種保守不是保守舊有的政制和權貴的既得利益,而保守民眾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不自覺地選擇、遵循的價值、觀念和生活;而古典自由主義者之所以要保守這些,不是因為本民族的東西就是神聖的,比其他民族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更為優越,而是因為,這些東西作為個人與國家權力之間的隔離層,天然地可以保護個人免受國家權力的強制。

法國革命及步其後塵的一場又一場整全性革命的歷史起碼表明了一點:任何通過政治手段、尤其是通過最為暴烈的政治手段實現社會革命的企圖,都將導致災難性後果;而社會的混亂、失序,也使政體革命也注定了不可能成功。

這一結論隱含著一個邏輯的結論:在轉型的過程中,政體革命是可以、並且應該與社會的演進區分開來的。社會、思想、信仰的領域,完全是自發演進的領域。不應當企圖在憲政設計過程中重新安排民眾的社會制度、信仰和觀念。立憲者所要做的,僅僅在於,政治科學的知識的支持下,面對其同胞之存在本身,透過某種審慎的設計,巧妙地安排國家之政制,即劃定諸權力的範圍,安排其間之相互關係。至於其他問題,不管是憲政之背景也罷,是憲政的土壤也罷,是憲政的必要條件也罷,均不在革命的範疇之內,而屬於自發演進的領域。而憲政安排之終極目的,也僅在於為這一沒有終點的自發演進過程提供一個足夠穩固、但又足夠靈活的制度框架。因此,立憲是一項單純的政治事務,而不是一組複雜的社會事務。簡單的政體革命,才是能夠有可能成功的革命。

三 政治激進化的惡性循環

在法國革命過程中,我們看到了一種有趣的現象:政治不斷地趨於激進,但激進者在當權之後會有一個倒退。曾經是革命煽動家的米拉波、西哀士,最後卻都成了保衛國王者,甚至連恐怖統治的始作俑者之一丹東在最後時刻似乎也有趨於溫和的跡象。

然而,就是在這種激進者長江前浪推後浪的潮流中,政治不斷趨於激進,最終導致恐怖統治,並以軍人專政、君主制度復辟而收場。革命變成了一場純粹的破壞,而沒有按照其最初的圖紙建成任何大廈。啟蒙思想家畫了一張人類有史以來最宏偉的摩天大樓的圖紙,但法國人照著這張圖紙,最後蓋出來的卻是比別人平平常常的房子更簡陋的破棚屋,任何一個具有一點點野心並掌握了暴力或暴民的盜賊,都可以隨意穿堂入戶。

這意味著,法國啟蒙時代的政治科學出了問題,因而革命時代的政治也同樣出了問題。關於政治科學的謬誤,下文將予以討論;就政治本身而言,之所以越來越激進,可能與革命者與保王黨、保守的教會組織之間不可調和的對抗有關。啟蒙思想家提出的就是摧毀一切舊制度的綱領,因此,革命一起,革命者就提出了一個整全的解決方案,這個方案要以摧毀一切舊制度為前提條件;由此引發保守者的強烈反彈,他們拚命要保守舊制度,國王甚至不惜借助外國軍隊來恢復舊制度;面對這種危險,革命者的本能反應則是更猛烈地摧毀舊秩序。法國陷入一種可怕的正循環,革命者與保守者互相激勵,政治則越來越激進,最終導致玉石俱焚。

另一方面,政治人物的素質也決定了革命時代政治的消亡。與英國、美國、甚至日本、德國相比較,法國革命的一個顯著特徵是:革命者的素質極為低劣,掌握巨大的權力、掌握著無數人的生殺大權的政治人物,相當多、並且越來越多地來自於社會邊緣階層:就像柏克說,他們的絕大多數是是由”下等的、無知無識的、機器般的、純屬各個各業的馴服工具的那些成員們”所組成 ,當然,還要加上巴黎的下層文人。

這些人對於傳統的社會秩序,更多地只有仇視。他們當然要摧毀一切財產制度,他們也當然要打倒王權和教會;他們陶醉於自己遽然獲得的權力,當然不願剛開始享受的權力受到任何限制;他們這類人物當然不知政治為何物,他們也不知道政治的遊戲規則。他們作為政治人物的行為,更多地訴諸人的本能,他們也迷信他們的理論。他們的理論告訴他們,為了建設一個新社會,摧毀一切舊秩序;他們的本能告訴他們,對於一切阻擋他們的人,絕對不能妥協退讓,而必須從肉體上予以消滅。殺戮一切不服從者,就是理論與本能的完美結晶。當狂妄的理論與固執的本能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動物倫理替代了文明的政治遊戲規則,在政治舞台上就必然會開演一部最狂暴的戲劇。當時法國有一位革命領袖,甚至必須舔食動物的心臟才能饜足自己的嗜血狂熱,他想像自己是在吃國王的心。

這種狂暴氣氛當然傳染到了軍隊。據說,啟蒙哲學發現了人的價值,然而,在啟蒙哲學照耀下建立起來的革命軍隊中,卻絲毫不見人的價值,相反,它非常理性地設計出了種種摧毀人的價值的制度。正是法國發明了現代的強制服役。革命政府將所有男子變成了軍人。一個窮鄉僻壤的農民,也被迫去為這個他根本不知是怎麼回事的政府去打仗,這個政府還刻意地剝奪了他的信仰自由、屠殺他的教士,法國西部農民的起義就與此有關。

同樣,革命政府創造了全面戰爭的模式,正是這種戰爭模式,使得20世紀因戰爭而死亡的人數超過歷史上的總和。法國的啟蒙軍隊早就預示了20世紀的黑暗。阿克頓用革命軍隊的組織者卡爾諾的話,概括了這支立志要用啟蒙哲學解放整個歐洲的軍隊的精神:

“卡爾諾將勝利歸功於兩個東西:可以隨意控制軍官的陞遷,法國人生命的廉價。只要他覺得有必要攻佔某個地點,他可以不計任何犧牲。一位奧地利軍官,如果身在離家1000英里外的薩姆布勒河,就不大可能被免職。而法國軍官卻隨意可以被撤換。馬克上校曾評論說,同是損失了一位戰鬥人員,對法國來說,不過是損失了一個人而已,而對於奧地利,則是損失了一位戰士。旺代厄起義就已經表明了那些沒有組織、沒有機動能力的人,僅靠不斷的活動、拚殺和勇氣也一樣能夠取得勝利。卡爾諾只會要求他的手下一遍又一遍地發動猛攻,他根本就不考慮人員死傷情況。低級指揮官很快地被清理了一遍,有時,革命政府的劊子手也會在這方面幫他的忙,於是,最能幹的人脫穎而出。”

事實上,在革命軍隊對歐洲軍隊的第一場勝利中,靠的就是這種無視人的生命的所謂勇敢,而那支聲勢浩大但又貴族領導的普魯士、奧地利軍隊,卻在些微的傷亡面前退卻了。這真是一大諷刺:啟蒙哲學號稱發現了人的價值,然而,根據這樣的哲學組織起來的軍隊,卻不如貴族領主更重視人的生命!這再一次證明了,不管多少人道的哲學,不管是根據什麼理性或歷史必然規律而建立起來的社會秩序,只要個人赤裸裸地單獨直接面對政府,則個人就難免被奴役的命運;他們似乎有了民主權利,其實,他們不過是有了投票摧毀自己生命的權利而已。能夠保障個人最基本的自由的,從來是啟蒙者們所不屑一顧的傳統的制度和習俗。 【未完】

──轉自《右派網》(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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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14 9:3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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