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在深圳Friedman追思會上的發言

【大紀元12月2日訊】Friedman的貢獻，當然等會兒很多朋友都會說到，在我這短短的時間裡也不可能完整地去談，但是我稍微談一談吧。我覺得他的貢獻有幾方面，有學術方面，也有他通過建立「芝加哥學派」而產生的直接、間接的貢獻。還有他作為一個學者，對非經濟學界的影響也是很大的。他對世界各國的政策影響也非常非常的厲害。所以Garry Becker曾經說過一句話－－這句話也不是新的－－，就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應該就是Friedman。」假如我們把他科學方面的貢獻加上他對世界政策的影響，我真的是想不出有誰的貢獻有這麼大。凱恩斯對政府政策在一段時間裡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凱恩斯的東西呢，我個人是不大同意的。所以在科學方面，我還是會把Friedman放在凱恩斯之上。那個Samuelson呢，他對經濟學的貢獻當然很大。但是他對世界政策的影響呢，我覺得還是遠遠比不上Friedman。

Friedman在學術方面最大的貢獻，我覺得是方法學。他很多東西都是在方法學（的範疇裡）。我相信很多人都看過他1953年的那篇「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這篇文章我在芝加哥大學念第一門經濟的時候，在入門課裡都是必讀的，是一年級必讀的。所以雖然我沒看這篇文章已經幾十年了，但它的影響還是存在的。等會兒可能還有朋友會介紹一下這篇文章，我是非常推薦，假如大家還沒有讀這篇文章的話，那是要讀一讀。裡面有一點對我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就是他非常強調實證研究，你空洞地搞理論是不夠的。雖然我並不是排斥理論，但如果你的理論是不能跟現實世界來來往往地互相檢驗，我覺得這不是最好的經濟學。

另外他的另一個貢獻就是他的價格理論，（以及）他對美國貨幣史的貢獻。美國貨幣史（方面），他是直接找出造成美國大蕭條的真正原因，對後來各國政府避免再次出現大蕭條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的。他發現M2在大蕭條的時候是沒有增加的，（反而）是收縮了30％，是造成大蕭條的（原因）。

另外他有些很有名的說法，是跟貨幣主義有關的，就是「Inflation is always and everywhere a monetary phenomenon.」這種說法，我曾經用香港的數據檢查過。前幾年香港出現過通貨緊縮，如果你用香港的數據，好像在表面上看來與他的說法有矛盾。但如果你使用比較好的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就會發現他是完全正確的。就是用貨幣供應量與GDP，是能夠解釋物價變化，超過99％的。Friedman在1968 年那篇非常重要的文章裡，是他在美國經濟學會會長的演講裡說的那篇文章，他提到貨幣增長後對經濟的影響不是立刻體現的。等到多長時間才會體現呢？也不知道的。通常是比較長的時間。一定要把這個因素考慮在內。一旦把這個因素考慮在內，用香港的數據就會發現，無論是通脹也好，通縮也好，跟他的模型是完全符合的。我當時為什麼要找這些數據來檢查呢？因為當時香港的政府官員，看到香港的通貨緊縮。當時唐英年已經當了財政司司長，他說通貨緊縮是世界上沒有人能夠明白的。我想怎麼會沒有人能夠明白通貨緊縮呢？通脹也好，通縮也好，我們都有Friedman的理論。我不大服氣，就回家找了數據。這數據也很容易找，發現能夠解釋99％以上－－不是99％，而是99％以上。並沒有什麼是不可解釋的。所以後來我告訴唐英年，不要說好像經濟學家都不太行，不能解釋通縮，不能解釋通脹。沒有這回事。這個問題幾十年前老早已經解決了。

Friedman還有一個貢獻大家都已經知道的，就是他對菲利普斯曲線和stagflation（的研究）。這是在本來不相信他的人中間確立了他的地位的。

說到這一點，我想起一個哈佛的校長（Larry Summers）說過，Friedman年輕的時候在他們心目中是什麼的一個形象？是一個魔鬼！他們美國東岸的人都把Friedman看成是魔鬼。但是 Summers說－－不是Friedman去世以後才說的，是以前說的－－，他現在重新看Friedman，覺得他基本上都是對的。就是從前以為他是魔鬼，現在呢，可能Summers現在慢慢也變成魔鬼了。（笑聲）Samuelson在幾十年前教書時也說過，－－因為東岸的人都非常反對 Friedman，把他看成是瘋子一樣的。魔鬼也好，瘋子也好，從這裡也可以看到他的革命性究竟有多強。－－Samuelson說，你們不要因為這句話是 Friedman說的，就認為它一定是錯誤的。因為當時就是這樣子，Samuelson比別人都更清楚，Friedman很多東西都是對的。因為 Samuelson跟他是一個很重要的辯論對手。

談到辯論，我想起我見過很多經濟學家朋友。大家都知道，Friedman的辯論，好像我從來沒有聽說過他曾經敗在誰手上。現在變成，很有名的教授會說「我曾經跟Milton Friedman辯論過。」曾經跟Friedman辯論過好像變成了身份的象徵。（笑聲）就算是大敗而逃了，他也覺得是非常光榮的。我想想也是的。因為誰能辯論辯得贏Friedman的？我是沒有聽說過的。

所以Friedman的影響是很大的。因為時間有限，所以我最後只是談一下Friedman在政策方面的影響。當然他在學術方面的影響很大的，但等會兒他的學生會說，我就不說了。另外我記得我在念本科的時候，美國還有徵兵的制度。我念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因為美國在19歲的時候就要抽籤去徵兵了，我在宿舍裡的美國同學都是哭喪著臉，他們害怕被抓去參加越戰，他們都不想。後來Friedman花了很長的時間去遊說取消徵兵，改成募兵制，就是給薪水的。這當然是非常符合經濟學家的一種看法，我們看起來是非常明顯的覺得對，但是當年並不是這麼看的。

還有就是所謂「Chicago Boys」，就是芝加哥大學訓練過很多人跑到南美洲去，剛剛當了墨西哥的Prime Minister的也是個「Chicago Boy」。對南美洲影響最大的可能是智利。智利在1973年由獨裁者Pinochet（皮諾切特）－－他不是搞革命，而是搞兵變－－（統治），他在政治方面、民主方面是無惡不作的，他殺了很多人；但是，他在經濟方面聽從「Chicago boys」，採取了很多非常有遠見的經濟政策。落實了這些政策之後，開始74年、75年時經濟不行，還是走下坡，然後就開始上升，一直上升到82年有一年有很大的下降，是負增長。83年也有很小的一點點負增長，但以後一直都是在增加，從70年代到現在平均的增長速度，扣除通脹以後有5％以上。所以芝加哥學派在南美洲的經濟政策方面是非常的成功。不過如果大家在網上找資料去看這個人，看智利的政策，可能會看到很多負面的（資料）。因為國際上有很多左派的，是最痛恨這個智利的，因為它那麼成功。我看了很多數據，他們（指左派）是胡來的，說的都是它最差勁的那一年，以後幾十年增長很快他們就不說了。（笑聲）

因為智利我是比較熟悉的。因為十多年前我在香港搞退休保障（的研究），香港政府要搞福利制度，我說不對。後來香港的經濟學家提倡要把它私有化，就是私人自己去儲蓄，自己控制這個錢。我們學的就是智利的模式。當時我也沒有把智利跟Friedman拉上關係。但是智利這種改革，就是大家把錢放在賬戶裡面，自己來控制，這錢是屬於你的，但錢放在裡面要等退休才能拿。中國的改革也部分地參考了，但不完全是。香港現在也是這個。所以Friedman影響了「Chicago boys」，「Chicago boys」決定了這個政策，倒回來影響到香港、中國大陸。

所以我說最後一點，就是Friedman對一般人的影響。有什麼話，一句就能總結他的整個思想？其實這是很難的。你要一句話就把什麼都包括在內。 Friedman說的就是那句「沒有免費午餐」吧。「免費午餐」這個名詞在全世界都家喻戶曉了，但這個名詞不是Friedman搞出來的。而是我在芝加哥大學念一年級時候的一個講師，沒有什麼名氣的。他有一本書，叫「TANSTAFL」，就是「There aint no such thing as free lunch」，每一個字的頭一個字母連起來。過了兩年以後，Friedman就用了這個東西。假如只是那個人，他不可能把這個名詞弄得全世界都知道，（笑聲）因為Friedman才有那個本事。大家都以為是Friedman（發明這個名詞）。我覺得因為這是Friedman推廣的，因此也可以說是 Friedman的貢獻。

本來Friedman還有很多貢獻，但等會兒大家也會講，所以我就打住了。謝謝。（掌聲）

【作者雷鼎鳴是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教授】

－－原載：《鉛筆經濟研究社》，2007-11-16
http://ipencil.org/zt_friedman2.htm(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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